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玠抗戰獲勝，宋朝廷宰相謝方叔見餘玠連獲戰功，心中嫉妒，害怕餘玠會威脅到自己宰相的地位，爲此計劃設法迫害餘玠。
謝方叔是在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中的進士，曆官監察禦史。到了嘉佑十一年（1251年），宋理宗授與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兼參政知事”，輔佐宋理宗掌管軍事機密、邊防事務，與宰相同議朝政。接着宋理宗又拜謝方叔爲左丞相，同時授予樞密院最高長官—樞密使一職，擔任起了負責大宋軍國大事的重任。謝方叔上任雖然關心庶民百姓，但是卻善妒賢嫉能，想要自己一家獨大，故而對同僚内宦施壓争鬥。
餘玠抗戰獲勝，謝方叔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餘玠的政治偏見。
寶佑元年（1252年）正月某日，左相謝方叔和參知政事徐清叟等人在朝堂之上，在宋理宗的面前出言攻擊餘玠說他擁兵自重，要求宋理宗對其出其不意招餘玠回朝。
宋理宗是由權臣史彌遠扶持當的皇帝，哪怕最後史彌遠死了以後，他的内心還是惶惶不安的。雖然宋理宗是昏庸沒有自信的皇帝，但是開始的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理智的，畢竟蒙古面對大宋朝廷那是大敵當前，餘玠是護國有功。故而聽其言卻不回應。
可向來碌碌無爲的宋理宗又怎麽能招架得住幾個奸人源源不斷的挑撥離間呢？
此時此刻，左相謝方叔又進讒言道：“陛下莫非是考慮餘玠手握大權，诏之不至乎？”
然後又說：“臣度餘玠肯定是素來失去士心，必然不敢回來。”
徐清叟接着附和謝方叔之言，對皇帝說：“餘玠坐負險固，輕視朝廷，抗天子之令，吐不臣之言。”
雖說蒙古軍隊讓宋理宗不安，但畢竟離得自己遠。他擔心的不是黎民百姓的安全，而是擔心自己的江山會被人奪去，會被人造反。
如此一激，宋理宗又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連忙下了诏書要餘玠返回臨安。
當時從臨安到蜀渝之地最快也要半個多月的時間。
自原右相兼樞密使的趙葵被排擠而辭去相位之後，餘玠深知自己的處境，接到當今皇帝宋理宗的聖旨之後壓力巨大。
餘玠料想自己回到臨安是四面楚歌，方叔等奸人對其虎視眈眈，自己肯定是兇多吉少，但是自己不回臨安的話又有抗旨之罪。
此時此刻，餘玠想起了抗金英雄嶽飛。當初的嶽飛和如今的自己不正是一樣的處境嗎？
于是餘玠隻好回報說自己病重。大宋朝廷又收到了急報：餘玠病重。
宋理宗和那些小人自然是不信的。更加逼迫餘玠快快返回臨安。
餘玠自此郁郁寡歡，憂憤成疾，于寶佑元年（1253年）五月十八日，服毒自盡，死在蜀地。享年五十四歲。
餘玠死後，當時整個四川之地都深深地籠罩着凄風苦雨，蜀地的軍民皆含淚相告，悲痛至極，莫不悲戚，如同死了自家父母。
餘玠死後，宋理宗見百姓如此悲傷，于是爲之辍朝，特贈五官。
謝方叔等那些愚昧狠毒的權臣又怎麽甘心承認自己誣告餘玠，便開始各種污蔑餘玠。
次年六月，侍禦史吳燧等在宰相謝方叔等指使下奏陳餘玠“聚斂罔利”的七罪，理宗下诏查抄餘玠家财。之後又稱他鎮撫四川無方，勞軍困民，命其家運錢“犒師振民”。
十月，再經監察禦史陳大方誣告，說餘玠給兒子取名餘如孫明顯就是有生子當如孫仲謀這樣的野心。餘如孫沒辦法，隻好改名餘師忠。宋理宗遂削去餘玠資政殿學士等一切官職，并迫害其家屬和親信。
餘玠的親将王惟忠抗擊蒙軍，在阆州失守，被當地的奸臣餘晦、丁大全等人誣告作“潛通蒙古”。王惟忠于是被削了官職，沒收了财産，下了大理獄，全家老小被押至臨安。王惟忠被安罪名，問斬，屍體被棄于街市。
大宋朝廷爲了掩蓋冤殺餘玠的事實，繼續诋毀餘玠，而餘玠的部屬是敢怒不敢言。
餘玠之死，對宋朝廷造成嚴重後果。四川戰局逆轉，宋軍防線日漸惡化，将士寒心，士氣低落。
自此以後南宋加快了滅亡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