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餘諸人，司馬光雖态度不明，但潘照臨卻認定他亦不想對趙颢趕盡殺絕。而且他是首相，按例要擔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斂成服前就會頒布，所以他有足夠的借口謀定而後動。
而吏部尚書王珪雖然平叛無功，卻因爲進宮時被石得一禁锢，受了驚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趙顼選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見着他剛剛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珪一生行事，本來就無甚主見，此時更不會強出頭。
至于韓維、蘇轍、李清臣三人，韓維在理智上縱想饒過趙颢，但他畢竟是趙顼潛邸之臣，對趙颢之憤恨，可想而知；蘇轍心裏便有想法，但此事既無關他利害，又無情感之羁絆，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時惟石越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雖是後進，然受趙顼之知遇恩，不在韓、孫之下，隻是在兩府宰執之中，他的地位最不鞏固——他雖然支持新法，卻與王安石等新黨人物并無故舊，而是由趙顼一手提撥，趙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無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的政績還受人诟病，此時不知有多少人對他的位置虎視眈眈，在這種情勢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會加倍謹慎，遠避是非。
朝中重臣各懷心思，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猶當謹慎。
石越貴爲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本就威信素著，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舉足輕重。更何況此番王、馬意見竟然出現分歧！
雖然，在這些事上面，連潘照臨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潘照臨卻覺得，自己有義務替石越事先謀劃好這一切。
但是，當潘照臨回到石府之時，石越卻正在病榻上接見桑充國與吳從龍、曹友聞。
這吳從龍原亦是陳良的舊識，最精于禮制典章之學，早就投入石越門下。但他自入仕以來，因吏材平庸，又受石越牽累，竟徘徊州縣十餘年，一直難以升遷。直到石越重掌權柄，陳良在石越那裏幫他說話，這才終于讓石越想起還有他這麽個人，将他調任鴻胪寺主薄。他三日前方抵京履新，正好避開了國喪。
潘照臨亦不知道這三人如何竟會湊到一塊，但石越八日晚上在福甯殿指揮平叛，左臂受傷，九日又忙了一天，沒心思去管這傷情，不料到了九日晚上，竟突然暈倒在回府的路上。宮裏派了太醫來診治，特許石越休養一日，便這麽一日之閑，石越卻又會見起桑充國等“閑人”來。潘照臨又見陳良與侍劍不加阻止，反在一旁作陪，言笑宴宴，心裏更加不悅，撇了撇嘴巴，走到石越榻邊，亦不說話，自己挑了張椅子坐了下來。
衆人見他進來，除石越外，連忙都起身行禮。石越卻沒留意潘照臨的臉色不對，隻是微微額首，便又轉頭對桑充國等人說道：“潘先生亦是自己人，不必拘禮。長卿，你繼續說南北之論，亦讓潘先生評點評點……”
桑充國點點頭，又向潘照臨以目示意，道：“我剛剛聽曹員外說起兩浙人材之盛，便想到前些天幾個福建學生的南北之論……此事卻要從本朝進士第說起，因今年是省試之年，學院裏，有好事之人，貼了一張大表出來，上面列舉了自太祖皇帝以來，各路中狀元的人數，便由此事，引起了口舌之争。”
“狀元？”吳從龍在一旁笑道：“大行皇帝在位期間，共有六位文狀元，許安世是治平四年的狀元，未經殿試，在下記得那年是君實相公知貢舉，除此之外，隻有時彥是開封人，其餘當皆是南人，自仁宗以來，福建之士多魁天下，也難怪他們得意……”
他隻顧賣弄着，不料卻見桑充國搖了搖頭，不由詫道：“難不成在下記錯了？”
“子雲記得不錯。”桑充道注目吳從龍，又道：“不過國朝建國以來，狀元卻還是北人居多的。非但是狀元，進士及第的人數，兩府宰臣人數，乃至有幸進國史館立傳諸賢，北人皆遙遙領先。而本朝名臣名将，更多爲北人。國朝以來，北人對南人素有成見，此亦是衆所周知，賢如範文正公，雖身爲南人，卻終身以北人自居；歐陽文忠公亦是南人，卻一直想在穎州安家，而對故鄉卻頗有微詞……而南人尤其不善戰鬥，國朝禁軍将士，亦多爲北人。”
“确是如此。”吳從龍臉色微紅，急又道：“我記得慶曆時擴充禁軍，有些虎翼軍禁兵是南中人，怯懦柔弱，自雲不知戰鬥，見賊恐死。如今虎翼軍整編後，雖多在南人中選填，然軍中習俗流傳，至今不用南中人。”
“還有這等事？”石越還是第一次聽說。
“千真萬确。”陳良也忍不住說道，“如今的虎翼軍雖與過去的虎翼軍并無多大幹系，但不用南中人這一樣，卻是武翼軍不成文的規矩。”
桑充國又道：“那幾個福建學生，原是西湖學院的。便因了這些南北偏見，竟被人嘲諷。不料亦由此，卻引出一段高論來。”
潘照臨撇撇嘴，譏道：“曆來南北之争，往往北人罵南人狡黠怯懦，南人便罵北人不足于智。還能有甚高論？”
桑充國移目潘照臨，溫聲道：“潘先生所言，正是一般的情形。若說南北之争，實稱得上是本朝一大事件，小到平時百姓之觀感，大到廟堂定策，這南北之争，皆貫穿其間。便是君實相公與呂吉甫相公之不和，難道便全由政見麽？因此，我才以爲，那幾個學生之論，頗有中的之處。”
“那我真要好好聽聽了！”潘照臨不屑之意溢于言表。
桑充國亦不生氣，隻望着潘照臨，道：“我聽說潘先生亦精通河洛之學，大至觀星望氣，小至測字相人，無所不精。敢問先生，可曾聽說過地氣南移一說？”
潘照臨“哼”了一聲，根本不屑于回答。
在座之人，隻有侍劍對此知之甚少，因饒有興趣的問道：“什麽叫地氣南移？”
“這地氣南移乃是精通易理之人推算出來的。”陳良解釋道，“天地之氣，原在西北，故我華夏發源于西北，漢唐皆以都西北而強盛，然天道循環，這天地間的靈氣，曆數千年，逐漸南移，故曆來皆有人說，東南有王氣，而南方人物，亦漸漸興盛。”
“子柔先生說得不錯。”桑充國接道，“我漢人實是周人之後，興于西北，數千年來，西北地靈人傑，冠于天下，華夏誕于斯，興于斯，然自漢晉以來，便不斷有人以爲，地氣已漸漸向東南移轉。那幾個學生便以爲，此說未必全是怪力亂神之說，‘地氣’固非儒者語，不足采信，然南方漸漸興盛，北方陷于停滞，卻亦是不争之事實。而這開天辟地以來之大轉變，便發生在本朝。隻不過，他們卻是将此歸功于教育之盛……”
“便以本朝而論，建國之初，狀元、進士、名臣将相，多出于北方，然至仁宗以後，則南方人物之盛，便已漸可與北方比肩，到大行皇帝之時，已有超越之勢。而南方人材最盛處，莫過于閩、蜀、楚、吳越[160]……”
“這四地當中，福建印書業天下第一，福建書雖然紙質不佳，常有訛誤之處，易受學者批評，然天下每年印書最多的便是福建，熙甯以來，汴京、杭州印書業之發展，令人瞠目，卻終奪不了福建書銷量天下第一的名頭。這其中原因，絕非僅僅是閩書便宜而已。閩人多愛讀書，自歐陽詹、徐寅[161]以來，閩中講學之風大盛，五代之時，中原方忙于征戰，而閩中之士卻都在延壽萬卷書樓忙着借書讀，潘先生、子柔先生皆是遊曆天下，見聞廣博者，當知我所言非虛——如今福建即使普通的農夫，耕作之時，也有許多人在背書的；熙甯年間，朝廷在福建按戶等差點鄉兵，結果因爲閩中戶戶讀書，所點的鄉兵，竟大多是舉子！此事在座諸位都是知道的。如此盛況，如今天下，恐怕也隻有在福建才見得着。”
“正因有了這一百多年的積累，太平興國以後，福建人中進士者數以百計，公卿将相輩出，熙甯之時，朝中名臣将相，多有閩人，而先帝在位時六個文狀元，便有三個是福建人……”
潘照臨鄭重其事的點點頭，道：“不錯，還有一個‘福建子’。”
桑充國知他脾氣，卻不去理他譏刺，又繼續說道：“我是不懂這地氣之說的，陰陽易理，河圖洛書，我也一竅不通。然本朝自真宗以後，閩中之士忽然大爆發，而且人材輩出，有越來越盛之迹象，歸功于五代以來一兩百年間的教育積累，當有幾分道理。要令一路一州之民富足，數十年，甚至十數年便可以成功；然要讓一路一州文明昌盛，亦的确非有數百年之積累不可。”
石越看了桑充國一眼，他心裏已隐隐猜到桑充國的用意，但仍然忍不住贊道：“長卿說得極是。”
桑充國又道：“福建印書第一，民間藏書最盛，讀書之人又如此之多，用不着知道地氣南移，亦可知福建人材在本朝爲何興盛。而蜀中亦大同小異，不過論到積累，它的時間更久，可以上溯到漢朝文翁治蜀之時。自漢唐以來，蜀中雖然人材輩出，在南方可謂一枝獨秀，然終比不過本朝蜀中人材之盛。福建号稱‘家有詩書，戶藏法律，公卿相望’，而蜀中本朝教育之盛，則稍遜于福建。我還記得幼時在家鄉，每到晚上，經常是家家燃燈，誦讀之聲，琅琅相聞。隻不過蜀中各府州差異較大，如成都府、眉州等地，市井胥吏，亦能寫文章，連伶人亦多通經史。在眉州，知州甚至要規勸百姓不要隻顧着讀書忘了耕種；但在有些州縣，卻有人連書算亦不懂。這亦是蜀不如閩的原因。”
“然蜀中教育最大的特點，亦是他路所不如者，則是蜀中女子多知書。正因女子多知書，才去督促子女勤讀書。蜀中人材之盛，原因可能便在于此。”桑充國本是蜀人，說起自己的家鄉來，自然亦頗覺驕傲。
石越聽得亦不由得連連點頭，心裏卻又忍不住想到，當時蜀士長于文章而短于吏材，是不是也與此有關呢？
桑充國見石越認可，更加振奮，“故此我亦十分贊成令女子讀書，不說其它，試想想，這天下的母親若皆能識文斷字，豈有不會讀書的兒子？”
“此言有理。”這時連陳良也忍不住贊同起來。
“至于江西與兩浙，這兩地書院、藏書之盛，更不用多說。江南西路之民，秀而能文。在别的地方，能寫文章，已經很讓人羨慕；但在江西，若隻能寫文章，卻不足挂齒。本朝文宗，若非蜀中出了個蘇子瞻，休說東南，便是整個天下加起來，亦及不過江西人。江西人材之盛，亦是由其書院之盛所緻。江西路官辦之州學、縣學，私立之書院、學院，星羅棋布，不可勝數，而且早在熙甯以前，便已具規模……”
陳良聽到這裏，忍不住插道：“這隻怕和江西的民風也有關系……”他想起此事，嘴角亦不由得流露出一絲笑意來。
石越聽他話中有未盡之意，不由問道：“此話怎講？”
“我知道子柔先生所指何意。”桑充國不由笑出聲來，他望着一臉疑惑的石越，解釋道：“我聽江西的學生提過，江西民風好訟，但有一點點糾紛，便非得上衙門打官司解決不可。當地許多百姓，随時帶着紙筆，遇到糾紛，馬上便會把證據記錄下來。而且在江西，熟知律令的人最多，故本朝以在江西做官最難——别處百姓讀書，是爲了科舉考功名，江西百姓讀書，有許多是爲了學律令好打官司。世傳在江西賣得最好的書，不是《十三經》，不是《論語》，而是《鄧思賢》這本教法律講訴訟的書，江西的村學當中，便用這本書教學生。”
江南西路的訟學、業嘴社，天下聞名，石越也聽說過，但他卻還是第一次聽說江西路的百姓，竟然如此有法律意識。他這時才恍然大悟：“難怪這麽多人疑心王安石的學術政治，偏于法家。”不過這話，自然是不能宣諸于口的。
桑充國卻不知石越居然聯想到他嶽父那去了，又問陳良道：“子柔先生可是想說此事？”
陳良點點頭，笑道：“我去過江西，那些新科進士，若是差到江西做官，無不叫苦不疊。說到刑統敕令，不要說業嘴社專門給人打官司的珥筆之人，便是普通百姓，這些進士也說不過他們。往往有在公堂上被百姓辯得啞口無言甚至惱羞成怒者。”
桑充國笑了笑，道：“這其實無足爲怪。各路當中，最愛打官司的，便是閩、蜀、楚、吳越這四地的百姓，不過江西風氣尤盛。這隻怕亦不是偶然。大抵來說，凡一地教育盛，則人材盛，而本朝素以‘法治’立國，百姓識文斷字，自然關心律令。便是先前所說福建路，還不是家藏法律？北方之儒者，以爲這不利于風俗淳厚，非盛世之事，然此事我以爲還是小蘇參政說得對，這幾地訴訟雖多，總好過有些地方的百姓去持械械鬥。況且要百姓守法，先須令百姓知法，亦不得因噎廢食。至于如江西那樣，到底是特例。”
說到這裏，他話鋒一轉，又道：“其實最能證明教育之功的，還是兩浙路的情形。吳越之地，本來素有文明底蘊，然建國之初，吳越雖然繁華，但教育并不算興盛，杭州号稱東南第一州，熙甯初年，州學竟不過二百餘人。然自子明守杭以後，朝廷又大興學校，十餘年間，西湖學院之盛，幾可與白水潭比肩。而杭州、兩浙路之識字率，在全國亦居前列，我敢斷言，二三十年後，東南奪狀元最多的，必将是兩浙路；天下奪狀元最多的，亦不會是京東、開封，而将是兩浙路。吳越之民，天性靈巧聰慧，别處用一千年、數百年的積累，他們隻需數十年奮發，便不會差到哪裏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