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由于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中國海關成爲帝國主義侵華工具，因此，收回關稅自主權成爲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争的重要使命。1921年11月23日，顧維鈞在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總委員會上提出關稅自主案。這是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實提案。此案提出中國有自行規定及區分本國稅率的完全自由。議案一經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國反對，尤以日、英兩國爲最。1922年1月3日美國代表恩德伍提出數種辦法，最後通過方案：有關各國立即派員在上海召開修正稅則會議，切實執行值百抽五，滿4年後得一修正，此後每7年修正一次。顧維鈞提出保留案聲明：“将來遇适當機會，再求考慮自主權問題。”後大會據此決議制定《中國關稅條約》，并于1922年2月6日正式簽字。
正史上1925年“五卅運動”後，北京政府秉着“哀兵必勝”的心态和英美等十二國在北京召開關稅特别會議，宣告關稅自主，并公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到 6月時，國民政府發表“改訂新約”的對外宣言，關稅自主爲其兩項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國民政府與美國首先簽訂了《中美關稅條約》。随後，又先後同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等國締結了“友好通商條約”或新的“關稅條約”。國民政府把關稅會議時各國承認的七級稅則公布爲國定稅則，并聲明自1927年2月1日起實行。到正史上的1930年，日本也終于同意了《中日關稅協議》。國民政府經過這些“改訂新約”的措施，在關稅自主權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這隻是帝國主義所作的某些讓步，海關行政管理權仍掌握在外國人手裏，中國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稅率。盡管這樣，國民政府的關稅自主措施，增加了國家關稅的收入，并有利于國内工商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完全意義上的中國真正獲得關稅自主權，要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張漢卿不會容忍中國忍受這麽長時間的經濟壓迫。政治上的欺淩因爲力有不逮、不得已韬光養晦倒也罷了，經濟上可不能再這麽忍，因爲這是決定政治上要忍多久的重要标杆。
以張漢卿爲代表的中國人民黨和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都在黨章裏明确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關稅自主的主張。但是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到嘴的肥肉的，在國家實力還不濟的當前，貿然地提出要求雖然能夠博得民衆的拳拳愛國之心，但對于國家的戰略發展而言，卻弊大于利：升級的沖突，有機會導緻中國對英日的全面開戰，這風險，雖然張漢卿了解國際大局的趨勢，卻不能預料英日的反應極限，因爲這件事本身在曆史上沒有出現得這麽早。
關稅收入是政府财政的主體，也是張作霖政府賴以發展的基石。在中英政府正在爲處理“五卅慘案”和租界回收問題鬥智鬥勇之際，1925年10月—1926年7月，在張漢卿要求下，關稅特别會議在北京召開。
本來在關稅特别會議召開之前，英日兩國對中國關稅問題已經形成比較明确的政策，相比較，在某種程度上，英國對中國做出了一定讓步。這是因爲，被美國一手主導下解散了英日聯盟後，使英國在亞洲特别在中國缺少有力的盟友。本來英國以爲憑着和日本舊有的關系，聯合應對由于“五卅運動”造成的來自中國的壓力。但是日本“反應敏捷”，在中國人民群情激昂的當口非常低調地從對華主動進攻轉變爲積極影響，從而躲在英國背後，使得事件從一開始英國便獨自陷于浪尖風口。爲了緩和對華關系，在中國提出的關稅問題上不得已做了些讓步。
關稅特别會議召開期間，英日不僅對中國的提議百般阻撓，而且它們之間矛盾重重，并因此展開激烈争鬥。如果不出意外，這将是一場漫長的角力過程，導緻會議沒有達成決議，無果而終。
但是張漢卿決心冒險一賭。“五卅慘案”順利結案後，借着這股哀兵之氣，張漢卿在國會發表著名的《關稅自主要求》，揭開了中國在海關上的自主權的序幕，他的報告深刻表達了中華民國政府對關稅的認識和自主要求，也首次明确直指那些千方百計妨礙、打壓中國崛起的英美列強爲帝國主義：
“用武力強迫通商，并約定單方的協定稅率，——這本是帝國主義者夷滅弱小民族的國家，或使他降爲半殖民地的一種實際上最狠毒而形式上最溫和的巧妙手段！事實上帝國主義者征服非洲亞洲各弱小民族，都是用這種巧妙手段；理論上唯有這種手段，是以充分的愚弄文化低下的民族，減少他們對于帝國主義者的抵抗。
帝國主義者在八十餘年前對于中國也施了這種巧妙手段，達到他們侵略的目的，始則一國強迫通商，限制中國自定稅率權，繼則列國至，要求設立最優惠通商條約；再次則操縱内亂，借以攫取關稅行政權；海關行政權，表面上是中國願意委托帝國主義者，實則太平之亂，原是帝國主義者從中操縱的，他們預定目的，就是借此從中取利；所以鹹豐八年的天津條約，和其後英美法領使代辦上海海關，并不是偶然的。更次且借口抵押外債，奪我關稅保存權；把中國關于關稅的種種自由權，用種種好聽的口實，剝奪無遺，馴至今日，使中國變爲一個事實上的半殖民地！ 中國今日之異于殖民地者，不過獨立國的形式，和沒有确定一尊的事實上的對中國的命令人而已。
中國因關稅自主權完全剝奪，所受的弊害，數不勝數，單就其中重要的說來，關稅的不自主，在經濟上束縛中國農工商各種産業，阻止其向前發展；很明顯的：中國提出獎勵新式産業，已數十年，猶無效果，是因爲中國在關稅關系上，極輕的關稅與于内地厘金互相抵消，事實上等于采用自由貿易政策，所以中國幼稚新式産業，萬無和資本雄厚技術發達的外國産業對抗之可能。
對外貿易上，形成了中國對外貿易上的永久入超，使中國的漏卮日大，除了現貨流出罄盡，替他們造成更來剝削我們的資本，造成32個華麗的租界之外，還負了十八萬萬元的外債！這是中國對外貿易上明顯的事實：除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共六年外，每年輸入超過輸出平均每年五千萬元以上。
對中國民族資本的興起是一種巨大的制約：因爲帝國主義者縱容廉價的大量剩餘商品，壓倒國貨，使中國從來的手工業者及農民多數流離失業；中國自太平戰役以來的内亂，從曆史上分析起來，都是失業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暴動。考查他們失業原因：主要的是因爲大量生産的價廉物美 (自然是比較那時的國貨說) 的外國品自由輸入。那時中國還有南洋美洲各外國，東三省、察綏熱、新疆、藏邊等處國内地方，可以移住，所以這些暴動，雖不能根絕，卻也不能發展自如。
二十年前華工出洋困難，内地移民亦已将到飽和程度，所以全國兵士之害，日深一日，簡直到了無可救治的地步！使全國民生疲弊，不能聊生。全國除了少數軍閥及官僚外，一般人經濟非常困難！不但從我們日常生活上感覺得到，從中國對他國貿易進步的程度，與世界各國近十年來對外貿易增進速度比較起來，更其确實明顯。
帝國主義控制着中國各大海關，決定着中國進出口稅率，影響着中國對外貿易，掌握了中國經濟的命脈。他們通過關稅控制，達到了在政治上多重目的：使主權大受限制，例如内地稅法：如出産稅，亦受束縛，改正關稅，須得全數有約國同意；使财政在事實上不能獨立，如多年來中國财政計劃，事實上要受總稅務司洋員及官稅保管銀行的管轄；使外人得以幹涉内政，例如廣東海關事件；使軍閥延長擾亂，因爲帝國主義者幫助中國軍閥的槍械，都是利用他們自己國人作海關人員，所以日本一定要争大連、安東、青島各海關關長等。這些弊害，一方面使中國國家，在國際上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中國全國大多數人民，過的不是人的生活；一方面使中國國民在不堪的束縛和壓迫之下，覺悟到一切不幸的根源，隻在關稅自主權之被剝奪。所以自同盟會革命運動以來，一切愛國運動：如巴黎和會時的愛國運動、華盛頓會議時的愛國運動和‘五卅’愛國運動，莫不把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稅自主權作爲最重要的口号。
這也是人民黨目前在統籌政治和經濟工作的重心，沒有了關稅自主權，一切努力都有被剝奪成果或中途夭折的可能，這也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