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樹人輔政新君的變法推行得很順利，時間轉眼來到小康二年秋。
九月的一天，杭州府治所錢塘縣。
即将三年任滿的杭州知府張世鵬，在自己的府衙裏，迎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不速之客，正是一年多之前，還僅僅連縣級待遇都排不上的姚啓聖，但如今，他不但有應天府通判的職責在身，而且就在一個月前，攝政王朱樹人還額外給他加了個官，讓他挂上了戶部員外郎的頭銜，方便他随時外出公幹，處理财稅變法事宜。
一年裏面兩次快速升遷，這要不是需要酷吏當惡人，斷然是不會升這麽快的。
所以，張世鵬在接到王府私下裏給他的信，說王爺要派姚啓聖來浙江，協助他進行廢丁分籍的稅制改革時，他就知道自己這邊被重視盯上了。
不過，既然王府至今還給他私信，那說明他本人絕對沒有被猜忌，隻是讓他做事謹慎，無則加勉，張世鵬也就沒什麽好擔心的。
兩人一見面，張世鵬也給了對方面子：“姚先生，幸會，聽說你升遷之速，着實令本官都羨慕呐。此番本官也要多多請教，以便更好地爲朝廷效力，爲王爺分憂。”
姚啓聖知道對方根基也硬，其家族早年就是朱樹人的鐵杆盟友，所以完全不敢托大，言辭之間，都把自己擺在很低的位置。
這個張世鵬年紀跟姚啓聖差不多，也是三十七八歲。他本人倒是沒什麽大不了的，當初甚至都沒考過舉人，是直接國子監監生出身，得到了比照舉人參加後續會試的資格。
而且當初張世鵬這個監生，甚至還是“蔭監”，跟朱樹人當年入南京國子監屬于同一類型——隻因他父親是前兵部尚書、前浙閩總督張國維，當初崇祯帝殉國之前，唯一被崇祯降職到南方地方上做官的，逃過了一劫。
張國維曾經是沈廷揚的上司，在蘇州時就是世交，後來朱樹人力推崇祯朝厘金改革時，張國維作爲南京戶部侍郎，也是主要的助推盟友。後來南京朝廷建立後，張國維也幫朱樹人穩住了浙江的局面。
如果張國維本人還活着的話，如今應該已年過七旬了。不過他沒能活那麽久，四年前就過世了。
留下兩個兒子，長子張世鳳當初是正牌會試考中的，如今在朝中當工部侍郎。次子張世鵬稍微不争氣一點，屢試不中，前些年滅清的時候，恩科才中，好在後來升官挺快，留在浙江老家當杭州知府。
毫無疑問，張家兄弟就是因爲老爹站隊站得好，所以子孫繼續得富貴，被朱樹人重用了。
但這也沒什麽問題，朱樹人要穩定掌權，把老朱家的Y染色體緩一緩，特殊時期當然要重用忠心的自己人。
他也知道四書五經本身其實沒什麽鳥用，隻是一個牢籠志士的篩選工具罷了。明面上吃相别難看、讓天下儒生相信這套上升通道還有用就行，實際上不重要。
張世鵬跟姚啓聖初步溝通之後，很快就抛出一個問題：“不知王爺爲何今年唯獨對我們浙江這邊的變法，尤其重視呢？莫非覺得我們這邊容易出漏子？
本官自問這方面還算勤謹，錄籍析産全部落實得很紮實，不至于會比江西那邊還差吧。”
姚啓聖也不拿腔作勢，很坦白的說：“王爺确實沒發現貴省有什麽具體不當之處，無非是無則加勉。
去年應天府小懲大誡了一番，今年南直隸其他各府肯定是不會出什麽問題的。而且蘇松常鎮皆平原肥沃之地，也不存在山縣平縣的劃分問題，情況簡單。
江西那邊雖然多山，但九江府和南昌府地處鄱陽湖、贛江平原，也沒太多複雜的問題，貧農百姓普遍也能有十畝八畝的水田。
兩府西部倒是有幾個縣，略多些山區，土地不好集中，不過那些地方都靠近武昌了，而武昌是王爺起家之前的根據之地，所以那邊百姓大多被朝廷積威反複敲打。
王爺看來看去，今年試點的範圍，最容易出問題的，還是你們杭州府了。浙江參加試點的三府，湖州嘉興全是平原，土地易于集中。
杭州府西部卻是山區綿延，可以說出了杭州城，過了西子湖，西邊就全是山了，地形複雜，耕地破碎。連龍井山上種茶的茶農，都未必能每家湊得出二十畝山田。
所以，王爺決定把‘鼓勵百姓小範圍兼并整合田地，擠出人口改爲工籍、朝廷提供借貸周轉以助民轉型’的重點，放在杭州府試。”
張世鵬聽了這番話後，不由大驚：“本官倒是已經知道，王爺當初之所以定下‘平原擁有水田十畝以下的農戶，按十畝計稅。山縣下限減半’的政策，爲的就是鼓勵誘導隻有一點點田的百姓，索性放棄田地進城務工。
可是，王爺居然會鼓勵土地兼并？自古曆朝曆代，土地兼并都是危害國家長遠的隐患，難道就沒人勸王爺？”
張世鵬雖然是朱樹人的親信故舊，但他依然覺得這事兒有點匪夷所思。
主要是作爲一個中國人，從漢朝開始的曆史書讀下來，都知道早在《史記》、《漢書》的食貨志裏面，曆朝曆代都把王朝末期的一個崩壞景象，描繪爲“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哪怕到了21世紀，依然有很多人隻要看到“土地兼并”四個字，後面都不用看了，直接開噴。
朱樹人當然不會犯低級錯誤，所以他允許姚啓聖搞的事情，和張世鵬以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隻聽姚啓聖也是一臉崇拜得意之色，忍不住賣弄道：“張府台勿驚，您所想，和王爺所想，其實并不是一回事。王爺豈能不知道土地兼并的壞處？
所以，他今年，以及未來兩年，希望在杭州府小範圍試點的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無差别土地兼并，而隻是‘允許中下貧農之間的互相土地兼并’。
很快就會有朝廷正式文告下達了，會要求從今年起，未來三年内，杭州府境内一切土地交易，必須在府縣報備，不允許再在鄉鎮自相擔保、先私下交易，凡是沒有縣裏登記、府裏備案的土地買賣，一律視爲非法、無效。
在此基礎上，王爺會進一步要求，杭州府三年内凍結大戶問貧民買田的渠道，禁止此類交易。而隻允許戶均擁有水田十畝以下、山田二十畝以下的中下農，向其他中下農買地。而且買完之後，擁有田地的上限，不得超過水田二十畝，或山田四十畝。
王爺要的，是貧農和貧農之間相互兼并，讓農戶的數量減少、而戶均競争力變強，被擠出局的農民，就改行務工，轉爲工籍。而不是讓大地主也借機坐大——
不過，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買地，互相兼并轉讓，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爲工籍，那朝廷還是支持的，隻是這種級别的交易之前，要先到府縣審批。出賣田畝一千畝以上的，要知縣用印備案，出賣田畝一萬畝以上的，要知府用印備案。”
張世鵬聽得很仔細，聽完後有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
但是朱樹人能想到這種“定向鼓勵兼并”，又是很正常的事情。誰讓他是穿越者呢，他想到的這一招，其實就跟後世的“房地産限購”差不多。
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讓大地主兼并越來越多的中下農才是不好的。如果中下農本身互相兼并，讓一部分人退場，另一部分人稍稍變強，增加對抗風險的競争力，那樣社會隻會更加穩定。
當然，任何限購肯定會帶來連鎖反應。比如後世房地産如果限購，那房價肯定會比完全沒限購的同等情況下，稍微打下來一些。
因爲一部分有競争力的潛在買主，被行政的強制命令擋在交易場外了，可以下場的買主變少，買方出的價肯定會略微偏低，地也就賣不貴。但反正是中下農之間的自相兼并，也算是肉都爛在鍋裏了。
張世鵬想了很久，才想到一個弊端，或者說執行層面不可行的點：“可是……都是中下農之間互相兼并，中下農拿不出太多餘财，又該如何？他們想買也沒銀子。
而如果有遇到災病非賣田不可的窮人，因爲沒了大地主買主，他們賣的時候也賣不高價，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麽？”
姚啓聖這才圖窮匕見：“所以，下官其實去年就跟王爺商量過了，可以把前宋王荊公的青苗法，改頭換面，去蕪存菁借鑒一下。
隻要是信用素著的良民，哪怕窮些，但隻要沒有刁鑽紀錄，就可以從朝廷那兒申請類似青苗錢的‘經營貸’，這種專項借貸，隻借給家中擁有三到十畝水田田的平民戶，超過财産上限的人不許借。
借來的錢，也盡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貧下農鄰居買田，把如今不夠集中、耕種低效的小塊田地，兼并起來，便于大規模耕種。
朝廷可以把利息壓得很低，但是要還貸的年限可以拉長。最後花上十年二十年，還一個相當于當初田價四五倍的總價，就可以了，隻當是濟困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利息是非常高的，動辄一年就要三五成。而王安石自己當初還覺得這已經很仁慈了，因爲宋朝時地主們直接給農民借高利貸，動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
這些錢，隻能說是救急，不能說是救窮，都是逼不得已周轉不開，或者春耕種子都買不起了，才不得不借，指望秋收後把種子的價值翻了倍的還。
朱樹人要搞農民的經營性信貸，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那樣直接利滾利上天了。所以，他最多隻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讓人還個十年，最終也要付出好幾倍的本金了。
這比後世的買房按揭利息肯定還是要高幾倍，但在明朝絕對是前所未有的仁政。具體金額後續實施過程中也能調整——哪怕是後世的按揭利率，都能按照經濟運行情況，适當降息呢，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隻要經濟數據反饋夠真實，這都是可以以年爲單位調控的。
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限購，因爲買方被限制，那些賣地貧農賣不上價，事實上交易金額會比實際田地價值低個幾成。一來二去，就當是買賣雙方都少虧一點，這事兒也就過去了。
張世鵬反複琢磨，終于理解了這個破天荒創造性政策的可行性。他隻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歎道：
“王爺從不打無把握之仗，他既然敢下這個決心，那麽，對于當年從王荊公青苗錢裏鑽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他肯定已經想到怎麽提防了吧？”
“當然想到了。”姚啓聖與有榮焉地承認，随後又稍微描述了一遍。
具體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樹人聊時差不多，隻是略有改良細化，不再贅述。
張世鵬也就選擇了相信，不再糾結，準備先實施了，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由仰天長歎：“王爺爲了解決貧農田少、抗災病弱，逼着貧民集中田地、分出多餘人口去務工，可謂是煞費了苦心。”
姚啓聖：“其實咱今天提到的這些，還不算什麽。王爺爲了這個，是不惜各種手段的，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後的大計。高瞻遠矚，非人智可及。
比如，我來之前，就聽王爺跟刑部、戶部的人商量了一個措施，目前還沒敢拿出來。說是朝廷将來，希望對農籍貧民，采取‘反向推恩令’：
漢武帝時的推恩令，不就是爲了分化諸侯、讓諸侯王的封地分給所有的兒子，然後越分越小，最後不至于威脅朝廷麽？
而王爺想搞的針對貧民的反向推恩令，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爲兒子越生越多、田越分越少、導緻後人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弱，‘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财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争，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此令若是實施，朝廷将會對将來農戶繼承田畝的辦法設置限制，無論農籍百姓老死後，如何分配遺産，不允許其分割設立一份單獨面積小于十畝水田、或二十畝旱田的田産。
換言之，如果一個農戶擁有的水田少于十畝，那麽他必須把這十畝集中給一個兒子繼承，不能再拆給兄弟幾人繼承。
除了繼承田産的那個兒子之外，其餘多出來的兒子必須一分田也分不到——
父母可以給他們留錢糧、房宅，也可以生前送其讀書、學手藝，有一技傍身謀生，但唯獨不可讓有水田十畝以下的貧農，将田産均分給諸子。
多出來的兒子，必須逼迫其入工籍或軍、役籍。如此貧農之田才不會被稀釋，一代代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弱。”
強者推恩的反向操作，自然是弱者必須集中繼承，這是很好理解的。
張世鵬聽完後，被這個天馬行空的想法，直接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他覺得這個太有傷儒家傳統的“孝悌”了，兄弟之間應該謙讓友愛，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怎麽能規定長兄獨霸所有田産呢？
幸虧如今還在讨論階段，還沒實施，要是現在就拿出來，估計反對的聲音就更猛了。
攝政王這是要跟運行了兩千年的儒家禮教、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準則作鬥争呐，這阻力得多大？
“此法太過兇險了，人皆有愛子之心，誰能任由幼子貧弱呢。”張世鵬不由歎息。
姚啓聖也是覺得悠然神往：“王爺的想法，遠非常人所能揣摩。不過聽說，王爺這兩年重點讓科學院抓化工和生物，似乎其中有一個項目，也是與這種将來的繼承改革有關的。
王爺似乎在讓科學院生物所，多宣揚如何避免婦人孕育、如何盡量節制，在民間宣講。便于以後新法實施後，心懷恻隐的貧苦百姓，能少生幾個兒子吧，
這樣田不夠分的百姓，自己心裏有數，知道生下兩個以上兒子就是害了兒子，能節制一個算一個，他們确實是養不活的。
西域有些洋夷、如大食人等，他們所信的名教，跟我中土大不相同。他們也是在匮乏貧瘠之地生長起來的，就覺得男女夫妻之間，在有了第一個男性後嗣之後，應該節制。
我中原講究無後爲大，不能那麽嚴厲，但也該宣揚赤貧有二子、或一子多女後，該節制，這也是爲了防止他們的田越分越薄，将來遇到點災荒扛不住，不得不賣光田産當佃戶。
除了生物上的節制之外，王爺如今還吩咐化學所研究‘橡膠’的工匠們，設法用處理後的橡膠，或者魚鳔，幫助無法節欲之人節制子女。一切都是爲了防止貧農的田越分越薄。我實在是沒有見過天下有哪個執政，能如王爺這般擔憂地少者繼續分割田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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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以上已經五千字，稍微解釋一個問題。上次有讀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我也想直接用高贊的（其實最高也就三到五個贊，當時看，我這書也沒什麽人互動）。
但後來百度了一下，發現高贊的“大同”、“大統”其實都不能用，因爲古人用過了。大統有梁武帝蕭衍用過，他也算是半亡國之君了，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
古代取年号有一點很麻煩，就是要避開前人用的，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趙匡胤當年爲了“乾德”這個年号被前蜀王家用過，還氣得噴了趙普、贊了窦儀陶谷，說“宰相需用讀書人”。
所以我一氣之下，當時沒明寫改了什麽年号，後面紀年時低調寫了小康二年三年，但這絕不是瞎搞，因爲“大同”、“小康”都是《禮記》裏對不同階段理想社會的描述，是有出處的，不是現代詞，所以别說什麽“鍵政”，鍵政是真沒出處。
“大同”在儒家定義裏，是要“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小康”則是“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大同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按需分配。小康至少還是“以賢勇知，以功爲己。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用大白話翻譯一下就是還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設。
說白了，大同是儒家理想社會的高級階段，小康是初級階段。
主角也做不到大同，他畢竟是把資本注意萌芽發展出來，說到底還是以法制讓人利己，那就低調一點，小康吧。
而且剛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看不上小康，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所以小康剛好沒被之前兩千年的皇帝用過。（連耶律德光這種人都有臉說自己大同）
主角做人還是謙虛一點好了，但說到做到。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見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