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皖戰争失利後，爲了防止遭到報複，徐樹铮便被派出國“考察”去了，在當時也是政治人物下野的合理“安置”。偏在此時，在中國政界銷聲匿迹多進的徐樹铮終于按捺不住遠離政壇的苦惱，電告段祺瑞，打算從歐洲歸國到北京來。
由于當初徐樹铮槍殺了馮玉祥的内姨父陸建章，另使馮在很長一段時間不得不忍辱負重并遠離政治中心，“國恨家仇”使之與馮玉祥結下不可解之冤仇。現在馮玉祥雖然談不上兵精糧足，但是對付手無寸鐵的徐樹铮可是小菜一碟。
段祺瑞明知馮玉祥不會放過徐樹铮，當然害怕自己的“靈魂”徐樹铮自投虎穴。然而12月27日徐樹铮仍到了北京，還舉行了公開的觐見國家元首的儀式----此時段祺瑞仍然是代理元首、臨時執政。徐樹铮是因聯絡粵奉皖反直，促段祺瑞東山再起的活動失敗而被迫出國的，如今不識時務，爲了盡早融入以段、張爲核心的政治中樞----其實有兵有錢的張作霖才是核心，段祺瑞隻是陪襯，遠非當初的段執政那麽吃香了。他一回國就鼓吹北洋派大聯合，統一軍政于“國家統一委員會”，正中張作霖等人下懷，但也觸動馮玉祥心中最敏感的神經，舊仇新恨一齊湧上心頭，他要殺徐以洩憤了。
段祺瑞有所覺察，急忙告訴他在北京的危險處境，勸他悄然離京。徐樹铮不以爲然：“我是國家專使，馮玉祥就是想與我爲難作對，也不能輕易動我啊！”12月30日下午，徐樹铮要執政府爲他準備專車，随後登車前往天津。
他不知道，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奉馮玉祥之命，率手槍隊潛入北京已幾日，一直沒找到機會下手刺殺徐樹铮。沒想到徐卻登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馮玉祥決定明殺徐樹铮！
駐防京津線的馮玉祥部下張之江得到馮“半途截住徐樹铮就地槍殺”的命令後，立即帶人迫使火車在廊坊車站停下。其時正是深夜，徐樹铮已睡下了，張之江的副官兩次上車請他下車均被借詞推托，這家夥已真的感覺到不妙了。張之江又派人上車強邀，徐樹铮才穿上西裝，罩上皮領大衣，随來人走出車廂。等徐樹铮一出車站，張師手槍營的士兵一擁而上，将徐拉到附近一個小樹林中，立即槍殺，掠光了徐樹铮身上的衣物。
爲應付輿論，陸承武從北京連夜趕到廊房，向徐的随員們宣布：“我乃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徐樹铮暗殺了我父親，我今天爲父報仇殺了徐樹铮！”當時徐的一個随員嘟哝道：“令尊是楊宇霆殺的，不要鬧錯了。”陸承武厲聲說：“我沒搞錯，我爲父報仇，正大光明。”
他說得沒錯，正史上輿論對此也是多持以同情和态度，畢竟，是徐樹铮違反政治潛規則在先，先動手殺的陸建章。但是此一時空是張漢卿當政，他苦思冥想多時沒有機會的事情在此一事件後得到徹底解決。
首先發難的是《人民日報》，它在次日頭版頭條發表題爲“馮系軍人擅動軍隊強殺中央大員，軍閥力量不除何以捍衛國家尊嚴”，對張之江、陸承武展開筆誅，更影射此一事件是受馮玉祥指使，或應當追究馮之治軍不嚴之罪，以慰天下。
接着人民黨控制下的宣傳機構撲天蓋地渲染此一事件：《京報》、《大公報》、《民報》等皆應聲而起，華北第一家無線廣播電台“中央無線電台”也用滾動式的新聞播報方式持續給馮軍抹黑。張氏父子通過種種渠道向馮玉祥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在此形勢下，馮玉祥必須辭職以謝其咎，否則中央政府将明令予以撤職，并追究其部下縱兵行兇之罪；若其不然，則爲維護中央權威，明令讨伐亦在所不惜。
雖然各路諸侯對奉系并不感冒，也都私下裏和馮系交好以作爲抗衡中央的重要籌碼，但是在此情況下，馮玉祥理虧，他必須要爲他的政治短視負責了。重重壓力之下，馮玉祥甚至準備動手武力抗拒。他暗地裏聯絡閻錫山，準備向中央發難。
閻錫山也有此心。随着奉系漸漸坐穩了江山，晉省的一些不安穩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輸誠，其手下的一些将領也漸有離心傾向。這樣，要不了多久，不用奉軍讨伐，他自己都會人馬散掉的。與其這樣，還不如趁現在四方未平的時候振臂一揮，或可搏得一條生路。
但是閻的行爲卻不被他的文武輔佐所贊同。閻錫山一生的重要謀士，總參議、山西國民師範校長趙戴文和手下第一員虎将商震都極力反對。國民師範在當時的山西是有相當地位的，它的學生幾乎遍及政府各個部門，趙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場中人尊崇爲“先生”，有句話談到趙戴文的“建樹”時稱：“晉綏軍将校多出其門”。總參議、總監、參謀長，一個一個的頭銜，加上與閻錫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這塊土地上，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謂之顯赫。
源于幾十年傳統文化的熏陶，趙戴文的思想深處有着濃厚的忠君愛民意識，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閻錫山，不願意閻錫山“稱亂”犯上，更不願意戰火彌漫，父老生靈塗炭。想盡其所能止亂息争，消弭戰患。是故，在代表閻錫山入北京協商國事期間，趙戴文不厭其煩，竭力做閻錫山的工作。從元月起，趙戴文由北京電報閻錫山，對其“偕馮出洋”表示贊同：月中趙戴文又就此事兩次電報閻錫山，剖析時局，曉以利害，閻錫山猶豫未定。
馮玉祥又派薛笃弼見趙，陳述聯晉、桂倒奉意見。趙一聽之下，怒氣勃發，由坐椅上站起來，把一個細瓷帶蓋茶杯，猛擲于地，大聲吵着說：‘你們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閻伯川哩。’在屋内走來走去，怒氣不息。趙戴文在北京日夜焦慮，夜不能寐，多次談話表示：“我不忍看見中國再打内戰。如果再打内戰，我就要跳黃河。”北京各報大字刊登。随即，趙戴文攜張作霖的親筆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趙戴文與閻錫山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兩人一見面，他便聲色俱厲地責問閻錫山：“聽說你要造反，有這事嗎？”閻則表現得心平氣和，不緊不慢地說：“次隴，你幹什麽這樣大的火？坐下來慢慢地說，關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見。”沒等閻錫山說完，他就接上話茬說：“張執政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統一了中國，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們都是他的部屬。你要領頭打他，這不是造反嗎？”說話間，賈景德與薛笃弼有事找閻。一進門就撞到槍口上，被趙戴文劈頭教訓道：“我聽說全是你慫恿總司令造反，以後你再說，我要打你的頭。”懾于他的威望，賈與薛都不敢做任何辯護，隻好不聲不響地退了出去。賈、薛退出後，趙戴文繼續着原來的話題，語重心長地說：“全國人民都很厭戰，希望過太平日子，你這樣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罵嗎？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張的内部已經成了鐵桶子，軍隊力量也很強大，你以爲聯合的人不少，其實都是烏合之衆，這些人見利則争，遇害則避，打起仗來，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敗嗎？你太原的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軍人，你能聽他們的鬼話嗎？”盡管趙戴文語重心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閻錫山隻以一言相對：“你被張作霖收買了。”說得老先生好不傷心，掩淚而去。
武将方面反對聲也很高。山西第一師師長商震早年走向社會，經過百般曆練，文韬武略不落人後。不得已而投靠閻錫山後，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馬後奔走效力，隻爲沒齒難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廠就是其新手所建。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尋找機會謀求獨立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了。商震就作過這方面的嘗試，針對晉軍久不作戰養成的素質低劣、意識陳舊的惡習，爲今後的發展計，商震于短期内在大同創建大同軍事政治學校，自兼校長，學校首期招生200餘名。直奉大戰完成後，他認爲各派勢力均已統一于張作霖的大旗之下，服從中央是問題的關鍵。因此，在山西第一師師長任上，商震開始表現出與閻錫山的離心傾向。
在華東戰争結束之際，人民軍華中、西北、華南司令部調令頻繁，全軍上下醞釀着出兵大西南、解放全中國的勁頭。當此之際，李宗仁等都不敢與中央正面對抗，隻得在表面上承認張作霖政府的合法性。閻錫山見了，亦不敢動，于是馮玉祥聯桂、晉反奉之計不得已暫時擱置。
無奈之下，馮玉祥隻得宣布辭去軍職，上書國防委員會，請求辭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職務，并将其軍隊交于重要部将鹿鍾麟。張作霖通電表示慰藉，并委任他爲巡遊蘇聯的中華民國執政府特使，以全面學習蘇聯的建軍經驗，并作爲張漢卿即将訪蘇的前站。
在此事件上，馮玉祥有取死之道，張漢卿有必殺之心。徐樹铮的宿命，也是馮玉祥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