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對“民意”有着非同乃父的認識，他認爲，在幾乎所有的國家，無論民主或專制國家，民意都是統治者控制、打擊敵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戰前，世界各國國民都處于被“宣傳”境地，像德意志均如此。民意是可以控制、轉移和欺騙的----他并不想強調自己有多麽高尚和民主----一個國家處在動亂不安中是無法苛求所謂民主的，特别是中國在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時，所謂的民主即是軍閥割據的先聲。
國家經過長期戰亂，百姓思定沒錯，但對于統一，國民還是情有獨鍾的。像史上北伐，不是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嗎？“民意”基本上還是向着主動挑起戰争年代的國民革命軍一方的。所以，戰争不一定就會失去民意。
但是對閻的戰争一定不能敗，也不能便宜了旁觀者，造成兩敗俱傷、給他人以可乘之機。對閻錫山，他還是蠻佩服的。
閻錫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堅固。他戰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爲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他概括爲“保境安民”，要求“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爲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爲我用，代我禦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
對内，閻以興利除弊爲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發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處”，推行水利、蠶桑、植樹與禁煙、天足、剪發（男人剪辮子），後來又增加種棉、造林、畜牧，合稱“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後，閻又推行積極發揮民衆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發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閻認爲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編村制，以 5戶爲鄰設鄰長，25戶爲闾設闾長，村設村長，代行警察職務，加強行政管理；頒布《人民須知》和《家庭須知》，宣揚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内容的封建倫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頒布《村禁約》，設立村公所、息訟會、監察會、人民會議等機構，對販賣和吸食毒品、窩娼、聚賭、偷盜、鬥毆、遊手好閑、忤逆不孝等壞人進行感化教育和處罰；成立“保衛團”對青壯年進行軍事訓練。山西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産有所發展的局面，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湧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範省”的稱号。
經濟上，他利用山西“晉商”的傳統，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号，并爲“四銀行号”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産達到 1億銀元。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國内名列前茅。
軍事上，閻錫山表面上韬光養晦，暗中卻在擴軍備戰。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槍、機槍、大炮和彈藥的兵工廠，又把軍隊由民國初年的4個旅擴編爲17個師。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廠已經在總辦商震的過問下，職工增至1840餘人，機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無煙藥、制酸、制殼三個分廠，其中前兩個廠的設備由德國雅利商行訂購，于同年9月相繼投産。商震雖然已官升至晉軍師長，仍然關注兵工廠建設。在此期間，工藝實習廠繼續發展，職工增到11000人，設備增至2300部，月産火炮10餘門、沖鋒槍900枝、機關槍20挺、炸彈3000餘枚，初步形成了規模生産。
山西的種種優勢，引起了馮玉祥部下的觊觎。孫中山不願出山，奉系完全接手了政權，使馮系将領始料不及，他們的“國民革命軍”的地位頓時尴尬起來。群龍無首，若無合适地盤和目标，這支人數不菲的軍隊很快将成散沙。遍觀北方省份，除山西外都已在奉軍/人民軍手中，張作霖對他這股力量早已虎視眈眈，怎會輕易讓出一塊地盤給他們發展？若要發展，隻有山西一地可以生存。馮在的時候，還能從大局着眼，約束他們。現在，馮玉祥不在了呢？
按照張漢卿的計策，通過威逼利誘使得爲取得生存權而奮鬥的馮軍與力圖割據自保的晉軍交鋒，無論何方輸赢，均受削弱。當然，戰端一起，生靈塗炭，中央政府自然可以以“民意”爲名控制局面，各個擊破。
張作霖大喜，認爲可行，因而依計加緊了對馮系軍官的壓力：一會兒放風以統一财政爲名，要統籌安排各部軍饷----胡景翼就是因此而支撐不住導緻散夥的；一會兒要求統一削減軍人，國家不再供養冗員，使之私底藏兵成爲不可能。張漢卿還派人告知鹿鍾麟：“山西閻錫山獨立于中央之外，早有心懲處。如果國民軍能夠驅逐閻錫山，中央政府将委任你部常駐山西，委你爲山西省長。”
在此情況下，爲了保住實力，當年夏天，北京政變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馮系國民軍，隻得圖謀向山西發展。山西被國民第一、第二、第三軍（新增加）包圍的水洩不通，兵工廠用的材料也運不進來，面臨嚴重的威脅。4月，馮系國民軍主力開出北京，兵分兩路，東路軍以鹿鍾麟兼總司令，駐于南口、多倫兩地；西路軍以宋哲元爲總司令，陳兵山西北部邊境。爲了準備直接與國民軍作戰，閻錫山調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帶。商震被緊急從石家莊調回，出任前敵總指揮，駐指揮作戰。4月18日，國民軍西路軍分從得勝口、殺虎口等處發動進攻。商震指揮晉軍各部拼力抗擊，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七八個晝夜，雙方形成對峙，戰局呈現膠着狀态。
馮閻大戰，樂壞了張作霖。無論誰勝誰敗，漁翁得利之事是做定了。閻錫山也認識到這種消耗對奉強晉弱的時局更爲惡化。他認爲：從南口仰攻居庸關傷亡很重，攻不下來。須将晉軍撤下來，開到雁門關一線，作好防禦工事，采取守勢。彼軍并無後援，不能持久，久之必敗。遂命商震“暫撤至雁門關之線，集結兵力，先取守勢，待機進攻。”依照閻錫山的命令，商震放棄大同城郊及其外圍部分地區，扼守大同及雁門關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長城構築陣地，待機出擊。
鹿鍾麟同樣也洞悉了張作霖的陰謀，但形勢已騎虎難下。不得已下令北路軍北進歸綏，意圖以綏遠之地爲依存，徐圖漸進。此舉惹惱了張漢卿----歸綏、包頭等地是他發展北方工業的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怎能被國民軍占領？他通過張作霖連下電令，申斥鹿鍾麟：“縱兵匪亂地方，擾亂綏遠安定。”并命令人民軍對其進行“圍剿”。4月下旬，人民軍衛戍軍區部隊奉命攻占多倫；中旬，在奉直聯軍的緊逼下，國民軍從南口撤出。
于此同時，晉軍轉守爲攻，國民軍陷入被動，開始從晉北撤軍。4月24日，“晉省境内已無敵蹤”。在此期間，國民軍敗軍之将韓複榘、石友三、鄭澤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勸誘下投晉。
鹿鍾麟不得已宣布停戰，張作霖哪裏會給他機會？逼其下野，以換和平。當是時，輿論也一邊倒地傾向于建立統一之中央政府。于是鹿鍾麟也出洋，陪同他的老上司馮玉祥赴蘇聯“繼續”考察去了。
主帥馮玉祥、鹿鍾麟先後被迫出國，國民軍人心恍恍。張漢卿顯示出其大度一面，宣布“無論何種黨派、何系軍隊，隻要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統一在‘國防委員會’的管轄下，都是中國國防軍人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全面負責其支出。”張漢卿還欽點了馮系麾下大将，後來抗日戰争中名聲顯赫的宋哲元、劉汝明、孫良誠、孫連仲，還有名不見經傳的吉鴻昌等人，将其提拔重用。除将一部分軍隊編爲地方武警部隊外，将餘部分散打亂編入濟南軍區各新編軍中。
這樣，借力打力，解決了馮系，也削弱了晉系，一石二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