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學校軍訓，并不像現在這樣簡易化。
根據領導在67年的三七指示。
軍隊應分期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并且參預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D、P、G的工作。
也就是說這項活動是普及到全年級的同學。
大家不僅要進行實戰操練，思想上也要進行深刻的學習。
李小弟的學校，更是結成了“一隊紅”學習小組，利用下學時間來進行學習，回家的時間是一天比一天晚。
李家的晚飯也換了人等，從之前的大妹，換成了如今的李小弟。
這樣襯的每天正常下班回家的李想，倒跟個閑人似的。
李想到家的時候，李母的飯菜已經洗切停當，隻等下鍋。
緻使這樣的原因，就在于，這個農作物有個規律。
然多年戰争下來，再加上天災，導緻出現了嚴重的饑荒，緻使許多士兵被活活餓死。
他進廚房本想沏點熱水，卻被菜闆上切成絲的菜吸引了主意力。
這種退化現象在此時，在國内外農業生産上，長期以爲都被認爲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沒有一個能解決種植上的實際問題。
挨餓，這個詞從古至今一直伴随着我們各民族百姓。
一般第一年産量最高，第二年産量就會大幅度下降，第三年基本上能算得上絕收了。
一個高産量的作物對于人類的拓展，其實起到了非常之重的作用。
土豆這個東西從它面世以來，跟“稀罕”好像都沾不什麽邊。
糧食的極度短缺之下，出現人吃人的情況是必然的現象。
若是碰到絕收年，一年到頭，城市的菜市場裏基本連個土豆的影子都見不着。
李想也是來到這以後，才知道，哪怕是許多把土豆當成主食的北方，除了自個種它的農民，其他人也不是能年年吃到的。
“媽，這是輪到土豆年啦。”李想的聲音有些小驚喜。
上百年來，各國相關的學者，關于土豆的退化現象，發表的研究論文數不勝數，說法也是雜學百家，說什麽的都有。
曆史長河中各種駭人聽聞的事件裏，因爲餓所造成的，不知幾何。
“是啊，早上在菜場看到上市了，我就撿着能買的挑了老些。”李母回道。
十六國時期，先有君主禁止養蠶，因爲桑葉是軍糧之一。
而且論起大家對土豆的印象，“高産”一直是它身上的重要标簽之一。
有些學者，曾經悲觀的預言過，這是一種遲早要滅絕的作物。
中國古代的曆史根本就是一部饑餓的曆史。
收成好的時候，那年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家家都不缺。
總有人爲了活下來，不計任何代價。
打仗的時候，一旦兵敗，被留下的士兵，無論死活，都将成爲對方的口糧。
賣命的士兵，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用提了，哪怕是住在首都的百姓。
《資治通鑒》：春，正月，秦王堅朝飨群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将歸，吐肉以飼妻子。
意思翻譯過來：前秦苻堅在長安宴請群臣，那一年長安已經人相食。群臣宴席回家後吐出吃下的肉給妻兒食用。
生靈塗炭這個成語，就是在這個時期創造出來的。
然後距這個時期500年後，唐末的秦宗全又将吃人肉的技術提高了一個檔次。
因爲軍隊缺糧，他們不僅吃人，還怕肉壞了，用鹽腌制保存下來當幹糧。
戰争時期，缺糧不可避免。
和平年代，缺糧的問題仍舊是一個避開不了的問題。
在沒有計劃生育的時代，人口肯定會不可避免的快速增長。
然後人口的增長，就意味的糧食的消耗也會跟着增加。
我們的老祖先其實已經爲了人口膨脹下帶來的饑荒，用了很多手段來應對。
比如興修水利、勸農耕種、推廣農業技術。。。。。。
還有無效手段，祈雨、求蝗神、*****等等。
當然除了這些有的沒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引進高産作物。
比如“占城稻”的引進。
占城稻原屬越南南部，是一種具有高産、早熟、耐旱屬性的水稻。
它從北宋初年先是傳入福建，在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代，推廣至長江中下遊。
長江中下遊等地不管是稅還是糧，一直都是受各朝關心的重中之重的地區。
稍有閃失，便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能把稻種移到這裏種植，可見當時從上之下是下了何等的決心。
而占城稻果然沒有讓人失望。
它的推廣，讓當時北宋三千萬的人口，迅速飙升到至1.2億。
這是中國曆史上人口第一次突破一個億，并由此産生了百萬級的人口城市。
中國曆史上第二次人口爆發，則要歸功于紅薯。
爆發時期在清朝，但是作物帶回來的時間卻是在明朝。
紅薯不僅耐旱，環境适應能力非常強，粗生賤養，不怕蝗災，無論是沙土地、丘陵地，還是紅土地，苗入地即活，而且産量非常高，吃一個到兩個便能夠吃飽，不管生熟都可以食用。
當時紅薯被西班牙人帶到了菲律賓的殖民島，在那邊印證了高産後，西班牙殖民者卻不準把這個作物輸出。
一位叫陳振龍的福建人，發現了這個作物的好處，爲了讓家鄉百姓免于饑餓。
他便下定決心作一個盜火者。
他先是賄賂了當地的土著，得到了紅薯藤。
之後多次嘗試過關，但都被攔了下來，自己也差點遭受牢獄之災。
最後一次，他爲了躲避海關的層層檢查，他把紅薯藤跟船繩絞到了一塊，才以此避過了檢查。
過了關卡後，經過七天七夜的颠簸航行，終于從菲律賓回到了福州。
而福建在引入了紅薯後，當地的農業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很快，福建便遍地皆種，産量高，價格也便宜，普通老百姓更是三餐把它當主食。
此後三十年，福建那一代都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饑荒。
後來到了清朝乾隆時期，上有君主的政令向北推廣，下有陳振龍的後人陳世元（這位先生有大愛，高齡八十歲死在了向河南推廣紅薯的路上）的積極推進。
紅薯就此在北方紮根。
與此同時，在玉米、土豆這兩樣高産作物的輔助下，當時的中國人口突破了三個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