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卻并不和他虛辭委蛇，直言道：“身在高位者之患，是不知百姓之疾苦。象我們這些人，整日裏穿的是绫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高坐廟堂之上，坐談議論，百姓之疾苦，誰能感同身受？上行下效，便是小縣知縣，真能深入民間者，亦寥寥可數，而敢于據實上報者，更是難有。《汴京新聞》号稱能反映民間疾苦，可實則亦不過限于開封一府罷了。朝廷法令行于四方，縱有良吏執行，各地風俗人情不一，守令爲求考功升遷，無不諱病忌醫，這是人之常情，而最後吃虧的，是百姓與國家。我雖有親近百姓，了解法令真正的執行情況之心，但是身在朝廷，往往也脫不開身。司馬公子是有心之人，還望能夠直言無忌。”
他這一番話說得衆人無不動容。司馬夢求起身行了一禮，正色說道：“石秘閣如此見識，實乃朝廷百姓之福。如此學生便鬥膽放肆直言，有不是之處，還請秘閣見諒。”
石越伸手說道：“但說無妨。”
司馬夢求也不作态，娓娓說道：“自熙甯二年，皇帝召王相公入朝主持變法，至今已近四年。所謂變法，其要者有六路均輸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市易法、免行法及置将法等。其他細法，不計其數。而其中青苗法，本是争議極大，秘閣改良之後，又多出三法：青苗改良法、錢莊法、合作社法。不到四年時間，相繼推出如此之多的法令，一法争議未休，一法又出，本來就嫌苛急。而地方官吏奉行，多有變樣，更易招緻反對。但平心而論，新法亦有可取者。譬如免役法，朝野之中反對一片，但學生這幾年往來南北，終于發現其中之奧妙。原來免役一法，北方人反對得厲害，南方人卻不甚反對。”
石越和潘照臨聽到這話，不由愕然，三年以來，還從來沒有人對石越說過有這樣的事情，他卻不明白爲什麽南方人反對不厲害，而北方人反對得厲害。便問道：“這又是爲何？”
司馬夢求解釋道：“因爲南方與北方，風俗不同。大抵南方百姓，較北方百姓要富庶，而南方百姓的徭役，亦比北方要重。實行免役法，一般的南方百姓，多能承受，而因此免掉徭役，隻要朝廷不是庸外加庸[61]，百姓反而覺得方便。而北方就不同，百姓窮苦，本來就出不起免役錢，而免役法又分五等戶征收，原本不要服役的客戶與四、五等戶、單丁戶、女戶，都要交一半的助役錢和十分之二的免役寬剩錢，這便形同對窮人增稅，使貧者更貧，雪上加霜，而國庫竟因此富裕。所以北方最窮的百姓，很受免役法之害。特别是十分之二的免役寬剩錢，說是爲荒年災年備災的，實際上年年征收，幾乎變成常賦，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分之四，十分之五，深害百姓。南方還好，北方百姓則實有不堪忍受之苦，而偏偏北方官戶、客戶，及四、五等戶尤多，故此天下沸騰。新法實施以來，北方有些百姓甚至不願意種桑養牛，因爲家裏有桑樹、有牛，就被視爲富戶，免役錢就要多出，一歲所得，反不如稅錢多。但在北方而論，比貧困之家反對更強烈的，是一等戶和官戶，很多官戶，本來免役，現在同樣要交免役錢，自然不願意；而一等戶反對，則是因爲他們出錢最多。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利益糾葛，自然頗惑人心，真要說爲貧困百姓籲請的，倒不見得有幾個。否則也不必全盤攻擊免役法，隻需改良助役法便可。如果平心而論，對于南方人而言，則免役法就算沒什麽好處，但至少也不是什麽壞法，而對北方而言，如果能取消或者減少四、五等戶和客戶的助役錢和免役寬剩錢，那麽它縱有弊端，也可以接受。”
石越聽到此言，想到自己之前在心裏一直單純的認爲免役法擾民，甚至想過要聯合舊黨狙擊此法，心裏不由一陣慚愧。司馬夢求這一番話，讓他想起蘇轼本來反對免役法，可是到了杭州後就慢慢沒有聽到他反對的聲音了，而韓琦在河北，則對免役法恨之入骨，其中原由，他終于算是完全明白。不由長歎道：“非純父，他人不能爲我言此。”
而潘照臨聽到這裏，見司馬夢求如此通達上下情弊，也有點自歎不如。
司馬夢求又繼續說道：“又如保甲、保馬二法，推行皆在黃河以北，黃河以南，對此二法聞所未聞，更無害可言。而青苗法推行得當之處，百姓頗得其利。南方百姓所苦的，反倒是農田水利法。”
這話說出來，衆人皆是大吃一驚。陳良等人以前也未曾聽他說過這些，忍不住問道：“這怎麽可能？”——農田水利法可是新法中公認的善法。
“怎麽不可能？地方官吏爲了邀功，亂開溝渠，胡修亂造，虛報數字。逼迫百姓向朝廷借錢，雖然利息甚低，卻始終是要還的。何況江浙兩淮，要修水利，就應當統一規劃，才能見其利。各縣亂修一氣，又有何用處？”
陳良等人聞言，盡皆默然。石越點了點頭，說道：“這些情弊，朝廷卻是已經知道了，已打算派使者去江淮督修水利。”
卻聽司馬夢求又說道：“至于秘閣所改良青苗法，雖然是善法，情弊減少許多，但也并非全無弊端。一則若非大縣，一縣隻有一座錢莊，而錢莊春季借出，秋季收回，若非富戶豪室，斷無這許多本金。而富戶豪室也有不良之人，甯可錢莊開不成，自己方好偷偷放高利貸。要抑制這種情況，一要靠地方守吏能幹，能打擊高利貸，讓縣中富戶聯合出資辦錢莊；二要由外地請來大商大販興辦錢莊，讓本地的富戶無利可圖。故此，秘閣之法，在富裕之州縣往往施行得好，在窮困之州縣，卻全看地方官的能力。畢竟，僅僅靠着青苗錢收息那一點微利，如何能打動富商去外地辦錢莊？何況越是窮的地方，借錢出去風險越高。此外，對于那些極度貧困的農民，錢莊往往并不願意借錢給他們，官府亦不能強迫錢莊借錢出去。而合作社的推廣，也隻能說是差強人意，于是，最窮的人，依然還隻能去借高利貸。所以改良青苗法，如果攤上一個好的地方官，則可稱良法，若是地方官平庸，那麽隻能說聊勝于無，隻不過是不擾民罷了。”
石越默然良久，才說道：“南方已是如此，北方隻怕更加複雜。”
不料司馬夢求卻笑道：“那卻未必。”
“爲何？北方可是比南方更窮。”
“北方雖窮，但北方也有有利之處。一是北方人情淳樸，欠錢不還之事要少，借貸風險便小得多；一是青苗錢利息低，北方三等戶以下，都願意借，甚至客戶也願意借，借的人比南方要多，錢莊所得利潤反比南方高；一是因爲錢莊收息多少，始終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重要一條，地方守吏往往都會很主動的把富戶召集起來合夥開錢莊。而地方官爲了從錢莊中多收息當成自己的政績，又會鼓勵這些錢莊借錢給商人謀利，從中抽取稅金當做青苗稅錢交納。這是李代桃僵之法，卻意外促進了北方商業的發展。所以，北方實際上并不比南方執行困難。錢莊自開辦以來，借錢給商人做本經商謀利，不分南北，各處都有，甚至已漸成錢莊之主業。這當然也是有利有弊，有利處是錢莊利潤變大，商人願意開辦，有利于青苗法之推廣；其弊則是錢莊本金有限，借給商人後，反而沒有錢借出做青苗錢——這種事情也是屢見不鮮了，而地方官員爲了自己的政績，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錢莊更是隻要有利可圖便可，如此下去，青苗法不免名存實亡，生産需要資金的農民最終還是不得不去借高利貸……改良青苗法之所以朝野一片平靜，玄機便在于此。”
“那麽……純父可有何良策，存其利，除其弊？”石越雖然覺得資本追求最大利潤根本是正常現象，但是他也覺得青苗法積極的一面如果斷送，也未必是什麽好事。讓太多農民破産，而社會工業化程度又無法容耐這麽多勞動力，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引發社會的動亂，從這個意義上講，石越還是希望青苗法能夠切切實實解決農民的一些問題。但是讓民間資本有效的流入農業生産當中，這個難題也不是那麽容易解決的。
司馬夢求搖了搖頭，苦笑道：“學生不過是眼高手低，又能有何良策可言？越是窮縣越是需要青苗錢，結果卻是越是窮縣錢莊越是不願意借出青苗錢。人情如此，如之奈何？雖說也不是不能解決，但卻要靠地方官吏的良心與能力。或者，可在錢莊法增加一條，農民滿足貸款條件而錢莊不放貸者，可以向官府申訴求助？……不過依學生來看，這些都是小節，實則王相公變法的路子，整個就走錯了，這完全是一個死連環。王相公變法便真能成功，财政歲入真能大增，亦不足以解決大宋的問題。”
他這話實在是驚世駭俗之論。就算是石越，也不曾對王安石變法全盤否定。
石越忍不住問道：“純父何出此言，介甫之新法有不合人情而難以成功處不假，但若是能夠成功的話，豈得謂無益？”
司馬夢求卻是不以爲然，慨然道：“大宋之弊，在于冗官冗兵。要解決二者，首先就要澄清吏治，不澄清吏治，消除冗官，就不足以寬養民力，不能寬養民力，就不能厚培國本，不能厚培國本，就不足以顯耀武功。王相公變法，背道而弛，焉能成功？”
這個道理，石越和潘照臨，甚至蘇轼、範純仁都曾看到，也不算稀奇。但石越卻是不置可否，說道：“若說冗官冗兵，王相公亦非不曾着意，似不能謂其見不及此，更不足以言背道而弛。”
“王相公的确也在裁撤禁軍，然而西北軍費所需，數以億萬計，此處裁撤省得一二，彼處所增軍費卻十倍不止，又有何用？而冗官之多，四年以來，更是愈演愈烈。如嘉佑年間，推恩者不過數十人，治平間增至三百人，而如今則更增至四、五百人矣。官員們一個個求田問舍，爲子孫謀，誰來謀國？又如王相公立置将法，每将下面各有部隊将、訓練官一、二十人，諸州又自有總管、钤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平增冗官又是數以百計；爲推行新法，諸路增置提舉官凡四十餘人，各自開府設衙，費用又增。又，國初供奉三班不過三百人，天禧間也不過四千二百多，現在則有一萬一千多。景德年間大夫之官不過三十九人，如今達二百三十，增加七倍。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間不過一百六十五人，現在是六百九十五，五倍于彼時。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冗官之勢，有增無減。而朝廷厚待士大夫，各項賞賜，曾無止盡。王相公隻管理财，想方設法替朝廷開利源，但冗官越來越多，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所得亦不足以償所出，終不過是白辛苦一場……”
司馬夢求把這些數字一一說來，如數家珍，顯是平時非常留心。吳從龍等人不知道端詳，倒也罷了，石越和潘照臨卻聽來驚心。宋代一個官員能享受什麽樣的待遇，石越是親身體會的。俸銀之外，還有春衣、绫、綿、冬絹，還有粟，還有随身仆人的衣糧，還有薪、炭、鹽、紙，還有所謂的“增給”、“贍家錢”、“馬錢”、“茶酒廚料”……名目繁多，連石越自己都記不過來。每逢郊天、皇帝生日、太皇太後、太後、皇後生日，更是各有恩賜。國家從百姓那裏聚斂來的錢财，就這麽被所謂的“百官”們分走了很大一部分。當然不能說這些冗官是王安石的過錯，但是王安石變法完全沒有抑制冗官的增長，卻也是事實。
司馬夢求又說道：“本朝苛稅，七倍于唐，百姓之苦，誰人知之？天下之财輸于京師，而地方不能自留錢财用于建設。朝廷養兵養官之費，占歲入十分之九。不除冗官冗兵，又談什麽寬養民力，談什麽厚培國本？如今國家之事，亂無頭緒，便即倉促用兵，更是急功近利之極。”
聽到這裏，石越算是明白了司馬夢求的大概思路，此人雖然算是才華出衆，對國事有着深刻的見解，但同樣是那個時代的人物，他的見識，依然是以範仲淹的見解爲基礎的。
石越和潘照臨對望一眼，從對方的眼神中，知道對方和自己想的一樣。有些事情，不是司馬夢求想的那麽簡單的。除冗官，冗官是那麽好除的嗎？王安石未必是見不及此，反倒很可能是範仲淹的失敗給了他深刻的教訓，他不願意一個人挑戰整個官僚階層罷了。冗官也好，冗兵也好，歸根到底，核心問題是冗費。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王安石選擇的解決思路是增加收入，隻要國庫的錢足夠多，那麽開支再多也不是問題。而司馬夢求則認爲，不解決開支的問題，再怎麽樣增加收入，也趕不上開支的增加……石越不認爲王安石的策略能夠成功，因爲曆史已經證明過一次了，但是，他卻也承認，王安石的策略，的确能夠避開許多的阻力。隻是，話又說回來，真是想要解決宋朝的問題，三冗的頑疾，遲早都得面對！
隻不過，王安石甚至還沒能走到真正正面面對這個頑疾的那一步，便已經折戟。所以，雖然石越遲早也避不開這個問題，但他現在還不用太着急。
他笑着結束了這個話題，委婉的說道：“純父所言，的确一針見血。不過，事有輕、重、緩、急，很多事情，雖然按理要那麽做，可是真正實行起來，很多時候，卻需要多走一點彎路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
司馬夢求本來還有不少的話想說，石越的話卻讓他怔了一下。他細細的咀嚼着這句話，不由覺得石越的話意味深長。
一旁的範翔突然插道：“秘閣的意思，學生大概明白了。”
石越笑着看了他一眼。
“我們要去一個地方，面前有巨石擋道，倉促間不能踢開。這時候花點時間去準備工具，召集人手，一起來搬開巨石，比起用莽夫之勇，一味蠻幹，要有用得多。”範翔打了一個比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