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靳雲鵬之間，矛盾也是非常尖銳，幾不能共事。徐世昌和舊交通系分子關系密切，淵源很深。舊交通系亟想把靳雲鵬趕下台，他們想利用掌握中國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閣風波，正史上新上台的總理便是親日派的舊交通系骨幹梁士怡。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鬧窮的風潮業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員，并進一步擴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它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幾乎不能進行。更有甚者，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許多部的長官也要求辭職。陸軍總長蔡成勳、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等，面對部員索薪，無計可施，隻得要求辭職。各省軍閥一面截留稅款，招兵買馬；一面卻用十萬火急、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殺機。更爲嚴重的是，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時期散布五國共管中國财政的謠言，藉以破壞中國國内銀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的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發生了擠兌風潮。
遠在武漢的張漢卿不願意發生這樣的變更，曆史就是因爲張作霖倒靳扶梁，最終給吳佩孚以借口，才發生了導緻奉軍第一次大敗的直奉大戰，将奉系在關内經營多年的事業毀于一旦。靳雲鵬雖然左右搖擺，畢竟他在位時北方大定，于自己實力擴充方面頗多默允。直系在北方頗有根基，作平衡之舉也是迫不得已。且靳内閣廣爲英美各國所承認，并爲大部分省份軍閥所贊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統優勢。趁此機會，奉系以扶梁爲契機，在北京人事行政上占有更多的話語權，可能比倒靳更有好處。
思謀再三，張漢卿先發密電于張作霖，電雲：“父親大人均簽：竊聞我人有棄靳擁梁之舉，學良絕不贊成。現國家局勢，皆在父親之手。中國孱弱，實無力盡驅列強，雖英、美、日均爲一丘之壑，但日人尤爲我東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輩執政，則爲曹、吳所素忌，直奉必有一戰。我勝，則英、美不甘于日本獨占中國，必有反彈，而日人則坐得漁利，于北方形勢不穩。我敗，則痛失一統天下之大好局面，從此勝負易手，将來未可料也。适學良已與美人取得互諒，以漸次取代直系地位。南方亂局漸起，父親可利用孫中山之名望，行統一中國之大計，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種種，均賴政局之穩。
直系錢糧本依中央，彼雖兵多，然北、西、南均爲我所得，發展乏力，已成困獸。皖地平癟，魯地不安。父親當控制中央财權，而後以各省自治爲号，則人心向奉，而直系勢力爲各省所不容。彼時統一軍政，行廢督裁兵之名，則其軍後勤無着。且我欲東下皖、魯，打通津浦線，南北奉軍聯成一體，則我軍力量倍增，直軍發展困頓，假以時日，彼消此長，可不戰而平北方。”
另以明電一份，通電支持靳雲鵬，并發出“統一全國”的口号，電文是：“陝甘巡閱使張漢卿緻電徐總統世昌、靳總理雲鵬、孫中山先生并各省軍政領袖：自袁總統反複以來，民國四分五裂，法統不存，政分南北。國之大廈将傾，民之人欲無存。當此之時，列強環繞，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頓，經濟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來，國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專制壟斷之毒，奮起而争自由。以奉人自治始，發展到現在成爲東北自治政府聯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其是非功過，已有公論。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言書中即已指出：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爲脫離，對于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
爲今之計，當重開南北議和之會，廢督裁兵，還政于民，廣修水利，扶助農工，普及義務教育，整頓财政，軍隊統一于國家。衆志成誠，共禦外辱，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海關自主，行三民主義，建設統一、強大之新中國。”
張漢卿洋洋灑灑，欲以聯省自治組成統一之中國，即爲聯邦制之濫揚。這是爲了迎合諸路軍閥：民國時期，勢力弱的軍閥爲保存實力，即号稱“保境安民”，勢力大的軍閥如皖系，即叫嚣着“武力統一”。而今奉系一派獨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爲名，則均可保留實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兩廣、雲貴、湖南、江蘇、浙江、安徽、新疆、福建、山西均紛紛通電贊成。處在直系壓力下的山東、河南亦極力支持。在第一次粵桂戰争後的廣東督軍新秀陳炯明先行通電表明态度，贊賞聯省自治，讓由上海南下廣州，力主 “北伐”的孫中山無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吳佩孚：聯省自治，财政歸于省，則省防軍省管，中央财政僅支持所編制軍隊。以河南、河北兩省地方财政無力且想來也不願供應直系6個師4個混成旅的龐大編制，則直系陷入兩難境地。将軍隊交于中央，則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壇的資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對各省自治，則爲越來越強烈的民意呼聲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腳。
隻有奉系從中得利：張作霖以東三省強大的工農礦業資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聯省自治後其實已将軍、政、财權牢牢握在手中，形成遊離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實上的獨立王國。經過3年的建設，東北的奉天、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規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實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戰後稱霸蘇、滬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見肘時，奉系治下經濟活動正進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總财政收達到創紀錄的5。7億，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總收入）的6倍。如此雄渾的經濟實力讓張作霖驚喜交加。他知道，以這樣的能力，入主北京統一中國已爲時不遠了。也趁此機會，奉系通過向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交通銀行（後來又有中國農民銀行）注入大量現銀，取得絕對控制權，并平靜地化解了這一次的财政危機，從而也将舊交通系排擠一邊。
由漢陽、武昌和漢口構成的武漢三鎮在九江上面、重慶下遊，離上海約六百英裏。這個港口城市是長江沿岸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也是長江中、下遊的劃分線。英國、日本和法國在這裏都有租界，城裏還有爲數衆多的西方商業機構和教會機構。如果說奉系以工業實力在民國初中國大放異彩、上海以“萬國租界”及先天的港口優勢促成貿易繁榮的話，武漢則以九省通衢，爲京漢、粵漢鐵路和長江黃金水道的腹心地帶的交通優勢獨領風騷。
鄂省自治後，以夏壽康爲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爲，息兵養民，逐漸恢複本省經濟。然而漢口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擠兌事件将這一計劃打亂了。湖北本爲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穩，中原腹地不甯。張漢卿接連發表宣言，以恢複銀行信心。俟奉系注資中央并穩定金融局面後，漢口擠兌事件瞬間就風平浪靜了。這一事件也使鄂省财政大員了解了奉系的實力，對這位少帥敬畏有加，張漢卿也在無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響力。
其實張漢卿打心底不贊成聯省自治。中國有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王朝曆史，《三國演義》第一頁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曆來傑出的政治家，無不在國家分裂的局面下以武力打開局面，實行大一統，從而名垂史冊。不是說中國人一定不能實行聯邦制，隻是千年以來慣性使然，聯邦制的優勢也是極爲明顯的。但是在中國卻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礎，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勢力，成爲新一代軍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這個口号，僅是爲了在現階段打倒直系時減輕來自其它地方的阻力。
經曆了倒閣風波的靳雲鵬也徹底倒向了張作霖。他頂着總統徐世昌的壓力，将奉系要員劉尚清、潘複、孫烈臣召進了内閣，分别任農工、财經及極重要的陸軍總長，使主要閣員均爲奉系人馬。這還不算，以人民黨爲首的政治勢力也借此機會控制着議會近1/3的席位。因爲他們常在香山開會，人稱“香山會議派”，作爲人民黨黨魁的張漢卿也成爲民國初年中國政壇的一大新秀。
經過人民黨的努力推動及宣揚，“國家統一”已成爲民國北方一個非常響亮的口号。強有力的組織、宣傳及動員能力使人民黨在國人的意識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傑出的軍事、政治、經濟能力，是“國家統一委員會”帶給國人鮮活的希望的保證。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奉系統一中國已是闆上釘釘，隻是時間問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