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飛，看來你對釉裏紅的了解很深，那你能詳細說說清朝各個時期的釉裏紅嗎？”吳文古搬了把椅子，坐了下來。既想考究一下于立飛，也想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
“雍正皇帝對瓷器的要求非常高，雍正釉裏紅畫得非常精細，主要特征就是：輕描淡定。畫的筆道非常細，一點也都不暈散。而康熙時期的釉裏紅，經常發黑。因爲那個時候，對溫度控制不好。一旦溫度高，顔色就飛了。所以工匠們，甯願溫度低一些，至少不會燒成一個白瓶。
而且康熙時期的釉裏紅，甚至包括康熙早期的一些瓷器，都不會寫款。就算要寫，一般也會寫明朝的款。如果一個顔色偏黑的釉裏紅，上面還落有‘康熙年制’，肯定就不真。可越是這樣，反而價值非常高。民國時期，很多收藏愛好都知道，康熙的釉裏紅可是了不得的收藏。”于立飛也沒有藏拙。
他知道，自己隻是多看了幾本書，跟吳文古是沒辦法比的。甚至跟康威浩，也有一定的距離。在他們面前，可以盡情發揮，就算說錯了，也不會被他們恥笑。而且，如果自己理解錯了，還可以得到他們的指正，這可是千金難求的學習機會啊。
“那乾隆時期的釉裏紅呢？”吳文古又問，于立飛對康熙和雍正的釉裏紅，理解的還是比較深的。整個釉裏紅的曆史。主要就是元朝、明初和康乾，隻要把握了各個時期的特點，就不怕被人騙。
“乾隆則繼承和發揚了雍正和康熙的态度，據《清檔?唐英奏折六十二号》記載：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唐英在北京。太監胡世傑奉乾隆皇帝之命，交給唐英釉裏紅挂瓶一件，畫樣一張。并傳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紙樣花紋燒造幾件送來，務要花紋清真。并将古瓷樣式好者挑選幾種，亦燒造釉裏紅顔色。俱寫乾隆年款，送來呈覽’。”于立飛說道，他在看這些資料的時候，就好像在聽故事，既覺得好玩，又能豐富自己的知識。自然就記憶深刻。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唐英，但隻要是對乾隆時期的瓷器有研究的人，肯定就知道唐英是何許人也。他是乾隆皇帝任命的督陶官，由朝廷親自派到景德鎮坐陣，專事管理和監督燒瓷。雖然這個督陶官的品級不高，可是權力非常大。
唐英也不負聖恩，他從四十七歲到景德鎮。幹了二十八年，一直到七十五歲。實在幹不動了，才請旨退休。唐英在退休之後，才幾個月的時間，就去世了。可見，他确實是幹到了油枯燈滅。
當時唐英是直接可以跟乾隆對話的，可見乾隆對燒瓷的重視。現在很多博物館裏，都有落款“沈陽唐英”的國寶級瓷器。甚至唐英在景德鎮時期所燒造的瓷器，行内人都稱之爲“唐窯”，可見唐英在瓷器史上的地位。
“唐英當時把挂瓶看了許久。把樣子和顔色仔細記在腦子裏，拿着紙樣回去，親自督促窯工。一定要把釉裏紅的顔色充分表現出來，釉水要肥潤、顔色要鮮明。這件事發生在乾隆初年，說明當時對釉裏紅的重視程序非常高。釉裏紅的地位也顯得很高。”于立飛緩緩的說道。其實不管什麽事情，隻要是一把手重視，效率就會非常快，質量也會特别好。
所謂的挂瓶，就是挂在牆壁上的瓶子。瓶子一般都是圓的或是方的，那怎麽挂呢？其實挂并隻是半個瓷器的狀态，前面有個弧度，後面是平的，可以挂在牆上裝飾。當時的乾隆皇帝，很喜歡挂瓶。
當然，論價值的話，雍正時期或者乾隆時期的釉裏紅三果紋高足碗，還是不如宣德時期的。雖然雍正期的釉裏紅質量好，技術水平高。可是保有量也大啊，什麽東西都是這樣，物以稀爲貴，越是稀少的東西，價格自然就越貴。雍正和乾隆時期，由于已經掌握了全面的技術，不管燒多少，都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那好，我再問你，釉裏紅爲什麽會衰敗？”吳文古又問，現在他不是給康威浩鑒定這個釉裏紅三果紋高足碗了，而是專門教授于立飛。
康威浩本來隻是想讓吳文古鑒定一下自己的幾件古玩，可是現在看吳文古的做法，恐怕今天下午，是不可能全部鑒定完了。可是吳文古這樣的做法，他也不會反對。
作爲一位民間收藏家，也經常邀請三五幾個藏友，一起邊喝茶，邊交流古玩。古玩的很多知識，和一些最新的信息，不就是這麽來的麽？如果一位收藏愛好者，不能跟同行經常交流，是跟不上時代的。
“吳老，這個題目可就有些大。我要是說的不對，你再批評指正。釉裏紅到了乾隆後期，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自然就談不上突破，隻是陷于一種程式化。随着乾隆盛世的結束，釉裏紅的黃金時代也跟着結束了。晚清的時候，鹹豐一朝曾經燒過一些，鹹豐的特點是，畫的很細弱，軟弱無力，以後就再也沒有燒造過了。”于立飛說道。
頓了頓，于立飛又說道：“釉裏紅的衰敗，有很多原因。第一個原因，我覺得是清代其他彩瓷品種的出現。清代有大量體貌瓷在生産，尤其粉彩中的礬紅彩的出現，對釉裏紅産生了強烈的沖擊。釉裏紅瓷器，從清雅角度上講，不及青花。它是暖調子，青花是冷調子。從熱烈角度上講，它不及其他彩瓷。五彩、鬥彩、粉彩、琺琅彩，都顯得比它熱烈。所以從這兩個角度要求，它都顯不出優勢。”于立飛說道，雖然釉裏紅很珍貴，可是當有替代品，或者更好的産品出來之後，自然而然就會被淘汰。
比如說從建國以來，我國很多行業，原本都是手工制造。可慢慢的，都被機械化代替。因爲機械化生産出來的産品，不但成本低，而且質量好，不容易出次品。當然，也有些行業，因爲機械化，反而失去了傳統文化。
“立飛，你這番話，很像是一個收藏大家講出來的嘛。康先生，你認爲他講的對麽？”吳文古笑着說。
“于先生對清代瓷器研究得很透徹。”康威浩不知不覺用上了“先生”這個詞。
“其實也說不上啦，我隔壁有家專做清朝瓷器的店子，我沒事的時候，就喜歡到他店裏去偷師。”于立飛謙遜的說道。
“立飛，剛才你隻說了第一個原因，還有沒有其他原因？”吳文古問，于立飛的表現讓他很驚訝。他甚至懷疑，現在的于立飛是不是換了個人，這哪裏是剛到潭州幾個月，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古玩的小夥子？
“是的。第二個原因，康熙時期不僅僅隻有釉裏紅，還有其他品種。比如說朗窯紅、豇豆紅，雍正時期的祭紅，乾隆時期的珊瑚紅、礬紅等等。各種紅釉的出現，導緻對釉裏紅逐漸喪失興趣。第三，盡管當時釉裏紅的工藝比較成熟，但燒造的難度和成本依然很大，導緻它在市場上缺乏相應的競争力。”于立飛說道，很多紅釉，他都隻見過仿品，這讓他很是遺憾。
“是啊。清代有一個很喜歡寫陶瓷詩歌的詩人叫龔鉽。他在《景德鎮陶歌》中寫道：‘市上今傳釉裏紅，唐窯獨著百年中。暗然淡簡溫而理，都識先生尚古風。’龔鉽提到了‘唐窯’，就是唐英時期的瓷器。詩裏說：乾隆時期，市面上還很流行釉裏紅，唐英時期釉裏紅的生産，能夠獨領一百年。但這種瓷器還是顯得比較暗淡溫和，也許隻有唐英先生才能夠理解，古代的這種風尚。”吳文古感慨萬端的說，其實他也很喜歡這種暗淡溫和的古代風尚。
“于先生，你說這麽多，是不是上上手？”康威浩問。這次他來博物館，可以說是大開眼界。一個保衛科的副科長，竟然對釉裏紅如此了解，他要是回去說給藏友聽，想必沒人會相信。
“好。”于立飛輕輕拿起這隻釉裏紅三果紋高足碗。剛一上手，他的腦海裏，馬上就浮現出這隻高足碗的立體圖形。而且這隻碗若隐若現，就好像有血有肉似的。于立飛知道，越是清晰的圖形，代表年代越久。如果是康乾時期的，應該不會這麽清晰才對。
“吳老，雍正時期跟宣德時期的三果紋，畫法好像也有一些差異吧？”于立飛問。
“确實是的，宣德器三果爲蘋果、石榴、桃。雍正仿品把蘋果畫成兩隻連在一起的形狀，而宣德的蘋果，是一整隻。”吳文古說道。于立飛能注意到這兩者的細微區别，可見的功課還是做的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