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大的差異，可能就在賠償金的問題上。
在華夏，賠償金的界定往往基于人均收入作爲參考，所以往往不會很高，但是在美國，一旦性質和影響惡劣，賠償金可能會高的突破天際。
前幾年美國一家航空公司在飛機上毆打一名亞裔醫生并将其拖下飛機，那件事情被人曝光在網絡上，造成了極大的惡劣影響，最終雙方達成和解，金額并未對外明确透露，但許多渠道反饋的信息，賠償很有可能在1.4億美元。
這種賠償，在華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美國，并不罕見。
羅斯柴爾德家族既然自認倒黴、違心的承認是自己的錯，那按照美國社會的約定俗成，周良運可以立即向他們主張巨額賠償。
而且，以這次事件的影響力，隻要律師足夠專業，讓羅斯柴爾德家族賠三億美金也不在話下。
不過，周良運此時卻非常平淡的說道：“賠償就不必了，麻煩告訴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律師，讓他們準備一份無條件和解協議，我願意簽字。”
大法官頓時愣住，忍不住道：“周先生，你确定要無條件和解嗎？雖然我的身份不适合說太多，但這個案子發展到現在，全美國的民衆都在關注着你，如果你不要賠償，這......多少有些不太合适......”
羅斯柴爾德家族既然選擇了要将周良運無罪釋放，于情于理都要給周良運一個合理的賠償，這樣才能讓關注這件事情的民衆感覺到滿意，從而心滿意足的将視線移開。
可是，如果周良運沒有得到賠償，無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不給，還是他不要，這件事都會讓關注的民衆感覺如鲠在喉，始終無法釋懷。
大法官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關系密切，自然不希望這件事到最後還留下一條尾巴，隻要這件事情雙方能夠以一個讓大衆滿意的結果和解，這件事就會慢慢淡出民衆視野，最終不會有人再記起。
于是，他便勸周良運道：“周先生，我知道你的家族也是富庶家族、對錢并不太在意，但是這件事還是希望你慎重考慮，你受了冤枉、受了折磨，理應拿到賠償，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實質性的傷害了你，也确實應該爲此給予足夠補償并付出沉痛代價。”
周良運輕輕搖了搖頭，微笑道：“補償真的不必了，如果我拿了他們的錢，而且是很多錢的話，所有人看待這件事情的心态就會發生巨大的轉變，大家會從一開始的同情我、願意爲我鳴不平，逐漸轉變，最後演變成羨慕我、嫉妒我、甚至想要替代我、成爲我；”
“在這個過程中，施暴者在他們眼裏，會逐漸變得不再是施暴者，而變成了一場潑天富貴的贈予者，這和我所希望的一切，背道而馳，我是無法接受的！”
大法官詫異的問道：“周先生，你所希望的究竟是什麽？”
周良運提高音量，認真道：“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夠一直記得這件事，記得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美國法律的踐踏者、記得他們公器私用、将整個監獄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記得他們濫用私刑來折磨别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說到這裏，周良運語氣有些激動的說道：“我更希望人們能夠記得，記得他們的祖先，曾經用極不光彩的手段，從東方、從華夏，掠奪了大量的财富，并且造成無數慘絕人寰的傷亡，我希望人們永遠記得，其祖先的罪惡，罄竹難書！”
“所以，我不能要他們的錢，更不想要！”
大法官一時間有些爲難，若是周良運真的一分錢都不要，那他拒絕賠償的這件事必将再次引發民衆讨論，而當民衆讨論起這件事的時候，内心會認爲，一定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給他帶來的傷害太大，所以他才完全不顧高昂的金錢誘惑，堅決不要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