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樹人說的這些改革法子，憑心而論還是非常切中明末時弊的。
進一步推進厘金的征收、擴大商業稅來支持軍事，這是經過後世曆史驗證的神來之筆。清朝就是靠着這一招，撲滅了太平天國的。
要是沒有厘金，說不定清朝在洪秀全的打擊下，活得還不如被李自成打擊的明朝呢。
厘金唯一的問題，就是地方财權下放、軍閥割據，導緻後世清朝雖然撲滅了洪秀全，但也讓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尾大不掉。
但這個問題放在朱樹人這兒就沒關系了，因爲他就可以替代後世曾、李、左合體的地位，這就等于正反手兩面都是純賺。要不是趕上嶽父潞王監國、一個沒有兒子不怕被篡奪家業的藩王上位，還真湊不齊這項改革深化所需的天時地利人和。
而朱樹人後面提到的“高薪養廉，革除陋規”，那也是後世清朝經過證明的善法，雖然不至于徹底廉潔，好歹把貪墨打擊到了不能公然成爲行規的程度，也一改了明末直到康熙的污穢。
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談解決部隊吃空饷、喝兵血、戶部撥的軍費剛出銀庫還沒出京就扣掉一半多等等惡疾。
否則就算财政改革再好，财源更多，如果一大半的錢都不是實打實花在軍隊花在武備上，那也都是白搭的，何談戰鬥力。
史可法想明白這些道理後，自然會出于公心，全力支持。
……
當然，朱樹人至今還沒有幹政的合理身份，這種傷筋動骨的改革，也需要時間去協調利益。所以他三月下旬幫着朱常汸和史可法出了主意後，他本人就趕在三月底離開了南京以避嫌。
史可法則繼續忙着做其他各部尚書的工作，外加聯絡安撫地方督撫支持潞王這幾條新政，成爲了改革的對外代言人。
上述這幾條改革的具體細則，最終也趕在了四月上旬從南京發布、陸續分發各省。從時間上來看，這基本上是在朱樹人出京後十天才發的，也就堵上了天下悠悠衆口，沒落下“國姓爺以監國女婿身份越權幹政”的把柄。
這裏面曲折複雜的利益妥協，也是不容小觑，史可法爲此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朱樹人還太年輕，這種官場利益交換的事情他确實相對不太在行。
即使如此，史可法把監國新政中的财政部分推行下去後，地方上還是有些許小的反抗聲音。
但好在史可法已經明着暗着強調了“這是新監國上任必須的三把火，燒完就到此爲止了”，加上還廢除了崇祯朝被人深惡痛絕的“三饷”，算是給百姓松了一大口氣。
所以那些矛盾不算太激化的受害者，也就暫且捏着鼻子忍了，決定再觀望一下，别當出頭鳥。
另一方面，戶部尚書沈廷揚也非常給力，主動讓自己家裏人近期擴大生意，鬧了一個由頭，然後服從新政，帶頭繳納了一大筆新政厘金（其實應該叫“分金”了）
南方富商們看沈家、鄭家先後服軟，也就愈發沒有反抗的意志了。
沈廷揚執掌的戶部當中，還有個别屬官，自以爲揣摩明白了頂頭上司的心思，暗忖當今監國王爺是個沒兒子的，而部堂大人跟監國王爺還是親家，覺得部堂大人這是想“化家爲國”了，這才如此舍得下本錢。
于是乎，就有下屬的郎中投其所好，在朝議上獨走上奏了一條新的财政改革方案，說是：
“值此國難之秋，軍資多有不給，既然各地踴躍支持廢三饷、增厘金，不如給愛國富商豪紳們更多的機會，戶部應該出台一個制度，允許商紳提前繳納厘金、換取完稅憑證，将來實際行商跨省時，再以完稅憑證抵扣。朝廷還可以給提前預繳厘金的商戶以利息折扣。”
這個思路，說白了已經有點類似發行國債了，沈廷揚乍一聽到時，還暗呼自己手下有能人，甚至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兒子偷偷教白手套這麽說的。
但轉念一想，他也是非常信任自己家的父子關系，知道兒子沒必要瞞着自己玩這一手，也就沒有用有色眼鏡評判這種奏請。
史可法那邊，乍一聽說這招時，也覺得有點新奇，但好在史可法學識廣博，見多識廣，當年也跟徐光啓等涉獵西學的前輩請教過，所以最後也琢磨過味兒來了：
在明朝，有财政官能想到發“預繳稅抵扣債券”這已經不奇怪了，西方世界其實兩百年前，威尼斯人就已經這麽幹了。
就算大明消息再閉塞，但考慮到後來荷蘭人在威尼斯人首創後一百多年、也學到了這招，而大明跟荷蘭紅毛夷人打交道已經那麽久，聽說過這種招數也不奇怪。
如果一個漢唐時代的漢人想到這招，或許能說他是穿越者。到了明末才想到這些，就算不上穿越者了，最多說他學貫中西。
冷靜下來仔細審慎地考慮了這個請求的利弊後，沈廷揚還是非常發自公心地在朝議上勸谏朱常汸别采納這樣的奏請。
朱常汸一開始有些詫異，因爲他也覺得，那個戶部郎中的獨走奏請有點道理，确實能廣開财源、寅吃卯糧，爲什麽親家公要不同意呢？
面對這個疑問，沈廷揚義正辭嚴地說：“此法一開，地方上搜刮之風定然難以抑制，很難想象得到了預征厘金權限的官員，會如何濫用此權。
我大明地方官員，原本或許數年一任會調換轄區，誰人不想在自己任期内多征稅款？如此，舊官刮地三尺，政績卓著，新官接任卻發現本地商稅已經被預征數年、富商們手上都有了一堆完稅抵扣憑證，新接任者還如何展開工作？
考慮到我大明如今吏治之困頓，這些權力絕對不能随便下放，否則定然民不聊生！”
朱常汸本就是個軟耳朵根子，也沒學過治國，一聽果然又覺得有道理，就問其他朝臣意見。
于是，有少數不太懂财政、但确實忠心愛國的朝臣（不愛國有私心的，都巴不得這個建議不能執行，所以不會開口），就順着沈廷揚的思路又問：
“沈部堂，既然把預征厘金、給付息抵扣憑證的權力下放，會導緻如此諸多貪墨的機會，那不下放不就行了麽？
如果由戶部統一征調，以戶部如今嚴明執法的清正，沈部堂您的高風亮節，應該能堵住這些漏洞吧？”
此時此刻，朝中衆人對于沈廷揚不貪墨的信賴度還是很高的，因爲沈廷揚已經帶頭支持了增加商稅，好多人估計，按照沈廷揚交錢的尺度，今年沈家怕是能繳兩百萬兩商稅。
而鄭家大約也要繳那麽多，還有其他南方各省全部做跨省貿易的商人，加起來交一千萬零點兒。攏共大明朝廷今年的厘金總收入能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是拿了沈家鄭家的四百多萬，套出了南方半個天下一千多萬。隻不過沈廷揚吃相好，不會搞那種“事成之後，黃老爺的一百八十萬如數奉還，咱分城南兩大家族那點刀勒”的伎倆，他這個沈老爺出的錢是實打實出出去的。
所以，大家眼下都相信沈廷揚自己肯定能嚴格執法，不會竭澤而漁。
但沈廷揚依然公允地搖了搖頭，見微知著地提醒：“這不是權收戶部後、能不能止住寅吃卯糧竭澤而漁的問題。
諸位可還記得，當初厘金之法之所以能奏效，能讓百姓支持，還強化了南方各省軍力備戰，關鍵一點，便是‘地方繳納的商稅，隻給本地花，隻用于保護本省防務’。這才避免了南方各省豪紳，擔心自己的錢被朝廷補貼了其他省，從而吝啬。
天下人性自古都是如此，爲了保護自己的家鄉，鄉紳們還是願意出錢的，但是爲了保衛天下，保衛遠方的東西，世人便沒有如此高的境界了。如若今天爲了預繳厘金，就把預征權收歸戶部，地方各省人心還如何肯踴躍？那不就走老路了麽？
朝廷當言而有信，厘金誕生之初，說好了就是每個省分開賬目、本省的錢隻支持本省軍費，就絕對不能更改，至少在天下重新安定之前不能随便更改。”
這番話說完，大部分持讨論意見的官員也就閉嘴了。有些人還心生慚愧，按說孔夫子都說了那麽多年的仁義禮智信，可是事實上儒生也就把仁義禮智更多挂在嘴邊，單說這個“信”字，還不如商人階級出身的更知道信用的重要。
不過，這番讨論最終也不是完全沒收獲。大家本着對事不對人的态度，繼續分情況細化切磋，還真就被沈廷揚找出了一個可以試點的辦法：
雖然在全國各省都允許預繳厘金會導緻竭澤而漁、全部收歸戶部又會導緻地方上對專款專用的不信任，那麽，隻在南直隸地區試點、特許預繳商稅抵扣、并給予利息，就可以完美回避上述問題了。
因爲在明朝，南直隸地區本來就是沒有自己的财政官體系的，南直隸的财政曆來由南京戶部兼管。現在特殊時期，南京戶部升級爲了正式戶部，可原本的權限也還兼着。
加上這兒是監國腳下，百官盯着，官場環境更透明，沈廷揚也确實算是鐵腕公允的财政官，他不會自己貪自己的錢。所以最後讨論，朱常汸就允許開了這個口子特事特辦，今年先在南直隸地區，由戶部直管，試點預先多繳商稅、付息抵扣。
明年開始，如果外省富商豪紳有羨慕這點微薄的利息的，主動願意爲朝廷分憂的，可以再行申請、單獨核議。
如此，也算是把财政改革最初的波動期扛過去了，不至于做事太急，惹出亂子。
事關百萬千萬兩級别的錢财，當然不能操之過急、一定要局部試點，再行推廣。
而此法通過之後，沈家經營商船隊的親戚（沈廷揚當了戶部官員後，早就不親自經營家裏生意了，都是讓親戚代持的），也非常給面子地大量認繳預繳，進一步安定了朱常汸監國政權眼前的财政缺口。
有了這麽一個帶頭的，各地反抗的聲音就被壓得愈發微弱。
……
财政改革的法令，從四月上旬初次頒布，到各地落實就要一兩個月，期間還有各種微調需要公示。
所以朝中四五兩個月裏，民政方面暫時也不會有新的動作了，朝廷基本上都圍繞着潞王監國的這三把火轉。
不管最終結果如何，南方大部分官員、士紳、将領，都看到了一個爲政輕省、不過多整活、隻做必要事情的監國王爺，也充分認識到了潞王和先帝截然不同的風格。
“既往不咎，不糾結曆史功過”的執政基調，也被充分展示了出去，讓人心更加安定。
另外，話分兩頭，在潞王新政三把火之前、早在三月中旬，召集諸王來南直隸的旨意，也已經發下去了。這件工作，原本也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才能見效，所以如今正好和監國新政同期并行推進。
到了四月中旬，第一批接旨後乖乖來京的藩王，就抵達了南直隸境内。
其他藩王，如果不出意外、也不抗命的話，也能在四月份晚些時候、最晚六月份，都來南直隸，接受朝廷更緊密的控制。
大明朝兩百六七十年，十三代皇帝，至今一共封了兩百多個王爺。當然，其中有一小半因爲子嗣不繁，以及獲罪除國，并沒有一直傳下來。
能傳到天啓年間的王爺，也就一百多家，而到了崇祯初年，因爲戰亂已經開始，流賊開始陸續殺滅淪陷區的藩王，所以崇祯登基之初，王爺數量已經跌到一百五十家以下。
如今又經過近二十年的血腥内戰内耗，王爺們的數量倒也繼續銳減，畢竟北方省份的王爺基本上都殺光了，不是死于李自成等各路流賊之手，就是被鞑子殺了。
哪怕是南方，此前湖南、四川的王爺們，也都被張獻忠那波流竄，累計帶走了十幾家之多。
所以，眼下天下能有王爺身份的，已經不足五十家。血統能比朱常汸更接近先帝的，僅有福王朱由崧一人，其他連跟朱常汸一樣接近的，都已經一個也沒了（萬曆也沒那麽多兒孫活到現在）
如今得到朱常汸诏書，最先最積極響應的，要屬那些生活在山東和南直隸交界邊緣地區的藩王。因爲他們就藩的地盤，已經處在李自成和鞑子兵鋒南下的邊緣了，不跑本來就會死，巴不得朝廷下诏允許他們逃離封地呢。
站在朱樹人的立場上，他一開始其實也不想救那些山東王爺的，巴不得那些養豬廢物直接被李自成或者多爾衮殺了，他還能落個清靜。朝廷也能減少一筆開支，把更多錢花在百姓和軍隊身上。
不過，朱樹人也知道，必須用這些山東王爺做引子，勾出其他南方安穩富庶之地的王爺，以示朝廷的一視同仁。
否則隻強招南方富庶地區的王爺來，卻不召不救山東王爺們，再蠢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削弱宗室、獨尊潞王”的貓膩了。
結果，在這批山東王爺南下的途中，自然也免不了發生一些小意外——其中有兩三個王爺，因爲一直養尊處優，缺乏運動，一輩子也沒出過遠門，所以水土不服。
如果能慢吞吞好生休養，倒也能養過來，但因爲山東地區已經有部分劉芳亮乃至多爾衮的部隊滲透騷擾，尤其是鞑子騎兵能越過堅城到後方非戰區燒殺搶掠。
兵荒馬亂之際，這些王爺哪裏敢在半途多歇？
于是一番折騰，這些山東、河南邊緣南下的十幾家王爺，有兩個死于鞑子滲透劫掠的亂軍，有三個死于水土不服疫病折騰，十四個北方王爺，隻有九個活着抵達了揚州。
朱常汸并不會允許他們渡江來南京，也是防止南京城裏出現野心家，所以就把所有北方來的王爺，終點站都安置在一江之隔的揚州。
九位北方王爺陸續抵達揚州的同時，南方各省加起來、還剩下的大約三十家血統或遠或近的王爺，也有六七家活着抵達了南京周邊。而這六七家抵達的背後，一樣有一起病亡一起死于賊手——
南方如今也不算徹底安全，兩年前在湘南被消滅的張獻忠軍，就有一部分殘部在衡州之戰後，往西逃到了井崗、羅霄山區，南方各大山區，如今不少地方還挺亂。被殺、驚吓病亡的那倆王爺，就是江西籍的。
經此一波，天下總共幸存的四十多位王爺，死了七個，有十五個被朱常汸徹底控制。
還有十幾家在途，僅有個位數幾家，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選擇了學福王稱病抗拒——倒不是說這些抗拒的那幾家就一定多有野心，隻能說人過一百，形形色色，明朝王爺那麽多，腦子不清楚的，軸的，膽小怕被害的，各種各樣的人都有。
不管怎麽說，經過這一波，天下的藩王都算是被犁地一樣犁了一遍，徹底分門别類歸檔清楚了。想要當刺頭的，自然會被朝廷收拾。
另外，在護送藩王過境的過程中，各地涉及的地方官員也是戰戰兢兢，那些導緻藩王在自己防區内被鞑子、山賊殺害的地方官，一開始個個吓得不行，唯恐潞王跟先帝一樣看重“陷藩”的罪名，要拿他們的腦袋祭奠遇害的王爺。
但朱常汸卻趁機順勢伸出了橄榄枝，一再表達了“值此國難之秋，特殊時期，北方官員守土不易，被小股鞑子滲透殺藩，不能以陷藩論處，隻要不丢城池就不算”的善意，赦免了這些官員的罪過。
地方官和武将一看“原來如今有藩王在自己管轄的地盤内遇害，已經不會再被問罪”，膽子也大了起來，再回想一下當初崇祯朝時的嚴刑苛法，多少督撫、兵部尚書都是因爲死了藩王被崇祯處死，大家憶苦思甜之下，對仁慈的潞王就更加擁戴了。
誰讓大明朝發展到如今，天下就沒幾個人喜歡藩王的！聽說藩王死了不用一概負責，可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誰不覺得松了一大口氣呢。
當然，朱常汸這般“寬仁”，肯定也會給藩王們留下借口。比如福王就多次私下裏串聯其他藩王，表達了“朱常汸暗弱，如今已經被朱樹人控制，這是有意殘害宗室手足，才一改先帝時嚴懲陷藩官員的良法，改成如今這般朝綱崩壞的樣子”。
南方朱樹人勢力最薄弱的兩廣地區，也有一些曆史上就頗有野心想要稱帝的藩王，因爲懼怕入京，想留在天高皇帝遠的兩廣，而選擇了跟朱由崧遙相呼應。
随着時間進入五月份，距離福王朱由崧首次稱病拒絕南下後兩個月，朱常汸特地爲他又下了一道诏書，責問朱由崧病情有沒有好轉，是否可以南下陳述此前“幹預有司”的責任了。
如果繼續稱病，朱常汸還表示，可以從南京派幾個太醫去鳳陽，幫朱由崧問診，确認病情，有病就要早治，别耽誤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