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六月初回到鄉下以後，又做起他往常的事情。他一天到晚忙農活兒，和莊稼人以及鄉親們打交道，忙家務事，代管姐姐和哥哥的地産，管管妻子和親戚的事，照料嬰兒，而且從今年春天起他又迷上了養蜂。
他做這些事，不是因爲他像過去那樣，根據什麽公衆的看法認爲這都是他分内的事；相反，現在他一方面因爲做公衆福利事業失敗感到灰心喪氣，另一方面因爲心事太多和從四面八方壓到他身上的事情太多，他已經完全不考慮什麽公衆福利了。他做這些事，隻是因爲他覺得他必須做他所做的事，覺得他不能不做。
以前（差不多從童年開始，一直到他完全長大成人），當他盡心竭力要爲大家、爲人類、爲俄國、爲全村做些有益的事時，他發現，這種想法是令人愉快的，但所做的事情本身往往是不如人意的，對于事情是否有必要，也缺乏充分的信心，而且開頭顯得那樣重大的事情，越來越變得無足輕重，到最後不了了之；現在，他在結婚之後越來越滿足于爲自己生活了，雖然在想到自己做的事情時沒有什麽高興的，但完全相信他做的事是必要的，也看到他的家業比以前興旺了，規模也越來越大了。
現在他好像身不由己，像一張犁往土裏越紮越深，不犁出一條犁溝是拔不出來的。
像祖祖輩輩一樣過家庭生活，也就是說，像他們那樣教育孩子，讓孩子們具有他們那樣的文化教養，無疑是必要的。這就好像餓了必須吃飯一樣；而要吃飯，就必須做飯，也就是必須把波克羅夫村的農業經營得有足夠的收入。就像有債必須償還一樣，必須把祖傳的地産經營好，讓兒子将來繼承遺産時會感激父親，就像列文感激祖父爲他創立了家業那樣。因此就不能出租土地，必須親自經營，必須飼養家畜，往地裏施肥，培育樹林。
哥哥和姐姐的事不能不辦，一向習慣于向他求助的莊稼人的事，也不能不管，就好比抱在手裏的孩子，不能扔掉。不能不操心，讓請來做客的姨姐和孩子們，也讓妻子和嬰兒生活得好些，也不能不花點兒時間陪陪他們。
這一切再加上打野物和養蜂的新愛好，就使列文的生活十分充實了，不再像過去冥思苦想時那樣覺得生活沒有什麽意思了。
但是，列文除了清楚地知道他應該做什麽以外，他同樣也知道這一切應該怎樣做，知道怎樣分清輕重緩急。
他知道，雇人幹活兒應當盡可能便宜些；但是用預先付錢，付錢低于應得工錢的辦法使幹活兒人聽從擺布，那是不應該的，雖然這是很占便宜的。可以在沒有草料的時候向莊稼人出售幹草，雖然也可憐他們；客店和酒店應當取締，雖然很賺錢。砍伐樹木應該從嚴處罰，但莊稼人把牲口放到莊稼地裏不應該罰款，也不應該扣留放到莊稼地裏的牲口，雖然這會使看守人懊惱，使莊稼人無所顧忌。
彼得每月要付給高利貸者百分之十的利息，就應該借錢給他，讓他還掉高利債。但不能讓拖欠地租的莊稼人賴賬或者拖欠。草地不割，把草糟蹋了，不能原諒管家；但種上樹苗的八十畝地不能割草。長工在農忙時節回家去料理父親的喪事，不管怎樣可憐他，卻不能原諒他，應該扣除他在正忙時候曠工的工錢。但對于什麽事也不能做的老仆人，不能不按月發給生活費。
列文還知道，一回到家裏必須首先去看看身體不舒服的妻子；而有的莊稼人已經等了他三個鍾頭，可以讓他們再等一會兒。他也知道，雖然侍弄蜜蜂是一大樂事，但他有時應該放棄這種樂趣，讓老頭兒一個人侍弄蜜蜂，他要去和那些到養蜂場來找他的莊稼人商量事情。
他的所作所爲好不好，他不知道，而且他現在不僅不想去弄個明白，而且避免去談和去想這些事。
翻來覆去想多了，反而使他困惑了，使他看不清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了。當他不再多想，而隻是活着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心裏有一位公正的法官，能夠在兩種做法都有可能的時候判斷出哪一種好，哪一種壞，他的做法一有什麽不對頭，他立刻就能感覺出來。
他就這樣活着，不知道也無法知道他是怎麽一回事和他爲什麽活在世上，而且因爲這種渾渾噩噩痛苦得不得了，以至于害怕會自殺，然而同時他堅定不移地走着他的獨特的、明确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