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圖分裂之蒙古見王公劣迹已現，不得不铤而走險。以前王族勢力代表博克多格爲首腦、“外務部長”隆奇格、前“内閣理”巴德瑪多爾濟、喀爾喀盟盟長副将軍何貝等一批殘餘分子糾集三千蒙人，趁亂搶出被囚禁的哲布丹尊巴，擁戴活佛向恰克圖進發，意圖兩面夾攻以協助打開白俄恩琴進軍庫倫的通道。
張漢卿雖然知道此時蒙古駐軍兵精糧足，勝券在握，但深知此役爲史上蒙古最終獨立之前兆，不敢怠慢，電令駐張桓（張家口）之張景惠第16師嚴陣以待，靜觀時變。一邊電令戢翼翹“對此叛國分裂之跳梁小醜，應集中優勢兵力，以最大火力消滅其主力，務要全殲，不使漏網。冀希望此役平定蒙古分裂源頭，永保我北方疆域安甯。”爲安全起見，接着便電令張景惠部準備北上援助，以防事變。
戢翼翹一邊令恰克圖守軍固守，一邊以2個騎兵旅從左右掩蓋，親率“安蒙軍”主力旅攻擊前進，将敵軍圍在從庫倫到恰克圖之間狹長的山谷中。激戰數小時，蒙古分裂軍傷亡大半，餘部乞降。“安蒙軍“俘虜了哲布丹尊巴活佛以下近千人，浩浩蕩蕩押回庫倫。
張漢卿極端痛恨這些引狼入室、爲利益不惜爲虎作伥的漢奸、蒙奸，在知曉戰況的次日，即以西北軍總司令的名義給戢翼翹發電：“對叛亂之各人等，當以分裂國家之重罪，明正典刑，嚴厲懲處。”
經審訊，各人對意圖反叛之事供認不諱。10月15日，蒙古省軍政委員會以叛國罪将所俘千人槍決于狼居胥山下，并樹碑紀念。
在處理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問題上，意見紛纭。中央政府、張作霖均來電詢問張漢卿之态度，隐約有活佛影響很大，宜妥善處理爲要的想法。人民軍内和黨内也有不少猶豫意見，認爲活佛在蒙古人心中有巨大影響，爲穩定局面及不引起噪亂，建議從長計議。張漢卿不爲所動，堅要處死。他于次日通電全國，表明立場：“凡分裂我領土者，國人皆可曰殺。彼哲布丹尊巴曾貴爲蒙人精神領袖，然不思爲蒙人謀福利，卻屢爲屑小所乘，更有甚者，以出賣蒙古重大利益、分裂國家爲代價，決圖引狼入室、爲虎作伥。天幸我中華不滅，人心思統，兵禍尋平。此一事件或可給國人一個警醒：中國雖大，容不下一處分裂。法律無情，人人平等。張漢卿爲國家民族計，堅請中央撤銷其一切稱号，明令處決，以儆效尤。”
此事件已天下皆知，舉世震驚。時英、日政府均向靳雲鵬政府施壓，要求赦免哲布丹尊巴活佛。英人以西藏達老賴活佛事，恐開先例；日本則忌憚蒙古活佛既滅，斷其一爪。然而張漢卿不爲所動，他堅稱“在此亂世，須用霹靂手段，方顯菩薩心腸，既可給分裂分子嚴懲打擊，亦可表明我政府之強硬态度”。頂住各方壓力，堅決命令戢翼翹立即處決之，并公告全蒙古省。
活佛既已伏法，日軍西進的夢想破滅，且白白丢失了巨額和大量軍械，反便宜了奉軍。于是抓住“晖春事件”不放，以設法在東北部契下釘子。然而張作霖已非昔日仰仗日人鼻息的“東北王”，在事關大本營安危之事上寸步不讓。雙方陸續派兵至此，一時間名不見經傳的小城，會聚了大批的軍隊。
張漢卿知道雖然奉軍可以一戰而敗目前的關東軍，但是日本無疑不能忍受事關榮譽的失敗，必然會以全面進攻來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國四分五裂的狀況，剛剛起步的奉系無疑不能承擔大規模的戰争的損失----即使是慘勝，也無法完成對中國的統一大業了。
剛從北方傳來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兩軍對峙，吳佩孚認爲此時是發展勢力的天賜良機，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張福來、蕭耀南、曹锳爲第23、24、25、26各師師長，王用中、董政國、彭壽莘、孫嶽爲第12、13、14、15混成旅旅長。這樣連同馮玉祥的11師及起家的第3師，吳佩孚一下子擴充到了6個師、4個混成旅（獨立旅）近15萬人的龐大兵力。
抗日是當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爲他人作嫁衣裳。憑心而論，張漢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蔣爲什麽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此時日本此時國内正承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估計也沒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軍的習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對“皇軍”的公然蔑視？既然如此，何不給對方一個台階下，讓此事件體面結束？----誰叫自己實力太弱？
直皖戰争，直勝皖敗。日本原來支持的皖系軍閥段祺瑞失勢，日本帝國主義遭到嚴重打擊，在中國就必須重新物色一個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認爲：“但至少今天的形勢最具有統一的可能性的是張作霖。正如傳說的那樣，張作霖如果和廣東的孫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應，打倒吳佩孚，中國的統一大業大概不是十分困難的。”日本内閣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必須要好好地對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日本看好張作霖，是想通過支持他，得到在華的最大利益。他們認爲把張作霖作爲自己新的侵華工具是最合适不過了。
“晖春事件”讓日本政府騎虎難下：進，師出無名。一旦事有不諧，東北的利益盡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進攻中國的準備；退，則影響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亞洲強國名聲，爲國内民衆所不允。此一時刻，日本人亟需一個台階，既解當前危機，又不失“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以協約國的身份參加了戰争。大戰使日本大發戰争财，從而使日本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1918年工業産值上升爲56。 8% ，農業則下降到35。 1% ，日本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但是在工業部門内部輕重工業的比例上，輕工業仍占優勢地位。由于造船、機械、化學等工業發展，重化工業的比例也日益擴大。戰争帶來的景氣也必然随着戰争結束而結束， 1920年以東京、大阪兩個股票交易所股價暴跌爲标志，日本戰後經濟危機開始了。在危機中，政府不是對财界進行徹底的整頓，而是實行過于龐大的救濟政策和不負責任的積極财政政策，從1920年2月開始，東京大阪組合銀行的貸款額開始超過存款額，并呈逐月上升之勢。政府這樣做雖然挽救了一批瀕于破産的企業，但也爲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國内物價水平遠遠高于國際物價水平，導緻日本進口不斷增長，而出口卻舉步維艱，給日本企業主要是競争力弱的中小企業造成普遍的打擊，日本經濟陷于長期蕭條。
好在張漢卿洞曉形勢，也願意用這難得的好時機緻力于發展經濟，在親返奉天與張作霖充分溝通後，張作霖在《奉天日報》上以“國統會”主席的名義發表文章，極力強調親日外交的必要性。11月，張作霖派國務院參議于沖漢赴日去搞親善活動，于12月回到奉天。于沖漢曾遊學日本，精通日語，這次是以張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間，于會見了原田首相、上原參謀長、田中陸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軍界要人，并同他們進行了多次會談。
關于于沖漢此次赴日，張作霖在于奉天接見日本記者時說道：“最近赴日的國務院參議于沖漢的主要任務是爲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換意見，以求取日本政府（在晖春事件上）的諒解。于沖漢之赴日表面上雖系作爲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實際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與東三省有關，使之與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說明。”據說，于沖漢在日的活動有一些是秘密進行的。總之，張作霖看起來好像将自己綁在日本的戰車上，希圖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實現統一中國的美夢。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張作霖一切都從利弊得失出發，有伸縮性的親日論這是當然的”。
不過經此一事，日本人也摸到了張作霖的底牌，在與他打交道時，也不敢輕易觸到張大帥的“虎須”。在象征性地表明日本的立場後，于11月18日，日使小幡照會外交部，答允撤退珲春日軍，于是“晖春事件”得到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