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會客區沙發上的丘德根心裏很是忐忑。
之前在工廠大門外的管中窺豹已經隐約窺探到工廠規模之大，等進入工廠内部一路走馬觀花，他更是切實地感受到冼耀文的不俗實力，這麽大的工廠，就他所知，上海也是寥寥無幾。
知道是跟一個多大的老闆談生意，他心裏不由有點發虛。
想他前面二十幾年一路走來，最輝煌的時候不過是賣掉一家小型印刷廠，租下了大都會影院做放映電影的生意，雖說經營了幾年賺了些錢，但來香港倉促，兜裏隻帶了數百元。
到了香港，一直過得甚是窘迫，錦秋懷孕也無錢去醫院分娩，隻能待在狹小逼仄的廉租房裏生産。
好不容易投靠友人有了一份放幻燈片的工作，還可以借着工作之便晚上出來跑片，但短短數月，不過攢了寥寥數百元積蓄，底氣不足啊。
丘德根心裏發虛，但又充滿了期待，若僅僅爲了打廣告，冼先生根本沒必要把自己請到這裏來洽談，也沒有必要親自出面談，隻需打發個手下出面即可，大概冼先生一定想和自己談點别的。
會是什麽呢？
志存高遠卻身處微末，丘德根不想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
“1928年，‘Schott NYC’爲哈雷摩托設計了一款機車皮夾克，叫Perfecto，這款皮夾克面世二十年都沒有賣得太好，大部分隻用來當做買車時的贈品。
一直到大前年，美國摩托車協會在加州霍利斯特小鎮舉行吉普賽巡回摩托車集會，當天大概有500名非協會成員騎摩托車擁進了小鎮，在集會現場飲酒鬧事，以至于引起整個會場失控而發生騷亂。
騷亂過後，美國摩托車協會表态說，99%的摩托車車手都是守法公民，隻有1%是混亂始作俑者。
就是這1%的所謂混亂始作俑者，在次年，也就是1948年，打造了有别于摩托車協會文化的‘One Percenters’次文化，也可以稱爲飛車黨組織，他們的成員主要騎乘巡航型摩托車，尤其是哈雷摩托車或其他美式摩托車，還有就是自由、忠誠和反社會的象征。
飛車黨不受摩托車協會的監管，他們被歸入到違規、不法組織，這幫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法則。”
冼耀文兩人走到工廠大門前，紛紛把手裏的煙和雪茄滅掉，待穿過大門，冼耀文才接着說道：“其實飛車黨是什麽樣的人不重要，關鍵是這幫人都喜歡穿Perfecto，一下子就把這款皮夾克銷量帶起來，加上這幫人一上街就是幾百人騎着摩托車，想不吸引眼球都不成。
那些摩托車廠商不可能發現不了這幫人身上蘊藏着的巨大廣告宣傳價值，他們一定會有所動作，比如推廣飛車黨文化。
說到推廣文化，最好的途徑是電影和音樂，我猜測好萊塢要不了多久或者幹脆已經在拍攝關于飛車黨的電影。
音樂方面，美國那邊正在漸漸流行一種新的音樂形式‘搖滾’，這種音樂最早是黑人音樂，隻在黑人之間流傳，可以算是種族音樂，一開始根本沒有白人會聽這種音樂，因爲這裏面涉及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等問題。
西方那邊，從18世紀就出現了女權主義，19世紀中葉有了組織性的女權運動，但直到本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女權才得到重視。
理由非常簡單，各參戰國把大量的男丁輸送到戰場上去送死，許多原先隻提供給男性的工作崗位缺乏勞動力，不得不把女性填充進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如此，女性進入了軍工、機械行業，展現了女性也能勝任‘男性的工作’，并且社會依賴她們的貢獻，有貢獻自然就有發言權，有了發言權，女性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
女權運動獲得成功，加上全世界都在刮獨立風、革命風，導緻底層階級的反抗意識開始覺醒，大的方面是底層階級翻身成爲高層階級，開始掌控一國之政權，開展一段新的腐化曆程，小的方面是一部分傳統的主流文化遭唾棄，底層社會要推出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
由于以美蘇爲首的冷戰格局形成，雙方在意識形态上的鬥争肯定會反映到大衆文化之中，電影、音樂的政治意味會變得很濃。
蘇聯的典型特點是權力與思想高度集中，有些東西由不得民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性，有一套标準模具在那裏擺着，普通民衆就按照模具的樣式進行加工，有棱角修掉，缺零件補上。
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角度來看，最适合用來攻擊蘇聯的點就是民主、自由。
反觀美國，從種族和民族上來講，它是一個多元化國家，各種族之間存在着由來已久的矛盾，特别是黑人問題。
從南北戰争結束，黑人曾名義上獲得解放宣言所賦予的平等權利，然而黑人因爲窮困及教育程度較低，爲求經濟上的生存，必須再度依靠白人雇用，特别是當聯邦軍隊撤出南方，黑人頓時失去了聯邦法律的保護，地位又陷入類似南北戰争前的狀況，南方白人支持的民主黨控制南方，實施不少種族隔離法律，黑人重新受到種族不平等待遇。
一直到現在美國的黑人還沒有擺脫種族隔離政策，對蘇聯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适合用來攻擊的點，不僅僅是輿論上可以用來攻擊美國，也可以對美國的黑人進行革命輸出，黑人一旦拉起隊伍鬧革命，對蘇聯會非常有利。
種族隔離政策和民主黨、共和黨都脫離不了關系，但和民主黨捆綁的更深，之前的羅斯福，現在的胡佛，兩任總統都是民主黨，共和黨不會願意看到下一屆總統還是民主黨，自然要對民主黨進行狙擊。
無論是出于國内的黨派鬥争還是國家安全，黑人問題都會推向風口浪尖。
無論是飛車黨、女權、黑人反種族隔離、意識形态鬥争，都在把一些個人思潮和價值觀推向個人主義、多元化、追求自由、質疑權威、反對體制、逃離社會等理念，人們會變得越來越追求自由與個性。
對我們而言，大衆文化就是商業文化，我們要把産品與大衆的價值觀互相通融，大衆在追求自由、個性，我們就在産品中注入這兩樣。”
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領子，“西服配襯衣打領帶，代表着傳統的精英文化，這種文化是精英階層曆經數百年的演變最終定格，而且是制服化，與制度化有很深的聯系，不管大衆文化再怎麽變化，它都會有一席之地。
就現在來說，穿襯衣還是一種身份的象征，穿襯衣要比穿汗衫體面得多。
所以，我在創立中華制衣的時候，選中了綜合起來起步階段難度不太大，但生命力又比較旺盛的襯衣。
我們第一步的品牌影響力營銷告一段落之後，第二步的營銷方案就是把好運來襯衣同階層、身份進行捆綁，要給大衆制造出隻有在辦公室裏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才有資格穿好運來襯衣。
反過來說，隻要買一件好運來襯衣穿在身上，立刻會變成體面人。”
林醒良問道：“故意制造出門檻？”
“差不多這個意思，我們要給消費者輸出這樣一個觀念：買好運來的消費者都是體面人，隻有體面人才有資格買好運來。沒有這種觀念加持，收入不高的家庭哪裏會舍得花上十幾元買我們的好運來。”
林醒良猶豫一下，說道：“老闆，我們的定價是不是偏高了，做一身旗袍不過隻需十三四塊，我建議推出定價低一點的款式。”
冼耀文淡淡一笑，“你說的是最普通的旗袍，那些好的、真絲的旗袍，一件還不是要幾十元上百元，我們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價格不能降，隻能一步步往上漲，要是誰都能輕松買得起好運來，品牌也就完了。”
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又指了指車間樓，“一旦沒了品牌加成，我們憑什麽跟其他制衣廠競争？
隻能依靠壓低成本，從你身上，從辦公室職員、車間女工的身上，先壓工資，再壓福利，然後延長每個人的上班時間，降低食堂的夥食标準，什麽菜便宜就買什麽菜，米也買最便宜的，粗糧、細糧摻着吃。
托兒所、醫療室、班車，這些既費錢又對生産沒多大幫助的設施，也應該全部停掉。”
說着，冼耀文又指向托兒所外面的滑梯，“還在襁褓裏就帶到托兒所，上班時間跑過來喂奶，爲了催奶，在食堂裏一個勁吃葷菜，晚上帶回去吃的飯菜也會偷偷多打一個人的量。
這些我全看在眼裏，可我并不想爲難大家，有些事情隻要不是太過分，睜隻眼閉隻眼也就過去了。
但是中華制衣是工廠，不是善堂，我寬容并不代表我蠢，賬我還是算得明白的，我們廠裏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潤爲支撐，爲了維持高福利，我們的核心産品必須追求高利潤，薄利多銷隻能當成營銷手段的補充，而不是主要手段。”
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消費者是上帝這一點，我們既要說，也要落實到做，但心裏不用太當回事，我們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們口袋裏的錢拿過來裝到我們自己口袋裏。
我們包括我，你，還有廠裏的其他人，我們大家才是一家人，自己人，有福同享。
薄利多銷是在保障我個人利益的基礎上，犧牲廠裏其他人的利益去讨好消費者，廠裏賺多賺少跟大家的關系不大，大家能拿到的無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資，福利就不要想了。
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剛毅說過一句話：我家之産業，甯可以贈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也就是後來梁啓超總結出來的那句‘甯與外邦，不予家奴’。
我覺得這種思想要不得……”
冼耀文故意頓了頓，擺了擺手，“算了，不多說，再往下說就是标榜我自己，我們還是說回夾克。
飛車黨文化一旦傳播開來，摩托車還有他們身上穿的皮夾克也會流行開，服飾的專利形同虛設，很容易就能繞過去，我們可以在Perfecto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升級；
一開始先推出雷同的款式，定價比Perfecto低一點，但不至于低到有傾銷嫌疑的程度，搭上這輛順風摩托，一頭紮進美國市場，然後随着飛車黨攻略其他國家，一個新品牌就能走上軌道了。”
林醒良忽然迷糊地說道：“老闆，不對啊，伱剛才說新品牌走薄利多銷的路線，但是你現在說的明明還是走精品路線。”
冼耀文輕笑一聲，“新品牌和好運來差不多的品牌運營思路，一開始也會把中英文品牌分開，中文走薄利多銷的路線，我們隻進行品牌運營，生産環節外包出去，這樣一來，我們就不用去計算生産成本的細賬，隻需要計算加工費，幫我們代加工的工廠福利如何也輪不到我們操心，我們隻需在意售價與成本之間的差額。
英文走精品路線，售價要保證有不錯的利潤空間，而且中文的薄利多銷帶來的巨大訂單量，也可以幫助英文精品壓低加工成本，提高利潤率。
前期就這樣規劃，後期看品牌發展情況再決定是否要把中英文品牌打通。
新品牌的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暫時不要對外透露，目前我們的工作重點還是好運來，隻有把它做起來，讓大家看到希望，才适合談其他。”
兩人一路聊到辦公室的門口，腳步一踏進辦公室就戛然而止，聯袂來到會客區，冼耀文先介紹了丘德根和林醒良兩人，然後直入正題，并沒有采用迂回的策略。
“丘老闆，你清不清楚租一部電影的拷貝一天租金需要多少，我指的那些已經上映幾年甚至十幾二十年的老片。”
“一元到五元不等，時間越長越便宜，熱門片比冷門片貴一點。”丘德根心裏稍稍激動，好像冼先生要跟他談的事情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
冼耀文心中卻是有點詫異，跑電影公司的時候，他打聽過租拷貝的行情，他打聽到的價格要比丘德根說的貴十倍，是欺負他外行還是對“老片”的理解有誤會？
“丘老闆，你确定？”
丘德根自信地說道：“當然，我做了幾年的放映電影生意，現在又在一家買賣影片的公司上班，對電影拷貝的行情十分了解。”
“這樣啊。”冼耀文故作恍然大悟，“丘老闆是農村人嗎？”
“不是。”
“有沒有去過香港的農村？”
“沒有。之前打算去農村放幻燈片，但路太遠，當晚趕不回來，會耽誤第二天上班，一直都沒去成。”丘德根如實說道。
冼耀文颔了颔首，“我和丘老闆不太一樣，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也跑了香港這邊不少的圍村，對農民的生活和香港這邊的農村都有一定的了解。
《南京條約》簽訂之前，香港、九龍、新界三地，從地緣上屬于寶安縣，但大部分土地屬于鄧、侯、廖、文、彭五個江西遷過來的家族，這五個家族在這邊發展了一兩代人也就遷走了，但地契還是在他們手裏，隻是把地租給了佃戶種，他們定期從佃戶手裏收租。
英國人一開始雖強調‘私有合法财産權益，概準仍舊自由享用’，但并沒有找清政府核準土地的主人，隻是将錯就錯征用土地，并把賠償發給了佃戶，亦或者指責找上門的業主沒有好好打理土地，直接把土地充公，把土地的永業權改成承租權。
可能就是來路不正的原因，英國人對佃戶不算苛刻，收的地租并不過分，香港這邊的農民生活壓力不算大，農閑的時間比較多，農民不像城裏的居民，隻要有錢，可以進行各種消遣，他們能做的無非就是聊天、打牌，去敲寡婦門。
有一次我去一個圍村，正好遇到村裏祭祖，晚上會在村社放露天電影，當時還不到四點半，村社已經圍滿了人，挨挨擠擠，連隻腳都插不進去，有本村的，也有從邊上幾個圍村趕過來的。
我一時好奇，就找電影放映員打聽放什麽電影，他跟我說是兩部老片，一部《桃李劫》，一部《馬路天使》。”
聽到放電影，丘德根的雙眼立馬射出炙熱的光芒，說者有心，聽者更有意，他心中驚歎，“我怎麽就沒有注意到農村市場呢？”
冼耀文目光離開丘德根的臉，往其茶杯掃了一眼，向林醒良打了個續水的眼色，嘴裏接着說道：“後來，我了解了一下，鄉下其實有不錯的電影市場，隻是這個市場一直沒人注意到，也可能是那些戲院老闆看不上這個市場，反正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去開發這塊市場。
說到做生意，最好做的就屬獨家生意，客人有一個算一個，隻要有都是自己的，我挺看好這門生意，也預算了一下，隻要擴張的速度夠快，短時間把大部分市場占下來，又不讓競争對手出現在自己戲院的周圍，一家戲院一年賺一萬元還是不難的。
隻是可惜，我有關系，有本錢，就是沒時間。”
冼耀文虛點一下辦公室的工位，“這裏一大攤子，投資了好大一筆，現在生意還沒上軌道，我是實在走不開，就算其他地方有錢撿，我也根本抽不出時間去撿。”
丘德根的眼睛變得愈發明亮，冼先生這都不能叫暗示，而是赤裸裸的明示，就等着他開口求合作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