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其一生，最大的悲劇根源無疑是明珠暗投，未逢其主。
即使到了官渡前線臨陣決機時，在袁紹邁向失敗的每一步之前，沮授也總是及時地給予提醒并提供正确的建議，但袁紹卻似乎是執意要走向覆滅，一樣都不予采納。沮授隻得對着黃河歎息：“悠悠黃河，吾其不反（返）乎！”
袁紹戰敗後帶着親信随從八百人倉皇逃亡，把沮授棄置一邊，遂使沮授被曹操俘虜。總體上極爲愛才的曹操，可說是給足了沮授面子，不僅上前親自爲他松綁，延之上座，還當着衆人的面這樣評價道：“袁本初無謀，不用沮授的計策，要不然，我們哪有今天的勝利。”然而沮授見到曹操的第一句話和最後一句話竟然都是：“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
曹操将沮授留于軍中，希望有朝一日能爲已用，但沮授又于軍營中盜馬，想逃歸袁紹。曹操這才被迫殺了他，并感歎道：“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沮授當初投奔袁紹，必定也曾意氣風發，想着建立功業彪柄千秋，不料想卻換得個煙消雲散身死人手的結果。以成敗而論，他是個失敗者；而在人格的考驗面前，他最終又成了勝利者。人的尊嚴愈是遭到ling辱，人的人格意識就愈是變得堅強起來。仁人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視人格更重于功業，這就是古人。
僅據“士爲知己者死”的理念，是無法解釋沮授行爲的。沮授在黃巾亂起時“幽滞之士”韓馥手下任事，當初袁紹脅迫韓馥交出冀州時，沮授就曾表示反對，舉出種種理由力勸與袁紹一戰，這至少說明沮授不屬于袁氏家族的“門生故吏”範疇。袁紹起先雖曾對沮授頗爲信任，但最終的行爲，應已可使沮授寒心了，那麽，他爲什麽還要去投靠一個對自己背信棄義的舊主子呢？
想到袁紹逃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殺死預言他官渡之戰失敗的謀士田豐，沮授即使不爲曹操擒殺，是否能在袁紹手中讨得活路，也大可懷疑。
作爲三國中一位悲劇人物，沮授和高順一樣，在曆史上都沒有留下表字，考慮到他和高順的名聲都很響亮，不可能沒有表字，就隻能說明曆史忽略了他們，這實在令人可惜。看來，曆史，不過是勝利者用來炫耀後世的産品而已。
我想，若我此行能見到這位智者，若有可能，就把他招攬到門下。那樣一來，一方面可以避免我所喜愛的英雄走入悲劇，另一方面，此人也正是我這缺少的軍師人才，利用他的大局觀，軍事觀，征戰天下，即使與曹操這樣的一代枭雄交手，我也有了底氣。人有了自信心，就無所畏懼。
3日後，廣平在望，騎在馬上，我揮鞭指着廣平對管甯說：“幼安，廣平有一智者，此人對天下大勢的看法，令人驚歎。聽說你正在編錄一本‘道德錄’的書，希望整理出一套儒人所應該遵守的道德規範，以此來教化人心，你可不可以順便拜訪一下此人，聽聽此人對儒人之德的看法。”
管甯沉吟一會，爽快的答道：“既然主公都誇此人有智，那我拜訪一下也行，不過，甯此前沒聽說廣平有大儒。”
大儒？此人之智，豈是儒人所能比的。諸葛亮在江東舌戰群儒時，曾說過一句話，“未知管仲樂毅平生制何典”，我心有其其焉。
尋章摘句，豈能治國。孔融是大儒，隻知清談時弊，自身難保。劉表是江東八俊，荊州治理的不錯，但曹操一到，部下争相投降，這就是儒人治國的典範。
再往後，宋朝也是個以儒治國的典範，最終也逃不過被人征服的命運。宋朝的首任丞相趙普曾對趙匡胤說：“半部《論語》既可治天下”，而近代有個偉人曾進一步指出——其實治天下何需半部《論語》，《論語》中的一句話就可以治天下。
這句話就是：“民可以使使之，不可以使知之。”
它的意思是說：老百姓啊，使用他們就行了，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真相。知道真相他們就要造反。
所以，曆代統治者都盡量使用愚民政策，“民可愚之，不可使知之”成了所有統治者的共識。爲了讓老百姓不思考，可以想出種種辦法。
比如：下班後讓老百姓挖山洞，以勞其體膚；閑暇時讓他們以互相批鬥爲娛樂，以勞其精神；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讓老百姓有新鮮感；閉關鎖國或者禁止新聞報道，讓老百姓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等等，等等。總之，是讓他們沒有時間去思考，沒有地方去比較，這就是儒家思想治國的根蒂。
這種思想對中華民族真的好嗎？我懷疑。
不過，管甯既然答應出面見沮授，我也就不便他争辯。
在漢代董仲舒倡導的儒家思想的，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下，我母喪不久，出面接觸武人尚可，出面接觸儒人就大不适合了。所以，如果管甯願意出面拜訪，而我以護衛管甯遊曆的身份與儒士見面，就符合我低調行事的本意。畢竟，儒人掌握着這時代最先進的知識文化。
看着廣平那巍峨的城牆，我想，沮授，你會讓我失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