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元鳳在奏折中獻策，變革現今的科舉之法，部分恢複唐代的辦法。即在考中進士之後，進士們還要再次參加吏部舉行的考試，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試，則要考法律條文、錢糧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這些進士們不至于到了地方州縣後，一無所知，空有報國爲民之心，卻經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還建言在各路舉行“路試”，這種“路試”，隻考法律條文、錢糧、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過這類考試的讀書人，即委派回本州本縣，擔任胥吏。陳元鳳認爲，隻要繼續執行熙甯之法，進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祿，那麽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讀書人加入，從而既解決了許多考不上進士的讀書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質，是國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現行之規定，胥吏雖然積功累勞，也有機會升遷到主薄，甚至是縣令，但實際上卻是萬中無一能有此幸運。因一無升遷之望，二無優厚俸祿，胥吏欺上瞞下，貪污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陳元鳳認爲，若推行他所獻之策，則讀書人做胥吏，不僅本身更有節操，而且因爲還有繼續參加科舉考進士的機會，也就是實際上打通了官、吏這兩個階層間流通之關節。會有不少讀書人将此當成暫時謀身之法，而當他們真的考上進士後，也是爲國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層情弊的能吏。
但陳元鳳的這份奏折，被司馬光斷然拒絕。
司馬光堅持官與吏是清濁兩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責這是将士大夫與胥吏們混爲一談，“大亂國體”，他們并且宣稱這個獻策，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說，但是若用此策，則各路增加考試、增加胥吏的俸祿，單就這兩樣，國庫就又要支出一大筆錢财，因而不肯接受這個建議。
但是範純仁心裏知道，這個建議之所以被拒絕，除了這些原因，還因爲陳元鳳所獻之策，乃是“王安石遺法”。
這實際上是當年王安石緻力于改革胥吏把持縣政的繼續。
若論此政策本身，範純仁是贊同的；石越雖然态度微妙，但是範純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試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對的聲浪會有多大。已經中了進士，搖身一變成爲“士大夫”的人，絕大部分都是不願意和聲名狼藉的胥吏們沾惹上任何牽連的。隻要一想到将來會出現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們便已經恨不能能把陳元鳳活吃了。
而這些“士大夫”們，至少太皇太後堅信，他們才是大宋朝長治久安的根基，因此這份奏折最終被束之高閣，太皇太後反而下旨将陳元鳳訓斥了一通，要他安分守己。
然而，範純仁知道小皇帝卻對陳元鳳的這份奏折公開表示過欣賞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經筵之時，那天講的是漢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陳元鳳與他往來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詢問他的看法。
當時太皇太後、所有的宰執、翰林學士都在場，範純仁被小皇帝問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應付過去。
但他當時，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滿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神中的欣喜、許将的得意、還有章惇的異樣……
也許真是冰凍三尺！
範純仁轉過頭來，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打算告訴石越他在想什麽。盡管這些年來，兩人在政事堂内合作無間，互相欣賞、敬重、體諒，也互相影響着。但也是正因爲如此，範純仁在石越那裏學會了妥協與保留。
君子愛人以德。如果石越身邊真有形成一種朋黨，對石越來說，可未見得是好事。身處朋黨之中，哪怕你是被他們奉爲首領，但有時候，你是會被這朋黨裹脅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黨的勢力越大，就越是禍害。
範純仁自己就努力的與所謂的“舊黨”們保持着距離，隻是秉承自己的理念來做事。他覺得，如果章惇真的與石越分道揚镳，對石越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讓自己不再去想這件事，讓思緒回到剛才的話題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實相公判斷失誤，遼人真的南下，你以爲我們付得起這個代價麽？”不管怎麽說，範純仁還是有些擔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會，道：“也許我們得做好遼人已經攻到大名府的準備。”
“啊？”範純仁吃了一驚。
石越知道範純仁于此不太熟悉，又解釋道：“範公，河北防線，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險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須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禦。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謂‘關隘’，竟然是遼軍可以設法繞過的。除非我們處處布置重兵，否則總有兵力薄弱之處，但我們也不可能有那麽多兵力。因此，除非遼軍蠢得見城就攻，逢寨必戰，否則，就算遼軍一動我們就得到消息，并且馬上下令征調西軍，西軍還要安排防務，還要進行必要的行軍前的準備，等他們趕來支援，最快也要兩個月，若有意外，花上三個月也有可能。那時遼軍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軍？”
“河朔禁軍重兵集結于大名府防線，不管是對是錯，這是既定策略。臨戰變陣，兵家大忌。因此絕對不能輕舉妄動。”石越其實隻是不信任河朔禁軍的野戰能力，害怕久疏戰陣的河朔禁軍碰上遼軍崩潰，從而導緻無法收拾的後果，但他卻不便将這些話說出來，“我們到時候能依靠的，隻有前線州縣駐軍将領的才具，還有駐紮在汴京附近的禁軍。但是……”
石越的“但是”後面是什麽，範純仁心裏也是知道的。要調動拱衛汴京安全的禁軍，不是那麽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歎了口氣，用詢問的語氣問道：“若是現在開始準備……”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安排西北防禦，令将要抽調的西軍、蕃軍預作準備，吩咐沿途諸路做好供應軍糧之準備，一旦有事，西軍就能迅速馳援。”石越迅速的說完，停了一下，又補充了一句：“甚至，遼人知道我們有備，也許就會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範純仁在心裏苦笑了一下，若是勞師動衆，而遼人卻不來了，到時候誰來承擔這政治後果？畢竟，誰也不能證明遼人原本是準備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這件事上過于堅持，而是希望能夠說服司馬光，是不是也是因爲知道這個後果呢？
反對司馬光，最後還注定會被證明司馬光才是對的。就算是石越，也不會願意做這種大損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會還會再議。”範純仁決定再去找一次司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諾什麽，“但我以爲樸彥成的意見送回來之前，不會有結論。在此之前，隻能是責成職方館多刺探點有用的情報。”
4
寶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暫交談，沒能帶給石越什麽積極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親臨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傳開了。這雖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預料，而且他也料定這會大大鼓舞新黨及其支持者的士氣，但他原本是認爲新黨帶來的切實煩惱，至少要等到高太後去逝，小皇帝親政那一天。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雖然高太後刻意低調的處理小皇帝親臨吊喪之事，論戰卻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紙》的小報紙上開始，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聞》、《西京評論》等大報。
自熙甯以來，雖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聞》獨大，但也不斷有其他的報紙出現、倒閉，少有能堅持下來的。但情況漸漸發生改變，慢慢的，從各州縣陸陸續續出現的小報紙中，汴京的辦報人們吸取了經驗，他們發現，經營一家報紙，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聞》那樣的規模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圖。
成本是很簡單的。一份小報，以每期三至四萬字計算，每份報紙在紙張上的成本，還不到兩文錢，而印刷費用也極其低廉，選擇雕版印刷，每期不過一貫，若交給活字印書坊，每期隻要八百文。每份這樣的報紙定價六文，由送報者送到訂戶手中，每份要給送報者一文錢，交給賣報者也是一樣。隻要能夠保證一千份的訂戶，每期就有五貫的收入，除去三貫的成本，每期的利潤有兩貫。以五日刊一期計算，每月能刊發六期，則每個月的利潤在十二貫。通常這樣的報紙最多隻會雇用一個人，每月俸錢不超過三貫。
紹聖年間，就算是在汴京，每個月九貫的收入，即使需要養活五口之家，也可以達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209]
更何況，實際收入比這多得多。
于是，紹聖以來，在汴京站穩腳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報紙越來越多。
這家《天下紙》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創于紹聖二年，五日一刊，發行量極小，從未超過兩千份，但是讀者穩固，以訂閱讀者爲主，竟也從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盡管許多人可能從未聽說過這家小報，但它卻也生存了五六年。
這家報紙隻有兩名固定成員，主筆叫盧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兩人因爲累試不中，遂辦了這份報紙，在汴京謀個生業。但《天下紙》原本并不關心政治，它每期報紙隻有永恒不變的三個内容：其一，對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區某個家庭的采訪，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貞節烈女之類；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區之訃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慶之事——這是需要收費的，這一類的服務，無論你花多少錢，《汴京新聞》之類的大報也是不屑一顧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種虛榮，他們願意花上百十文錢，在某家報紙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進士……”諸如此類的東西，而似乎也沒有報紙讀者會介意這些，相反，許多人很喜歡看這些東西；其三，關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諸侯的——《天下紙》的讀者們特别關心這些趙氏子孫在海外的命運。
此外，《天下紙》還有個小欄目，就是讀者投書，内容是讀者對前一期報紙内容之評論。這樣的内容能夠增加訂戶的參預感，并且可以有效的減少盧之翰與安原的工作量——雖然經常必須由他們自己揣測讀者的心思，編造讀者投書。這是一個必要的伎倆，根據盧之翰與安原的經驗，有時候刻意挑動起對一些問題的争論，對于報紙的銷量有顯著的好處。
紹聖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紙》照例刊登了兩篇“讀者投書”，這兩篇“讀者投書”沒有評論上一期報紙之内容，而是對于剛剛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績進行了評價，一篇批評，一篇維護。但是批評的那篇文章用詞非常刻薄，不僅對王安石的政績極盡譏諷之能事，而且還惡毒的批評了太常寺谥王安石爲“文”之事，譏笑王安石“文則文矣，然生平好谏诤，當加一‘獻’字”，才能稱得上“議者之盡也”。
連盧之翰、安原也沒有想到，這一篇罵王安石的“投書”，得到了他們意想不到的效果。當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們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讀者投書，而且大多是幫着痛罵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決定連夜趕出一期增刊，除了盡量公正的介紹王安石的一生外——這當然隻是爲了避免麻煩——然後便是精挑細選了十封讀者投書刊登。二月二日，他們如願以償的賣出了印發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時，他們還明智的宣布，《天下紙》對任何話題的讨論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們從下一期開始，就不再接受這個話題的投書。
就這樣，他們成功的多賺了兩貫錢的利潤，然後全身而退。
但這件事卻讓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燒，無法就此罷休——畢竟《天下紙》也是一份報紙。而想罵王安石的人看見王安石死後備極哀榮，心中的不平也不是這麽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報抱着各種動機參預進來，接過《天下紙》未完的争論。
到了二月五日，就終于演變成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領頭的兩個陣營的大罵戰。
朝堂上的舊黨與新黨還未決裂，但在野，兩派的支持者已經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臉皮。
而這次的裂縫，連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彌合。因爲新黨已經沒有了首領，他們一盤散沙，卻因爲相信皇帝站在自己這一邊，而信心百倍，無所畏懼。
更加頭疼的是，他們論戰的範圍越來越大。
石越本能的覺察到，唐康帶回來的遼主同意另立新約的許諾的真相，終究會被洩露出去。
到時候，現在還隻是隐隐約約的指責，就難免會變成噴洩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舊黨對這場論戰的漠視态度，也讓石越擔心。舊黨中主張禁絕報紙的聲音從未停止，如果司馬光受到影響，打算幹點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馬光攤牌的時刻。
石越祈禱着不要出現那樣的情形。
因爲如果是那樣，就是前功盡棄。
石越心裏很清楚，用所謂的“石黨”來取代新黨或者舊黨，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讓新黨與舊黨學會、接受妥協與共存。他曾經以爲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來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現在他才知道，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難，當他們互相妥協與共存時，那種狀态看起來總是那麽的脆弱。相比而言，“漢賊不兩立”的處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難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說起來真是奇怪，這個文明按理說是最應該懂得這些的——他們的文化圖騰難道不是那個陰陽太極圖麽？宋儒難道不應該極重視《中庸》麽？但爲什麽在政治上，反而充滿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敵、非君子即小人這樣的激烈的線性思維，要改變起來竟然是如此難之又難？！
這種文化與實踐之間巨大差異，讓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經因爲王安石的終于願意妥協而振奮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觀起來，仿佛自己一無所成。
他隻能盡力安慰自己，舊黨未必會讓他失望，他至少還可以信任範純仁。他的眼睛應該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頑固的舊黨所影響。
石越要煩惱的還遠不止這場報紙上的大罵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