而是先去西院陳力泉家拿了泉子媽的存折，跑了一趟銀行，把錢都取了出來。然後再加上“鄒蛤蟆”給的四百塊和尤三“份兒錢”的一百塊，湊上了一個整數。他們這才帶着錢和東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塊金表，洪衍武覺着賣也不過百十來塊，還不好出手，就說服陳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們倆身上的全部财産，也就是尤三“份兒錢”剩餘的八十多塊了。
畢竟是這麽大的人了，身上總不能淨光淨。又考慮到還得外出辦事，免不了要些交際開銷。于是這點兒錢洪衍武也就沒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陳力泉一人一半，把這點兒“葉子”給“劈”了。
而那些同樣來自尤三的票證因爲說不清來路，自然也沒法交給家裏，還得暫時擱他自己手裏。
就這樣，傍晚六點鍾左右，洪衍武和陳力泉帶着厚厚一沓子大團結和包在黃绫子裏的翡翠扁方，興沖沖地走進了洪家的堂屋。
可滿心歡喜的他們，沒想到才剛一打開門，還沒來得及拿出東西來，王蘊琳就一下子迎了過來。
王蘊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帶着扁方回來了，而是看兒子的臉，使勁地看，似乎不太相信這是洪衍武的臉。好像自己的兒子能回到家裏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難以置信的事似的。
這一下就把洪衍武滿載而歸的情緒全弄沒有了，他的心裏極爲酸澀，根本不用再說什麽，他就明白母親一個下午都在爲他提心吊膽。
“媽，東西我拿回來了。您看看……”
果然，見洪衍武掏出那黃绫子包裹的一刻，王蘊琳非但沒一點高興的樣子，反而愈加驚懼。
“你……真的去了……傷人了沒有？出事兒了？”王蘊琳不去接包裹，隻一邊着急關門，一邊急切地詢問。
“洪大媽（舊日婦女從夫姓，所以對王蘊琳這代人，往往慣以其夫姓氏稱謂），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點兒後遺症沒有，小武今兒的事兒辦得相當漂亮……”
最後還是陳力泉接過了話茬，然後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經過跟王蘊琳講述了一遍。
陳力泉是整條胡同有名兒的實誠人，不同于瞎話張嘴就來的洪衍武，他這人一說謊就緊張結巴，所以見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蘊琳還是相信的。
聽聞鄒順才已經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蘊琳最終安心地長舒了一口氣，她再望向兒子的目光也就由憂慮、恐懼變成了欣慰和歡喜。
那一天晚上，不僅以陳力泉名義湊上的一千塊錢讓王蘊琳份外感動，稱謝不已。而且能再次見到失之複得的祖物，也着實讓王蘊琳喜極而泣。
而由于王蘊琳反複撫摸着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經問過才知，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給母親唯一的物品。
這不免讓他覺得母親可憐至極，因爲父親治病的費用雖然已經有了希望，可這件東西一旦變賣，很可能母親終其一生也再難見到這個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喜憂參半的傷感。打心裏說，他實在有些恨自己的無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湊上給父親治病的錢，能讓這件東西永遠陪在母親的身邊。
就這樣，看着燈下獨自陷入往事回憶中的母親，聽着父親因疼痛引起的吭哧聲，他也在一種極爲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這是洪衍武回來的第三天。
王蘊琳一大早就用公用電話跟工廠請了假，她今天要帶着扁方去各處詢價。而陳力泉則用飯盒帶着王蘊琳給留好的飯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辦，那就是去公安局五處詢問一下如何辦理把戶口從茶澱遷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處，也叫勞改工作處，即後來的京城勞改局的前身。
當年有人曾戲言，說在我國的“處長”中，誰也沒有“京城公安局五處”的處長大。
這是因爲這個時期，在勞改工作處管轄之下的人，包括了勞改、勞教、就業和幹部、職工，總人數要在十萬以上。
怎麽會有這麽多人呢？
還是因爲勞動教養的政策當時是“隻進不出”。公安機關不但要負責抓人，監督勞教，解教之後還要負責給“教養”安排工作。
那個年代，正是就業人員對“就業政策”最不滿的時候。因爲曆年刑滿的犯人和到期的教養分子，越來越多，幾乎全部留在勞改單位就業。
小小一個公安五處，可以說是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随着“就業人員”越多，公安局五處的“消化不良”就越嚴重，這些人員的待遇也就越來越差。
比如在茶澱開頭實行“就業政策”的幾年，還對就業人員稱爲“就業職工”，可以參加工會，幹得出色的，還有去北戴河休養的機會，工資一般都有四十多塊。
因此大多數人都比較安定，或把家小接來，或在農村找個對象成家。
可這種好日子不長久，沒過幾年，“就業職工”改稱“就業人員”了。不但工會被取消了，新就業的，工資一般隻有三十二元，低的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運動”以後，“就業人員”又成了專（政）對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許外出，一年隻給七天事假回家探親，轉場的時候還要用槍押送。到了這會兒，“就業人員”那才是，“有了吃的沒用的，有了用的沒吃的。”
于是在“運動”末期，高壓逐漸減輕的情形下，“就業人員”中就發生了許多逃跑事件。
有的人去邊境地區當長工，有的人跑到煤礦去下煤窯。更多不肯吃苦的人，就像洪衍武當初一樣，“飄”在外面，靠各種邪門歪道過日子。
而這些人一旦被逮回來，進了學習班，交代逃跑動機的時候，全異口同聲訴說就業的生存困境，說隻要能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他們就不逃跑。
但事實上，這些問題要沒政策，整個公安局裏誰也解決不了。所以對那些所犯新罪不太嚴重的人，最終處理往往隻好由管教幹部們難于自圓其說地講一通大道理，再一放了之了。
就這樣，就業人員繼續逃，被抓後再放，放了再逃，也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這恐怕也是當時促成社會治安亂象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情況的改變還是始于四人團夥的倒台，随着一些當年受沖擊的公安老幹部逐漸起複，上面已經動了想改變不良現狀的念頭。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這一年起，公安五處便已經開始逐漸放閘，允許一些有實際困難的就業人員先一步遷回戶口了。
應該說，這是一個善政，對國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可也應該明白當時面臨的具體困難，這麽多年造成的沉疴的問題，這麽多人員的問題，要想一次性解決也是不現實的。
所以當洪衍武來到公安局五處的接待室後，他見到的是一副極爲混亂的場面。
五處接待室裏人頭擠擠，水洩不通，全都是來讨要戶口的“教養”家屬。而且這些人裏，絕大多數，還都是滿頭白發的老頭子、老太太。
當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識文斷字的，社會上争搶公共汽車座位，排隊加塞的亂象又蔚然成風。所以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隊，更不懂得要輕聲細語。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勁兒地往裏硬插硬擠，好不容易擠到了接待人員的面前，也不管對方聽得見還是聽不見，就大聲地吵吵起來。
有老頭兒要兒子回家伺候的，有老太太要孫子回家照顧的，還有申訴冤屈、要求放人、同時要求平反的，連哭帶喊，嚷成一片。
亂糟糟，鬧哄哄中，幾個五處的接待人員也是一腦袋熱汗，手忙腳亂。他們聲嘶力竭地勸阻了這個，又安慰那個，結果把精力和時間都用在維持秩序上了，壓根就聽不清誰說的是什麽。
洪衍武簡直都看傻了，他萬萬沒想到這裏會熱鬧成這樣。
因爲在他想來，在這個消息閉塞的年代，公安五處剛有這個初步政策，還沒什麽大範圍的具體管理辦法落實下來，就連張寶成這樣的警察還不太了解，是不應該有太多人知道這個消息的。又怎麽會有這種聲勢喧天的場面呢？
其實，這恐怕就得說洪衍武想左了，同時也是因爲他脫離這個時代太久，有些東西已經不明白了。
這年頭兒，老百姓雖然看不着電視，而報紙、廣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運動的動向和大批判稿。但涉及到國計民生，畢竟屬于老百姓真正關心的新聞範疇。
人們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絕不會因爲正經媒體沒有頒布就輕言放棄，所以有些精明的主兒，背地裏便時常去找門路，跟有關人士打聽最新的小道兒消息。
還真别小看普通老百姓掌握的渠道，大多數人本人沒多大本事，可是誰不是沾親帶故的？再加上當時掌權的幹部構成也雜，有許多是特殊時期由底層上去的“火箭幹部”，這些人之前幹什麽的都有。所以上層一有點兒什麽動靜，很快就會從“小道兒”上溜達出來。
實際上，由打可以遷回戶口的政策一松動，有關消息，就開始東播西傳，飛短流長，很快就弄得滿城風雨了。
甚至有的老百姓知道這事兒的時間，比公安機關的頭頭腦腦兒知道的還早還全。有人甚至把具體的政策尺度都掌握了，盡管其中不乏有猜測的成分，但卻讓人不得不信。
因爲當時确實就是這樣的狀況，有許多事兒，小道兒消息比官方發布的消息還準。這也是爲什麽後來哪怕社會穩定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社會流言仍然很容易傳播，也很容易使人上當受騙的主要原因。
反正不管怎麽說吧，面對這種亂哄哄的場面，洪衍武可是死了心了。他一看樣子，就明白了，這裏絕不可能解決問題，隻好又擠了出來，回家去另打主意。
要說現在的洪衍武，眼界和見識都是有的，他又曾與商場、官場的人打過多年交道，講的是門路和關系，他深知公章不如私章，戳子不如面子的道理。所以很快他就把面臨的狀況想清楚了。
他認爲如今“運動”一結束，當初因爲各種原因被迫出京的這些人，隻要還有一口氣兒在，就都會惦記着把戶口遷回來。
可是那麽多人，即便政策允許，也不可能一下子全回來，總得有個誰先誰後的問題。
按道理說，平反冤假錯案的、上山下鄉的，政府得優先解決這部分人的問題，而勞改、勞教結束就業的這些人，大概率是往後錯。
因此，對他們這些“就業人員”，上面即便有開閘的精神，肯定也隻能一步步來，誰能趕上這第一二撥，那肯定就不是靠運氣、靠表現，而是靠關系、靠本領了。
以他的條件來說，唯一能提出來的就是家有一個病重的父親，可比他更困難的還有的是，所以要想靠這個加分把事情辦成希望不大。要真想把這事辦成喽，最好的辦法，恐怕還得在公安局内部找關系、走後門。
隻可惜他雖然對送禮的門道兒精熟，當下卻面臨着“提着豬頭找不到廟門”的難題，他又哪兒去認識公安局的那些頭頭腦腦們呢？
唉，看來不得不從長計議了。而且還得快點想出轍來。
因爲他也知道，七八年後就是知青返城熱。要真拖到那會兒，别說遷戶口了，辦什麽事情都得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