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剩了她一個人，她反複琢磨他那種表示有權自由行動的目光，就像往常那樣歸結爲一點，那就是意識到自己的低下。“他有權利想什麽時候走就什麽時候走，想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不但可以走，而且可以把我丢下。他什麽權利都有，我什麽權利也沒有。可是，他知道這一點，就不應該這樣做呀。不過，他究竟幹了什麽事呢？……他帶着冷峻和嚴肅的神氣看了看我。當然，這不能表示什麽，算不了什麽，不過這是以前不曾有的呀，所以這目光是大有含義的。”她想道，“這目光就表示，開始冷了。”
盡管她認定開始冷了，她還是無可奈何，不論在哪一方面都無法改變自己對他的态度。她還是像以前一樣，隻能用愛情和美貌把他拖住。還是像以前一樣，隻有白天做事情，晚上服嗎啡，才能擺脫可怕的想法，不再去想，如果他不愛她了，她會怎麽樣。是的，還有一個辦法：不是拖住他——她所以拖住他，隻是因爲她要他的愛情，别的什麽也不要——而是和他更緊密，造成一種狀況，讓他無法抛棄她。這辦法就是離婚和結婚。所以她現在願意這樣了，并且拿定主意，隻要他或者司基瓦一說起這事，她立刻就表示同意。
她就抱着這樣的想法在沒有他陪伴的情況下過了五天，這是他應該不在家的五天。
她散步，同瓦爾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兒，有時到醫院裏去看看，主要的是看書，看了一本又一本，這樣來打發時間。可是到了第六天，當車夫趕着空車回來時，她再也無法不思念他，無法不思考他在外面做什麽了。就在這時候她的女兒病了。安娜就親自照料起女兒，但就是這樣她也無法忘卻，何況女兒的病又沒有什麽危險。不論她怎樣努力，她也不愛這個女孩兒，她也不會裝作愛她。這天傍晚，剩下她一個人的時候，她覺得非常爲他害怕，就打定主意到城裏去找他，可是好好想了想以後，就寫了伏倫斯基收到的那封前後矛盾的信，也沒有重看一遍，就派專人送走了。第二天早晨她接到他的信，就後悔自己不該寫那封信。她戰戰兢兢地等待着他再一次投來他臨走時向她投來的那種冷峻的目光，特别是在他了解到女兒病情并不嚴重的時候。不過她還是很高興自己給他寫了信。現在安娜已經在心裏承認，他已經覺得她是累贅了，他爲了回家而抛棄自己的自由是會感到惋惜的，盡管這樣，她想到他就要回來了，還是非常高興。就讓他覺得是累贅吧，可是他就要跟她在一起，她可以看到他，知道他的一舉一動了。
她在客廳裏，坐在燈下，拿着泰納[1]的一本新書讀着，聽着外面的風聲，時時刻刻等待着馬車來到。有好幾次她覺得聽到了車輪聲，然而都是她聽錯了；終于她不僅聽到了車輪聲，而且聽到了車夫的吆喝聲和有頂的大門口轟隆的聲音。就連一個人在用紙牌算卦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也說聽到了，所以安娜一下子就紅了臉，站起來，但是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走下樓去，而是站住沒有動。她忽然因爲自己欺騙了他而覺得羞慚起來，但最擔心的還是不知他會如何對待她。受侮辱的感覺已經消失，她害怕的就是他的不滿意表情。她想起女兒的病昨天就完全好了。恰恰就在她把信送出去的時候，女兒的病就好了，她甚至因此生起女兒的氣。然後她想起他來，想起他已經來了，想起他整個的人、他的手、他的眼睛。她聽到了他的聲音。于是她忘記了一切，歡歡喜喜跑去迎接他。
“啊，安妮怎麽樣？”他望着向他跑來的安娜，在樓下很擔心地問。
他坐在椅子上，仆人正在給他脫暖靴。
“沒什麽，她好些了。”
“你呢？”他一面拍打身上的灰塵，一面說。
她用雙手抓住他的一隻手，拉到自己腰邊，一面用眼睛盯着他。
“嗯，我很高興。”他說，一面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着她的頭發、她的連衫裙，他知道她是爲他穿起這身服裝的。
這一切都使他喜歡，但已經使他喜歡過多少次了呀！于是她非常害怕的那種石頭般的冷峻表情又出現在他的臉上。
“嗯，我很高興。那你身體怎麽樣？”他用手帕擦了擦潮濕的胡子，吻着她的手說。
“沒什麽，”她心想，“隻要他在這兒就行，他在這兒就不會不愛我，不敢不愛我。”
他們由瓦爾瓦拉公爵小姐陪着又幸福又愉快地度過了一個黃昏。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對他抱怨說，他不在家，安娜又服嗎啡了。
“有什麽辦法呢？我睡不着啊……一想起來，就睡不着。有他在家，我從來不服。幾乎從來不服。”
他說了說選舉的情形，安娜也很會提問題，引他談最使他開心的事情，也就是談他的成功。她也對他說了說家裏最使他感興趣的事情。她說的事情都是最令人高興的。
到了夜裏，等到隻剩下他們兩個人，安娜看出她又完全把他迷住了，就想消除那封信給他造成的不愉快印象。她說：
“你老實說說，你收到信很惱火吧，你不相信我吧？”
她一說過這話就明白了，不論他現在和她怎樣恩恩愛愛，他并沒有原諒她這一點。
“是的，”他說，“那封信太奇怪了。一會兒說安妮病了，一會兒又說你要親自去。”
“那都是實話。”
“我并沒有懷疑啊。”
“不，你懷疑了，我看出來，你很不滿意。”
“一點兒也沒有懷疑。我隻是不滿意，這是真的，不滿意的是，你好像不肯承認，我還有一些義務……”
“參加音樂會的義務……”
“不過，咱們不談了。”他說。
“爲什麽不談呢？”她說。
“我隻是想說，會有一些事是非辦不可的。就比如現在，我必須到莫斯科去，爲房産的事……唉，安娜，你爲什麽這樣愛生氣呀？難道你不知道，我沒有你就沒法兒活嗎？”
“要是這樣，”安娜忽然換了一種口氣說，“那你就會覺得這種生活是累贅了……是啊，你隻回來住一天就要走了，就像那些……”
“安娜，這太過分了。我整個生命都願意獻出來……”
但是她不聽他的。
“你要是去莫斯科，那我也去。我不能一個人待在這兒。要麽咱們分手，要麽就在一塊兒過。”
“你要知道，我也是這樣希望的啊。可是，要想這樣……”
“就要離婚，是嗎？我這就給他寫信。我看出來，我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不過我要和你一起上莫斯科去。”
“你這等于是威脅我。我也是再不希望什麽，隻希望和你永不分離。”伏倫斯基笑着說。
不過，在他說這種溫柔話的時候，他的眼睛裏閃着的不光是被逼得走投無路、發起狠來的人那種冷冷的、兇狠的目光。
她看到了這目光，并且猜到了這目光的含義。
“要是這樣，那就倒黴了！”他的目光說。這是瞬間的印象，可是她再也忘不掉了。
安娜給丈夫寫了一封信，要求離婚。十一月底，送走了要去彼得堡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以後，安娜就和伏倫斯基一起上莫斯科了。他們現在像正式夫妻一樣住了下來，每天都在等待卡列甯的回信，好接着辦離婚手續。
[1]泰納（1828—1893年），法國文學家、哲學家，文化史學派的創始人。著有《曆史與批評文集》和《藝術哲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