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與德﹑法﹑俄﹑英﹑美﹑日等11國駐華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簽訂了《辛醜條約》。其中第六款規定，賠償各國關平銀4。5億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982238150兩，以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關也歸海關管理。
這項巨額賠款使中國社會徹底淪爲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也是近代史上中國單次賠償最多的一次不平等條約。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這個賠款還本付息定在上海辦理，先由彙豐﹑德華﹑道勝﹑彙理﹑正金五銀行經收。次年美國花旗銀行在上海設行，參加組成銀行委員會，所收本息攤交各國所定銀行。清政府以關稅收入僅能抵償舊借外債，爲籌還賠款計，将年額2121萬餘兩攤派各省﹑關，從而引起田賦﹑丁漕﹑糧捐﹑契稅﹑當稅﹑鹽斤加價﹑關稅﹑厘金﹑統稅和各種苛捐雜稅的不斷增加。
由于在償還該賠款時銀價跌落，各國堅持按“應還日期之市價易金付給”，到1905年，鎊虧積欠120萬英鎊(合銀800萬兩)。4月26日清政府爲支付這項差額，向彙豐銀行借款100萬英鎊，年息5厘，20年還清，本息合計1525000鎊。以關稅及山西省煙酒稅厘金作抵，債票按97％在倫敦發行，市價 99％～103％。這項借款實際是庚子賠款的追加負擔。
按《辛醜條約》中規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國共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中，美國應得到其中的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1904年12月上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就中國的賠款是用黃金還是用白銀一事，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據理力争。談話間海約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賠案實屬過多---”這一信息立刻被梁誠捕捉。這說明美政府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梁誠非常機敏地放棄了談判戰略，不再去和海約翰糾纏賠款用金還是用銀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歸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遊說退還不實賠款，竟取得了意外的收獲。
當時美國國内精英分子也并不贊成物質上的掠奪，像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amp;#8226；詹姆士就認爲：“商業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軍旗更爲可靠。”爲此他于1906年初送呈總統西奧多amp;#8226；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爲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
同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到白宮進谒羅斯福總統，他建議總統将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年明恩溥發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應該多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去美國留學。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鼓吹下，羅斯福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谘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将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爲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内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10月28日，兩國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則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爲止。被派遣的學生，必須是“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學和曆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并規定他們之中，應有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餘20%學法律、政治、财經、師範等。
同時，中美雙方還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務部負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1909年8月，内務府将皇室賜園---清華園，撥給學務處，作爲遊美肆業館的館址，學務處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學生，從630名考生中，錄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這就是後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1910年8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應考，最後錄取了70人。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後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适，他當年考了個第55名。同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爲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09年起，美國将所攤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學習基金，正史上到1924年6月退回餘款本利1250餘萬美元，作爲中國教育文化基金。
美國的退款，産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并從同年12月起，大部庚款緩付5年，德奧部分因戰敗取消，和俄國緩付部分，都撥作國内公債基金。大戰平息後，中國也涉足于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願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後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正史上隻有日本分文不退，用這筆錢财發展軍備，建立教育，遂速成爲20世紀的強盛帝國。
在1922年底，本來暫緩5年交付的日期已經到了，不過由于世界各國在同期都發生了大小不等的經濟危機，中國“也不例外”----這是張漢卿故意的示窮一招，在他認爲，是有機會取消這一爲數巨大且于國人尊嚴打擊甚多的不平等條約的時候了。奉系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到整個中華民國的80%還要多，然而以張作霖爲首的老奉系并不認同中央對賠款的“義務”，這樣就使得這個以靳雲鵬爲首的中央根本沒有能力“履行”其職責。當時張漢卿給出的理由是：國家尚未統一，奉系沒有能力和義務對作爲國家整體的事件負責。靳雲鵬不得以照會中外，要求給予暫緩支付。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俄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也将取消，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隻有一個：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1922年10月，在張漢卿支持下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爲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于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
美國此時已決定轉而支持張漢卿，所以在此件事情上并沒有過份緊逼。隻有法國、英國、日本緊咬着不放，但是中央政府沒錢，“财政長”奉系不出頭，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敢将中國推向蘇聯一側的懷抱，所以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隻是海關盡數把持在外國手中。
現在奉系把持着中央政權，舊事又重提了。張氏父子當然不想把這筆錢白白地流出，無奈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雖然這“債”欠得有些不地道。但是除非張漢卿像後來**黨一樣将舊秩序統統推倒，來個一概不認，否則是無法繞過這個“理”字的。
可是一概推倒的條件不成熟：美日英法等國剛簽完《華盛頓條約》，對中國達成了“門戶開放”政策，至少在表面進入了一個“和諧期”，張漢卿慣用的“以夷制夷”辦法失靈。以中國之實力，現在真的狂妄的要和東西方的帝國主義全面開戰，隻怕後世國人要罵自己爲慈禧第二了。
可是歐美帝國主義口中宣布放棄庚子賠款的餘額部分，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始終以此爲借口把持着海關不放。不過目前的形勢确實需要“攘外必先安内”，外侮多年，真的不在乎多這一會。小不忍則亂大謀，若是國家不能盡快強大，受侮辱的日子還在後頭。
最不地道的還是日本。日本派出專使山本、也是“滿鐵”的理事長，将庚子賠款關于日本部分作了如下修正：“日本帝國同意考慮暫停庚子賠款，所作補償是中方将‘新五路’管轄權及沿路之設施交日方控制20年”。
所謂“滿鐵”，全稱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它在中國現代史上鼎鼎有名，有“國策公司”之稱，當時不僅給關東軍提供了從事軍事政治謀略和奪取經濟命脈的力量，而且還全力地充當了關東軍的超級後勤部。早在1905年日俄戰争後，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取了中國東北地區的東清鐵路南滿洲支線長春以南路權，之後日本便設立了這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表面上這是一家股份公司，實際上是日本的侵華大本營，它的曆任總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
對于日本帝國主義來說，假如沒有日本壟斷财閥的支持，也不能進行侵略戰争，因爲軍事實力是以經濟實力作基礎的。“九一八”事變時，日本的關東軍隻有1萬多人，他們在4個多月的時間裏，就占領了東三省。假如沒有實力雄厚的“滿鐵”的參與、配合和支持，那關東軍是難逞其兇的。
這時的“滿鐵”已經在東北擁有了4。4億的資本、1100公裏的鐵路、480平方公裏的鐵路附屬地，還有将近4萬名職工和50多個關系會社。它秉承主子的意旨，又盯上了被張漢卿視爲對“南滿鐵路”重要限制和東北戰略大動脈的“京哈線”。
已經執掌政權的張作霖自然不會做這“青史留名”且又自掘墳墓的事，但是又不想在可能全面取消庚子賠款的重大曆史關口有日本這樣一個強硬的阻力，且因此在中國全面恢複經濟的時候和日本反目并不明智，因此隻是私下表示可以通過協商，指示政府與日本締結一個秘密和約。但是作爲回報，日本政府必須首先明确放棄庚子賠款的政策。
這樣，蘇俄帶頭、美國示範、日本或明或暗的放棄，對中國有強大地緣政治影響的諸大國在此事上的一緻，很快變成爲各簽約國一緻的追随。在美、蘇、日、德等大國或賠款比值占優勢的大國均表示放棄賠款的壓力下，全面取消各國庚子賠款水到渠成，獲得列強的一緻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