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論語正義》刊印之後，是贊揚遠遠多過批評的話；那麽《疑古文尚書僞作論》一問世，首先便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輿論幾乎是短暫性失聲。而等到最初的驚愕之後，留給衆人的，便是一種複雜的心情。石越考證之細緻精确，讓《古文尚書》之僞幾乎成爲一種無法辯駁的事實，士林也隻能平靜的接受。但是對《今文尚書》的質疑，卻未免有證據不足之嫌。一時間批評的聲音都是針對《今文尚書》部分而來，其中攻擊得最賣力的，便是陳元鳳。隻不過他的反駁，完全是對石越人品的責難，在學術上實在沒有太多的意義。而石越對《今文尚書》某些部分是否僞作，并未給出定論，這些反對的聲音沒有引來石越的辯護，反而引來了不少著名學者的辯護。
《疑古文尚書僞作論》的刊印，真正引發了一次學術大讨論，其直接結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從此考試不再考《古文尚書》！至于今文經與古文經的戰火，由此重新點燃，這卻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風暴并非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複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叙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内容。石越與蘇東坡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過攻擊《尚書》的真實性，先空洞化對三代的記載，然後對上古三代進行自己的解釋，借三代的名義搶占對儒家經典的制高點，再輔以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完成對儒家學說内部的改革”——這是後世對石越種種行爲的解釋。當時的宋代，在文化上實際上和漢武帝時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經學經過兩晉之變，在唐代複興，卻又慢慢讓位于詩賦，五代士風淪喪，可以說在宋代遲早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占領思想界的王座，這是一種客觀需要。所以先有所謂的“古文運動”，然後有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後有朱熹完成的理學……群雄逐鹿，最後理學捷足高登，主導中國數百年的思想史。此時石越的作爲，不過趁古文運動已到最後的輝煌，正準備完成它對晚唐以來豔麗的文風最後一擊，而“王學”尚未問世，理學影響未大之際，趁虛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說，加入到這場争奪思想界王座的競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來“複古、樸實、求是”三原則，繼承古文運動的精神，他公開說三代無書，漢人之文風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應當學西漢；而做人或爲文，都應當講究樸實無華，不應當追求浮華的東西，文景之世，皇帝诏書如同白話，最值贊賞；三代堯舜禹，漢代文景，沒有皇帝給自己加尊号，他們的令名照樣傳之于後，石越因此大膽的在文中呼籲皇帝不要給加自己那種長而無實的尊号——這一點其實是謀定而後動，趙顼對于加尊号的确是沒有什麽興趣，終其一生，沒給自己加過什麽尊号；石越又提出來做事要講證據，重事實……
《三代之治》一經出版，幾天之内就被搶購一空，汴京城的讀書人睜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書館幾乎沒有停工的時候。而之後引起的議論，更加超過了《疑古文尚書僞作論》，畢竟後者是一部考證的書，真正能從中間找出問題來辯難的，都是比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則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會的書，但凡空想，隻要是人，便可品評一下得失。
“自古以來，君爲天、臣爲地，君爲乾、臣爲坤，子明所謂議會，以士紳百姓議論官府，以黎庶與九五爲一體，似有混亂陰陽乾坤之嫌？”王安禮謹慎的問道。
石越随手畫了一個太極圖，交給王安禮，微笑不答。王安禮看一了會，突然開懷大笑：“原來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們鬧什麽玄虛，柴貴誼忍不住悄悄問桑充國，衆人之中，以桑充國與石越相處時日最多，對石越的學說了解最深。桑充國微笑道：“陰陽一體，方爲宇宙。世間至道，極陰便是陽，極陽便是陰。九五之尊爲極陽，黎庶百姓則爲極陰，二者表面看來相距懸殊，實則一體。”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議天下普設學校，立圖書館，欲使天下人皆得讀書識字。然則自古士農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爲士，可得乎？”蘇轼雖然是傑出之輩，腦子裏卻未免還是有那些等級觀念。
“在下聞孔子曰：有教無類。未聞孔子以士農工商而有教與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農也，故有耕讀之家。工、商之間，亦未必無賢者，陶朱賈人也，傅說工人也，二者非爲不賢。君以爲工商不得讀書乎？以爲讀書不可以爲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問世之後，其中稱贊者固然不少，但是衆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爲然之處，所以問難辯論便成了家常便飯。其中對《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見的人，竟認爲這本書是無稽之談，荒誕不經，不過是《淮南子》之類的雜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畢竟大部分的讀書人，卻多多少少對書中提出的理想社會很有興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類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認爲這正是儒家經典所說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質疑，還是集中在某些具體措施之上。
皇帝趙顼曾經很認真的問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議論，頗有迂闊之處，其謂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壞以來，曆代無人能複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謂廣立學校，臣以爲州縣立學，已屬不易，全國遍立，所費幾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無可采之處。”
王安石這還是持平之論。有大臣在趙顼問到議會制時，憤憤不平的答道：“這是石越欲要離間君王與士大夫，其心實可誅。”弄得年輕的皇帝一臉愕然，說道：“不過論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後，新黨們看到的，是一個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輕人慢慢崛起，雖然他已經通過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種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畢竟中立不是反對，他還是樂見這個難得一見的奇才誕生的——雖然反對派諸大臣對石越的舉薦，依然讓他很不快。
而在舊黨一面，司馬光等人欣賞石越的才學，贊賞他不願當官的人品；蘇轼則和石越有不錯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卻是石越雖然身世不明，卻一向以北方人自居——這些大臣們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況且石越又得到司馬光等人的舉薦，大家對他更無惡感。
所以無論新黨舊黨，并沒有人想去阻撓皇帝新一輪的征召——雖然對于石越寫在書中的某些觀點，很多人是不以然甚至極度反對的。當然，這種情況也許不過是因爲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關于變法引發的政治鬥争上去了，沒有人願意花時間來對付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以緻莫名其妙的樹敵。況且石越表現出的才學，也足夠構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16
熙甯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來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雖然皇帝的诏書比上一次更加懇切，對石越的評價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絕了。而最誇張的是使者走之前說的話都和上次那位說的都一模一樣——當然，他口袋裏也有同樣的一貫銅錢。
蘇轼和王安禮不約而同的來到桑府，勸石越出山，結果發現石越的态度非常堅定，二人雖然無可奈何，卻始終不肯死心，隻是與石越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不勝其煩的石越，爲了對付這兩個說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寫的幾部書的草稿，請二人指教。
果然，這幾部書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給吸引了過去。
略略看過之後，王安禮問道：“子明，這些奇技淫巧之說，雖然頗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蘇轼也注視着石越，顯見二人有同樣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經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綱，芒氏作羅，女娲作笙簧……”這是《作篇》裏面的内容，講叙的是上古聖賢發明創造的事迹。背完之後，石越說道：“奇技淫巧，若爲無用，則伏曦、女娲、黃帝、舜、禹等古之聖人，爲何皆有發明？這是聖人之事，哪裏是奇技淫巧？《周禮》之中，惟《冬官》不存，故當今之人以爲此等事不過小人之學，君子對之甚爲輕視，我以爲，這正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雖然覺得石越的說法未免有點強辭奪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這一篇，講古之聖人發明創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二人雖然都是辯才無礙的人，但是對于石越的這種觀點，倒也一時想不到哪裏有什麽不妥。
王安禮溫厚的一笑，說道：“子明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也真讓人難以駁難。隻是把工人之事當成聖人之事，隻怕士子們不太服氣。且這些東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雜學。”
蘇轼爽聲笑道：“雜學便雜學，古之君子，于經典之外，騎射博物、天文算術之學，無所不通。身兼數家之學的，今日也未必沒有。隻是如子明這般博學，似乎天文地理無所不通，又如此年輕，真是所謂生而知之者。”當時的許多儒生對于天文地理、算術植物以及占蔔算卦，都是頗爲精通的，隻是他們受“君子不器”的影響，大部分人不願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鑽研這些，隻是當成一種業餘的修養，這一點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一經石越點破，蘇轼眼前便豁然開朗。
石越給王安禮、蘇轼看的書稿，被後世稱爲“石學”之始，也被一些人稱爲“雜學”。這幾本書分别是《算術初步》、《幾何初步》、《地理初步》、《邏輯初步》，這四本書加上其後的《物理初步》、《化學初步》、《生物初步》，并稱“石學七書”，陸續在熙甯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這幾部書的内容可以說相當淺顯。
它們的可貴之處是提出了一些理論要點，并且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對科學技術進行理論性的總結與歸納。當時宋代的技術積累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各種技術發明讓現代人都瞠目結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譜上，火藥兵器數以千百計！其他種種發明與創造，更幾乎讓人懷疑那是一個現代社會——但是獨獨缺少的，是科學理論的出現，也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在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說是曆史沒有給中華文明這個機會——但是不管怎麽樣，如果說中華文明和現代科學之間隔着一扇門，那門的鑰匙叫“科學理論”，那麽此時石越無疑是告訴了中國人那扇門的存在，告訴了他們打開門之後所會發現的世界，告訴了他們鑰匙制造的關鍵，接下來的，就是中國人憑自己的聰明，去制造鑰匙，推開那扇門了。
這就是“石學七書”的意義所在！
從此中國的科學家們不再用全部精神緻力于解決一個個的技術問題，而是開始去總結發現科學理論，再以理論來指導技術的創新——這是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學習過“石學七書”，在有限的時間内，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隻是知道了一些“雜學”，看起來并無用處，但是對于那些已經在科學領域達到一定高度的人來說，無疑是讓他們眼前豁然開朗。
但是石越始終隻是一個文科生。七部書中，《算術初步》略好一點，也不過是初中的水準；而《幾何初步》就實在太簡單了，号稱爲“書”，可全書不過一萬字，隻講了一些簡單的公式；《物理初步》也不過是初中的部分理論；最糟的是《化學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論書，石越根本記不住那些分子式，隻好在書中羅列各種理論與化學現象數十條，提出各種問題近百個，篇幅不過兩萬多字，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地理初步》最爲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地圓說，這在中國倒并不會導緻迫害，遠在漢代，對此就有不少假說，隻是人們相不相信，卻要另當别論——《地理初步》的确也經常被人們當成第二本《山海經》來讀；《生物初步》中，爲了避免太大的麻煩，石越沒有說物種起源，隻是介紹了化石的作用，又講了一些人體的構造之類——這是最難寫的一部書，顧忌之處，實在太多了；最好寫的一部書則是《邏輯初步》，是一本純粹的哲學書。
石越在“石學七書”中，毫不客氣的使用了大食數字[18]與字母文字。這兩者堂而皇之的出現在大宋的出版物裏，爲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寫了一個“凡例”，對此做出詳細的解釋。這個凡例的字數竟比一部書的内容還要長——雖然用字母文字表達不是沒有辦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畢竟是受現代教育，讓他改成另一種東西來解釋一些公式，他本來就不太明白的理科頭腦肯定會更糊塗，何況引進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壞事。隻不過後來大食數字和字母文字的命運迥異，前者很快就被廣泛采用，後者一直隻有一些菁英階層做學問時才會用到。
在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學七書”，并沒有引起很大的轟動——人們已經慢慢習慣了石越帶來的一個個的驚奇。關于他的種種謠言開始流傳在市井之間，最好的說法說他是“文曲星轉世”，所以這麽年輕有如此好的學問，連皇帝都兩次征召他；而最壞的說法說他是一個大騙子，他騙了一個垂死的學者的文稿，然後刊發于世，騙取名聲，所以皇帝征召他不敢應诏，是怕露了馬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