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雖抱補天淩雲壯志，但仕途不暢，曾經曆了“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長期流蕩和隐居避世的生活。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纣，纣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在他七十多歲的時候，才遇西伯姬昌訪聘歸周，開始了他佐周文、武兩王修德安國、強兵興邦、兼濟天下的宏圖大業。
姜尚入周，先是佐文王姬昌表面上做殷的順民，暗中以德治政，舉賢任能，争取民心，聯絡諸侯，強兵以備攻伐。公元前 1055年，在經過長期的軍事及輿論準備之後，爲了預測一下伐纣可以集結的軍事力量，于武王九年，太公輔佐周武王在孟津大會諸侯，命諸侯帶兵前往集結會盟。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出發前武王依傳統先祭兵主天星，申明出兵要義，懇請上蒼庇佑；并舉起了文王的旗幟，自稱“太子發，奉文王遺命伐纣，不敢自專”，以号召天下諸侯。祭畢，又把文王牌位車載軍中，以震懾諸侯，鼓舞士氣。當然這些都是太公的安排。大軍出發時由師尚父姜太公爲三軍統帥，他左手舉着統帥三軍的信物黃钺，右手舉着指揮各軍行動的令旗，向三軍下達命令。要求全軍将士，聽從指揮，奮勇向前，後到的斬首。軍紀嚴整，号令森嚴，大軍直奔孟津。行軍途中，每到一處，無不受到士民歡迎，武王乘船渡河，行至中流，有一條白色的魚跳入船中，過河宿營，又有火光芒覆于武王帳頂。傳說中的這些吉祥征兆大大振作了士氣，鼓舞了軍心，到了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檢閱車、舟演陣，各諸侯軍配合默契，攻戰自如，顯示了強大的戰鬥力。諸侯們都主張順勢一鼓滅殷，但姜尚卻有不同看法和打算，他認爲，滅殷的時機還未到， 讓武王诏告會盟諸侯，各自回兵待命。
公元前1052年，也就是姜尚87歲時，姜尚了解到殷纣王昏亂暴虐到了極點，重臣微子多次谏纣王修仁行義，纣王不聽，微子含淚離開了殷都。箕子再次勸谏，纣王把他囚禁起來。王子比幹身居相位，看到朝綱紊亂，國政殘暴，民不聊生，入宮強谏，三日三夜長跪不起，纣王怒而命人剖挖比幹之心。
太公姜尚看到伐纣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向武王提出： “天命勿違，遇時不疑，即刻發兵伐纣。”武王于是通告諸侯，選精兵良将，總計兵車達4000餘乘，除内地諸侯外，邊遠蠻夷邦國，也多半參戰，武王與姜尚率周軍居中，有兵車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諸路并進，浩浩蕩蕩，直取殷都朝歌。在大軍剛出發時術士用龜甲、蓍草占蔔此大舉進軍的吉兇，卦兆不吉。又恰遇大風大雨，随軍衆臣皆生懼心。姜尚面對衆人的疑懼、武王的不決，深知大軍緩行将失去戰機，于是态度堅決地折斷蓍草，踏碎龜殼對衆臣說： “龜殼朽骨、蓍草枯葉，怎麽會預知吉兇呢廣大軍至刑丘，大風把武王的車楯折爲三截，武王的乘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軍十分困難。武王動搖了決心，産生了疑惑。但太公堅定不移，說服了周公和衆臣，他說： “楯折爲三，是天示意我們分兵三路進軍；大雨三日不停，是在爲我們的軍隊灑掃清道；而震死乘馬，是示意此馬不好，讓我們換良馬快行。全是吉兆。應順從天意安排。”武王聽後也堅定了信心，決定照師尚父的指揮安排行動。姜尚爲了防止再有人生二心，影響士氣，遂采取斷然措施，過橋毀橋，過棧燒棧，渡完最後一條河，把船全部沉毀。他向三軍宣布： “太子(武王)爲民伐罪，爲父報仇，我等要懷必死的決心去換取伐纣的勝利，隻有前進沒有退路。”于是大軍個個争先，人人拼命，各路諸侯也效法周軍，義無反顧，直撲殷都朝歌。
在殷郊牧野，姜尚率諸侯聯軍，與殷纣王的17萬大軍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曠古稀有的大戰。太公引武王入殷都朝歌，斬纣王和妲己頭以示衆。遂诏告天下，宣布殷朝滅亡，周王朝誕生。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賞功臣謀士，師尚父姜太公憑着在興周滅纣中的首功被封于齊。太公封齊，是武王與太公靖邊安周的重大決策之一。當時，齊地方國林立，勢力強盛，其中實力強大者不下十餘國，如萊國、杞國、譚國、蒲姑國、奄國，還有熊國、夷維等國，這些地方邦國世居東夷，繁衍生息，根深蒂固，又因他們的居地犬牙交錯，而且廣交天下，形成了寬緩闊達、尚武崇仁、凝重自信的民族性格。殷商曾多次征讨，均未能臣服他們。由于他們不附中原已久，周朝建立以後，他們也仍然因疑忌周王朝的征讨而與周對立，這樣周王朝的東部邊境就難于安甯。因此，讓一個熟知東夷地理風土、人情，且又智謀權變之人去鎮守東方，那是再好不過了，而太公姜尚出身東夷，熟悉當地情況，且又老謀深算，機智權變，正符合這一要求。況且太公佐武王伐纣興周，爲西周三公首輔大臣，功蓋天下，正可以封齊以獎其功，也可以威懾諸夷以靖邊患。
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武王二年，88歲的姜尚封于齊，都營丘。領封之後，太公帶領文武百官，攜家人侍從，車乘辎重，浩浩蕩蕩，東行就國。他們晝行夜宿，走了好幾天還沒進入齊地境内。這天他們住旅館不久，就聽店主人說： “有道是機會難得易失，這些人行動不緊不慢，哪像個赴國建都的樣子。”太公知這話中有話，預料前途可能有阻礙，随即命令一行人，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到達營丘才知，果然已有外患發生，萊人聽說太公來營丘建都，急發兵來争。太公先禮後兵，一場大戰，擊敗萊侯，占領營丘，建都稱齊。
太公建都營丘後，又遇到了内部“頑民”的阻擾。一個是《春秋繁露》記載的“誅司寇營湯以定齊國”事件。司寇營湯，巧言令色，對太公的政令緩辦慢行，對百姓暴虐濫殺無辜。但口才很好，能言善辯，且陽奉陰違，惑亂百姓，滿口“仁義”。太公勸說他，不聽從，太公令人把營湯斬首，以正政令。 《韓非子》又載：太公封齊時，當地有被時人稱爲“賢人”的居士狂矞、華士兄弟，他們揚言： “我們不爲天子臣，不做諸侯官，自己耕種糧食吃，自己掘井飲水，自食其力，不求名不求利。”太公入齊後聽說此二人有賢名，三次登門拜訪，想讓他們爲國家效力，但二人閉門不見，拒絕聘用。太公爲了政令暢通，下令處罰他們。消息傳到周公那裏，周公派人傳話給太公： “聽說二人有賢名，處罰賢人恐怕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太公回答說： “他們宣揚不爲天子臣，不爲諸侯做事，不爲國家盡任何義務，這是賢人的行爲嗎？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們那樣，國家的法令政策就無法實行，那麽，國還像國嗎?這樣的人不但不是賢人，而是害群之馬。害群之馬不除，怎能使群馬爲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誅狂矞、華士兄弟，從此再無違抗命令法規之事發生，局面迅速安定。五個月後即向周公“報政”，即彙報封齊定國後的安定局面，周公聞報十分驚訝，在這樣一個民族關系複雜、土著人性格難馴的地域，在這麽短的時間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實是一個奇迹。據記載，齊國初封面積已達方500裏。 《晏子春秋?内篇雜下》稱：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裏。”周公問治齊之方略。太公回答說： “尊賢尚功，因俗簡禮，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氏族同異，願爲齊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讓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東夷傳統禮俗，允許沿襲使用，若有改變，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發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們的擁護，實現了朝野歸心。”周公聽了太公的話，感慨地說： “爲政簡易，便民順情行政，民人自然樂于接受并爲之效力，魯國的後代恐怕要面北朝齊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後，立即着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營丘經濟自然地理條件并不好， 《史記?貨殖列傳》載： “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而人民寡。” 《鹽鐵論》則說： “昔太公封營丘，辟草萊而居焉。”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對經濟的發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謀略智慧，結合當地實際，确立了務實求功的基本指導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國策： “舉賢尚功”， “因俗簡禮”， “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
舉賢尚功，就是選拔有才德、有建樹的人，給爵位，授實權，讓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對通過考核符合選賢标準的人，不分親疏，均用其所長，并督創實績，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事實證明，太公這條“舉賢尚功”的用人路線，是他超越時代的先進思想的表現，突破西周“尊尊親親”的正統思想束縛，舉賢任能不計親疏，唯才是舉，從而爲後來“齊日大至于霸”的業績，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因俗簡禮，就是因東夷土著之俗，簡化西周的繁禮，以适應當地的民情。齊地是中國早期開發區，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這裏雖農業滞後但卻是制造舟車、冶鑄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傳統，蘊藏着全面發展的無窮潛力。太公深知，要發揮這一優勢，就要調動廣大士民的積極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衆，合其親，因其明，順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們對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同上)以争取民心，激發士民的生産積極性。對于周禮，既保持了它的權威性，又簡化了一些繁瑣程序，從齊地民俗的特點出發，兩相結合，創造了既讓齊民樂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禮的新制，從而調動了齊民興齊建國最大的積極性，開改革開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太公封齊之初，營丘一帶原是一片荒涼的草萊之地，雖然齊無膏壤千裏，但也有自己的優勢。營丘西境有盛産高品位的優質鐵礦石的商山，因出鐵礦著名又叫鐵山。迤東有杜山，儲銅礦豐富。北境靠清河臨濟水，兩水入海處構成了天然的魚鹽産區，地潟鹵宜種桑麻，紡織品早已知名，從而構成了齊地發達的絲麻紡織業。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發揮這些優勢的經濟政策，即：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實行農、工、商并舉。他在注重發展麥、黍、稻生産的同時，又大力發展桑麻種植。舟車兵器制造，勸女工極技巧。 《論衡》說： “齊女世刺繡，恒女無不 能。”說明當時已有規模可觀的紡織、刺繡手工業。與開發礦業和冶鐵相匹配的，就是煮鹽捕撈，向河海求利，鹽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場廣闊，因而很快成了齊國的支柱産業。河海之利進一步帶來了經濟的發展。農、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
太公把“通末業”作爲富民強國的根本保障之一。 “末”即指工商業，這裏特指商業。太公一方面重視了自然資源的開發，發展桑蠶絲織，發展魚鹽捕撈，積累了大批的商品資源。另一方面，重商業貿易，必使齊國貨物遍利天下，發展與各國的通商貿易，以實現财蓄貨殖、富民強國的目标。在一個不長的時間裏，使一個“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變成“世爲強國”的大齊。
太公封齊治齊，正欲大展鴻圖之時，接到西周訃告：武王駕崩。太公看罷，十分震驚。剛滅殷二年，天下未穩，世子姬誦年僅10歲，難以臨朝執政，若不及時定王權、安天下，新生的政權将吉兇難料。此時可謂西周的存亡之際，事關重大，不容遲緩，太公當即赴京奔喪。至周廷先見了留朝輔政的周公，二人對王權有所安排後，又與諸重臣商議立王與治喪事宜。大家議定，立世子誦爲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攝政期間，暫由周公攝政，待成王年長後還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遺體于畢地(今陝西省鹹陽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齊。
太公返齊不久，就有消息傳來，說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語說： “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說周公攝政實爲奪權，将來還政于成王，不過是一句空話。這流言影響極廣，使朝野人心浮動。周公于是對太公、召公說： “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沒有臉告慰先王在天之靈，所以才輔佐成王。” 《齊太公世家》中也記載當“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之時，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爲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讓他們監視殷纣王子武庚，故稱“三監”，他們若對周公疑心并妄動爲 亂，諸侯有人乘勢而起，後果将不堪設想。太公接周公書信，知道事情嚴重，一面表示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備不測。
成王元年， “三監”果然與殷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結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勢而入，這場西周王室内部的權力之争，在性質上變成了殷商遺民複仇、舊朝複辟的叛亂了。特别是亂發京畿，外邦諸侯有人響應，形勢就更加嚴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縣境)，管叔發于庸(今河南鄭州市北)，蔡叔發于衛，霍叔起于邶，對周室王城形成三面進攻之勢。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東夷實力強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後相應起事。
太公以其雄韬偉略，與周公兵分内外，兩線出擊。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誅武庚“三監”；太公奉成王诏書讨伐五侯九伯。3年敗武庚，誅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繼以齊軍降淮上九伯，并遷其君；滅蒲姑平息東夷五侯之亂。武庚殘部竄入東海上，靠将領飛廉骁勇頑抗，太公“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擒殺了武庚。之後太公順勢一鼓作氣，又平定了不順者50餘國，從而使周轉危爲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齊成爲專征伐大權的東方主盟國家。
平叛勝利之後，周成王把蒲姑領地又封給太公，使齊國版圖大大超過了500裏。而齊專征伐大權，權力所及，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于無棣”，成爲雄踞東方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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