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特别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的讀書人開始從以仕進爲目标的傳統文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在他們的積極參與下，中國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資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現了。他們以實業救國爲宗旨，以振興民族經濟爲号召，主動吸納西方先進思想，胸懷強國濟民的偉大抱負，在這個比官場政治更自由的空間裏展現了讓人驚歎的才能，迅速成爲各地的民衆領袖。在他們的努力下，人們糾正了“士農工商”這種帶有歧視性的社會分層，努力追求以“工農商學兵”爲代表的全民平等與團結。民族資産階級的興起，迎來了中國商人第一個黃金時代，
可惜的是，這個黃金時代來之不易，卻又轉瞬即逝。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興起，實在是經曆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農民和西方列強的雙重壓力下，集權專制的滿清王朝終于露出了破敗之相。太平天國、撚軍和兩次鴉片戰争使這個統治集團切實感受到了“内憂外患”，爲了應對國内的“心腹之害”和國外的“肢體之患”，他們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爲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謂“辦洋務”，史稱洋務運動。和一切隻是爲了死死保住政權，卻不想從根本上進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樣，這場由官僚主導的“洋務運動”在三十多年後即宣告失敗了。然而，它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卻是不容否認的。盡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維方法在本質上還是抱殘守缺，但它畢竟隐諱地、部分地承認了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從結果上說，這場運動也确實催生了中國工業的萌芽：曾國藩在安慶辦的内軍械所，李鴻章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左宗棠的甘肅織呢總局、福建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一大批工業實體相繼産生，爲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也積累了可供借鑒的經驗。更具曆史意義的是，爲适應“辦洋務”的需要，已經沿襲了數千年的人才培養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準成立“京師同文館”， 1902年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西式教育的引進使中國人開始擺脫蒙昧狀态，他們總算能夠睜開眼睛窺望遙遠而新奇的世界了。
經過晚清的變局，開啓民智，富國強民成爲這個民族重新奮起的必然選擇。中國最優秀一批的知識精英以國家興亡爲已任，紛紛主動投身到政治、經濟，以及思想觀念的全面維新當中。中國的新型商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了。在他們身上，具備了過去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貴品格：不計個人富貴，力求民族經濟的振興。
大約五十年後，毛爺爺在回顧我國民族工業發展時曾說，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動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張謇和盧作孚，一個曾是前清狀元，一個曾是投身國民革命的熱血青年，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也都有過驕人的業績。結果張謇在七十三歲那年（1926）憂病而終，盧作孚在五十九歲那年（1952）在毛爺爺搞的“五反”運動中自殺。張謇的命運揭示了實業救國的艱苦卓絕，盧作孚之死則宣告了那個黃金時代的徹底結束。
張謇，是中國文人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鹹豐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蘇南通一個富裕的家庭裏，十六歲中秀才。1874年開始外出謀生，後來到浦口成了慶字營統領吳長慶的幕僚，那時他就已經是譽滿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裏無所事事的袁世凱率領一夥小兄弟投奔吳長慶，張謇曾經作爲老師教他習文，發現此子胸懷大志，終非轅下之駒，便幫他在慶字營營務處謀了幫辦的職務。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府鄉試，中舉人。1894年4月，張謇再次赴京參加會試，考取一甲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戰争爆發，清軍慘敗。張謇目睹國事日非，滿朝官僚不足爲謀。于是，這個新科狀元毅然決定放棄仕進，另走興辦教育和實業的新路。
1895年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除割讓台灣、遼東外還有允許日本人在内地設廠的條文。爲在外資輸入前搶占先機，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張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創辦紗廠。他把籌建中的紗廠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圖存的寓意。大生紗廠投産後，很快站穩了腳跟，經受住了洋貨洋商的競争，年年盈餘。從1899年到1913年，大生紗廠淨獲利五百四十萬兩，發展成爲擁有資本兩百萬兩和紗錠六萬七千枚的大廠，是“歐戰以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後他以紗廠爲龍頭發展多種産業，走上了集團化、規模化的現代企業經營之路。
作爲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知識分子，張謇興辦實業既不是爲個人謀利，也不是爲幾個财閥股東謀利，而是要爲國家民族謀利。他的理想是以實業興教育，再以教育改進實業，從而實現全民族的振興。他利用大生紗廠的部分盈餘以及勸募所得，辦教育，辦圖書館、博物苑、氣象台，辦醫院、公園，甚至辦盲啞學校、伶工劇社、劇場等等。狀元張謇、實業家張謇、現代知識分子張謇，在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别樣風采。在中國三千年的曆史裏，從未出現過這樣的“商人”；在中國的一千多年的科舉史裏，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狀元！
辛亥革命後，張謇看到了實現民主政治的希望，轉而擁護共和，并被推選爲江蘇省臨時議會議長。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邀請他出任實業部總長。1913年9月，北洋政府以熊希齡爲首組成“名流内閣”，張謇出任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載。他非常想借此機會改良政治，發展民族實業，在就職時還滿懷熱情地發表了《實業政見宣言》，任内制訂了二十多種農林、工商和礦業方面的法令。可在當時紛紛攘攘的權力鬥争中，他面臨的卻是“财政竭蹶，無可措手”的窘境，所能做的隻是“日在官署畫諾紙尾”罷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凱要恢複帝制，張謇辭職南歸，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對政治失望了。張謇回到南通後繼續辦他的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張謇經營的那些企業因此獲得了短暫的發展機會。他利用大生紗廠的盈餘，加上擴召新股和向錢莊借貸所籌集的資金，擴大企業規模。根據1921年一份調查材料，張謇經營的企業總資本約爲三千四百萬元。
可惜好景不長。自1920年開始各鹽墾公司連續三年遭災，加之軍閥連年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列強對華經濟壓迫轉劇，導緻民生凋敝，百業衰退，到1923年，就連一向盈利的大生紗廠也轉爲虧損。爲挽救民族工業，張謇多次呼籲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國際稅法平等，停止内戰，實現國内和平。這呼籲表達了全體人民的心聲，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願爲轉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兩廠已經負責一千餘萬元。過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銀行聯合到南通清查賬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廠。大約一年後，1926年8月24日，張謇被病魔纏身，抑郁而終。這些慘事，張漢卿從來都是義憤填膺。主權獨立是立國之本，工業繁榮是強國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絕不會容忍這一事件的再次發生。遠在人民軍進入江蘇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銀行注資500萬，使瀕臨破産的“大生”廠起死回生。在後來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張謇獲張漢卿直接提名爲紡織工業部部長。
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學家是範旭東。他1911年返回中國，在北洋政府北京鑄币廠任分析化驗員。随後，他的一系列創業，寫下了中國化學工業史上諸多第一：1914年，範旭東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現代化工企業――久大精鹽公司（1919年以後改爲久大鹽業公司），以及中國第一個精鹽工廠——久大精鹽工廠。1918年11月，他又創立永利制堿公司，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亞洲第一座純堿工廠——永利化學公司堿廠。1922年8月，範旭東從久大精鹽分離出了中國第一家專門的化工科研機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兩公司給他的酬金用作該社的科研經費。到正史上的1926年8月，範旭東旗下“紅三角”商标的純堿，第一次進入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并獲得金獎。1935年，“黃海”試煉出中國第一塊金屬鋁樣品。1937年2月5日，中國首座合成氨工廠——永利南京铔廠生産出中國第一批硫酸铵産品、中國第一包化學肥料，被譽爲“遠東第一大廠”。事業剛剛起飛，中日戰争全面爆發，主要廠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開創的中國化學工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多次要求與永利合營，旭東回之“甯肯爲工廠開追悼會，決不與侵略者合作！”他緻力于在西南後方開辟新的化學工業基地，支持抗戰與國家建設。
尚在1920年奉軍入主天津時，張漢卿就已與範旭東商讨建立化肥生産企業的可能性。在當時，因爲種子質量不佳，又缺乏肥料，糧食畝産不過百斤。遇到自然災害與人禍，當真是餓餒千裏。東北土地肥沃，被喻爲“糧倉”，已耕種的近2億畝耕地不過産出2000萬噸糧食，平均畝産隻有100斤！張漢卿當然沒有袁隆平這位大院士的水平，能培育出雜水稻。但如果有了化肥，産量翻番不是難事。而且化肥嘛，最簡單的不就是碳酸氫铵嗎？初中課本裏就有介紹，而且工藝上并沒有什麽複雜之處。因爲後來政局的變化，使張漢卿沒有時間來關注化肥的“發明”了，他隻是将化肥的原理講解給範旭東，并注資300萬創建了“稼強”化肥廠。在1922年春天，第一批化肥已經生産出廠，并在唐山農業試驗場獲得了平均畝産200斤的“高産量”！到1923年底人民軍入政北京時，範旭東正開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将“稼強”化肥廠開到全國各個城市，形成年産一百萬噸的規模----張漢卿直接回複說遠遠不夠！
人民黨政府先後又在攀枝花、重慶、昆明等地投資建設了大型高爐，利用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各省，如四川、雲南、貴州、甘肅、新疆、甯夏等地的豐富的不同類型的鐵礦資源，變成攀鋼、重鋼和昆鋼等大中型鋼鐵廠高爐生産的原料基地。
當時的工業是以煤礦爲主燃料，所以煤産量可以看出工業化程度。蒸氣船和鐵路是工業時代最重要發明并有加速後續成長性，其成長率象征未來加速潛力。1924年底，鋼鐵、水泥、煤炭産量均已接近或超過日本。此一階段，中國已建成鐵路裏程是日本的85%，建造中的鐵路是日本的1。5倍，規劃中的鐵路總裏程數是日本的4倍。中國現代制造業增長到2。5％，加上現代運輸業和商業占4％。經濟結構的逐步優化，爲中國擺脫弱國地位奠定了物質基礎。
比較一下甲午戰争、抗日戰争和抗美援朝戰争。在這三次戰争中，國内能否生産出足夠的軍需品，并把這些軍需品及時運送到前線，是決定戰争勝負的重要因素。1924年尾的破歲之交，平津地區、山西和長三角（主要是上海）地區已經恢複到戰前經濟，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長，爲國家經濟、軍事建設提供了保證。而同期的日本因爲關東大地震的餘痛未了，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因爲作爲工業中心的東京和橫濱的建築絕大部分被毀，财産損失達100億日元之巨，使已經處于深度蕭條中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震後，從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國舉借巨額外債，數量高達9。1億美元。靠借錢和戰争中撈取的儲備，日本政府向國内各大财團發放高達13億日元的救濟貸款，這樣，日本經濟才逐漸擺脫蕭條，進入一個緩慢發展的時期。此一階段兩國經濟上的此消彼長，使得以奉系爲首的人民黨在入主北京後的第一年即從财政收入上超越了東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