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時候，周穎等人坐在方轶辦公室内的沙發上，杜庸将要讨論的案子的基本信息寫在了白闆上。
“我先給大家介紹下案情，以及我去看守所會見得到的信息。這是一起殺人案，被告人名叫田立傑……”杜庸站在白闆旁，将案件的情況向大家講述了一遍。
被告人田立傑，年初時來市裏找工作，因爲他隻有高中學曆，屢次面試，屢次失敗。後來他在電線杆上看到了辦假證的小廣告，便打電話聯系對方，準備做一份大專畢業證，爲他辦假證的是一位名叫耿文蘭的女子。
後來田立傑拿着大專畢業證去面試，但是公司卻錄用了一位本科畢業生。于是田立傑再次打電話找耿文蘭要求辦假證，耿文蘭建議他一步到位，辦個研究生學曆證，田立傑覺得這樣也好。
兩日後，耿文蘭将辦的假證送去田立傑的住處，并索要費用。田立傑發現這次辦證的費用比之前高了不少，便詢問原因，耿文蘭告訴他，研究生證包括學曆證和學位證，是兩個證，大專證是一個證，所以費用差很多。
田立傑覺得對方是在騙他錢，隻要學曆證，不要學位證。但是耿文蘭不幹，雙方爲制作假文憑的價格發生争執，兩人越吵越激烈，田立傑脾氣暴躁，直接拿起屋内健身用的臂力器，連續猛擊對方的頭部，兩人厮打在一起。
在厮打中，田立傑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對方的頭、胸部，緻被害人耿文蘭當場死亡。此後，田立傑害怕罪行敗露，爲逃避法律制裁，在出租屋的浴室内，用鋼鋸、菜刀等工具，肢解被害人屍體，并将屍塊裝于編織袋内，并于後半夜将石塊拖出住處，掩埋在小區不遠處的地裏。
不久之後，被告人田立傑用手機發信息給被害人的丈夫，以耿文蘭已被綁架爲名，向其勒索人民币二十萬元。
此後，耿文蘭丈夫報案，警方根據耿文蘭辦假證的線索，找到了田立傑，并在其住處發現血迹。
田立傑被抓後，如實供述了案發經過。公安機關挖出了被害人的屍體。
此後，檢察院以被告人田立傑犯故意殺人罪、敲詐勒索罪，向中院提起公訴。
“以上是案件的相關情況，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構成故意殺人罪，對于該項罪名我不持異議，但是檢察院指控的敲詐勒索罪是否成立，我有些不太确定。
我認爲，被告人在殺死被害人後，虛構被害人被綁架的事實，索取錢款，應該構成詐騙罪。”杜庸說完，看向屋内衆人。
“大家說說想法，伍慶輝你先來，不要怕說錯，要大膽表達自己的意見。”方轶鼓勵道。
“我覺得吧，做假證太害人了，反過來說，這也是一個高危行業，爲了幾百塊連命都沒了，不值得。”伍慶輝大言不慚的說道。
周穎聽完後，一扶額頭，心說伍大少的思維方式真是不一般，他咋想的啊！
“那什麽，雲喬，你說說吧。”方轶直接當伍慶輝不存在。
“我覺得，被告人以綁架被害人爲名，向被害人丈夫敲詐錢款，構成了綁架罪。不應該構成敲詐勒索罪。”雲喬底氣十足的說道。
待雲喬說完後，方轶看向周穎。
“我覺得這個案子‘殺人後，以綁架爲名，索要錢财’這個情節與之前我跟方律師辦的一個案子很像。本案中，被害人的行爲應該構成故意殺人罪和敲詐勒索罪兩個罪名。”周穎想了想說道。
“說說理由。”方轶一笑。
“首先，被告人是因爲辦假證，與被害人沒談好價格，進而發生争執殺人。被告人殺人的目的不是爲了綁架。
其次，在被害人死亡後，被告人田立傑以被害人被綁架爲名，意圖索取被害人親屬錢款，不符合綁架罪的構成條件，屬于事後起意，應構成敲詐勒索罪。”周穎說道。
“這個案子我認爲檢察院的指控罪名沒有問題，而且被告人犯罪手段殘忍，情節特别嚴重，社會危害極大，在沒有法定從輕情節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會被判死刑。我說下我的想法。
被告人田立傑将被害人殺死後，以綁架被害人爲名，向被害人親屬勒索錢款的行爲不構成綁架罪。
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質爲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爲。
本案中，被告人田立傑根本沒有實施過使被害人失去人身自由的綁架行爲，也沒有限制過被害人的人身自由。
被告人因辦假證的價格同被害人産生争執，而殺死被害人，顯然其行爲構成故意殺人罪。
被害人死後，被告人臨時起意，以綁架爲名索要錢财，但是實際上被告人手中已經沒有了綁架對象，在沒有被綁架人的情況下，無法構成綁架罪。
所以，本案被告人田立傑在故意殺人後，以綁架爲名，勒索錢款的行爲不構成綁架罪。”方轶說完後看向衆人。
杜庸思索着方轶的話，沉默不語。
“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在主觀方面符合詐騙罪及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爲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隐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爲。
本案中，被告人田立傑以綁架爲名，向被害人的家人索要錢财。在當時的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被害人的家人極有可能相信被告人虛構的被害人被綁架的事實，但他們決不會因陷入錯誤認識而‘自願’地向被告人交出錢款，即便他們向被告人交出錢款，那也是因爲受到了脅迫，被逼無奈而爲之，不是因被騙而主動資源交出錢款，所以我認爲，被告人的行爲不構成詐騙罪。
敲詐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爲目的，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或者要挾，強行索要數額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爲。
其犯罪手段是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或要挾，即對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等施加精神的強制，造成其心理上的恐懼，以至于不敢拒絕索取财物的要求。
本案中，被告人田立傑在自己的住處将被害人殺死後，又通過手機，告知被害人丈夫，被害人已被綁架，索要錢财，并告知其不能報案，否則撕票。
被害人的丈夫爲被害人的安危而擔憂，嚴重地受到了精神的強制。被告人田立傑虛構綁架事實，脅迫被害人丈夫，意在勒索錢财。因此，被告人的行爲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方轶解釋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