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墾不當、逼得鬧出抗稅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動用武力，殺一批人成功壓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計也要受到嚴重影響。
也好在沈樹人不在期間，鬧事的隻是投降的張獻忠舊部，這些人本來就有劣迹，所以隻要能撲滅，沈樹人就可以壓住，不要往朝廷上報，權當是家醜不可外揚了。
不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事情，還是必須慎重做的，沈樹人着實重視這事兒，就跟方以智仔細複盤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無奈：“上個月，這些人鬧事的起因，一來是嫌我們湖廣這邊，對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長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種的，五五開，收五成租子，爲期數年，等戰事不緊張、軍糧不短缺了，自然會降稅。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擁有田地的自耕農，自然不用繳那麽高，隻要按照正常國稅，加上朝廷定額的三饷比例收就行。
另外，對于需要種植玉米、土豆這些新高産作物的，不管是否從官府處獲取種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慮到這些産量大，其實給農民留四成，保障他們不受其他盤剝，安心生産，也是能溫飽的，國難之秋開銷大，這也是沒辦法。”
方以智說的這些數據，沈樹人都是認可的。
明朝的正稅确實不高，加上三饷的話，如果沒有額外攤派，也不存在“權貴不交稅，攤派給沒特權的人加倍交”這種事情的話，百姓絕對都是能承受的。
畢竟要打仗嘛，不交那麽多，軍糧哪裏來。隻要能把生産搞好，就沒問題。
長沙常德衡州三府，畢竟今年剛遭到過張獻忠的大屠殺，人口至少減半，就會空出無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沒有地主盤剝了，個人自耕農直接把租子交給官府，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所以，沈樹人捋完這些數據後，也是暫時沒能想通：“僅僅這個征稅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還給他們提供了一些農具，讓他們能盡快生産呢。難道他們原來做百姓的時候，承受的租子會明顯比這還少？”
方以智歎了口氣，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裏”的表情：“所以說，問題就出在這兒——後來平定長沙亂賊之後，我多方查問，深入了解他們早年在陝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陝西和河南，國稅和三饷固然是不會少的，而且因爲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會被攤派得更狠。所以，在陝西，一個貧農要交給朝廷和官府的部分，隻會比我們這兒更多。
但是！在陝西，自從天啓年間開始，甚至是早在萬曆末年，貧農如果是租種地主的田地，他交給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經比南方還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況下，百姓最大的負擔，其實是無地農民給地主的那部分，給朝廷和官府的應該是小頭。”
沈樹人大吃一驚：“怎麽可能？難道陝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麽多？然後這些人在陝西見慣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廣就受不了了？！”
沈樹人覺得非常匪夷所思，這個說法絕對是超出了他的直覺。
方以智搖搖頭：“當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麽多仁慈的地主豪強，靠的就是陝西自萬曆末年，就人口流亡餓死嚴重，漸漸地廣人稀。
豪強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戶不跑，隻好減租子，吸引别的豪強地主手下的農民來種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間互相競争，農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來越低了。萬曆末年，陝西還隻降到農六地主四，崇祯初年就已經進一步降到農七地主三了。”
沈樹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連年災荒，地廣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間互相卷，搶着吸引農民來種自己的地。
南方相對災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農民之間互相卷，搶着給地主種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種生産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種生産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說過。
但很快，沈樹人腦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來了：地主都減租子了，陝西農民怎麽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張獻忠都從那兒冒出來的，這點總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這個問題問了出來。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會有此一問，直接拿出來一卷筆記，竟是孫傳庭的著作，估計是後世會被收錄到《鑒勞錄》裏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還沒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孫傳庭的書往那兒一攤，說道：“孫總督早年的筆記，我也讀過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陝西多年，籌措軍糧、督辦租稅勸農的前後始末細節，有些内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現在才算領會了他的苦衷。
孫總督當年就曾好奇：爲何自崇祯初年起，凡他到陝西各處，都看到百姓種地，從不修繕水利，地主想修，也組織不起。甚至百姓種田有不少人還完全不施肥，隻是随便撒種薄種，
不出數年，土地肥力喪盡，又缺乏穩定灌溉，旱年徹底荒裂，沒了草木根系固定土壤，表層好土都變成浮土，來年水多了又把浮土沖走，然後就變成黃土、沙土。好地變成了爛地。
然後，因爲地廣人稀，加上民無餘财不怕遷徙，走到哪兒都不怕沒地種，少數刁鑽之徒，一塊地禍禍三年變成黃沙土後，就換個鄉縣當流民，沒人認識的地方，再僞裝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種一兩年禍禍完了再換地方。
說句良心話，大多數陝西百姓，其實一開始本性也是純良質樸的，他們也不想，但是少數耍詐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當了老實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證‘我好好施肥維護水利的田地，未來也能一直交給我種’。
說不定他承諾施肥、承諾興修水利時，問地主要的條件是‘田租隻收我兩成、或者三成’，地主一開始爲了騙人種地時施肥、維護水利，假裝答應了。
可一旦土地維護好了，過幾年隔壁有流民過來，一開始開價更高，假裝願意給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說不定就‘可憐這些可憐人’，把好地換給他們種了。
原本在這塊好地上施肥、維護水利的農民，其‘永久租佃這塊田’的利益不得保護，久而久之，大家都隻好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無論做農民還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沒好報，老實的先餓死，最後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陝西全剩黃土，良民賢紳也都餓死，越刁鑽越狠毒地越能活下來。”
沈樹人聽完這番長篇大論，才算是徹底陷入了震驚。他唯恐方以智總結得不對，還專門攤開那本孫傳庭的筆記仔細研讀對照。
許久之後，他終于确定，這一切，就是後世經濟學裏幾個最簡單的效應：
對地主，那是公地悲劇；
對農民，那是劣币驅逐良币。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後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後世隻要在農村待過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過農民吐槽農業糾紛的，一般都知道這幾點常識。
在21世紀，一般國内租種一畝地，根據地的好壞，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貴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種地，地租特别貴，那就是租去種西瓜的，幾乎在國内都至少要1500塊一畝每年。
這是因爲現代西瓜特别能吸收土地裏的養分廢料，地種過一年西瓜後，就要休耕一年，再輪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複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種一輪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種西瓜。
所以給瓜農的地租要特别貴，1500一年，爲的就是把後續養地的年份的租金也提前收了。而最歹毒的騙子，往往就會簽約時跟出租方說把地拿去種别的，如果出租者疏于監管，他們就偷偷改種西瓜，然後隻租一年，把地力榨幹種廢後提桶跑路換地方。
沈樹人後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些鬧出大事的租地糾紛，基本都是違約偷種西瓜的。
而如今陝西存在的問題，性質上，其實就跟詐騙偷種西瓜差不多邏輯。一開始是少量擅長詐騙的奸徒，利用人口不足，用一個比較高的承諾地租，騙到好地來種，實際上用破壞式竭澤而漁的種法，過幾年就提桶跑路。
然後誰老實誰吃虧，老實人活不下去，最後被逼模仿。
說到底，是大明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官府對戶律的規範太粗陋僵硬，又沒有類似後來清朝那樣更完善的“永佃權”條款，也沒有西方的“地役權”條款。
有一說一，沈樹人雖然是皇漢，哪怕他穿越之前，對大明的情感也絕對碾壓清朝。但在經濟問題上，朱元璋這個控制欲巨強又什麽都不懂的家夥，實在是爲大明遺禍了幾百年。
大明的經濟治理，但凡有宋朝幾分之一的靈活性，鼓勵性，明确性，都不至于最後這個死法。
朱元璋的仇商，對細分經濟權益的保護，太落後了。他還不讓改大明律，隻讓加，以至于後世皇帝也沒辦法，而官僚集團又樂見其成，巴不得這樣和稀泥，給他們更大的操作空間。
如果大明的律法能管寬一點，細一點，多保護一些如今還沒被定義的權利，那這些情況絕對會不一樣的。
比如，官府要是嚴格執法，“農民跟地主簽了約，我保證每年種田都好好施肥，保證每年付出兩個月勞力維護這塊地區的水利灌溉系統，那麽你就得保證我至少能種這塊田二十年，不能中途因爲别人承諾比我交更高的租子就換人換地”，确保落實到位。
這樣，就相當于是至少有了清朝完善程度的“永佃權”，農民不會擔心他在這塊地上付出的長期勞動、需要長時間才能回本的那些利益，中途被奪走轉走。
就好比後世，一個國家的法律，要規定店主承租了房子之後，在裝修折舊老化年限到期之前，房東不能漲租金，那這個國家的實體店商業才會有人好好幹、用長期主義的心态去幹。
如果允許裝修完了随便漲租，那誰不想短平快賺快錢？竭澤而漁？當然是撈一票就提桶跑路了。
當然，權利義務都是相對的，在嚴格執法、立法，嚴懲“随意轉租有農民長期勞動附加值的土地”的地主的同時。
對于那些一開始帶頭偷奸耍滑種地不施肥、或者類似于後世“詐騙式種西瓜破壞耕地的”農民，也要一碗水端平的嚴懲。
絕對不能因爲他是農民，他就絕對正确，不懲罰——懲罰少數農民中的刁鑽奸徒，恰恰是在保護大多數農民中的老實人，讓他們不會被劣币驅逐良币。
因爲如果刁徒不受法律懲罰，以後地主就會把所有老實農民都當成刁徒來對待、提防、提價。
就好比雖然後世法律不會懲罰“剛入職就懷孕”的人，這是合法的，但久而久之，女性就業機會選擇會被整體壓低。最後是大多數女人中的淳樸老實人爲這些刁鑽的人的行爲在買單。
也很難想象，21世紀承包土地種植的大戶，如果偷偷違約，簽約時簽的是種别的作物，低價拿到地，最後卻偷偷改種西瓜這種破壞性作物，告到法院的話，這種詐騙式承包者肯定會被嚴懲賠償。
沈樹人的出發，也無非是确權明責，定紛止争，給老實人更多保障，同時嚴懲詐騙式出租和詐騙式承租。
想明白這一切後，沈樹人總算是捋明白了該如何解決，也捋明白了曆史上明末在陝西，在農業生産領域，究竟發生了什麽。
沈樹人前世也看過不少明末的小說，陝西耕種條件惡化這個客觀事實，其實他穿越前就有所耳聞，但那些書裏，往往把這事兒解釋爲
“陝西天災太嚴重了，農民不容易，收種比一比六七都達不到，也就是播種一鬥谷子作爲種子，年底收上來的還不到六七鬥，本錢都撈不回多少，這還施什麽肥？所以他們反得有理由，實在是活不下去了”。
這些史料數據是不是客觀事實？當然是客觀事實。
但是這麽簡單粗暴寫的寫手，這種單一的解讀思路，爲了讨好農民出身的讀者來花錢看書，也是夠不要臉的了。
更關鍵是法律太模糊，執法太随意，老實人沒有被法律保護的依據，最後不得不人人被迫刁鑽。一開始刁鑽的隻是極少數，一小撮，最後大多數人被劣币驅逐良币逼出來的。
沈樹人就不怕得罪人，他從來不諱言，他就是要嚴懲那些帶頭刁鑽的人，哪怕他們是農民，他也不覺得懲戒了就違背了ZZZZ了。
“傳我的令，雖說該慢慢立法完善、以後嚴格執法，但亂世須用重典，最近出了這事兒，就要挑幾個典型先示衆一下。
年底這兩個月，在武昌府長沙府嶽陽府，突擊嚴查，有沒有‘誘騙承租農民興修水利、勤加肥田’，但是最後農民付出勞動後，又把這些地以更高的租金轉租他人的地主。
凡是遇到了，就把典型抓來，直接從重治罪，能斬首的一定要斬首，而且要多示衆。
咱一碗水端平，欺騙侵害農民永佃權的地主，和承諾參與水利建設、承諾種地時施肥，最後又不修不施、詐騙式破壞性開發的農民，咱都斬一批。殺完人震懾完之後，咱再正式趁機宣布新的律條，申明各縣各鄉。
向那些原籍陝西的百姓解釋，我們這兒種地收租子收的高，是有道理的。因爲我們的地好，我們這兒維護水利、肥田的付出，有長期保障，别人不能随便拿走，你不同意就不能跟伱換地，能永遠種這塊田種下去。
所以，要把田當成自己的來愛護，不能用種兩年就流竄換塊地的心态竭澤而漁破壞地力。孟子曰，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産，放辟邪侈無不爲矣！皆此之謂也！
一塊地，隻有保證永遠是他租種的，他才會去好好保護！流民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壞了農民保護土地的積極性，隻想着破壞地！
要是再讓李自成張獻忠這種沒有恒産恒心的鬧下去，百年之後，陝西就要徹底變成一片黃土高原了！”
沈樹人這番政策，可謂擲地有聲，也是把方以智聽得佩服不已。
估計後世要是讓沈樹人這種人來立法執法，那麽别人裝修好店鋪後随便漲房租的房東，和低價騙租土地後詐騙式改種西瓜的瓜農，都會被他嚴懲吧。
他很公平，刁鑽的出租人會嚴懲，刁鑽的承租人也會嚴懲，沒有偏向任何一方。
——
PS：今天這個問題也不是想翻案，就是看那麽多明末文沒把流民破壞的經濟學原理說明白，不吐不快。
不小心一章就五千多字了，不好拆，那就不拆了，今天就這樣吧。
我的行文已經盡量四平八穩，甚至因爲爲了四平八穩而有點啰嗦反複強調了。但我知道按流量調性，肯定會有人噴我不體諒農民的，我也認了。
這是個複雜的世界，一碗水端平，把兩邊的壞人都指出來，往往結果就是兩邊都得罪了。說真話就是這下場，好在我成績差我認了。
說句難聽的，我原先在一些物權法理和經濟學原理問題上的論述，經常會出現“承租的租客罵我偏向房東，出租的房東也罵我偏向租客”。
一個人能同時被出租既得利益者和承租既得利益者兩方一起罵，也是本事了。
搞得我都懷疑，是不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既得利益者了，因爲他們都覺得自己是虧的一方，是弱勢群體，所以才要反噴我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