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提出人民币給付完工獎，兩家公司當然都不同意，但完工獎是大華額外支付的獎金，并不是合同中規定的勞務報酬，自然是大華想怎麽定就怎麽定，他們隻能選擇參與或者不參與。
說來說去，新興集團選擇了自降金額，用1比10的比例，兌換美元收入，以現在的外彙價格來算，等于降了一倍。讓張超又是無奈又是好笑。
說給蘇城，他卻是一點都不覺得新鮮。國企對外彙的渴求，早就到變态的地步了。80年代的中石油爲什麽富的流油，就是因爲國家施行大包幹制度以後，他們能用多出來的石油換外彙，然後自己支配。這條制度一出，整個石油系統才變成以油論功績。
改革開放10年了，雖然國家已經擺脫了外彙匮乏的困境，但也不過就是剛剛達到外彙溫飽，不至于入不敷出而已。國家領導人就像是剛剛脫離了饑荒的農民，怎麽敢說“糧食夠了，以後會更多”的話。誰都不知道艱難的時刻什麽時候來臨。蘇聯人不可依靠，美帝國主義更是野心狼，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國際慈善家。
國家依然盡其所能的收納外彙，以保證國際支付的順暢，維護國内的經濟秩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 00年以後，國家的外彙管制才有所放松，允許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兌換外彙。雖然此時的中國已經美元多到要借給美國的程度。
在1991年，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币購買到更多的東西和服務，也是國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标。這個年月，哪個私企老闆要是有本事，能從銀行或某部門弄到一批外彙，幾乎鐵定能賺到大錢。這是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部分，但換一個角度來說。又何嘗不是滞後的制度的落後之處。國企可以打報告申請外彙，從而賺到打錢，民企不能打報告，就找了能代替報告的人……
1比10的比例，對新興集團來說，稍稍高于了黑市價。但這筆錢是白得的。從國企官方的角度來看，30萬美元和300萬人民币都很多，雖然300萬人民币具有60萬美元的官方牌價。但寫進報告裏的時候，300萬人民币是一句表揚，30萬美元則是全系統内的贊賞。
張建軍盡管是軍隊出身的轉業幹部，可在追求進步的道路上，他是沒有潔癖的。國内的建築公司賺美元是相當艱難的，此時出國做工程的畢竟是少數，而且多在東歐國家幹活，賺到的那些外彙，卻是不能和硬通貨相比的。
張超用了幾天時間和各公司補簽協議，衆人皆大歡喜。繼而。各公司的勞動積極性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額的人民币。也夠舒服的了。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築工地，幹脆是全天無休了。
除此之外，他們還不斷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畢竟，他們都是些輔助公司，隻有巴斯夫公司安裝好設備，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
海滄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外面的評論也是一日三變。
福*建地區的報刊自不必說。全是連篇的好話，哪個媒體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内容，用不着大華告狀。自有宣傳部門找他們的麻煩。
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體就沒有那麽客氣了。
100萬美元的獎金，究竟應該還是不應該，要不要這樣做，幾乎引起了全國範圍的讨論。
如果是 年以後，這樣的讨論簡直無聊。人家的錢想怎麽花就怎麽花，用得着媒體代言嗎？
但在1991年，情況是不同的。媒體記者一方面号稱無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獎的方式做新聞，針砭時事，建言立策的念頭強烈。另一方面，學習西方肆無忌憚的媒體風格的同時，中國媒體是沒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對非官方的問題，宣傳部懶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體之間的監督也形同于無。
别說讨論别人的錢怎麽花的問題了，試圖規範中國人行爲的媒體記者滿大街都是。
隻是讨論應該和不應該，已經是李琳努力奮鬥的結果了。
蘇城隻得安心受之，料想評論很快就會消失了。
諸如葛洲壩一類的事情全國轟動，總有一樣能讓媒體發洩過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來臨。
葛洲壩工程的新聞确實鋪天蓋地，然而，新聞的角落裏，總免不了有讨論獎勵和獎金的文章，三五不時的，記者們還會聯系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斷蘇城目前的資金數額。
深交所的股票已經漲到了18元左右，迫近曆史高點。蘇城購買的3億元股份，等于憑空上漲了1.5億。這部分資金是要公開的，也讓剛剛接觸到資本市場的人咋舌不已。
再加上海滄基地和台塑的關系，大華的熱點持續了半個多月，蘇城也不知道該哭該笑了。
會議期間，李琳也是萬分無奈，說：“現在人對錢太敏感了。聽說一天的完工獎就有100萬美元，眼都紅了，有熟悉的編輯告訴我，他們最近投稿的數量都增加了一倍，增加的全是說大華的獎勵制度的，要是一篇都不發，也說不過去，所以偶爾要發表一篇……”
“這家發一篇，那家發一篇，數量就多了。”楊明接着說了一句，他每天負責整理媒體資料的，現在也痛苦非常。
“媒體評論是媒體評論，現在就怕官方介入。我們和幾家公司都是簽約了的。新興集團且不說，巴斯夫公司可不好伺候。上頭要是讓我們修改完工獎，巴斯夫公司第一個不樂意。”鍾志根補充了一句。
“實在不行，就和巴斯夫公司談一下，換個名字吧，不要叫完工獎了，叫提前節省什麽的，用百分比付款。”有人提出建議。
鍾志根馬上搖頭，道：“那不行。他們肯定會獅子大開口的。用百分比付款，最容易造成意外……”
正商量着，董事長辦公室的文員，敲門拿了文件進來，并道：“有計委的同志，約蘇董事長見面，周一早晨10點。”
此時，部委的約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但請喝茶一類的見面，已經常常出現了。
張超聽到計委的名字，就臉色大變。
李琳也不安的道：“是我的工作沒做到位，不行，我現在就回去重做安排。”
“沒事，隻是談話見面而已，沒什麽威懾力的。”
“他們要是不拿捏着咱們，是不會談話的。”張超滿腹的危險信号。
部委約談對企業來說，好像很緊張，确實如此。也應該緊張。但對部委本身來說，同樣很緊張。
中國的部委本身是沒有執行權的。它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協調部門，督促地方，但歸根結底，它本身的執法權很有限。
因此，如果手上沒有點真貨，部委往往也不好進行見面談話。以免威嚴掃地。
事實上，自從中國的房地産市場出現問題以後，部委約談的名聲就廣而告之的爛掉了。
在此時。部委當然不會任由自己的名聲受損，尤其是實力極強的計委。
蘇城腦中拼命運轉，開始思考應對策略。
取消完工獎？這自然不行。
完工獎決定了海滄石化基地的建設進度，而建設精度又決定了台灣工廠的進駐數量，進而又決定了海滄基地的價值……
在這樣一個循環中，若非萬不得已，蘇城是絕不會後退的。
“準備好文件，暫時不要做大的變動，等談話後再說。”蘇城對國家部委已經不再畏怯了。對現在的中國來說，一個國外油田也許隻是好聽，但一個石化基地就非常重要了。國企橫行無忌的時候，不是因爲它的級别，而是因爲它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蘇城離開會議廳以後，還是打電話給主管工業的常務副省長，将此事告知。
年約50歲的副省長常國立正踩在人生最重要的節點上，當然不容自己省内最重要的項目受到影響。他在電話裏，氣宇軒昂的道：“蘇董不用擔心，大的方向絕對不會有變化。不管東西南北風，咬定發展不放松。你們建廠能有多快就有多快，我們省裏絕對支持，關于完工獎的問題，我陪你去扯皮。”
這比蘇城預想的還要舒服。
有了常務副省長的陪同，大華集團内的擔心也少了許多。高官向來是政治敏銳的角色，常國立願意陪同，就說明問題不會嚴重。
到了地方，負責約談的卻是一位司長。
他沒有談完工獎勵的問題，開口卻說道：“我聽說大華有雇傭外國工人的情況？你們是用人民币支付薪酬，還是用外币支付薪酬？”
“當然是外币。”
“有向有關部門申請嗎？”
“大華有存留外币的資格……”
“這是雇工問題，不是外彙問題。”計委司長擡起頭來，道：“咱們國家還沒有長期雇傭大量工人的情況，尤其是私人對私人，大華不是首例，規模和影響卻是最大的。我們找你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
蘇城這才醒悟，現在的中國企業，還沒有進入到能雇傭外籍工人的程度。國内的人工要多便宜有多便宜，高技術人才也是公對公的引進，以國外的訪問學者等類型居多。
讓中國窮嗖嗖的研究所支付外國人薪水，估計沒有幾個肯做的。
蘇城剛剛挖角了一批外籍工人，習慣了人員流動的巴斯夫公司還沒有太大的反應，國内首先控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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