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初以來，民主在中國數遭摧殘，國會曆經喪亂，議員大多窮困潦倒，且出于對時局的失望，早已時荒志廢，自暴自棄，與民國初年早已大爲不同。本來民國時期軍閥割據，誰掌握了兵權誰就穩坐了山頭，這些議員們隻是作爲和平與民主的擺設，聊勝于無。但是議員又是選舉總統的機器，各方要想合法地得到選票，這一關卻必不可少。
但是在目前北京政局牽擾了國内衆多人士及外國觀察家們的視線，中國未來向何處去，英法美日等各國均紛紛猜測與幕後運動，期望自己的代理人合法上台，以便繼續獲得在中國的利益。
外界紛紛看好孫中山。畢竟這位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在國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身正氣，大公無私，身後有強大的國民黨作支撐（雖然國民黨目前軍事實力不足以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作爲先進的黨派，在組織民衆及宣傳上擁有極強的優勢），又有奉系全力支持，呼聲最高。
直系推舉精神領袖曹锟爲總統候選人，并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爲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曹锟有自知之明，論軍政才華，比自己适合做總統者不下一打，若真是公平競選，是無論如何不能勝出的，徒爲他人作嫁衣裳。他的親信、直隸省長王承斌建議說不妨用賄選一招。
對賄選，起初曹锟還忸忸捏捏欲蓋還遮，他的部下王坦安慰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要了錢得貪污之名的人強多了，也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
于是曹锟派出自己的親朋好友，向各方議員開出了每張選票至少5000元的“高價”（民國時期5000元可不是小數目，抵得上當時一個普通國會議員近十年的薪水）。議員們本在清水衙門裏消磨時光，本就清寒。曹锟使的手段，卻正是棉花蘸糖，溫柔甜膩，恰好擊中了他們的軟肋。人常說“好漢吃軟不吃硬”，所以從外地返京參會的議員絡繹不絕，議員們隻想占這個現成便宜，大多數抱定了一拿錢便走人的心理，而不願承擔任何責任。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醜态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于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他們唯一所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于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系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爲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锟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論的問題。
對于出席會議卻不願賄選的議員，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勸誘，結果議員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來參會的有數十人之多。對不願爲區區數千元賣身的議員，則另有辦法。甘石橋俱樂部乃以實授官職來代替金錢賄賂的，議員甚至有已受官職又反悔，于是回來受賄的。惟有蒙古議員多是王公貴族，蔑視金錢而重視官職，态度最爲堅決。但是蒙古一省票數有限，作用不大。
國會自然需要拉攏，衆議院議長、國民黨員吳景濂是其中的關鍵人物。曹锟許諾，隻要當選，即委任吳景濂在曹锟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萬一因事故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锟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擁曹派認爲所給條件過于優厚，但是曹锟對總統志在必得，因爲在大選工作上，以吳景濂在國會中的地位和影響，非依賴吳不可，爲大局計，他并不計較開出的支票有多厚重。
10月1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于人數不足而流産。因此爲曹锟選舉服務的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當晚在小麻線胡同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讨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
（一）遣人分頭疏通議員，由常會再定選舉日期；
（二）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該省國會議員一二人爲代表，負責拉攏各該省代表出席；
（三）決定出席才發給出席費；
（四）津保兩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團，應采取剛柔相濟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條件，除了金錢上的承諾外，還答應政治上的優缺；
（六）如果以上各點進行無效，則準備出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
同時，津派、保派還在甘石橋114号俱樂部舉行秘密會議，讨論投票議員付給票價方法。爲對付一些議員拿錢不出力，大多數主張在出席大選會的上午付款，議員收到票款後即聚集在一處，午後同乘汽車直接赴國會投票。
計劃策動480名參會議員收受曹锟的賄賂，雖然原則爲每人5000元，但實際上根據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達到1萬元，都在正選項當日以支票形式發出。整個賄選包括給各政黨的補助費、特别票價、普通票價、憲法會議出席費、常會出席費、特别酬勞費、“冰敬”、“炭敬”及夫馬費、招待所臨時費，秘密費等等，反正花樣多多，各有名目，算得上是開現代中國行政腐敗之先河，也需頗大的一筆支出。
曹锟身家本有5000萬，列北洋軍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賄選，卻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隸省長王承斌爲籌集大選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販毒的奸商，勒令他們以錢贖身，得款數百萬，又向直隸170個縣強迫性借款共數百萬元。此外，各省督軍、省長多有“報效”，數目最多的爲直系山西督軍閻錫山、江蘇督軍齊燮元，每人50萬元。
這麽大的動靜，“奉情局”負責華北事務的三處早已偵知。傳到張作霖耳裏，張作霖勃然大怒道：“媽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臉，是小醜，我們東北人絕不捧他。”并指令張漢卿，即刻于北京宣稱議員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賄賂，就可以向自己領取相同數目，這叫“反賄選”。
張漢卿急電張作霖：“此雖系民國之極大醜聞，但宜不動聲色，俟結果出再予以雷霆一擊于我甚爲有利：如曹賄選成功，則與國民黨爲一大打擊，而後我可乘機讨伐，輿論在我。如曹賄選失敗，則必不會善罷罷休，則孫先生亦需父親爲援，父親亦可乘隙政入北京。勝負之數旬日可見分曉，關内必有一戰，戰則決定勝負，望父親早作準備。”
10月5日清早，國會街一帶就出現了很多荷槍實彈的軍警，城牆上則有許多瞭望兵，另外還有五六百名便衣遊弋于群衆當中，負責警務的直系官員如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車慶雲等都親自在現場指揮，嚴陣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監視群衆，一在防止議員偷偷離京。東西車站及各緊要通道，都布置有軍警防阻議員出逃。遇到有議員出逃的情況，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聲誣賴其逃債，接着軍警就會過來幹涉，聲稱帶回去盤問，事實上則是帶回會場。
大選時間雖定在上午10點，實際上到下午1點20分前，尚未湊足法定人數，于是曹锟選舉班子甘石橋俱樂部向一些議員秘密承諾：隻須列席會議，哪怕不選曹锟都可領取5000元。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後，就有袁振黃等十餘議員乘汽車趕到，準備幹淨利索地投票--拿錢--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後仍缺數人，俱樂部便到醫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議員用軟床擡來，如此才湊足法定人數。
當然有骨氣的議員并非沒有。曹锟親自臨場督選時，當他走到北京議員國民黨員呂複席前時，發現他竟未選自己，不禁心癢難禁，竟然附耳輕語：“如何不選曹某？”不料呂複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總統，天下人都能做總統了。你要是當了總統，總統也就不是總統了。”說罷，随手操起桌上的硯台向曹锟擲去。
曹锟珊珊躲過，但硯台新磨墨汁濺了他一身。也虧他頭腦反應敏捷之程度不下于“身手”，衆目睦睦之下，雖大窘卻表現得甚爲大度，他面對國外參觀團，侃侃而談：“衆位定以爲曹某會惱羞成怒，也會像呂先生所爲，反擲回去。其實此時此刻，曹某心中所想卻是另一件事：自民國成立起，罕有議員表達行爲至激烈如此，爲何？民主之勢使然。呂先生對曹某人不滿，自然有潑墨之權利，也體現了這次選舉，确實是一次公正、公開、公平的盛會。”他對此次選舉胸有成竹，自然乘勢先戴了高帽。
就在不久前，曹锟曾公然對議員們說：“誰又有名又有錢，誰就可以當總統。”當時某議員立刻提議道：“大帥，梅蘭芳既有名又有錢，我看可以當總統。”一座大笑。而參議院院長王家襄，因不滿曹锟賄選之行爲，而自身又無能爲力，在大選前憤而辭職。
由于國會議員們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點召開的總統選舉會延至12點左右才得開始。簽到參議員152人，衆議員441人，共593人，實際出席者585人，剛剛達到法定出席人數（583人）。當時參議院院長王家襄剛剛辭職，故由衆議院院長吳景濂主持大會，并公推16人爲檢票員，從下午2時開始投票，至4時完畢。随即當衆點票，結果總投票數爲590張，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孫文33票。餘下林林總總共26位候選人，分得餘下77張選票。曹锟以絕對多數，穩獲大總統一職。
次日清晨，京城爆出一件特大新聞：浙江籍議元邵瑞彭（次公），将所受得之5000元支票攝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檢舉高淩霨、王毓芝、邊守敬、吳景濂行賄，控告曹锟“騷擾京師，诩戴洪憲”、“遙制中樞，連結疆吏”、“不自斂抑，妄希尊位”、“勾通軍警，驅逐元首（前任總統馮國璋）”、“收買議員，破壞制憲”、“多方搜括，籌集選費”等諸項大罪。輿論一時大嘩，社會各界紛紛抗議選舉結果。
後日，《北京報》接獲匿名投稿：“矧在見金，夫不有躬之議員，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蘇督之協助，當然議員多有北上者。票價名爲5000元，然實爲起碼數，有8000者，有1萬者，所簽支票，自邵瑞彭舉發之大有銀行以外，有鹽業、有勸業，并聞有特别者則爲彙業麥加利之支票。所簽之字，潔記（邊潔卿）以外，尚有蘭記（王蘭亭）、秋記（吳秋舫）、效記（王效伯）等。本月二三兩日，頗有議員持票至銀行對照者，然自邵瑞彭舉發，而三四兩日之夜，甘石橋（賄選的總辦事處）大着忙，将前發支票收回，另換其它式樣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洩爲條件，且聞已書明日期。”
而西方媒體，如《時代》雜志，出于對“封面人物應是新聞制造者”的标準，頗爲投入地跟蹤報道了曹锟的選舉。初選次日，該刊發布了曹锟賄選的專題，并配有其照片，題目卻是“仍無總統”。
興沖沖的曹锟可不會讓這些噪音沖擊了他當選總統的喜慶，也爲了盡早讓生米煮成熟飯，安排了别開生面的“頒獎典禮”。1923年的“雙十節”，吳景濂捧了新總統的當選證書，乘坐專列趕到保定迎接曹锟。當時保定全城慶祝，家家懸挂五色旗，歡呼聲不絕于耳。吳景濂見到曹锟，照例說了“衆望所歸，人心所向”的鬼話，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說了感謝國民的厚愛、敬謝不敏雲雲的客套話，随後，曹锟踏上專列，駛向北京的宮殿，也駛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