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舊國會議員計劃以重慶爲南方國會成立的新地點，但因川、滇大戰，川軍逐出滇軍，不得已宣布另覓地點開會。廣州軍政府政務總裁岑春烜、陸榮廷、林葆怿、溫宗堯宣言解除職務，并希望召集國會，迅謀統一。岑春烜、溫宗堯、李根源離開廣州赴上海，面謀孫中山。
川軍将領劉湘等在重慶會議，議決制定省自治法，通電主四川獨立自治，反對四川督軍劉存厚。實際上這是四川被劃分成川軍四巨頭：東—劉湘、北—鄧錫侯、西—楊森、南—劉文輝的前兆。
此時湖南督軍趙恒惕于1920年11月被廣州軍政府任命爲湘軍總司令，後又任省長，倡議聯省自治，創制省憲，不久後更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湘鄂戰争”。
直皖大戰後各方勢力重新洗牌，作爲直系起家老巢的湖北仍爲王占元占據。此時他不但兼湖北督軍，又挂了個兩湖巡閱使的頭銜。
王占元是個貪鄙之徒、專橫武夫，他自稱“白虎精投胎”，才幹平庸，善于搜刮，手段有掉運銅元、壟斷軍裝生産、開設銀号販賣黃金、設立信誠公司售皮件、采購軍需，解甲歸田後在北京、天津、大連、保定等地廣置房地産，僅在天津出租房屋就達三千間，此外還投資實業，涉及金融、礦産、紡織、糧食、電力等，他到底占有多少财富，實難細數，時人估計達三千萬元。自身兼有第二師師長的職務，又在直皖大戰中扣留了皖系的長江上遊總司令吳光新并收編了吳的軍隊組成兩個旅，後編爲18師，以孫傳芳爲師長，此舉擴大了自己的實力，因此穩坐了鄂省督軍之位。
戰後大總統徐世昌根據直奉天津會議懲辦安福禍首的決定，下令免除皖系何佩瑢湖北省長職務，王占元推薦自己的親家孫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認爲這是王占元廣置黨羽安插親信，掀起“拒孫運動”，孫未能到任。因爲鄂人治鄂風潮疊起，爲穩定湖北局面，徐世昌任命夏壽康爲湖北省長。
夏壽康是湖北武漢人，世家子弟，父子兩代翰林。辛亥武昌首義第二天，參加了咨議局會議。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長，後任都督府顧問。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長，10月升任民政長。夏壽康平素不喜交遊，沉默寡言，爲人剛正清廉，深得鄂民人心。1913年調入北京，旋即就都肅政史職，于任上扳倒當時隻手遮天的王治馨。
王治馨号稱爲“中國警界鼻祖”，在警界十餘年，加上和時任總理趙秉鈞關系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個響當當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爲京畿最高首長。但是王本是個魯莽貪婪之人，官名素來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斂，一旦移官地方，遂獅子大開口，放手一貪。京兆府那時所轄二十四縣，除一個縣太爺因有大後台得免，王上任後居然收取了二十三個縣官賄金，每人孝敬幾千，其贓款達五萬以上。在這樣短時間，在天子腳下，這樣大規模受賄，即使在前清二百餘年之中，也是鮮有所聞。王敢于如此爲之，一是因爲其強大的警務司法背景，自以爲有所恃；二是因爲他是袁系北洋老人、總理趙秉鈞的親信，自認爲有強大政治後台；最後，據說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開銷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籌通天有術。1914年，夏壽康風聞王治馨的貪劣行徑，秘密調查，查實證據，上報總統。而袁世凱饬複奇快，三日内，從總統批準到大理寺審判、宣判、槍斃執行，王治馨已命喪黃泉。後任黎元洪總統的總統府秘書長，在民國政界頗有好名。
王占元對夏壽康入鄂大爲不滿，27日向北京發電稱病請假，暗中發動倒夏，夏壽康手無寸鐵，久不敢移入武昌。因此犯鄂人衆怒，極力要求驅逐王占元。
年初王占元在消滅了因川軍壓迫，自夔巫退駐鄂西藍天蔚、黎天才、吳醒漢等部後被晉授“壯威上将軍”名号。3月1日，湖北督軍王占元召川滇黔桂湘贛等省代表會議，訂立“聯防條約”，時傳爲七省聯盟，他在任時橫征暴斂，克扣軍饷，湖北連續發生兵變，湖北“倒王運動”迅猛高漲。
4月23日應邀北上參加由國務總理靳雲鵬在天津主導的曹锟、張作霖的“四巨頭會議”，4月27日參與通電反對廣州選舉孫中山爲非常大總統。5月4日會議結束，商改組内閣、分配地盤及财政等事，确定長江流域及川滇黔湘歸王占元，王占元在會上吹噓“湘川黔滇不日北附”。
此時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機。本來，自1921年初起，在全國就湧起一股“窮”的浪潮。軍費積欠達八九個月之久，各省軍閥紛紛電催軍饷。由于不能按時發饷，兵變時有發生，變兵燒殺搶掠。各省軍閥因催款無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國稅，甚至扣留京漢路款，濫發省庫券，擅辦地方公債券等。
隻有奉系所占省份，因爲工農業發展順利、國内外貿易旺盛、經濟繁榮，所以軍人的收入處于各路軍閥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貼，退伍後還有退伍費，受傷犧牲有撫恤金，家屬還額外有當地政府給予照顧，軍人家庭另可以無償獲得與當地民衆分配一緻的土地。而且據說奉軍中提倡官兵一緻、又積極教軍人讀書識字，因此軍人的社會地位大增，軍人也對部隊産生歸屬感和榮譽感。加之受過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奉天軍校畢業生加入軍隊，将好的培訓及制度帶到部隊，使奉軍戰鬥力與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語。
奉軍之所以有錢，與東三省的經濟實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關。民國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國稅，張作霖在東北自治時已霸占了全部國饷的分配。在“東北新政”時由于财政吃緊，張漢卿便将稅收做了如下分配：東三省工業因均被算爲地方政府發展投入，劃爲一個個壟斷的工業實體----行業協會，所得不繳中央國庫，而歸在“東北聯省自治政府财經委員會”轄下統籌分配。主要的農業稅上，爲休生養息，全部稅收隻占土地總産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還掉“買” 地（其實差不多是強買，不過好歹還返還利息）的支出款項，強從全部稅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發展稅”。因爲要普及義務教育，所以要預留占10%的教育稅，還有爲農業再發展的15%的農業提留稅，以及戶口稅5%，再将剩下的15%以國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東北三省的農業稅收總數爲3。96億元，中央政府隻取得9%的稅收，僅拿到了3560萬元，作爲東北三省上繳的國稅。
即使是這些，東三省所交稅款已占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張作霖轄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不但是北京政權的武力支柱，還是強大的經濟後台。
加上工業回報，張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達到驚人的5。3億元，按照同期銀元對日元比例爲9：7來算，約爲同期日本的一半，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6倍，遠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業産值的銳增，這一數字還在飛速變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滿洲國（日本人在東北淪陷後所建立的傀儡國家）就在1945年，工業規模超過日本本土，亞洲第一！這還沒算上運往日本及作爲軍事損耗的大部分财産。
西北人民軍本來也窮，因爲在占據陝甘各省後，政治、經濟生活正在恢複中，難有強有力的支撐。固原地震後張漢卿及時從東北調了一批近1000萬元的銀元，除一部分作爲赈災之用，餘下作爲軍饷。所以在各方欠饷時，西北人民軍正以飽滿的熱情迎接着新的暴風雨。
1921年6月4日，時傳王占元自天津會議回鄂後，攜有二百萬大宗款項，不肯發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慶部一團嘩變，大肆搶掠燒殺，人民死亡千餘，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6月7日，王占元直轄部隊武昌第二師第七團因欠饷未發，受宜昌兵變影響嘩變，王占元避入軍艦，死人民二百餘，8日變兵回營，被誘繳械押至孝感，以機關槍掃殺，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師王汝勤部一部嘩變。6月11日，漢口領事團向王占元抗議宜昌、武昌兵變，質問有無保衛能力，否則各國将調軍艦來漢口自衛，19日湖北富池也發生兵變。6月21日漢口領事團以宜昌、武昌兵變外僑損失，向王占元提出三點要求：
（一）僑民所居附近二十裏内不得駐兵。
（二）賠償商民損失，撫恤受傷教士。
（三）領事館增加衛兵一中隊。
在北京的鄂人向國務院請願撤免王占元職，28日再度請願。7月18日，王占元又在武昌招集鄂、贛、桂、湘、黔、蜀、滇七省聯防會議。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後，在湖北主政的山東人王占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鄉，更讓湖北本省人爲之側目了。湖北人學着湖南的樣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
正史上爲驅逐王占元，湖北人說動了趙恒惕派兵北上幫驅逐王占元，并許諾了許多好處：湘軍出兵幫助湖北驅王之後，可以在鄂南駐軍兩個師，其軍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軍方面還可以掌握漢陽兵工廠，使軍火得到可靠的供應。這個誘餌實在是太大了，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聯省自治的範圍，使湖南從此與北洋軍閥之間有了緩沖地帶，而且還順帶着将湘軍的勢力伸展出了省界，還連饷械都由人家給包了！這樣的好事還不幹，豈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趙恒惕實難拒絕。
結果趙恒惕攻鄂，吳佩孚援鄂。趙恒惕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讓别人給摘了，提出要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來說好的，讓湘軍在湖北駐兩個師，由鄂省發饷。蕭耀南後邊有吳佩孚，怎能尿他這一壺？趙恒惕于是揮軍再戰，可他沒想到這邊與蕭耀南還沒見出分曉來，吳佩孚已經親率海陸兩軍，從長江入洞庭湖，直逼嶽陽，抄了湘軍的後路！吳一攻下嶽陽，立刻北上，湘軍腹背受敵，馬上軍心大亂，讓直系軍隊繳械無數。趙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爲，連聲告饒，最後一點好處沒從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孫傳芳一個師駐紮在了嶽陽，讓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門都給占了。本來趙恒惕想撈一點好處，卻反被吳部占了湖南北部，是爲“湘鄂戰争”。
可是時光逆轉，形勢已與曆史大不一樣。張漢卿的西北人民軍安定西北後，在鄰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轟動：人民軍不擾民，人民軍信奉“三民主義”，人民軍政府廣修道路、大辦教育、打擊官商勾結、緻力于發展經濟，這讓首義之省仿佛又看到了當年革命軍的盛況。而且人民軍本源于奉系，與直系爲争奪北京政權鬥得厲害，讓人民軍插手，隻怕吳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