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鄭家人使用過第一輪煙霧彈後，穿越以來一直神經緊繃的沈樹人，總算可以稍微松懈幾天，調整一下狀态。
每天跟新結交的張煌言、顧炎武參加一些堂會、文會，進一步适應明末的社會生活，磨合一下言行舉止。
閑下來的時候，就翻翻《大明律》，慢慢琢磨完善他的“學薛蟠那樣假裝犯事借故去南京”計劃。
反正這些事情急也沒用，沈樹人已經想明白了，事情要分兩手做：
一方面他要籌劃好自己如何犯事、後續如何走司法程序。
另一方面他要靜待鄭家被擠兌中計後、先把鄭森送來蘇州，造成一定的既定事實。
如果後一方面還沒影兒，前一方面就推進得太快，反而有可能引起對方警覺從而壞事。
所以，沈樹人估計自己有半個月的時間，來慢慢琢磨謀劃。
當然，這個過程中，他也不能完全放任事情自然發展，所以騙完鄭家人後的第二天，他就跟父親沈廷揚商量了一下，讓父親趕快回複一封密信給兵部尚書楊閣老，彙報一下眼下的項目進度——
那種需要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才能見成果的項目，中間定期向領導彙報，是很重要的。
可以強調任務遇到的新突發情況、新困難，并且表明自己已經想到辦法解決這些困難。
人在職場，不僅要會做事，還得會來事。抓住一切機會在領導面前表現、多彙報幾次PPT總沒錯。
不過，沈樹人的這種風格，一開始着實讓沈廷揚有些不适應。
沈廷揚這人官場覺悟其實不高，隻是擅長做生意、擅長管理财務賬目，屬于這個時代偏理工科的人才，說白了就是數學好。
尤其沈家有幾百萬兩的家産，沈廷揚這種人做官多年，始終不在乎巴結上官，反正不巴結日子也過得很好了，又不指望靠升官來貪污。
明朝的人工作節奏普遍也慢，通訊也不方便，“事中彙報”的習慣确實沒形成。所以沈樹人這種21世紀職場卷出來的彙報狂，看起來就很顯眼了。
沈樹人反複勸說，跟父親強調：
“楊閣老交辦的這事兒，本來這個月就該有眉目的，現在至少又往後多拖了一個月，而且父親還給國子監回複了一封幫我請病假的信。
這要是不跟楊閣老透個底讓他安心，恐怕等不到這事兒辦完，楊閣老就已經開始記恨我們了。
而且，我們自己送信主動彙報，還可以把鄭家人描述得更加奸詐警覺一些，就說他們消息非常靈通，楊閣老的秘信剛送到我們沈家後不久、鄭家就上門阻撓了。
如此，這事兒暫時沒辦成，罪責也可以往鄭家的刁鑽上推幾分，而我們隻是出于謹慎謀國，沒敢妄動，但已經想盡辦法在促成。”
如此苦口婆心，沈廷揚思量之後，覺得确實有理，就仔細斟酌寫了一封密信，等個合适的時機，讓絕對保密的心腹送去——
當然，這次用的是沈家自己的船和人送信，神不知鬼不覺，鄭家壓根兒不知道沈家跟楊嗣昌有聯絡。
送信的過程，也是頗爲周折，最後一直拖到六月初才到楊嗣昌手上。
這主要是因爲楊嗣昌如今的住所也是飄忽不定。五月初時楊嗣昌還在京城，受命督師六省後就南下了。
原本楊嗣昌定下的駐地應該是在武昌或者襄陽，主要圍堵張獻忠或羅汝才。但他南下途中，就發生了好幾次賊情糜爛擴大的狀況，逼得楊嗣昌不得不一路走一路安排堵漏。
最新的賊情蔓延，往東已經到了淮南的大别山區，主要是馬守應等人爲首的“革左五營”。如果放着不管，就有可能一路蔓延到合肥，威脅到南京的江北地區周邊。
所以楊嗣昌在半路上緊急調整了行程，先在合肥駐紮一段時間，督促駐守合肥的史可法堵住流賊的繼續東擴，等稍稍穩住局勢後，再去武昌和左良玉會合。
好在沈廷揚派去的信使也比較機靈，半路上一路打探消息，才沒有錯過楊嗣昌的駐地，把信送到了合肥。
楊嗣昌百忙之中，對之前交辦的那些小事，其實都有些遺忘了。
如今看到沈廷揚的回信，裏面強調了自己無論如何一定完成楊閣老的使命、還說了鄭家有多麽完善的情報網、消息多麽靈通，得到熊文燦下獄訊息的時間，竟然不比楊閣老您晚多少……
看完之後，沈廷揚好歹也在楊嗣昌心中留下了一個“勤勉”的影響，也充分認識到了這個任務确實有難度，要是後續能做好，一定得好好嘉獎。
……
話分兩頭，
随着時間進入六月初，蘇州這邊，距離沈樹人最初穿越也有十來天了。
十天《大明律》研究下來，他也總算把“如何犯一個需要被提到南京複核的案子”的計劃，初步想出來了。
不得不說，沈樹人的思路，最終還是被《紅樓夢》的路徑依賴所吸引。他想到的辦法，也跟薛蟠“跟馮淵争買香菱、打死人命”比較相似。
但具體細節和違法性設計上，還是截然不同的。
因爲沈樹人畢竟有後世的法律思維，他對“物權和債權”的差異認識度，絕對比任何一個明朝人都深刻。
所以，他一開始就想設計一個“先買的人沒有登記或者交付，隻有契約，而他作爲後買的人，有登記和交付，有官府登記過的公信力證據”，
這樣一旦先買的人上門争奪，那就是“搶奪奴婢”，或者“私闖民宅”，如果對方主動挑起沖突，就算反擊打死了也不犯法。
而且，沈樹人還詳細查閱了《大明律》，還真就找到了一些可以加以利用的邊緣條款。
這事兒用法言法語說起來比較複雜，但是用人話翻譯一下、舉個例子，就很容易讓人聽懂了。
比如，就拿《紅樓夢》上薛蟠打死馮淵的案子來說，曹雪芹原本寫這個案子，是想抨擊“封建豪強惡霸有多嚣張”，
但顯然曹雪芹隻是個文學家，同時也是法盲。這個案子隻要稍微調整一些細節，薛蟠就可以無罪了。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物權法》，但物權高于債權的樸素思想還是有的。
馮淵買香菱、買了之後“要三日之後再來迎娶”，也就是說他買了人之後沒有“交付動産”這個動作，沒有事實上占有香菱。所以他對香菱的權益，還是一個“債權”，是一個相對的契約權。
薛蟠雖然是後買的，但他買的時候看到的香菱，還是一個沒有被“占有”的狀态，他就屬于法律上的“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
而薛蟠并沒有想娶香菱，他多半也不會有“三日後再來隆重迎娶”的儀式。以薛蟠這種呆霸王不重視侍女的脾氣，多半是交了錢就要提人。
當然，《紅樓夢》裏沒說薛蟠付了錢後就提人。但如果薛蟠提了人，那香菱這個“動産”的交易就被他“交付”了，“事實占有”了，“債權”就成功轉化成了“物權”，
而物權是高于債權的，馮淵再拿着契約要到薛家上門要人，如果起了武力沖突，薛蟠就可以憑對方“私闖民宅、奪人奴婢”正當防衛。
這個法律邏輯，跟“一房二賣”類案子中，先買的人隻簽了合同卻沒過戶房産證、後買的人過戶了房産證、打官司到法院，法院就會把房子判給後買并辦了房産證的人，是一個邏輯。
不動産物權看登記，動産物權看交付，沒有登記和交付這個動作，債權就隻是債權，是低一等的相對權。
有了交付或者登記這個動作，才上升到更尊貴的物權、絕對權。
明朝沒有《物權法》，但明朝也是有人身和地産交易的登記/公證制度的，一般賣人賣房，都要地方上的裏長鄉賢、叫上左鄰右舍一起爲見證，登記明白、公示鄉裏。
《大明律.戶律》還規定了典買田宅一定要公證繳納契稅，如果沒有契稅的要鞭笞四十。
而後來的買家如果公證繳納了契稅，那就當然保護後來手續全面的買主。先買而沒公證沒交契稅的但凡上門争奪，就是私闖民宅了。
所以，沈樹人如果設計一個案子，在蘇州地界找一個“别人偷偷買了的女人或者産業，但還沒來得及辦理登記”，然後他也去買，打個時間差搶先做個公證登記，他就可以截胡成功。
如果對方再跟馮淵一樣上門搶奪，他就可以正當防衛個痛快。
不過，思路雖然有了，如何具體實施、如何尋找目标，沈樹人還是有些猶豫的。這才導緻他從五月底一直拖到六月初，放棄了好幾個潛在目标，遲遲不能出手。
畢竟他是21世紀來的人，是有道德底線的，不想對付那些苦哈哈的法盲。
如果一個買女人買産業的人，僅僅是因爲不懂法律、沒有及時登記，就設計引誘激怒對方、再反殺，沈樹人在道德上也有些受不了。
他還是想找個行俠仗義的機會，最好被他反殺的人，本身就是一個欺男霸女的惡霸，他再去以毒攻毒、以陰制陰，那就完全沒有心理負擔了。
而且，如果對方不夠惡霸的話，被截胡了之後很有可能直接選擇認慫，都不會上門争鬥，那沈樹人還正當防衛個毛線？
你首先得做好情報調研，确保被你招惹的人是個一點就爆的炮仗，不能是膽小怕事之輩。
所以，沈樹人才暫時放緩了節奏，不到最後關頭，他甯可再等等，多找找看值得他懲戒的目标。
在這個尋找的過程中，沈樹人數次失敗、放手、轉變目标，但這些失敗嘗試也不是完全沒有成果，至少讓沈樹人又總結出了幾條選取目标的指标。
“看來，要選擇那些至少涉及成千上萬兩銀子的大額交易标的來截胡，同時這個交易标的價值還得是之前被嚴重低估了的、截胡之後有很大的溢價空間。
如此一來，被我截胡的人才有比較高的概率是有實力、不怕事的惡霸。同時也有足夠強力的動機，來把被截胡的标的搶回去。
要是跟薛蟠買香菱的案子那樣，花五兩銀子就能買到的丫頭，那原買主可不就得是馮淵那種苦哈哈膽小怕事的小鄉紳了？這種人一來殺他太無辜，二來多半也沒膽子反抗。”
總結出這條寶貴經驗後，下一步的問題，就成了：如何在蘇州府地界，短期内就找一個涉及成千上萬兩的“不規範交易”來截胡呢？
涉及到這種金額，如果是買莊園田産，那多半能有良田、桑園數百畝以上，或者是有配套的繡紡、織紡等工場一并轉讓。這樣的大交易，每年都不多見的，短時間内要找到，很不容易。
如果不是買莊園田産，而是買女人，那幾千兩銀子基本上都是花魁贖身級别的交易了。要找到這樣的女人剛好被贖身能打時間差、還有人争風吃醋，似乎也不容易。
偏偏沈樹人打聽這些消息時，還得拐彎抹角地打聽，哪怕是動用父親的勢力和資源，他也不敢明說自己到底要找什麽。畢竟這種卑鄙的手段不好徹頭徹尾說出來。
……
時間轉眼來到六月初五。
這天按說又是輪到沈樹人包場堂會請客，請張煌言、顧炎武等人文會切磋、讨論時政的日子。
沈樹人知道憋在家裏也無助于謀劃，《大明律》上相關的篇目他也學得差不多了，便一大早就存着心事前去赴約。
沒想到，堂會上表哥和顧炎武的幾句随口起哄，倒是啓發了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