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顼早就知道石越一向都是謀定而後動，也不奇怪，隻笑道：“呈上來。”
内侍趕緊接過石越的劄子，恭恭敬敬的遞給皇帝。趙顼打開細讀，卻是好大一篇文章，除了把新技術推行全國之外，還有技術管制、鋼鐵專營專賣，擴大生産，降低價格，讓農民用得起鋼鐵，提高生産效率等等措施。最顯眼的是石越請求将三司鹽鐵司鐵案獨立出來，成立鋼鐵監，專門管理全國與鋼鐵有關的問題；并提出讓各冶鐵坊獨立經營、獨立财務核算的建議，提出建立“采礦－冶煉－生産－專賣”四級體系的目标，四者間既合作又獨立，并在冶煉一環之外的其餘三環引進民間資本……
這些事情，對趙顼來說，都是聞所未聞的，未免便有幾分疑慮，尤其是讓民間富室進入鋼鐵業，他疑慮更多。因爲當時采礦的主要是囚犯，人聚集多了本就容易出問題，何況還是挖鐵礦。官府自己管理都要嚴密防範，讓民間參預進來這種事情，趙顼一時間很難同意。倒是在生産與專賣上有限度的引進官民合營，似乎可以接受。
他看完後，便把劄子遞給王安石，說道：“石越所獻之策，亦有可采之處。中書商議得失，再報與朕知道。”
結果，這一“商議”，就是曠日持久。王安石雖然對這種種想法表示欣賞，但是他沒有看出來這樣做有何必要。雖然王安石勇于有爲，但如果現有的東西能運行良好，他也不會覺得有必要去改變。一貫支持石越的馮京也沒看出來這種實質上是在鋼鐵業進行公司化的行爲有什麽優點可言。而石越又根本無法說服他們……最後，爲了照顧石越的面子，技術管制、專營專賣、擴大生産降低價格等等建議還是被采用了，但其實如技術管制、專營專賣，這些本來就在實行，所以實際上石越的主張根本沒有被采用。好在不管怎麽樣，新技術很快的推行下去了——因爲西北的戰争迫切需要更多的兵器。
石越從這件事中得到的唯一好處，是皇帝爲了獎勵他或者說安慰他，他又升官了。他現在有一串長長的官名：“賜紫金魚袋、禮部郎中、直秘閣、朝請大夫、檢正中書三房公事、騎都尉”——他的本官與散階，都是皇帝特旨，本朝少有的殊榮。但實際上除了工資高一點之外，完全沒有實際作用。宋代本官經常不任職，因此禮部郎中對于石越來說，不過挂個名罷了。
14
也就在石越在中書省試圖說服王安石與諸位宰執接受他的鋼鐵業公司化的主張之時，遠在西北的王韶開始了他一連串的勝利。
面對着王韶駐紮在渭源堡的大軍，羌人部落各自倚險自守，不敢出戰，企圖拖跨宋軍。王韶率軍從抹邦山過竹牛嶺，仰攻羌人，取得第一場大勝。其後又在竹牛嶺虛張聲勢，讓羌人以爲他還在竹牛嶺，王韶卻親率大軍偷偷抵達武勝，半路邀擊羌人援軍，大敗羌人。王韶遂在武勝建城堡而守，然後自己又趁勝攻擊，在鞏令城大敗羌族瞎木征，招降其部落兩萬餘人。自此王韶威震洮河，兵鋒所向，羌族無不戰懔。瞎木征惶惶不可終日，覆亡隻是時間問題。
另一方面，不甘寂寞的章惇也在湖南開始招降苗族，修建城鎮，把雪峰山脈大梅山上的數萬苗族納入朝廷的管制當中。
得到王安石支持的軍事行動接連取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傳回京師，《新義報》、《汴京新聞》對這些勝利的歌頌，讓王安石在京師百姓中的形象也變得高大起來。大宋的子民們，太渴望一場勝利來鼓舞他們的士氣民心了。所以無論是實際上爲新黨所控制的《新義報》，還是标榜着“中立”的《汴京新聞》，都沒有吝啬自己的贊美之辭。相比之下，石越鋼鐵新技術的成就，在當時的人們眼裏，簡直就不值一提了。如果不是市易法在時時提醒着開封的市民們新法有多少弊端的話，王安石定會成爲最受汴京市民擁戴的宰相，隻是，現實卻是，現在連上街賣水果，都要交一筆所謂的“免行錢”了，這讓汴京的百姓實在無法做到沒有怨言。——對此，《汴京新聞》曾經進行過猛烈的抨擊，結果卻被《新義報》的三個狀元公模糊了焦點，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不分勝負，而那些靠做些小生意糊口的小商販們的“免行錢”仍舊照交不誤，直接的結果就是東京城的物價再次上揚。
相比《新義報》與《汴京新聞》高調贊美王韶的勝利，《西京評論》就要酸溜溜得多，他們居然在這個時候不識好歹的對在武勝築城等事宜要花掉國庫多少錢進行了讨論與質疑，暗諷王韶花錢太多！這和樞密使文彥博簡直一模一樣的口吻，導緻《西京評論》當天在汴京的銷量跌了三成，而文彥博則被王安石駁了個狗血淋頭，連皇帝也在心裏認爲他不識大體。
被石越形容爲“往壞裏說叫不太識得好歹，往好裏說叫有風骨”的文彥博，的确也沒有讓石越“失望”，眼見着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敵一日一日得勢，除了經過石越改良的青苗法之外，别的新法他一樣比一樣看不順眼，而軍器監案明明是個糊塗案還就是破不了……文彥博已經一日也不想在朝廷中呆下去了，有了被趕出朝廷的覺悟後，他更加無所忌憚，愈發堅定的攻擊市易法與保馬法起來。
在幾次和皇帝談論朝政後，石越明顯的感覺到趙顼對文彥博有了不耐煩的情緒。當他隐晦的告訴馮京，希望馮京勸一勸這位文相公注意一下策略之時，馮京卻是搖了搖頭苦笑道：“沒有用的。他早就想走了。”
到了九月初，禦史張商英的一次彈劾，終于導緻了文彥博的提前罷官。張商英彈劾樞密院諸使包庇親戚、縱容院吏犯法等十二條罪名，直接導緻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蔡挺同時請辭。趙顼無可奈何，隻好把張商英罷了，這個才到京師沒幾個月的禦史，雖然才識卓絕，卻完全不懂得政治之真義，隻好被貶去兩浙路監稅。因爲皇帝無論如何，也不希望他的樞密院突然間連一個樞密使都沒有了。
但是這件事卻也使得趙顼對文彥博的印象惡劣起來——大宋皇帝在用人的時候，最講究平衡之術，所以，趙顼用王安石爲相，卻故意把與他政見不合，又是富弼女婿的馮京放在中書，同時樞密院的文彥博和吳充，也都與王安石不和，這就是明裏暗裏的防了這個表面上大權在握的宰相一手。因此，趙顼其實并不希望文彥博去職，因爲無論是樞密副使吳充還是參知政事馮京，在聲望上都不足以與王安石相提并論。但是文彥博一再“不可理喻”的挑戰新法的行爲，終于讓趙顼很不耐煩。而王韶的勝利也給皇帝吃了一顆定心丸，現在已經不是那麽需要文彥博在樞密院主持大局了。于是，張商英去兩浙路沒有多久，文彥博便罷樞密使，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陽河。同時，以吳充爲樞密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