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線各軍、州各自爲戰，隻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動出擊，并隐晦的要求整個西線的指揮權，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資曆，即使給他指揮權，亦無濟于事，反而會更加麻煩。段子介彈劾真定府的武騎軍畏敵如虎，遼軍一百餘騎自府前而過，萬餘騎精銳騎兵竟然作壁上觀，不敢出戰。而真定府與祈州之守臣卻也指責段子介輕率草莽，輕侮同僚，還彈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無賴，有非份之想，說他遇敵而不敢戰，卻常常殺良冒功，部下不守軍紀，焚掠鄉野，過于遼寇。若非石越對段子介頗爲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賞識，段子介隻怕已經被兩府問罪了。
西線至今都無法準确判斷究竟有多少遼軍。雖然段子介俘獲了蕭阿魯帶之養子蕭繼忠，但此君還在被押送來汴京之路上——兩府無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讓報紙宣揚此事。在對這個蕭繼忠進行審問之前，樞府隻能由各軍州之戰報進行判斷——但若這些戰報全都可信的話，西線的遼軍至少超過二十萬！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線各州皆異口同聲表示，五月十日開始，西線出現了爲數衆多的部族軍。
遼軍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們的戰略意圖無法判斷，開始樞府根據各州之戰報，判斷蕭阿魯帶部将在深州提前與遼軍主力合兵。然而他們又頻頻接獲遼軍在真定府境内活動之情報，甚至還有情報顯示遼軍逼近井陉——這令得樞府大爲緊張，以爲遼軍竟然是妄圖打通與河東之通道，夾擊河東……所幸目前這隻虛驚一場，很快又有小股遼軍出現在趙州境内。
但越是混亂，劉舜卿反而越是堅信通過西線遼軍之行動，可以判斷全部遼軍之作戰意圖。
前提是，他們能撥開西線情報混亂之迷霧。
遼主已經向天下頒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遼主指責了宋朝的“背信棄義”，這筆賬一直從遼國内亂算起，斥責宋朝不顧兩朝盟好，不顧君臣之義，天理人倫，暗中支持遼國之叛臣，趁火打劫，背棄澶淵之誓，幹涉遼國之“家奴”高麗事務，威逼利誘使其背主，在兩國貿易中奸詐無信，謀求暴利，壓榨遼國百姓，又故伎重施，試圖在遼國的“家奴”阻蔔、女直中煽動不滿。此外，檄文還抨擊宋朝“窮兵黩武”，十數年間，就先後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齊用兵……檄文整整羅列了宋朝十八條罪狀，宣稱遼國以上國之邦，對宋朝屢加容忍，并曆數了遼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義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毀約背誓，并且大修邊備，對幽薊之地有觊觎之心，遼國才不得不先發制人，懲罰趙氏。
這篇檄文寫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韓拖古烈之手。這個時代并無國家主權觀念，他始終站在信義、君臣、主仆這樣天下公認之大義之下，說得遼軍倒真似是一隻義師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遼國的三大要求：恢複澶淵之誓；宋朝放棄對山前山後諸州的野心、承認那是遼國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麗，承認遼國對高麗的唯一宗主權，并且立即停止在阻蔔、女直諸部中的挑撥離間，保證永遠不直接與隸屬大遼之諸部進行交往。
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聽到一些議論，許多人認爲遼國之要求并不過份，尤其在舊黨之中，即使主戰派也隻是認爲除了恢複澶淵之誓無法接受外，後兩條要求是完全可以讓步的。幽薊諸州雖然無法公開放棄，但至于爲了對高麗之宗主權而與遼國打仗，這在宋朝國内，依然還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對遼強硬派，也不敢将此做爲戰争的理由。
這是宋朝與漢唐之顯著區别，士大夫與民衆都還沒有做好成爲“天下共主”之心理準備。
而宋廷對遼國的回應，是由石越與範純仁一起草寫的《讨契丹诏》。
诏書的内容十分簡單：
“契丹本匈奴餘種，竊據北國，僭稱尊号。蠢茲北狄，匪茹其力，屢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邊州。朕聞《春秋》之義，大九世複仇，恥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諸路齊驅，克期剪戮此賊。天下士民，有能應接王師、糾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當不吝爵賞。凡敵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負萬世之譏、諸夏蒙夷狄之辱者，當斬于東市，以謝天下。布告中外，鹹知朕心。”
與這份《讨契丹诏》一同頒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殺番賊诏》，禦前會議立下的賞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獲馬一匹，賞錢二十千；斬首一級，賞錢十千；十人級以上，即加獎官職。所獲财物，賞之。擒斬首領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優獎。戰後凡願從軍者，優先錄用；願歸農者，免賦役三年。
這兩份诏書及時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現的分歧，至少是暫時壓制住了各種反戰派的聲音。
但石越心裏也很明白，無論诏書寫得多少斬釘截鐵，決定戰和意志的，仍然是實力。倘若河北戰場上節節敗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戰派與議和派的聲音擡頭。
石越與範純仁已經有了共識，他們不介意在戰争之前盡最大的努力避免戰争，但是，戰争一旦開始，他們就必須帶給宋朝一場勝利。除了戰勝者的身份外，他們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結局。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也許無論何時都不應該讓自己陷入背水一戰的境地。過剛則易折，隻知戰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與範純仁選擇了破釜沉舟。
因爲他們心裏都清楚，這個國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過，即便是選擇了破釜沉舟，他們要面對的，也不僅僅是契丹。
西夏使館不斷的向宋朝示好，職方館已經向安插在西夏的細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實态度。但這需要時間，不過以職方館對西夏滲透之深，既然遲至此時仍未有不好的消息傳回來，而西北諸邊州也沒有傳回西夏軍隊異動之消息，那麽石越便幾乎可以斷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遷之後，也創立了一個專門的間諜機構“四方察訪司”，不過，他的四方察訪使本身便是大宋職方館的間諜，而在西夏，職位比這更高更機要的宋朝間諜，還有三四個。至少目前來說，唯一能阻止宋朝對西夏動靜了解的，隻有它們之間的距離。
但這些都是極機密之事，無論是爲了安撫李秉常，還是巧妙的鞏固西夏内部親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對這些間諜少起一點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給西夏一點甜頭。
然而朝中有許多的強硬派官員對此極爲反對。他們認爲西夏無論如何都不敢東犯，就算東犯也是自取其辱，這些對李秉常恢複年号之舉動耿耿于懷的官員，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給李秉常的禮物——以市價賣給西夏兩門克虜炮。
人人都承認既然遼國已有火炮，西夏擁有火炮也就是遲早之事。也沒有人會認爲賣給西夏兩門火炮會對宋朝造成什麽威脅，即使西夏能夠仿造，其産量與性能短時間内亦難以與遼國相提并論。但即便如此，他們仍然不能接受這種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爲契機，全面開放與西夏之武器貿易，倘若西夏人能從宋朝這裏以相對公道的價格買到所需要的火炮，他們便不會有動力去發展自己的火炮工業。
但這個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視爲敵人。然而，短時間内，這樣的轉變連範純仁都難以适應。對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麗人則是另一個問題。
禦前會議要求高麗立即出兵，威脅遼國的東京道。但高麗正使雖然言語謙恭，卻隻表示會立即向高麗國王轉達此事，并沒有一口應允下來。高麗人既然心存觀望，禦前會議幹脆給秦觀下達敕令，令他全權處理此事，務必使高麗人盡快向遼國東京道出兵。
但兩府都很清楚，高麗是一定會觀望的，在勝負未明之前，他們絕不敢輕易得罪遼國。他們的使節已經開始向兩府訴苦，委婉的表達希望宋朝減免其債務之要求——他們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開價了。
站在高麗之立場，這本無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禦前會議之内，對此也是态度兩極。韓忠彥與劉舜卿等人皆認爲高麗是否出兵無關緊要，他們認爲即便高麗樂于參戰，傾國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戰勝東京道内之現有遼軍，更何況高麗必不會盡全力。因此他們認爲不值得爲此付出過多的代價。但韓維與呂大防卻力主拉攏高麗，二人主張倘若高麗能夠在九月之前，出兵五萬，進攻遼國，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債務。
雖然最終禦前會議向秦觀下達的敕令中，采納了韓維與呂大防之主張。但懷疑、猜忌、不滿的情緒，仍随處可見。
更大的麻煩出現在國内。
禦前會議早就決定在河東、河北分别設立宣撫使司。但宣撫使的人選卻難以定奪。
石越一心想讓章楶擔任河東宣撫使，統轄河東境内之兵馬。不料小皇帝突然質疑章楶質曆不夠，提出要令呂惠卿出任河東宣撫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現奏折與小皇帝相呼應……雖然這些人官階不高，但石越與諸宰執們除了借口呂惠卿從未領兵、不熟悉軍務外，實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來搪塞皇帝。
然而麻煩的是，原本石越與範純仁、韓維等人商議，要以韓忠彥出任河北宣撫使……韓忠彥本是各方都十分滿意的人選，他又是遺诏輔政大臣，高太後也願意讓韓忠彥多立功勳，若他能夠宣撫河北擊退契丹，日後便大可與石越并駕齊驅，甚至後來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呂惠卿之事後，韓忠彥同樣也是從未領兵之事實，就變得尴尬、顯眼了。原本這倒并非問題，宣撫使司内自有謀臣幕僚，禦前會議與兩府亦能遙控指揮，對韓忠彥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決斷力、以及調和掌控諸軍——這兩種能力韓忠彥都可信賴。
但如今這卻成了一個問題。
自高太後以下，包括身爲新黨的許将在内，沒有人想讓呂惠卿去做河東宣撫使。倒不是怕他東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軍功，衆人亦有的是辦法不入他重返中樞。而是舊黨對呂惠卿的忌恨，實是到了根本不希望聽到他名字的地步；石黨與新黨中除呂惠卿派以外，同樣也不想給呂惠卿任何表演的機會。
于是呂大防、蘇轍等人，幹脆建議由韓維或者石越出任河東、河北兩路宣撫大使。
這讓石越越發的難以決斷。
倘若韓維出任兩路宣撫大使，以韓維之資曆威望，石越定然會徹底喪失對戰場之指揮權，他隻能擔任好蕭何之角色。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況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韓維之能力。若他本人離開汴京，出任宣撫使，卻又有更多的疑慮。
但無論如何，宣撫使之人選不能再拖。很快西軍就要抵達戰場，除拱聖軍外的京師禁軍亦要開始逐次出發，暴雨之後，遼軍也必将醞釀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還有那個屯兵雁門之外，一個多月來一直沒多大動靜的耶律沖哥，更加令人擔心……若那時河北、河東還沒有宣撫使，後果将不堪設想。
石越心裏面想着這些事情，端起茶碗，輕輕啜了一口茶，擡眼望了一眼坐在對面的潘照臨。
二十多年了，他已經由布衣而位極人臣，但到了這樣的重大抉擇之時，他卻仍然不得不依賴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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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照臨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遊天外。
一晃二十餘年的光陰，歲月在潘照臨的臉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記。曾經有一段時間，潘照臨幾乎以爲自己已經失敗了——封建南海、與司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顆棋子那麽聽話。對潘照臨來說，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裏半九十，他幾乎以爲這件“作品”失敗了。
右丞相！位極人臣……這可不是潘照臨的目的。
這幾年間，他離開汴京，遊曆天下，隻是偶爾才會回來。他這幾年間的所見所聞，對潘照臨而言，真是一種極妙的諷刺。他見到的大宋朝，州縣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樂業，農民賦稅減輕，兼并放緩，城鎮工商發達，文化更加繁榮昌盛……紹聖年間，不僅汴京之國庫漸漸豐裕，便是各地州縣府庫、常平倉，亦皆倉禀豐實。尤其是東南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讓潘照臨驚訝。以兩浙路來說，王安石在杭州期間，除了主持鹽債、封建諸事務外，更是籌措資金，大搞建設——石越當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錯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後，在危機之中，竟有餘力大興水利、修葺道路、溝通河渠、整頓驿館，并且還擴建了杭州城。如今兩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鋪成，雨水雖多，道路卻從不泥濘；杭州等城市中，皆有專門之機構收養棄嬰與無人照顧之老人；學校密集，識文斷字之孩童越來越多；僅僅兩浙路内，報紙便多達十餘種；取消對過路之商旅征稅後，人口往來更加頻繁，兩浙路随便一座小縣城，都能見到數以百計的外來商旅；杭州一場蹴鞠比賽，能吸引數萬人觀戰……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稅，便已是駭人聽聞，幾乎相當于熙甯初年的數十倍。
東南如此繁華，西北也漸有生氣。陝西在紹聖以來，雖然經曆交鈔危機，但是司馬光主政後，百姓漸得歇息，到紹聖七年之時，雖不及東南之富庶，中戶以上，卻也是家家有餘糧，戶戶有牲畜。
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隐患——與王安石和新黨的最大區别是，司馬光與石越從未真正挑戰過勢家豪族，隐田逃戶仍在緩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緩，卻并未停止，這侵蝕的是國家最基本的兩稅收入。司馬光與石越的辦法是通過節省開支、開拓其他的财源來彌補這一塊之損失，尤其是裁撤軍隊的積極效果越來越明顯，再加上二十餘年工商業之蓬勃發展，令這種損失漸漸顯得微不足道。但潘照臨敏銳的覺察到，這遲早将再次成爲一個問題。
然而，這個隐患的爆發是他潘照臨有生之年絕對看不到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