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飛行時，我還感覺良好，當飛機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後，機艙内的氣溫開始驟然下降，雖然我穿着厚厚的軍大衣，可依然被凍得打哆嗦。
同機的戰士看來是經常往返這條航線的，他們禦寒經驗豐富，溫度剛降下來不久，他們熟練地從随身攜帶的大背包裏取出了毛毯披上。看到我被凍得連連打噴嚏，一名好心的戰士順手遞過一床毯子，友善地說：“指揮員同志，我這裏還有一床多餘的毯子，您先用吧，小心别凍壞了。”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從他手中接過了毛毯，披在了身上。幸好有這毯子禦寒，我才能在到達列甯格勒的時候，沒有被凍感冒。
飛機在機場降落後，後艙打開，我跟着幾個戰士走下了飛機。看到我下了飛機，馬上就有一名少尉軍官向我迎面走來。他來到我的面前後，擡手敬了個軍禮，禮貌地問道：“指揮員同志，您好！請問您是從莫斯科來的奧夏甯娜少校嗎？”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尚未佩戴任何軍銜的标志的軍大衣，然後點點頭說：“是的，我是奧夏甯娜少校。請問您是來接我的嗎？”
少尉出人意料地搖搖頭說：“少校同志，我是機場的警衛排長伯格金。由于城裏正在遭受德軍的炮擊，來接您的汽車被困在路上了，我是奉命先帶您到機場的值班室去休息。”
我跟在伯格金少尉的身後往值班室走的時候，忍不住好奇地問道：“德軍經常對城裏進行炮擊嗎？”
“是的，”少尉給了我一個肯定的回答：“原來德軍還對城市進行轟炸，當他們覺得把寶貴的飛機用來轟炸被圍困中的城市是一種浪費時，就改用大炮來轟我們了。”
聽到少尉這樣說的時候，我不由地打了個哆嗦，心說這裏比莫斯科危險多了，今天要是在去斯莫爾尼宮的路上被德軍的炮彈炸死，那樣的死法可真夠冤的。
坐在值班室裏，正好可以看到剛才的那架飛機。在飛機的四周，停了十來輛卡車，有戰士正在往下卸東西。雖然隔得有些遠，但我還是能看清楚卸下的是小型反坦克炮和重機槍。戰士們把飛機上的面粉和白糖全搬上了騰空的卡車後，又把從卡車卸下的武器裝進了飛機。
看到這一幕，我的好奇心又起，忍不住又問：“少尉同志，他們在做什麽啊？”
站在窗口的少尉頭也不回地說：“這家飛機是來拉列甯格勒所生産的武器的，由于城裏的食品短缺，所以運輸機每次也會給我們運來滿滿一飛機的食品。”
我正想了解更多列甯格勒的情況，少尉突然說了一句：“少校同志，接您的車來了。”說完便拉開房門走了出去。
來接我的是一名中尉和一名司機，當吉姆轎車在值班室外停穩後，中尉從車裏出來，跑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禮大聲報告說：“少校同志，您好！我是從司令部來的伊萬諾夫中尉，是奉命來接您的。”
我擡手還了個禮，随即向他伸出手去，友好地說：“您好，中尉同志，謝謝您來接我。”
伊萬諾夫和我握手以後，側着身子做了個請的姿勢，說：“少校同志，請上車吧。因爲德軍的炮擊，我們已經耽誤了不少的時間，再不走的話，到斯莫爾尼宮時就該天黑了。”
司機的技術很好，駕駛着吉姆轎車，在坑坑窪窪的道路上高速行駛，隻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就到達了斯莫爾尼官的大門口。
斯莫爾尼宮的大門入口罩着巨大的僞裝，雖然天還沒有黑，但這裏的光線卻顯得很暗。我們在門口下了車，司機把車開走後，我跟在伊萬諾夫的身後往大廈裏走。
門口執勤的衛兵不管是軍官還是戰士，對進出人員的檢查都異常地嚴格。種種迹象表明，伊萬諾夫和這些衛兵們都很熟悉，但從大門口起他也不得不連續三次向崗哨出示了證件。那些擔任警衛的年輕軍官們在檢查完他的證件後，又反複地仔細核對我的證件，甚至有道崗哨的軍官還打電話去有關部門詢問我是否有進入斯莫爾尼宮的資格。
伊萬諾夫将我送到了大廈門口，停下腳步說道：“少校同志，根據權限，我隻能送您到這裏了，剩下的路程隻能您自己走了。”
我沖他伸出手，握了握說：“謝謝您，中尉同志。我們後會有期。”
伊萬諾夫沖我點點頭，敬了個軍禮後轉身離開。
我走上了二樓，才想起自己壓根不知道霍津中将的辦公室在哪一層樓。剛才我居然沒有想到向伊萬諾夫中尉問明這件事，這會兒隻好在斯莫爾尼宮的走廊裏徘徊，希望能夠根據每扇門上挂着的那些姓名牌子找到司令員的辦公室。但是，我很快就失望，門上根本看不到什麽姓名牌子，也許出于保密的原因，那些牌子早就被去掉了，如今的門上面隻留下了狹窄的淺色痕迹。我有點猶豫起來，不敢一遇到人就問霍津的辦公室在哪裏。徘徊了半天，我正打算回到樓下的大廳去向那些衛兵打聽我所要找的房間号碼，一轉身就面對面碰到了這時候正從最近的一扇房門裏走出來的一名指揮員。
指揮員沒有看到正在走廊上徘徊的我，就徑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離我越來越遠。我鼓足了勇氣快步追了上前，同時提高嗓門喊道：“指揮員同志，請等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