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布朗斯基穿好衣服，往身上灑了香水，抻了抻襯衫袖子，習慣地把香煙、皮夾子、火柴、系着雙股鏈子和墜頭的懷表分别放進幾個口袋，抖了抖手帕。盡管家庭遭遇不幸，但覺得自己渾身上下還是潔淨、芳香、健康、舒适的，帶着這樣的感覺輕輕抖動着雙腿走了出去。來到餐廳裏，這兒已經擺好咖啡等着他了，咖啡旁邊還有信件和衙門送來的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個商人寫來的，那商人要買他妻子莊園裏的樹林。那樹林是要出賣的，不過現在還沒有同妻子和好，這事根本談不上。最不愉快的是，這樣一來，擺在面前的他與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摻雜上金錢利害關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錢關系的支配，一想到他會爲了出賣樹林而想方設法同妻子和好，就覺得是受了侮辱。
奧布朗斯基看完信，就把衙門裏送來的公文拉過來，迅速地翻閱了兩件公文，用粗大的鉛筆做了幾個記号，便把公文推開，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開油墨未幹的晨報，看了起來。
奧布朗斯基訂閱的是一份自由主義的報紙，不是極端自由主義的，而是代表大多數人主張的報紙。盡管他對科學、藝術、政治本身一概不感興趣，他還是堅持大多數人及其報紙在這些領域的觀點，隻有大多數人改變了觀點，他才改變觀點，或者不如說，不是他改變觀點，而是觀點本身在他腦子裏悄悄地變化。
奧布朗斯基從不選擇什麽派别和觀點，而是這些派别和觀點自動來找他，就像他從不選擇帽子和衣服的式樣，隻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由于進出上流社會，也由于通常在成年期漸漸發達的思維需要有一定的活動，他必須有觀點，就像必須有帽子一樣。至于他選擇自由派，而沒有選擇他的圈子裏不少人都選擇的保守派，那也不是因爲他認爲自由派主張更合情合理，而是因爲自由派主張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說，俄國一切都很糟，确實如此，奧布朗斯基就負債累累，錢簡直不夠用。自由派說，婚姻是過時的制度，必須進行改革，确實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給奧布朗斯基帶來樂趣，而且還要迫使他撒謊、作假，這是違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說，或者應該說是暗示，宗教不過是鉗制那一部分野蠻人的，确實如此，奧布朗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禮拜，也覺得兩腿酸痛，而且他簡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點兒就不錯了，何必用那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兒談論來世。此外，愛開玩笑的奧布朗斯基有時喜歡捉弄老實人，說，既然誇耀祖先，就不應該追溯到留裏克[1]爲止，而忘記自己的祖先——猴子。就這樣，自由主義傾向成了奧布朗斯基的癖好，他愛自己的報紙，就像飯後的雪茄一樣，因爲報紙可以在他的頭腦裏布起一層淡淡的霧。他看了社論，社論中說，在我們這時代，叫嚷什麽激進主義有吞沒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險，叫嚷什麽政府必須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禍害，是毫無必要的，相反，“我們認爲，危險不在于臆想的革命禍害，而在于阻礙進步的傳統勢力之頑固”，等等。他又讀了論述财政問題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邊沁[2]和穆勒[3]，并且不指名地諷刺了政府某部。他憑着機靈的頭腦，能夠揣摩到任何諷刺的内涵：出自何人之手，針對何人，因何事而發。這往往可以使他得到一定的樂趣。可是今天他一想到瑪特廖娜的勸告和家裏如此不順遂，這種樂趣就煙消雲散了。他還看到貝斯特伯爵已赴威斯巴登的傳聞，還看到根治白發、出售輕便馬車、某青年征婚的廣告，不過這些事沒有像往常那樣使他暗暗覺得好笑和開心。
他看完報紙，喝過第二杯咖啡，吃過黃油面包，就站起身來，拂了拂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寬寬的胸膛，很高興地笑了笑，這不是因爲心裏有什麽特别快活的事——這高興的笑是良好的胃口引起的。
不過這高興的笑頓時使他想起了一切，于是他沉思起來。
門外響起兩個孩子的聲音（奧布朗斯基聽出那是小兒子格裏沙和大女兒丹尼娅的聲音）。他們在拖拉什麽東西，把東西翻倒了。
“我說嘛，不能叫乘客坐在車頂上。”女兒用英語叫道，“快扶起來！”
“全亂了套。”奧布朗斯基想道，“孩子們沒有人管了。”他走到門口，喚了喚孩子，兩個孩子丢下當火車玩兒的匣子，朝父親跑來。
女孩兒是父親的寶貝，大膽地跑了進來，摟住父親，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樣，高高興興地聞着他的絡腮胡子散發的香水氣味兒。最後，女孩兒吻了吻他那因爲彎腰憋得通紅的、閃着慈愛光輝的臉，松開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親把她拉住了。
“媽媽怎麽樣？”他用手撫摩着女兒那光滑、嬌嫩的脖子，問道。“你好。”他又微微笑着回答男孩兒的問候。
他意識到自己不怎麽喜歡男孩兒，于是他總是竭力表現一視同仁；可是男孩兒感覺出了這一點，所以看到父親冷淡的微笑，沒有報以微笑。
“媽媽嗎？她起來啦。”女孩兒回答說。
奧布朗斯基歎了一口氣。“這麽看，她又是一夜沒睡。”他想道。
“怎麽樣，她快活嗎？”
女孩兒知道父親和母親吵過嘴，知道母親不會快活，父親應該知道這一點，知道他這樣若無其事地問這話是裝模作樣。她爲父親紅了臉。他也立刻明白了這一點，臉也紅了。
“我不知道。”女孩兒說，“她沒叫我們上課，叫我們跟古麗小姐上奶奶家去玩兒。”
“好，去吧，我的好丹尼娅。哦，等一下。”他還是把她拉住，撫摩着她的嬌嫩的小手說。
他從壁爐上取下昨天他放在那裏的一盒糖果，挑了她喜歡的兩塊給她，一塊巧克力，一塊軟糖。
“給格裏沙嗎？”女孩兒指着巧克力問。
“對，對。”他又撫摩了幾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頭發根兒和脖子，這才把她放開。
“馬車套好啦。”馬特維說。“不過有一個女人找您有事。”他補充說。
“來了很久了嗎？”奧布朗斯基問道。
“有半個鍾頭了。”
“我對你說過多少次，有人來要立即通報！”
“至少也得讓您把咖啡喝完呀！”馬特維是用十分關切的粗大嗓門兒說的，叫人沒辦法生氣。
“好啦，快請她進來。”奧布朗斯基煩惱得皺着眉頭說。
來人是卡裏甯上尉的妻子，求辦的是一件無法辦到的、沒有道理的事，但是奧布朗斯基還是照常請她坐下，用心聽她說完，不打斷她的話，聽完後又耐心地給她出了一個主意，告訴她去找誰，怎樣去找，而且又快又一絲不苟地用他那粗大、潇灑、漂亮而清楚的筆迹給她寫了一封信，寫給一個可能有助于她的人。奧布朗斯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拿起帽子，站住，想想自己是不是忘了什麽。看來，他什麽也沒有忘，除了他希望忘記的妻子。
“唉，咳！”他垂下頭，漂亮的臉上出現了苦惱的表情。“去還是不去？”他自己對自己說。于是心裏有一個聲音對他說，不必去，除了虛僞作假之外，再也不會有什麽，修補和改善他們的關系是不可能的，因爲不可能再使她變成美貌迷人的女子，他也不可能變成心如死灰的老頭子。除了作假和說謊，現在不可能有别的結果，而作假和說謊是違反他的本性的。
“不過早晚還是得做的，總不能這樣下去呀。”他竭力給自己鼓氣說。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煙，點着了，吸了兩口，就丢進貝殼煙灰缸裏，快步穿過幽暗的客廳，推開另一道門，走進妻子的卧室。
[1]留裏克，俄國的開國者。
[2]邊沁（1748—1832年），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創始人。
[3]穆勒（1806—1873年），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曆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