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黨林立局面的出現是辛亥革命帶來的政治新氣象，也是中國近代民主政治潮流不斷發展的象征。然而，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還很不成熟，新興階級階層的力量還很軟弱，政黨觀念的傳播還很不充分，傳統舊觀念的影響還無法消除，加之當時複雜的國内外局勢，使民初政黨林立的局面很難維持，很多政黨的基礎很不鞏固，分分合合，旋生旋滅，政黨及其活動紛亂、龐雜，跨黨嚴重，黨綱内容空洞、含義模糊、彼此雷同。
而且，民初政黨還存在着組織渙散、脫離民衆、黨紀松弛等特點。當時各政黨都不注重組織紀律建設，嚴重脫離民衆，甚至脫離自己所代表的階級、階層。多數政黨沒有基層組織，也很少與下層民衆發生聯系。即使是幾個大黨，其活動重心也主要在社會上層，集中于達官貴人，名流政客，忙于國會中的聯合争鬥。從一定程度上講，民初所謂的政黨活動，實際上就是少數黨魁的活動。
事實上政黨是一個社會組織,确切地說是一個政治組織,是人們爲了合理而有效地達到特定目标而有計劃地建立起來的結構,比較嚴謹的制度化的群體。先進地政黨應符合以下條件或具備這麽幾個特怔：
第一是黨的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目标是黨的靈魂,沒有目标。黨就不能産行也不能存在,先進地政黨,其目标應是明确的合理的。
第二是黨的組織結構的穩定性。組織結構就是黨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關系地結合模式,隻有相對穩定組織結構才能存在和發展。
第三是黨的組織制度的健全性。組織制度規定了黨的角色,其權力與義務,以及組織運作的程序。制度的健全是使組織步入了有序運行地條件。
可惜這種些都不是那些政黨所具備地, 由于民國初年政黨政治還處在萌芽階段。所以在蔣方震的認知範圍内，政黨隻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罷了。蔣方震過去顯然沒想到一個政黨竟然需要這麽多條條框框。
因此民國初年星星總總的政黨根本沒有什麽生命力可言,黨派不僅僅隻是黨派,不是戰鬥的先鋒隊,未來我們地黨,并不是一個像現在的國内政黨這樣的松散的政客聯盟,而将是一個有着黨綱,黨章,有嚴密組織系統和活動方式,黨員入黨**有一定條件和程序的政黨。
蔣方震看着面前厚厚的稿子一時說不出話來。于是，李默涵幹脆乘機再進一步，給蔣方震進一步講解自己對時下所謂各路政黨的見解與看法。
眼下的各路政黨，基本都是照搬了西方的模式，在其實施運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現出一種畸形的病态的發展，這表現爲:“黨派林立，黨争不休，原則模糊，獨立依附，惟利是趨，本性使然，黨中見黨，派複有派，分和無常，脫黨跨黨，進出自由，黨德敗壞，因人而黨，主義無别，政見雷同”，甚至同一人同時爲兩黨甚至多黨的成員等等。所以，至終，他們也未發展成爲真正意義上的資産階級政黨。
眼下的中國如果實行政黨政治，是注定要失敗的。爲什麽呢？首先，在政治結構上，中國眼下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德、日的現代化道路啓示我們，趕超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來主導和推動制度變遷。近代中國洋務派的自強運動由于是由地方漢族勢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導而缺乏中央集權統一領導而失敗；另一個更重要的後果是，由于漢人地方勢力是以武力而坐大，這就爲以後的軍閥政治種下了種子。因此，地方主義削弱了近代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所必須的中央政府的權威。
其次在經濟結構上，眼下的中國缺乏“社會力量主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可歸爲兩種，即“英國－美國的商人階層主導的社會中心主義模式、法國－德國－日本的官僚體系主導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
英美模式是一種“自發秩序”的社會力量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資産階級日益強大的基礎上的。資産階級日益強大，作爲社會力量主導和推動着社會的制度發生變遷。德、日是典型的國家中心主義，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是現代化和制度變遷的主要推動者。事實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缺乏實行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土壤。英美社會中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階級力量和經濟基礎之上的。眼下中國的資産階級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很軟弱的。軟弱的資産階級不可能成爲民初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之主導力量的現實，也決定了它無法在社會上形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個強固的核心勢力。
第三，在思想觀念，時下的中國政治家門的觀念與時機脫節。政黨政治，民主選舉是最終的目标，但是在一個國家不統一，政治經濟都不強大的前提下，盲目追求英美式的議會民主模式，實行分權而非集權模式，結果分權導緻了中央集權的缺位和權威的喪失，繼而導緻了制度變遷的失敗。
李默涵說道：“眼下中國最需要的是一個有強大權威的中央政權，集合全部的力量做好一件事或者幾件事。獨裁也許有很大的弊端，但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它卻能發揮出高效率的優勢。”
蔣方震說道：“既然你說獨裁也有好的一面，那袁世凱想要稱帝，想要乾綱獨斷，你爲什麽又不支持呢？”
李默涵說道：“ 百裏你去過日本，應該知道日本那樣的國家，其實他們百姓的稅賦不必中國的百姓少。可他們爲什麽那麽狂熱地擁護他們的政府？因爲日本的統治者不是某個家族或某個集團以謀取私利爲目的。他們爲的是日本擴張的理想，國家強大了，它的國民自然能從中得到好處。而袁世凱呢？對内用強，對外喪權辱國，這樣的人要再成爲全國的獨裁者，那中國的前途就徹底一片黯淡了。”
蔣方震想了想，點頭道：“有道理，一個統治者隻想着爲自己的家族或者小集團謀利，那麽就會忽略百姓的感受。統治者不愛自己的人民，人民自然不會愛戴統治者，繼而認爲這國家與自己無關，隻是皇帝家的。長期以往，人民就不會熱愛自己的祖國。不熱愛自己的祖國就無法培養出國家意識。而國家意識的缺失，一直是中國的大問題。”
龔自珍是誰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個“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詞作者。他有個兒子叫龔半倫。說起這龔半倫，他果真是個人才，聽說在二次鴉片戰争之後，他做了英國公使的翻譯，并代表英國和恭親王談判。在後世，英語四級的大學生都未必能說上幾句完整的英語句子。一百多年的龔半倫就能擔任外交翻譯了，這人的才智肯定不差。
不過，據說這龔半倫在代表英國與清朝恭親王談判的過程中是百般刁難，一點臉也不給，最後恭王怒罵：“你世受國恩，卻爲虎作伥甘做漢奸！”
龔半倫大義凜然地回答：“我父親不得入翰林，我窮到靠外國人糊口，朝廷于我龔氏，何恩之有？！我們本是良民，上進之路被你們堵死，還被爾等貪官盤剝的衣食不全，隻得乞食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卻看你是國賊！”
李默涵對蔣方震的補充很是贊同，他說道：“百裏，你說的不錯，這就是國家意識，這種意識能使每個人找到歸屬和方向，讓民族團結，讓國家富強。”
蔣方震又補充道：“但是眼下，我們的教育存在缺陷，灌輸的我們源遠流長的曆史、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和所謂地大物博的廣闊疆域。這些當然十分必要，對國家的認同，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由此生長。但對國民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的培養，卻語焉不詳。比如日本，他們從小就教育國民，日本是個島國，資源少，人口多，日本想要生産下去，就必須對外擴張。”
李默涵對蔣方震才能的賞識更進一步，他說道：“你說的不錯。沒有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民族，難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沒有國家意識的國民，不可能成爲一個愛國者。培養國家意識就是培養國民對民族、對傳統文化、對國家的向心力和歸屬感。隻有樹立對國家的認同意識和歸屬感，才能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
蔣方震心潮澎湃，他說道：“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我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首先，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然後集中全部力量建設國家和培養國民的國家意識。隻有到了于内人民富足，于外能抵禦外虜之後，才能談其他。”
李默涵扶着蔣方震的肩膀，說道：“能有這樣眼界的人，放眼全國都沒有幾人，所以我才花了大力氣把百裏你從袁世凱那裏挖過來。現在，你願意和我一起努力，去實現我們的中國夢嗎？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之夢。”
蔣百裏雙腳并攏，用力踏地，啪的敬了一個禮，“赴湯蹈火，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