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屏幕上，一個戴着紅色棒球帽的年輕人大放厥詞，加上先前看到的天主教加州中南教區大主教馬爾克斯-科斯特洛的那段新聞，導演工會的理事會主席邁克爾-阿特德皺緊了眉頭，好萊塢電影和好萊塢的導演們，什麽時候輪到這些人來指手畫腳了？
“邁克爾……”
坐在旁邊的比爾-羅西斯忽然開口說道，“好萊塢取材自由，這是導演們最基本的權力。”
“我知道。”邁克爾-阿特德明顯在考慮什麽問題。
比爾-羅西斯笑了笑，又說道，“這一次是天主教會出來橫加幹涉，下一次說不定又會有其他組織跳出來。”
抗議好萊塢電影的組織有不少，比較麻煩的例如兒童協會、全美教師與家長聯合會、各種環境和動物保護組織，但他們抗議的往往不是好萊塢影片本身。
邁克爾-阿特德雖然老了，但眼神依然犀利，宗教和社會政治問題，向來是好萊塢的熱門題材，如果工會隻是旁觀天主教會幹涉，那麽下一次，說不定阿貓阿狗都會跳出來，導演們也不用拍片了，都去應對這些麻煩事算了。
這個不能拍，那個也不能拍，讓導演們怎麽正常工作？
看到邁克爾-阿特德在思考，比爾-羅西斯并沒有多說什麽，馬爾克斯-科斯特洛大主教的言論進入電視之後，頓時引發了輿論的關注，無論是媒體上面，還是互聯網，現在到處都能見到相關的話題。
襲擊墨菲的那個人又跳出來加了一把火，讓《疊戈-羅斯》這部影片更受矚目。
毫不誇張的說，他們的一系列動作和計劃，基本都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至于好萊塢幾大工會，之前也先後發表了支持好萊塢拍片自由的言論，邁克爾-阿特德會作何反應，比爾-羅西斯完全能夠想到，畢竟這裏是自由主義泛濫的好萊塢，而不是天主教勢力傳統強勢的美國東北部。
邁克爾-阿特德坐在沙發椅子上，短暫的陷入了沉默，天主教會向好萊塢發難不是一次兩次了，當年《達芬奇密碼》上映的時候，朗-霍華德和丹-布朗就招來了天主教會的一片指責，但那兩位不是墨菲-斯坦頓這樣的刺頭，選擇用沉默來應對，事件最終也就不了了之。
但随後，約翰-帕特裏克-斯坦利又因爲一部《虐童疑雲》上了天主教的黑名單，被傾向于天主教會的媒體罵的狼狽不堪。
至于後面的例如《天使與魔鬼》等等影片，哪一次都有天主教會叽叽歪歪的因子，實在是讓人煩不勝煩。
一次又一次的指摘，邁克爾-阿特德都經曆過。
他眼神愈發的犀利，這不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現在的好萊塢充滿自由創作的氛圍，什麽時候輪到天主教欺壓到頭上來了？
确實，過去的天主教對好萊塢進行過道德審查，但那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各種要命的限制，反觀打破天主教道德限制的這四十多年，好萊塢電影飛快發展，已經稱霸世界電影市場！
他們想做什麽？再一次對好萊塢進行道德審查？讓好萊塢電影開倒車嗎？
邁克爾-阿特德霍的站了起來，這種情況近些年愈演愈烈，導演工會不可能任憑其他勢力胡亂幹涉好萊塢導演的工作。
他來回踱了幾步，說道，“比爾，我會向理事會提出建議，重新吸納墨菲-斯坦頓成爲導演工會成員，你回去也讓他遞交一份申請，其他的事等他成爲導演工會的成員再說。”
“好的！”比爾-羅西斯也站了起來，“墨菲很早就期盼着能重回導演工會。”
情況很明顯，邁克爾-阿特德已經表達出了支持墨菲的态度。
“那我們保持聯系。”比爾-羅西斯适時的提出了告辭，“再見，邁克爾。”
邁克爾-阿特德點了點頭，“再見。”
送走比爾-羅西斯，邁克爾-阿特德拿起手機，一口氣打了足有十多個電話，跟導演工會理事會的很多常任理事就此事進行了交流。
至于那些牽扯到天主教會的電影情節是不是有事實作爲依據，無論是邁克爾-阿特德，還是其他理事會的成員，根本都沒有過問，在他們的腦袋裏，好萊塢拍什麽題材和内容，那是好萊塢的自由，外來者不滿意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但胡亂幹涉就是在侵犯他們的自由權力！
接到比爾-羅西斯打來的電話，墨菲立即準備好了相關的材料，第一時間親自送去了導演工會，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話，在奧斯卡提名名單公布前後，他就會再次成爲導演工會的一員。
導演工會、編劇工會和制作人聯盟，以及其他幾個工會組織的發言人，在被媒體問及天主教和《疊戈-羅斯》這部影片産生的一系列争論的時候，無一例外的都站在了墨菲這一邊。
放眼整個好萊塢的電影圈，除了極少數的天主教信徒表示導演選材涉及宗教的時候必須謹慎再謹慎之外，絕大多數被問及此事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表達出了支持《疊戈-羅斯》的意思。
在這個自由主義越來越泛濫的圈子裏，當外來勢力觸及到圈内人标榜和視爲禁區的自由的時候，引起反彈幾乎是必然的事情。
即便好萊塢與天主教曾經有過深刻的聯系，但在如今這個時代，形勢早已完全不同了。
墨菲正是因爲深入的了解過這一點，所以才敢實施這樣的計劃。
1929年，以虔信天主教的出版商馬丁-奎克利和耶稣會士丹尼爾-勞德爲主的五位天主教界人士替電影業起草了一份自律性制片條例，旨在對電影的制作起到道德方面的約束作用。1930年，這份草案被電影工業的巨頭們全盤接受，并由“海斯辦公室“負責執行，這份文件就是後來統治好萊塢長達接近三十年的《電影制片法典》。
對當時的好萊塢來說，“海斯法典“是一個既能平息多種宗教組織抵制電影的風潮、又能避免警方或政府對影業的幹預的自我調節手段。
“法典“将電影定位爲“大衆的娛樂“，但這種娛樂負有“特殊的道德責任“，因爲它有着不同于任何其他娛樂或交流手段的特點——一種能夠超越種族或階級的界線、超越各種社會或政治壁壘的普遍魅力，以至于人人愛看。
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電影的制作者不能享有與舞台劇作者、小說作者或報紙編輯同等的表現自由，電影成爲20世紀的道德劇，要告訴大衆應當如何循規蹈矩的生活。
1933年夏，費城大主教聲言在其教區内上映的影片“偕越“了天主教道德規範，号召所有教徒全面抵制這些影片；同年，芝加哥天主教勢力亦加入聲讨行列，50萬名女天主教徒還聯合發起了抵制好萊塢的所謂“聖戰“。
1934年，全美教會組織“天主教道德聯盟“成立，其主要職責就是檢視好萊塢影片的道德内容，向海斯辦公室下達應當完全禁映或重新檢查的影片名單，給膽敢“偕越“天主教道德規範的影片貼上“譴責“，聯盟甚至發動數以百萬計的天主教徒對他們認爲應受“譴責“的電影進行抵制，甚至在影院門前設置糾察哨，阻止人們進入。
爲了保證天主教徒在反對電影的聯盟行動中信守教會的指示，辛辛那提主教麥克-尼古拉斯甚至爲“道德聯盟“起草了一份誓詞。
從此，全國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必須在望彌撒時在神父的帶領下進行宣誓，承認電影是“對青少年、對家庭生活、對國家和宗教的一種嚴重危害“，向上帝保證不去觀看被教會指認爲“邪惡的和不健康的“影片。
除了這種口頭宣誓以外，許多天主教堂還要求教徒們簽署一份正式的保證文件，在短短幾周之内，光是在芝加哥和波士頓就有一百多萬人進行了反電影的宣誓。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好萊塢被天主教會幹涉最爲嚴重的時間段，并且一直持續到了二戰結束之後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
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天主教會對好萊塢的影響一再受到強烈震蕩，面對二戰帶來的災難，根據天主教的道德觀念在銀幕上營造出來的“溫馨世界“越來越令美國觀衆難以接受，更不用說身受戰亂之苦的海外觀衆了。
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天主教對好萊塢的巨大影響開始崩潰，美國社會思想變遷，尤其是二戰對傳統觀念的破壞性影響，使教會的社會影響力嚴重減弱，也使制片規則的道德戒律在時人眼裏顯得滑稽可笑。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嬉皮士等反傳統運動的興起，天主教對好萊塢的影響已經減弱到了可有可無的境地，而到了新世紀，好萊塢内部已經無法容忍天主教勢力對自己的幹涉。
比如墨菲前些年親身經曆過的，《達芬奇密碼》根據丹-布朗的同名小說改編，其中充滿涉及天主教的内容，很多都颠覆了天主教宣揚的理論基礎，可以想象這部影片會受到天主教多大的阻撓，但影片不僅沒有流産，還成爲了當年最大賣的影片之一。
不止是好萊塢變了，北美的觀衆，哪怕是一些天主教觀衆，同樣也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