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民間貿易還是官方貿易，也不管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跨國之間的貿易沒有官方容許的憑證根本不行的，這是這種貿易憑證會随時間、地點和國家而變化，有時根本就不需要這種憑證，隻要在市舶司中注冊一下就可以，有時甚至嚴苛到需要皇帝親自頒布才行。
平謹嚴說的沒有錯，對于一般的商賈而言，這可能是無法逾越的一條鴻溝，但是對于李延壽來說并不是多大的問題。
李延壽可是第六次來倭國，而且還是藤原基經座上賓，倭國的政治對于李延壽來說并不是什麽秘密。李延壽微微一笑道：“平國守，這次某來倭國進行貿易，并不是要到平安京進行交易，而是準備就在攝津完成交易，這恐怕不需要什麽碟狀。平國守也看見了，某這次帶了大批的貨物到倭國，也不可能将這麽多的貨物帶到平安京去，所以某隻是想在攝津把交易完成，然後再到平安京拜見關白，不知道平國守意下如何”。
攝津福原築港是整個倭國的對外貿易的窗口，可以把攝津福原築港看成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也可以當成倭國的保稅區，隻要李延壽的貨物不在其他地方進行交易，完全不需要什麽貿易碟狀。
平謹嚴也是擔心李延壽把貨物帶到平安京進行交易，如果李延壽真的把貨物帶到平安京進行交易的話，一則平謹嚴沒有這個權力放李延壽通過，二則平謹嚴擔心自己一下子少了這麽多的商稅心疼，見李延壽願意在福原築港交易貨物，平謹嚴當然不會爲難李延壽，現在李延壽可是平謹嚴的财神爺。
平謹嚴那會把送禮的人往門外推的道理，趕緊道：“李翁這是說的什麽話，既然李翁準備在福原築港進行交易，某怎麽也要聯系一下各地買主，也不能讓李翁的貨物再拉回去不是”。這裏要先說一下倭國平安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才好理解平謹嚴爲什麽如此熱心的幫助李延壽張羅生意。
由于班田制的崩潰，國家爲保證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賦征課方式，‘田堵制’（負名制）于是出現。田堵制就是讓較殷實的農戶每年承包一定面積耕地的經營，擔負納租責任。
這種承包人稱“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稱爲“負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國家提出申請書（“請文”）訂立契約。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後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阻止土地歸農民所有，繼續維持土地國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八世紀中期以來班田農民鬥争的成果，即承認了農民對實際耕作的土地的占有。
“田堵”一詞似乎就是來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圍築堵（牆）的習慣。當然由于規定契約一年一換，說明田堵的這種土地占有還是很不穩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課租賦已不再按照公民戶籍上的人頭，而是按照登記在土地冊上的田堵實際耕種的土地面積了。
九世紀以後，有别于自墾地型莊園的寄進型莊園逐漸增多。這是指通過接受“寄進”（進獻）土地形成的莊園。原來地方開發領主爲得到權力的庇護和借助這種權力使自己的莊園不輸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莊園進獻給中央貴族和大寺社，奉之爲領主，稱之爲“領家”，分給莊園年貢的一部分，自己則保留“下司職”或“預所職”（均指莊官）留在原地，管理莊園。
如果“領家”以爲自己的權勢仍不足以同國司抗衡，則将莊園進獻給更有權勢的貴族，奉之爲“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級的領主。從而在莊園内部形成“本所職”一“領家職”一“下司職”這種層層瓜分年貢，土地的等級所有的體制。
這個時期莊園的農民已經成爲莊園的專屬農民，即“莊民”。莊民生産糧食、農副産物、山林産品和家庭手工業品，這些産品除滿足莊民本身需要外，還供應住在奈良、京都的莊園領主。這表明，莊園經濟是一種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整個莊園便是一個同外界很少聯系的經濟整體。
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莊園附近的手工業作坊，擁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織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爐匠、漆器匠、金銀器匠、佛像鑄造匠等等。這些工匠或按訂貨生産，或從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業也有發展。在奈良和京都，從市集商業已發展到店鋪商業，出現稱作“市人”、“市女”的獨立商人。
在公地公民制破壞的同時，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機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攝關政治的出現。早在奈良末期僧侶政權垮台後，貴族勢力複又膨脹，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勢力恢複顯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搖直上，至九世紀下半期，竟達到建立攝關政治，獨攬朝政的地步。
作爲最大的權門貴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優厚賞賜，以接受“職分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勞力和财富，遠勝他人。這是藤原氏政治發家的經濟基礎，但能攫取最高權力，主要是靠不斷玩弄權術打擊他氏，以及同皇室聯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藤原良房之後，其養子藤原基經（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攝政，并于公元八八七年被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總攬國政全權。诏書說：“其萬機巨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關白”一詞出自《漢書》，系“禀報”之意，在倭國不久便變爲官職之名。
以藤原氏爲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統治已完全失去進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們追求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神社和當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節日儀式、遊宴、裝潢貴族老爺身份的文學和音樂，對于滿足這種奢侈生活來說，來自國家的龐大收入猶感不夠，于是便大搞賣官政治。對于能夠出錢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錢多少賣給國司及其以下相應的官職。
國司一職最有貪污發财的機會，許多官僚貴族紛紛通過賄賂藤原氏弄到兼任國司之職，身在京都，派代宮赴任，稱爲“遙任”。國司毫不顧及生産，在國衙領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領”綽号。當時流行着“受領跌個跟鬥也要抓把土”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國司的貪婪。
平謹嚴身爲攝津的國守，是攝津最大的土地領主，同時也是攝津最大的商人，平謹嚴每年名義上要向天皇和法皇（太上皇）供奉财物，這裏面當然也少不了掌握倭國大權的關白。
平謹嚴允許所有的商船停靠福原築港，所有貨物必須留在福原築港或者商船上，商人可以離開福原築港，在攝津範圍内自由的活動，但不得離開攝津，這有點像清代廣州對于外商的限制，這些都是平謹嚴權力範圍之内的事情，平謹嚴不需要請示關白藤原基經就可以自己決定。
這麽一大批貨物想一下子出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這個時代的倭國市場容量還很小，底層的百姓過着與大唐百姓差不多的小農生活，自耕自足很少有多餘的錢糧進行交換。商船帶來的大部分貨物都屬于奢侈品，或者隻有上層社會才能使用，不可能會面向倭國的普通百姓，其中價值最低貨物要屬于呂泰新攜帶的棉布，數量雖然龐大，但是漂洋過海後價格也翻了好幾倍，一些最普通的江南蒲草制品，在倭國都是名貴物品，更不用說那些精美的絲綢、漆器、玉器和陶瓷了。
李延壽召集了一些主要的商人在官驿中商量出貨的事情，呂泰新雖然不參與貿易，但是呂泰新身份特殊，又攜帶了大量的貨物，所以也被邀請一起商讨事情。
有些商賈還是第一次到倭國，什麽貨物在倭國好賣，需要從倭國購買什麽貨物返回江南，這些商賈并沒有多少經驗，所以大部分事情都以李延壽的意見爲主，就算是葉婉也插不上嘴。這次所有的貨物都有李延壽統一進行交易，其他的商人這次來倭國主要是來學習和考察的，準備以後再建立與倭國長期的經濟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