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遼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難以相信，“他當年兵變奪位之時，何等果決，豈會……”
範翔搖搖頭，“這卻非我所能知者。若從遼主之赫赫英名之來看，的确是不可思議。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罷，大宋也罷，隻要大軍調動，便不可能瞞過對方——以今日之事論之，遼國君臣非無智謀之士，不可能不知無論他如何設計，朝廷總不敢掉以輕心。故若用疑兵之計，遼主應當是如此虛張聲勢幾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漸生懈怠後，再出其不意，大舉興兵，打我一個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這般疑兵之計要不要真的勞民傷财的大舉聚兵，隻是我在遼國，見到遼主又是罷朝，又是親率百官祭奠，當日我也曾親眼見到遼主，總覺得他神色之間，有些猶疑之态。”
說到此處，範翔又搖頭笑道：“不過，連我也不知我有沒有看走眼。或許遼主便是要沽名釣譽也未可知。畢竟契丹一向也自诩爲是承唐之正統，自居爲中國……然無論如何，此皆爲可疑者一。”
範翔的解釋，的确是兒戲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論及遼主耶律濬，真是當之無愧的一代英主，說他一面大舉聚兵，一面卻連南侵與否的決心都沒有真正下定，這說出來，卻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裏不以爲然，隻問道：“既有可疑者一，便當有可疑者二……”
“這可疑者二……康時當知道所謂的‘四蕭王’？”
唐康點點頭，“略有所聞。契丹自耶律寅吉、蕭素相繼病逝後，朝中功勳之臣，便餘下楚王蕭岩壽、衛王蕭佑丹、許王蕭惟信、陳王蕭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樞密院，北人喚之爲‘四蕭王’。”
“康時既然在大名府，想來許王蕭惟信極力主張南犯，陳王蕭禧卻極力維護兩朝通好，這些事情，亦瞞不過康時……”
唐康隻笑不語，默認此事。遼國内部的這些分歧，無論是蘇轼的奏折，還是職方館的報告，都說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該知道的，在範翔使遼之前，甚至都對此一無所知。但範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權。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權勢最大的四位貴臣，便是所謂的“四蕭王”，這四人中，蕭岩壽爲北府宰相，蕭惟信爲南府宰相，蕭佑丹爲北院樞密使，蕭禧爲南院樞密使。遼朝官制極爲複雜，無論南北宰相府，還是南北樞密院，都各自掌握實權。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樞密使一些，而蕭岩壽與蕭惟信的資曆，也要遠高于蕭佑丹與蕭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國的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選制”铨選宰相的，也就是說，大遼的宰相，有很長一段時間，必出于皇族或國舅族，乃是貴族權力的體現。而樞密院之設立，卻正是遼主爲了強化皇權的手段。因此，在這樣淵源下形成遼國官制，便形成一種複雜的關系，握有軍政實權、位次較尊的宰相府，實際權力，反而不如樞密院。南北宰相府成爲次于南北樞密院的權力機構，北樞密使則是群臣之首。所以，遼主雖以資曆較深的功勳之臣蕭岩壽與蕭惟信任北南宰相，卻将樞密院交由資曆較淺，卻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蕭佑丹與蕭禧掌握。[176]
如此權力結構，原本也無可厚非。
但問題卻出在許王蕭惟信那裏。唐康曾經查閱樞密院的檔案，知道蕭惟信在當年遼主耶律濬發動兵變奪位之時，曾經陰懷兩端，以緻在後來的平亂中，蕭惟信一直被遼主有意無意的防範、疏遠。但蕭惟信畢竟也是遼主的功勳之臣，而且以契丹的傳統，蕭惟信亦是手握實權。因此遼主對他雖然并不太信任，卻也免不了要一面防範，一面還要籠絡利用。所以蕭惟信照樣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時時被委以征伐之任，鎮壓女直、阻蔔等族之叛亂。
然而蕭惟信對于自己的地位，卻似乎并不算太滿意。從各種報告分析，蕭惟信的怨氣，可能出在與陳王蕭禧的争端上。
蕭禧之地位，原本遠低于蕭惟信，但南樞密院至少在行政、賦稅、部族三事上，卻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職方館曾經搜羅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細讀過這些奏折，便發覺蕭禧與蕭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都是針鋒相對，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則發生在部族事務上。
契丹今日之國策，乃是由衛王蕭佑丹所奠定的“聯漢、奚以制蠻夷”。契丹在統治的核心地區，優待漢族與奚族，與兩族一道分享權力，宣揚“漢契一體論”等觀點，并輕徭薄賦，拉攏二族，以穩固統治。但對除契丹、漢、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則實行殘酷的壓榨政策。蕭禧與蕭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發生在對其餘部族的态度上。
蕭禧主張即使對漢、奚以外的“蠻夷”，也要懷柔……
蕭惟信卻認爲契丹本以弓馬立國，對不聽話的蠻夷，自然不能客氣，更質疑蕭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責他在鎮壓叛亂時，過于殘暴——唐康曾經聽說，蕭惟信曾因阻蔔某部族遲交賦稅，将滿族兩千餘口，男丁全部殺死，女人與小孩，全部用馬活活踩死，還強令着幾十個部族頭領去觀看……
蕭惟信請求将漢族事務劃歸南樞密院、南宰相府管轄，将中書省虛設，以“減少冗官”，節省用度……
蕭禧卻堅決反對，以爲“漢俗不與國俗同”，雖“三族一體”，但依然應當“以漢官、漢俗治漢人”……
蕭惟信大贊遼主武功過于唐太宗，中興大遼，勸遼主以“四海來朝”爲志向……
蕭禧卻上表說“強鄰環視”，要遼主“通好于南朝”，“不可複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視之”……
總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幾乎難以調和。
唐康知道蕭禧曾經數次使宋，對宋朝之認識，自然遠較于其他官員爲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雖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當中，便算是真正的讀書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視爲“文官”之首領。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蕭禧與北面林牙承旨趙思茅、翰林學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極力主張維持宋遼通好的——那趙思茅與室得臣，亦非尋常大臣，據說近幾年遼主之聖旨，十有八九，都是這二人主筆，凡有軍國大事，遼主都會先征詢他們之意見。
但蕭禧等人對契丹朝政的影響力，卻在這幾年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雖然唐康一直認爲蕭惟信隻不過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戰争，以牟取更多的權力與功勳——對蕭惟信這類人而言，他的權力、功績、财富，都要靠戰争與搶掠來滿足，但從唐康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在契丹内部，蕭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國力欲是恢複、興盛，這類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幾年前，契丹的新貴們還能從宋遼貿易中享受極大的好處之時，蕭禧們還能壓制住那些蠢蠢欲動的好戰之徒。但這幾年間，契丹國用日漸匮乏，金銀缗錢，要麽流入大宋，要麽被貴人用來修建佛寺，眼見國内百貨騰貴，民怨四起，身爲南樞密使的蕭禧免不了便成爲衆矢之的。而自遼主重新統一遼國以來，契丹幾乎每戰必勝，軍力強盛之下，越來越多的契丹貴人，開始懷念耶律阿保機與耶律德光的時代……而對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遼國交納歲币，更讓許多人憤憤不平。一段時間内，隻是懼于宋軍大敗西夏的強大，這些人還不敢輕舉妄動——但随着宋軍在益州顔面盡失，熙甯十七年以來，國内危機不斷，千瘡百孔，久懷不滿的契丹貴人們，幾乎都覺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候。
這一次遼國極力主張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蕭惟信以外，更有夷離畢韓何葛、北院宣徽使馬九哥等重臣——這韓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馬九哥則是漢人，即是說，契丹國内主張南侵的勢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勢力之強大，絕非蕭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論。畢竟，契丹與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總體來說，是比較低的。
因此，唐康心裏抱的指望，是遼主耶律濬與衛王蕭佑丹還能夠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雖然不久，卻也已了解遼主的關鍵。遼主耶律濬在遼國威信極高，其權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權可以相比，是戰是和，最終還是決于他之口。而在遼國，最能影響到耶律濬的，無疑便是衛王蕭佑丹。唐康雖然并不知道詳情，但他亦隐約了解到一些，石越遣範翔使遼，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雖然做出一副很認真聽範翔分析的神色，心裏面卻并未太當回事，他隻想從範翔的言語神色當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訊息。
“……重臣各持戰和之策，人心未一……”
範翔繼續在口若懸河的分析着契丹國内的形勢，說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這位“告哀使”，心裏面也在揣測着：他的語氣如此肯定，究竟隻是出于他那一廂情願的亂猜，還是另有所據？
4
汴京。保慈宮。
高太後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閱的奏折，微不可聞的歎了口氣，停下筆，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來揉了揉眼睛。已經記不清是從哪天開始，她感覺左眼看東西有點模糊，奏狀隻要看久了，就頭暈眼花，甚至能感覺到一陣陣的刺痛。但即便貴爲太皇太後，對這眼病，亦隻能束手無措——太醫們看了好幾次診，但結果卻是各說各的，聚訟紛紛，不同太醫開出來的藥方，幾乎是南轅北轍。太醫既然這麽不靠譜，高太後便避過兩府的宰執們，悄悄叫人找了幾個高僧想辦法，高僧們獻了個法子，要她一日念數十遍的什麽“光明咒”，念夠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後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許多時日了，但到目前爲止，亦是毫無效果。陳衍也私下裏派人找了汴京的幾個民間名醫問診，那些名醫亦是沒什麽好辦法，多數隻說要患者“少用眼”，不可過度勞累，須多多歇息——但這個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對高太後也不适用。這麽大的國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來裁決。她當然可以将大多數事情交給兩府處理，但她接過這個攤子不久，若一開始便如此懈怠，隻怕時日一久，便容易被兩府架空，到時候再想收回權力，可就難了。在自己的權力得到鞏固之前，高太後一時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這樣才不會被臣下欺瞞利用。
更何況，如今朝局還如此“熱鬧”。
二月七日，“鹽債敕”封駁案震驚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門下後省一日三駁，政事堂旋即态度強硬，此事關重要，不容拖延爲由，次日便将“鹽債敕”交付廷議。
但是，對于“鹽債敕”的反對的規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後的預料的。僅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彈劾石越賣爵的彈章，便多達三十餘份。其中不乏重臣——禦史中丞劉摯，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後在内東門小殿主持廷議，以劉摯爲首的反對者氣勢洶洶，十幾名待制以上的官員近乎威脅的表示，如若高太後贊同此敕，他們絕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這些官員，要麽是親近的侍從，要麽位居要津，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的“舊黨”，高太後也久聞他們的名聲，對他們頗有好感。
但當日廷議，司馬光、範純仁不惜引火燒身，公開替石越與“鹽債敕”辯護，這對朝中一些持反對意見的舊黨來說，無異于當頭一棒。雖然這些官員馬上對司馬光、範純仁也大加撻伐，但無論是誰，都明白此時此刻，高太後将做何選擇。僅僅在一日之内，高太後就迅速做出決定，罷梁焘、沐康，頒行“鹽債敕”。
鹽債敕雖然最終通過頒行，但風波卻并未就此停息下來，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十一日，那些發出威脅的舊黨大臣并沒有善罷幹休，紛紛上表，再次彈劾司馬光、石越、範純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禦史中丞劉摯更是請辭，自請出外。
高太後将這些彈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勸慰劉摯。
但劉摯卻并不買賬，反而誓言絕不罷休。而除了劉摯外，其餘諸人也沒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繼續上表辯駁，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與司馬光、石越理論……
甚至連清議也不支持石越——清議反對的理由，與當初門下後省的理由幾乎相同。未入仕的讀書人，既堅決反對賣爵，更公然質疑朝廷的信用，許多人都擔心這不過是又一輪的巧取豪奪，或者說，爲以後朝廷的巧取豪奪，開了一個壞頭……
惟一的好消息是，據說自二月七日開始，界身巷交鈔的價格便在不斷的上漲——但高太後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義，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贊成劉摯在廷議中說的：“朝廷乃與士大夫共天下，非與商賈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麽事，高太後是漠不關心的，激起士大夫與讀書人如此巨大的反對，才是令她懷疑與擔心的。
然而石越卻似乎沒有半點動搖。而司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堅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顯得很一緻——原本高太後是以爲至少孫固會反對的，但這一次孫固雖未很主動的支持石越，卻也并沒有站出來帶頭反對，這令她十分的意外。這也是一個明顯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麽辦法，他至少成功的說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後心裏再懷疑、再動搖，她亦隻能将這些藏起來。
僅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頂着壓力，以政事堂的名義，公布了發行鹽債的細節，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舉鹽債司之事。
對于反對者來說，這如同挑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