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幾個因素可解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幾十年中所産生的這一悲慘結果。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内地許多年來未受到與西方交往的影響。内地相當于一個巨大的貯藏所，幾十年來注重傳統的文官候選人一直是從那裏産生。他們組成的官僚階層由知識分子構眈而這些知識分子專心于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争技術。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陳佛教外，中國沒有或幾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因此毫不奇怪，盡管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确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後于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它國家。
不過，不能讓官僚承擔中國失敗的全部責任。年輕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也應負部分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一些與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學習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他們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美國一位權威人士對這些不老練的政治家的這一失敗作了生動的描寫：“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爲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經曆、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随着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隻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并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是的，從現代角度再來看民國初期的政治，特别是政治強人袁世凱之後的政局，才會發現：整個中央政府形如一盤散沙，沒有誰有絕對的影響力及制約力，“城頭變幻大王旗”。如果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如同現代的美國，這種分立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防止一家獨大，從而在日常國家事務的處理上相互約束。但是在一個充斥内憂外患、四分五裂的國家裏，這種各自爲政是十分危險的。歐美日競相在中國尋找其代理人，會讓中國繼續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淵從而一蹶不振。
袁世凱徹底退出中央舞台後，他的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一職，而其麾下的大将段祺瑞則擔任總理。雖然同屬北洋陣營，兩人卻是分别隸屬于不同的派系：直系與皖系。兩位冤家在袁大總統屍骨未寒之際就正式翻臉，連帶着各省的督軍們也紛紛站隊，從而形成中國近代曆史上蔚爲壯觀的北洋軍閥直奉兩大派系。
這時候，直系勢力主要分布在江蘇、山東、北京、河北、江西，而皖系則占有陝西、安徽、浙江，以及段祺瑞連任七屆陸軍總長所培植起來的深厚的人脈和勢力。除此之外，以孫中山爲首的“護法運動”力量也将在廣東組建護法政府并擔任大元帥，與北方形成對峙。直系爲英美所支持；皖系則由日本扶持；而廣東政權，則同時與英日相呼應，但爲國際社會主流所不承認。如果時空不轉移的話，在不久後即倒向蘇俄，從而形成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此時的奉系，尚未完成力量的整合，并未在政治舞台上有比較大的能量。但是前三者的紛争，标志着近代中國正式進入最混亂的軍閥時代。
張漢卿也從穿越中清醒過來，正确地認識到現在的中國，不是模仿所謂共和的時候。散亂的中國，需要的是集權，需要的是能夠統一全國的大軍閥。同曆代王朝更替一樣，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個聲音，一支隻服務于中央的軍隊。他在現在的努力方向，應該是讓他便宜老爸的勢力更雄厚，從而達到這個目标。
張漢卿前生時對政治大勢、曆史發展倒是在行，對軍事知識的了解也隻限于看看《艦船知識》、《兵器知識》等雜志，或者在新浪網上和一幫憤青們縱橫天下大勢而已，另外由于對毛偉人的景仰，對他的軍事思想有非常獨特的欣賞。時代不同了，超前的軍事素養并不一定會适合落後時代的軍隊。偶爾有新奇的點子或許會讓人有提醍灌頂的感覺，但若是一味誇誇其談，而不管現狀，有落入紙上談兵的風險。
再說他本人也隻是在高中大學階段受過兩個月的軍訓，軍事知識隻能是高屋建瓴地“宣導”，倘若親自來傳授所謂“新時代的軍事思想”，那就有點太看得起自己了。一句話，隻能務虛的，不能來實的。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
但他卻知道帶兵不是像電影裏那種指揮官手槍一揮大喊一聲“兄弟們跟我沖”，就整師整團沖鋒陷陣從而一舉拿下對手那麽簡單。後勤、給養、訓練、通訊、裝備、思想處處都要留心，曆史上因一念之差勝敗之勢翻盤的事情多了去了。将來和日本人動手，雖然戰略上可以藐視敵人，但是戰術上更要重視敵人。自己不懂點知識，到時候将熊熊一窩可不得了。
從這一天起，張漢卿挂職任奉天巡閱使署高級參議，軍銜爲少校，幫辦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