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倫斯基雖然表面上過着很輕浮的社交生活，實際上他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當他年紀很輕，還在武備學校的時候，有一次手頭拮據，向别人借錢，遭到拒絕，他感到非常難堪，從此他就再也不使自己落到那樣的地步。
他爲了使自己的生活保持正常，每年有四五次（次數多些或少些，看情形而定）關起門來審查自己的收支情況。他把這叫作核算或者清理。
賽馬後的第二天，伏倫斯基很晚才醒來，不刮臉，也不洗澡，穿起軍服上衣，把錢、賬單和信件攤在桌上，就算起賬來。彼特利茨基醒來看到這個同事坐在桌邊，知道他在這種情況下容易發火，就輕悄悄地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免得打擾他。
任何一個人，如果詳盡地了解自己種種情況的全部複雜性，都不免會認爲這種種複雜情況以及弄清這些情況之難，隻是他個人遇到的偶然的特殊情形，但他怎麽也想不到，别的人也都有自己的情況，也像他的情況一樣複雜。伏倫斯基就是這樣。所以他心裏不免得意也不無理由地想，任何别的人如果處在他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都會十分狼狽，免不了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伏倫斯基覺得，現在他很需要盤算盤算，弄清自己的狀況，以避免造成狼狽的局面。
伏倫斯基先從最容易的着手，算算自己的收支狀況。他用很小的字把自己所欠的賬寫在一張信紙上，算了算，看到自己欠債一萬七千盧布，還有幾百盧布的零頭，爲了計算方便，就抹掉了。又數了數現款和銀行存款，發現隻剩下一千八百盧布，在年底以前也不會再有什麽收入了。伏倫斯基把債務清單又看了一遍，把債務分成三類，重抄了一遍。第一類是必須立刻償還的，或者，不管怎樣，必須準備好還債的現款，以便在債主來讨時立即償還。這一類欠款大約有四千盧布：一千五百盧布是買馬欠的，兩千五百盧布是他要爲年輕的同事維涅夫斯基付的擔保金，因爲維涅夫斯基當着他的面輸給一個賭棍這麽多錢。伏倫斯基當時就想把錢付清（當時他身上有錢），可是維涅夫斯基和雅什文堅持他們以後自己付，不讓伏倫斯基付，因爲錢不是他輸的。這樣倒也很好，可是伏倫斯基知道，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雖然他參與這件事不過是因爲他替維涅夫斯基做了口頭擔保，但他必須準備好這兩千五百盧布，以便擲給那個賭棍，免得跟他啰啰唆唆。就這樣，爲了清償這一類最緊迫的債務，要有四千盧布。第二類是不太緊迫的債務，要八千盧布。這主要是欠賽馬場馬房的，賣燕麥和幹草的，欠英國馴馬師和馬具商等人的。在這一類債務中，也必須拿出兩千盧布分别應付一下，才能完全說得過去。最後一類債務是欠商店、旅館和裁縫的，倒是用不着憂慮。所以，他目前至少需要有六千盧布來開銷，可是他隻有一千八百盧布。如果伏倫斯基整個經濟狀況像大家估計的那樣，他是一個每年有十萬進項的人，那他有這樣一些債務，是不會爲難的；可是問題就在于，他遠遠沒有十萬進項。他父親留下的大宗産業，每年就有二十萬進項，可是兄弟之間還沒有分過财産。況且哥哥娶了沒有任何财産的十二月黨人的女兒瓦麗雅·契爾科娃公爵小姐，背了一身債，伏倫斯基就把父親産業的全部進項都讓給了哥哥，說定每年自己隻要兩萬五千盧布。他當時對哥哥說，隻要不結婚，這些錢足夠他用了，他大概是永遠不會結婚的。他哥哥率領的是一個最闊氣的團，又是剛剛結了婚，所以不能不接受他的厚贈。他母親自己也有一份産業，除說定的那兩萬五千盧布以外，每年她還給他兩萬盧布，他年年都要把這些錢花個精光。最近母親因爲他的戀情和離開莫斯科與他發生争執之後，就不再給他寄錢了。伏倫斯基過慣了每年開銷四萬五千盧布的日子，今年隻有兩萬五千盧布的收入，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他又不能爲了擺脫困境，向母親要錢。他昨天收到母親一封來信，感到特别惱火，因爲信中暗示，她樂意幫助他在社交界和官場上取得成就，不樂意幫助他去過那種有失面子的生活，那種生活是整個上流社會所不齒的。母親想收買他，深深刺傷了他的内心，使他對她更加冷淡了。但他也不能收回已經說過的慷慨大方的話，雖然他現在模模糊糊預料到他和安娜的關系裏可能會出現的一些情況，他覺得自己這種慷慨大方的話說得太輕率了，他就是不結婚也可能需要有十萬盧布的收入。但收回諾言是不行的。他隻要一想起嫂子，一想起這位可愛而善良的瓦麗雅一有機會就向他提起，她永不忘記他的慷慨大方，非常珍視他的慷慨大方，就知道不可能收回諾言了。這種事就像毆打婦女、偷竊和說謊一樣，是不能做的。隻有一個辦法是可行的，伏倫斯基就毫不猶豫地決定用這個辦法：向高利貸者借一萬盧布，這不會有什麽困難，另外要節省日常開支，再賣掉幾匹賽馬用的馬。他打定主意之後，立刻給羅蘭達卡寫了一封信，因爲羅蘭達卡幾次派人來說要買他的馬。然後他叫人去請英國馴馬師和高利貸者，又根據賬單把現有的錢分配了一下。做完了這些事，他就給母親寫了一封又冷淡又尖刻的回信。然後又從皮夾子裏掏出安娜的三張紙條，看了一遍，就燒掉了。他想起昨天同她談的一番話，于是沉思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