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中堅派清廉耿介
張厲生留法歸來，先入CC系，後轉投陳誠集團，是陳誠手下得力幹将，赴台後仍官運亨通，與陳誠配合默契，政績突出，後出使日本。由于曆史潮流不可阻擋，蔣介石把中日建交歸咎于張厲生“工作不力”。從此賦閑在家，晚境清貧，靠親友資助度日。
小檔案
姓名字号：張厲生，字少武，原名維新
籍貫：河北樂亭
生卒年月：1901年6月17日——1971年4月20日，卒年70歲
畢業院校：法國巴黎大學
最高職務：行政院副院長
家庭：
父親——張繩武，棄農經商闖關東
妻子——班一士，兒女九個
簡曆
1901年——6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
1909年——入私塾讀書。
1915年——考入樂亭縣立高等小學。
1916年——考入張伯苓創辦的天津南開學校。
1920年——在親友的資助下赴法國留學，先入迪埃樸學院和默倫學院補習法文和投考大學的課程。
1922年——考入巴黎大學。
1924年——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
1928年——任南京衛戌司令部秘書、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
1929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32年——任豫颚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黨務處處長。同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員。
1936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1937年——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秘書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8年——任國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長。
1942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1944年——任國民政府内政部部長。
1947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
1948年——任内政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同年，任行政院（第一任）副院長。
1949年——任“台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主任委員。
1950年——任行政院（第二任）副院長。
1957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1959年——任“駐日本大使館”大使。
1971年——4月20日于台北逝世，享年70歲。
一、寒門才子，家庭事業雙豐收
1. 南開學校的優等生
坐落于渤海之濱的河北省樂亭縣，北望長城，物産豐富，地理條件優越，是共産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鄉。同時，這裏還誕生了一位極端反共的國民黨要人——張厲生。
張厲生自幼家貧，“隻有正房間半，廂房三間，别無恒産”。張家世代務農，爲了全家人的生計，張厲生的父親張繩武曾棄農經商闖關東，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的暴行，極爲憤慨。由于過激言行，他招來日本人的嫉恨，曾一度被抓入獄，吃盡苦頭。
張厲生從小便常聽父親說起日本人的暴行，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性格，也慢慢成長爲同父親一樣，嫉惡如仇，愛打抱不平。
當時，樂亭縣屬第六鄉管轄，該鄉鄉長叫周子申，有财有勢，專橫跋扈，魚肉鄉裏，是個出了名的劣紳，因他排行老四爲人又嘎，人送綽号“周四嘎”。百姓雖對周四嘎痛恨不已，但又敢怒不敢言，隻能默默地逆來順受。
張厲生18歲時，利用學校假期，回鄉探望親人，聽到鄉親們議論周四嘎爲非作歹之事，氣憤不已，義正言辭對鄉親們說：
“此害不除，民不聊生！”
接着，他開始搜集周四嘎的罪行，最終與同窗好友郭成聯名寫了狀詞，呈到縣衙，控告周子申依仗職權，欺壓鄉民，敲詐勒索，侵吞公款，爲非作歹，草菅人命等罪行。
縣官看過這份狀詞，爲狀詞的罪行充分，文字犀利，爲民申冤驚訝不已，認爲這是出于高人之手，故不敢輕視，決定馬上受理，立即傳周子申審訊。
過堂時，周子申自恃權貴，開始滿不在乎，根本沒把張厲生等人放在眼裏。不想在答辯時，周子申才傻了眼。
張厲生義正言辭，據理控訴，口若懸河，句句擊中要害，說得周子申無以辯駁，大汗淋漓，漲紅着臉直跺腳，最終隻能低頭認罪。
但畢竟官官相護，周子申隻是被撤銷鄉長職務，并未受到任何刑事處罰。但即便如此，鄉親們仍感到出了一口惡氣，暢快淋漓，對張厲生刮目相看。
張厲生能夠如此能言善辯，取決于過去十年的寒窗苦讀。他8歲入私塾，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養成了勤奮學習、一絲不苟的習慣。14歲時考入樂亭縣立高等小學，不幸的是，此時父病病逝，年輕的寡母領着張厲生兄妹艱難度日，無力供張厲生繼續上學讀書。好在張厲生成績優異，深受該校校長、經學家劉錫三的嘉許。因此，親戚們十分看好張厲生的前途，紛紛慷慨解囊，資助張厲生繼續入學深造。
1916年，張厲生不負衆望，以優異成績考入張伯苓創辦的天津南開學校。
南開學校的辦學宗旨是“革除舊習，培植青年，拯救國家”，該校嚴謹的教風對張厲生影響很大。在這裏，他與周恩來相遇，成爲同學，一起讀書，但後因兩人志向不同，政見不合，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雖然在南開大學期間，張厲生無論學識還是見識上，都得到很大提高，但當時南開同學多爲富家子弟，張厲生雖然成績特别優秀，但衣履寒伧，受盡歧視。
這段期間，張厲生感到自尊、人格受到傷害，以緻一生難以忘懷，後來每當和人談起南開經曆，他都憤慨不已。
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張厲生在對南開校長張伯苓衷心敬仰的同時，對他所辦的教育事業，一直認爲尚有商榷之處。
也是在南開讀書期間，張厲生經人介紹結識了知名學者、資産階級革命家吳稚晖，對吳稚晖的學識、見識崇拜不已。
當時吳稚晖在唐山路礦學校執教，張厲生經常登門拜訪，向吳稚晖請教問題，深受吳稚晖影響。吳稚晖竭力倡導青年學生留法勤工儉學，并創辦了華法教育會。受其影響，張厲生未等在南開學校畢業，便到北京朝陽學院法律專修科預備班學習歐洲史和法語，希望能夠留法勤工儉學。
也正是在留法期間，張厲生拉開了他一生極端反共的序幕……
2. 拉開反共的序幕
1920年，張厲生在親友的資助下，懷着激動的心情，同天津一批青年從上海乘坐輪船遠赴法國留學。
途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就在輪船抵達西貢時，張厲生突然提出放棄留學回國。
原來，張厲生乘坐的輪船，一路上不斷遭遇風浪，張厲生被颠簸得嘔吐不止，實在忍無可忍，便在輪船停靠西貢時對同行的同學說：
“我實在堅持不住了，決定放棄此次留學機會，我們就此别過吧。”
同行的同學立即勸阻張厲生，勸他不要半途而廢，堅持幾日，便可大功告成。在衆人的阻攔下，張厲生最後放棄了這個錯誤的決定，與大家一起繼續西行。
這年年底，張厲生抵達馬賽，次年初來到巴黎，開始了勤工儉學的生活。
張厲生先入迪埃樸學院和默倫學院補習法文以及報考大學的課程，于1922年秋考入巴黎大學，專攻社會學，兼修社會經濟、政治經濟等課程。
1923年，張厲生經李石曾等人介紹，在巴黎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當時，适逢國共第一次合作之初，周恩來、李富春等80多名旅歐的中共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了旅歐國民黨組織。
1924年，國民黨巴黎分會成立，張厲生和周恩來當選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李富春當選監察委員。
張厲生雖和周恩來是同學，但他反對國共合作，尤其看到旅歐學生領導權基本落入共産黨人手中，更是心懷不滿，稱共産黨是“靠着國民黨幫他革命，大功告成，就要鵲巢鸠占，殺孫中山來祭紅旗”。
張厲生召集國民黨右派分子，對抗周恩來、李富春、王京歧等共産黨人。在革命主張、宣傳口徑以及對旅歐學生領導權等問題上，雙方發生争執，鬥争愈演愈烈。
後來，周恩來、李富春回國，王京歧仍留在巴黎，便發表文章攻擊張厲生，并召開駐法總支部大會，以張厲生大肆宣傳反共言論，破壞國共合作爲名，開除張厲生國民黨黨籍。
失去了國民黨黨籍，導緻張厲生1925年夏回國後，一時不能參加國民革命，因而默默無聞了一段時期。這段時間，張厲生在上海大學任主任教授，并在此期間，結識了陳果夫，其反共思想觀點與陳果夫一緻，因而受到陳果夫的賞識。
陳果夫與蔣介石關系匪淺，其二叔陳其美與蔣介石是結拜兄弟，對蔣介石有提攜之恩，因此蔣介石對陳果夫特别關照和倚重。能得到陳果夫的賞識，等于爲張厲生以後的政治生涯打，開了一扇成功之門。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1927年1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張厲生随即來到武漢。但因武漢國民黨左派實力強盛，張厲生始終堅持反共立場，在這裏自然尋不到用武之地。得不到重用，張厲生苦悶不已，隻能韬光養晦等待機會。
不久，張厲生離開武漢，參加了國民革命軍，被任命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軍政治部主任，随軍參戰。不久又應杭州市長邵元沖之邀，前往杭州任市政府主任秘書。
“四一二”清黨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由于張厲生在法國巴黎有反共經曆，邵元沖又特地緻信陳果夫，舉薦張厲生。而陳果夫原本欣賞張厲生，于是，張厲生旋赴南京，就任市黨部監察委員。
1928年3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備司令的陳誠，邀請張厲生出任其司令部秘書。張厲生和陳誠志趣相投，兩人從此建立起深厚友誼。不久，張厲生又擔任了南京市黨部指導委員。
3. 受青睐的單身漢
蔣介石開展“清黨”後，張厲生即獲重任，這一時期，他不僅事業上如魚得水，婚姻也獲得豐收。
說起張厲生的姻緣，頗具戲劇色彩，竟是源于租房。
當時，南京人口還比較少，很多人家都有多餘的房屋，便在通衢要道、街頭巷尾，以及電線杆上張貼“招租帖”。
“招租帖”除需寫明出租房屋所處地理位置和結構，通常還會附加一項重要條件，就是：“無眷不租”。即單身漢，不予出租，哪怕付雙倍租金，也不予考慮。原因是一般人家中，都會有年輕未出閣少女或年輕少婦，若把房屋租單身漢，怕會招惹是非，引來些不清不白的醜聞。
因此，一般單身漢不易租房，張厲生卻是個例外。
當時，張厲生剛到南京任職，正想要尋一個住處，由于他秉性誠樸，爲人謙恭，工作更是兢兢業業，頗得上級器重，也博得了南京政府總視察班叔文的賞識。
班叔文聽說張厲生正在尋找房源，便爽快地說：
“我家在繡花巷，家裏人少，你若願意，就來我這裏住吧。”
班叔文家中人口确實不多，其父早年去世，膝下隻有二子二女，其中次子班鎮中任教育部秘書兼杭立武次長助理，長女班素芳早适，次女班一士待字閨中，因此班家空餘房屋倒是不少。
像張厲生這樣尚未婚娶的單身漢，是南京房客裏最不受歡迎的，張厲生自己也知道，因此頗感不好意思，一時不知如何作答。班叔文看出張厲生的顧慮，爽朗道：
“你這樣優秀的房客，我上哪兒找去，不要多想了，趕緊收拾東西過來吧。”
于是，張厲生再三感謝，入住班家，終于在南京有了個落腳之處。
張厲生來到班家後，立即博得班叔文母親的好感。
由于他每月工資收入有限，總要拿出相當一部分購買書籍，在衣着上隻能湊合一下了事。班母見張厲生生活簡樸，勤奮好學，經常在家人面前誇贊張厲生：
“張先生少年老成，不尚浮華，像這樣留洋生，又當上了官的人，是不可多得的呀！”
之後又感慨道：
“張先生是外鄉人，在南京無親無故，怪可憐的……”
班母曾指定一個女傭爲張厲生整理房間，有一次女傭在收拾張厲生的書桌時，不小心碰倒墨瓶，一大瓶墨汁便傾灑出來，弄污了張厲生十幾本寶貴的線裝書。
女傭一下子慌了，手忙腳亂中，将被墨水污染的線裝書放到床上，結果張厲生的床單也被墨水污染，甚至還濺到張厲生的衣服上。
班母恰好路過，見狀将女傭訓斥一番。就在這時，張厲生回來了，見到班母忙颔首問安，班母不好意思地指着被污染的十幾本線裝書說：
“你瞧，她（指女傭）太不小心，把你寶貴的書弄髒了，這可怎麽辦好？”
“沒事，沒事。”
張厲生愣了一下，趕緊說。見班母愧疚，女傭吓得直掉眼淚，又補充道：
“那都是沒有用的舊書，正準備處理掉。”
班母聽後如釋重負，又見張厲生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這才對吓得哆哆嗦嗦的女傭說：
“好了，快收拾吧，以後小心點。”
從此，班母更加喜歡張厲生，班家傭人也更加敬重他。
4. 送上門的好姻緣
班母平時沒事，便和家人以及傭人聊天，經常聊起張厲生這個讨人喜歡的房客。她想到孫女班一士尚待字閨中，便萌生了一個想法。一天，班母把班一士叫到跟前說：
“你瞧，張先生這人多好哪！把他心愛的書弄成那樣，一句不高興的話都沒講，反而勸慰女傭不要急呢！”
不待班一士作答，班母立即換上征詢口氣說：
“以後整理張先生房間時，你不妨去看着，一方面避免再出差錯，另一方面，你不也喜歡讀書嗎，張先生那裏的書可不少。”
班一士畢業于女子師範，非常喜歡中國古典小說，聽後便點頭答應。以後，班一士便趁張厲生上班時間，進屋協同女傭把淩亂的書籍、稿紙分類堆放整齊，細心的班一士還找來兩隻花瓶，在裏面插上幾朵鮮花，使張厲生的房間一下子鮮活不少。
張厲生每天歸來，便見室内拾掇得有條不紊，窗明幾淨，一塵不染，尤其看到每日更換的鮮花，心中便生出幾分狐疑。
有一天，張厲生在上午上班時間，突然回來拿一份文件，一進屋就看到班一士正坐在拾掇得整整齊齊的書桌前研讀書籍，立即恍然大悟。原來他的房間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都是班一士的功勞。張厲生既感激又歉疚地說：
“真對不起，麻煩您了，謝謝二小姐。”
班一士正沉浸書中，聽到張厲生的聲音，吓了一跳，趕緊合上書，站起身，有些手足無措地說：
“不謝，沒什麽。”
班一士微微颔首便要退出，接着她又想到什麽，停下腳步說：
“我該謝謝您，書很好看。”
此後，張厲生和班一士便經常碰面。
張厲生知道班一士喜歡古典小說和中外名著，便專挑這類書放在桌上，并時常更換。班一士每次到張厲生房中看到自己喜歡讀的書，心中便感到一陣暖意。
兩人就在這你來我往中，感情與日俱增。
班母将此看在眼中，心中喜不勝收，待張厲生和班一士感情日笃，班母便抓住時機，向張厲生提親。張厲生對班一士這位勤勞善良的姑娘早已傾心不已，當即一口答應。
1930年，由陳立夫證婚，張厲生和班一士舉行了婚禮。
這一段因租房意外結下的姻緣，在南京一時間傳爲佳話。
張厲生和班一士婚後十分恩愛，1931年便生得一子，因爲頭大，被大家戲呼爲“大頭”，乳名“小羊”。
二、經營黨務，進入中樞
1.CC系的重要成員
張厲生出任南京市黨部指導委員後，開始與陳果夫、陳立夫頻繁接觸，爲日後成爲CC系核心大将打下了基礎。
提到CC系，是有一段曆史由來的。
早在1927年8月中旬，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陳果夫苦心經營的派系勢力被當權派系之一的西山會議派鏟除。
爲發展擁蔣勢力，擁護蔣介石重新上台，陳果夫與其胞弟陳立夫、戴季陶等人在上海灘組建了“中央俱樂部”，在南京四牌樓成立了中央黨務學校，由蔣介石挂名任校長，陳果夫任總務處主任，戴季陶爲教務處主任、教育長。
中央黨務學校從此成爲CC系起家的基礎和大本營。
蔣介石下野後，國民黨甯、漢、滬（西山會議派）三方在南京成立了國民黨中央特别委員會，作爲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但特委會實際爲桂系與西山會議派所控制。
爲打壓桂系及西山會議派勢力，配合蔣介石複出，陳果夫組織黨務學校師生，在政治上予以配合，最終擊垮西山會議派，爲蔣介石複職立下汗馬功勞。
1928年1月蔣介石重新上台，陳果夫掌管組織部，并立即着手進行繼“四·一二”之後的進一步清黨，從中央到地方進行大清洗，除在組織部内安插親信外，又以選派各地黨務指導委員的方式，将其勢力滲透到各省市黨部及國民黨的最基層組織，爲将國民黨變爲清一色的蔣家黨奠定了基礎。
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張厲生作爲大會代表出席了會議。會上，蔣介石宣稱“過去數年黨之一切理論、法令、規章，爲共産黨之反動思想所攙混”，毅然将中共人士與國民黨左派人士開除出黨。
之後，在陳氏兄弟的控制下，陳氏兄弟及其大量親信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陳果夫、陳立夫、曾養甫等人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陳果夫同時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張道藩、程天放、餘井塘等人當選候補執行委員。
中央黨部内，蔣介石任組織部長，陳果夫爲副部長代理部長，陳立夫則由組織部調查科長躍居中央黨部秘書長。
張厲生一貫反共，在大會上對蔣介石的發言舉雙手贊同，表示由衷的擁護，并極力宣傳。
蔣介石和陳果夫對張厲生的表現都很贊賞，會後，陳果夫便找張厲生談話，邀請他出任中央組織部秘書，從此張厲生成爲CC系重要成員之一。
關于“CC”的由來，曆來有兩種說法，其一，“中央俱樂部”英文譯名爲“CentralClub”，簡稱爲“CC”；其二，陳字的漢語拼音以“C”字打頭，故以CC代表二陳，以陳氏兄弟爲首的派系便稱爲了CC系。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不久，陳果夫正式出任組織部長，蔣介石将黨務方面全權交給了陳氏兄弟，“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局面就此形成。而張厲生作爲“陳家黨”裏重要一員，也開始了他一生的輝煌時代。
2. 國民黨的三陳派
CC系内部有大江浙、浙江大的說法，由于陳氏兄弟爲浙江人，CC系高幹也多爲浙江人，而張厲生作爲唯一的河北籍人士，能夠在CC系中脫穎而出，與他工作中的突出表現密不可分。
1933年元旦，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果夫和陳立夫、張厲生等人，成立了兩個小組織，一爲“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爲“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簡稱“同志會”。
這兩個小組織，以“青白團”爲核心，“同志會”爲外圍，構成CC系的實體組織。
在“同志會”中，陳氏兄弟分别任正、副幹事長，張厲生則爲五大常務幹事之一。
“同志會”的發展對象，最初是以國民黨中上級黨務工作人員爲主，慢慢擴展至文化教育人員，同時還吸收了不少其他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其中，大多數爲國民黨黨員，非黨員也可以入會，但需要由兩個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介紹，經中央組織部彙集列名提交中央常委會通過，特許直接入黨，而補行人黨手續。
“同志會”章程中很重要的一點爲：擁護蔣介石爲國民黨惟一領袖，同時擁護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志會”的一系列活動，也是圍繞這一内容展開的。
他們非常重視吸取國際法西斯運動的經驗，特派張沖、羅學濂、張北海等人到意大利、德國等法西斯國家取經，從這些國家的組織技術到活動方式，政權運用到統治政策，進行全面了解，并書寫了長達20萬字的報告書。
同時，陳氏兄弟還派中央幹事到各省市秘密組織分會及作爲外圍的青年組織，張厲生負責華北的組織工作。這一期間，他和部下胡夢華，在平津地區爲CC系建立了一個外圍組織——青年學生組織“誠社”，爲CC系立下大功。
說起籌建“誠社”，胡夢華曾在後來的回憶中，道出張厲生的動機。
那是一個秋天的中午，張厲生電話通知胡夢華到撷英番菜館吃飯。胡夢華來到菜館，見這裏已聚集了十多個人，其中有天津市黨部書記長、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還有八名學生。張厲生見胡夢華來了，招呼上菜，衆人邊吃邊談，議論的主題就是平津兩地的合作，讨論氣氛十分熱烈。
到了這一年冬天，胡夢華估計“誠社”在平津地區已發展到兩三百人的規模，成立了三四十個小組，尤其是發現成員中大多數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他感到張厲生是在CC系内部擴展北方黨務，以地緣概念滾動個人雪球。
令胡夢華感到疑惑的還有“誠社”這個名字，張厲生曾親口對他說：
“‘誠社’取之‘修辭立其誠’的古訓。”
而陳誠号辭修，兩者意蘊相近，這不僅引來胡夢華的揣測，外人也有很多以爲“誠社”與陳誠有關。對此，胡夢華特地問過張厲生，張厲生卻顧左右而言他，隻說：
“其實我認識辭修更早一些。”
說的是認識陳誠比陳果夫要早。張厲生還說：
“1928年，辭修在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當警衛司令時，我就是他的秘書。眼下，辭修一鶴沖天，前程無可限量，說不準就是領袖的繼承人！”
可見，張厲生對陳誠不比對陳氏兄弟差。也正因如此，曾有人說：
“張厲生是國民黨裏的三陳派。”
但無論“誠社”是否真與陳誠有關，張厲生都因此爲CC系立下大功。
張厲生在華北收買了《人民評論》雜志，又創辦《有誠》雜志，作爲“誠社”的喉舌，宣傳反共言論。還成立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華北與河北分會等，作爲籠絡知識分子和控制輿論的工具。
在陳氏兄弟以及張厲生等人的努力下，CC系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
3. 唯蔣氏之命是從
張厲生爲陳氏兄弟效力，又與陳誠交好，但他始終奉蔣介石爲唯一領袖，對其唯命是從，這成爲他一生官運不衰的秘訣。
1931年11月，甯粵對立剛剛解除，甯方和粵方以及汪精衛派，分别在南京、廣州、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共同産生一個統一的中央。
張厲生參加甯方的大會，并任大會提案審查委員會黨務組成員。會上，中央組織部改爲中央組織委員會，陳立夫繼陳果夫出任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厲生被選爲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以及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次年初，張厲生被派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黨政委員會的黨務處長，負責軍部黨務，協助蔣介石進攻中央蘇區。他先後主持制定了《自新悔過條例》和《剿匪區内屯田條例》等，以配合軍事上對中央蘇區的進攻和對“戰果”的鞏固，其優異的表現，深得蔣介石的贊賞。
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不久，日本軍隊占領了東三省後，開始觊觎華北。國内各派勢力在華北頻繁活動，共産黨的力量在華北也有所發展，而北方軍閥均與蔣介石貌合神離，使華北局勢變得十分複雜。
爲了加強對華北的控制，蔣介石于1932年10月委任張厲生爲委員長行營駐北平軍事代表，“同時受命整理河北、平津及平漢、北甯各鐵路黨務”，并兼任河北省政法委員會和建設廳廳長，駐節北平，一躍成爲國民黨在華北的黨政要員。
當時，張厲生31歲，已節制一方，可謂銳不可當。
但張厲生面對的工作卻頗爲棘手。由于國民黨在平津、冀察一帶勢力極弱，他要開展工作，難度很大。于是，張厲生便以蔣介石駐節北平軍事代表的身份，往來于華北各軍閥之間。
他首先與華北各軍閥派系的軍事長官取得聯系，從中周旋、協調關系，并最終促使孫連仲、商震、宋哲元、秦德純、龐炳勳、高桂滋等非蔣介石嫡系将領簽訂“軍人公約”，—緻表示“擁護中央，服從領袖”，承認并擁護蔣介石是全國惟一領袖。
此舉爲蔣介石統—華北軍事力量立下汗馬功勞，張厲生因此更得蔣介石的信任。
張厲生不僅能夠幫助蔣介石拉攏非嫡系勢力，對于分化瓦解蔣介石的敵對勢力，也頗有辦法。
1933年，馮玉祥同方振武、吉鴻昌等人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爲了對抗馮玉祥等人，張厲生在他所辦的《人民評論》等報刊上大造輿論，攻擊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同時暗中拉攏龐炳勳等部，攻打張家口的抗日同盟軍。應該說，抗日同盟軍很快走向失敗，張厲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張厲生還以華北黨務特派員身份，到處活動，極力加強對華北各級國民黨組織的控制。
爲此，張厲生組織了華北12個省、市、路（即國民黨冀、察、平、津、平綏、北甯六省、市和從東北流亡在北平的遼、吉、黑、熱四省黨部以及不容于閻錫山的晉、綏兩省黨部）的雙周集會，定期将這些黨部的主要成員召集起來，大家一起讨論發展和鞏固黨組織的辦法，以及排擠汪精衛派、胡漢民派等反蔣勢力的措施。
通過這些活動，張厲生最終基本同化或消滅了汪派、胡派在華北地區的國民黨小組織，使得華北12省、市、路黨部徹底歸于蔣介石的麾下。
4. 轉入陳誠營帳中
張厲生對蔣介石唯命是從，積極追随陳果夫、陳立夫，憑借工作中的突出表現，深受蔣介石器重，也逐漸成爲陳氏兄弟的得力心腹幹将。由于陳氏兄弟長期把持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張厲生也因此升遷迅速。
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張厲生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并辭去在華北的本兼各職。
此前，中央組織部長爲陳立夫，但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以後，陳立夫不留任中央組織部長已成定局。至于由誰來接替此職，蔣介石讓陳果夫舉薦。
陳果夫斟酌再三，遞上簽呈，名單上的順序爲：徐恩曾、張厲生、葉秀峰。
在陳果夫心中最佳的安排就是，由徐恩曾接任組織部長，張厲生任副手。如此一來，既可肥水不流外人田，又可敷衍于右任“讓北方人幹幹”的呼籲。萬一蔣介石不同意，便可退而求其次，由葉秀峰繼任部長。
然而，陳果夫的簽呈遞交上去不久，設在瞻園路的中統特工總部沉不住氣了，仿照北洋舊臣勸進的模樣，結隊來到蔣介石官邸請願，叫着嚷着要爲徐、葉加油，蔣介石見狀火冒三丈，怒道：
“這算什麽？是要挾于我嗎？”
恰巧陳誠正在蔣介石官邸，見此情形心中暗喜，表面裝作氣憤的模樣，指責徐、葉行爲不端，鼓動手下滋事。同時，又爲張厲生說了不少好話。
蔣介石本就器重張厲生，尤其是張厲生雖是陳氏兄弟的得力手下，但一直隻奉自己爲唯一領袖，惟命是從，選擇張厲生，便可以其牽制陳氏兄弟，于是，大筆一揮，圈定了一個出乎陳氏兄弟意料的名單，即張厲生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另拟谷正綱輔之，徐、葉則雙雙出局。
1936年2月，張厲生走馬上任，主管全國黨務。他深知這一要職責任重大，尤其這一任命使他與陳氏兄弟原本和諧的關系産生諸多嫌隙，而陳氏兄弟把握中央黨務多年，其勢力滲透到國民黨各級黨務部門，因此處處謹慎，以緩和維持與陳氏兄弟的關系。
陳果夫擔心張厲生“另起爐竈”，在布置新班底時，特意推薦親信駱美奂爲該部主任秘書，想要讓他掌握該部内政大權。
張厲生奉蔣介石之命出任組織部長，就是要制約陳氏兄弟的力量，怎麽可能答應陳果夫的推薦，結果隻讓駱美奂出任秘書，自動舍去“主任”二字。
接下來，張厲生不動聲色地清理組織部内部，對原CC系的班底進行部分調換，先将附設在組織部内的“同志會”中央幹事會書記處推出去，搬到南京水西門雀八巷該書記長洪蘭友的家中。随後，又将設在瞻園路的中統特工總部劃走，使徐恩曾“獨立自娛”。
而騰出來的位置，張厲生陸續安插上自己的親信随從，以及陳誠推薦過來的黃埔中人。
此間，張厲生還起草制定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組織大綱》，首次規定國大代表按比例分别由各地區和各行業兩條路徑産生。
全面抗戰爆發後，張厲生兼任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秘書長。蔣介石以集中全力指揮作戰爲由，裁并中央機構，設立中央大本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并入大本營六部，陳立夫、張厲生分别任正、副部長。
但不久之後，蔣介石即撤銷大本營恢複軍事委員會建制，六部劃歸軍委政治部，陳誠任部長，并邀請張厲生出任政治部秘書長，張厲生自然求之不得。
但對此安排，陳氏兄弟極爲不滿，認爲張厲生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身份充當陳誠的幕僚，實在有失體統，因此百般勸阻。
但張厲生卻像一支離弦的箭，任陳氏兄弟如何挽留，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毅然前往陳誠身邊，從此脫離了CC系。
三、敗逃台灣，與陳誠共進退
1. 最後的掙紮
張厲生脫離CC系、投入陳誠麾下後僅半年，便在陳誠的提議下，升任政治部副部長。當時，正值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中共宣言擁護國民政府之時，與張厲生同任政治部副部長的便是周恩來。
兩個昔日的同學、政敵，再度走到一起。
這一時期，張厲生與共産黨人周恩來、郭沫若等人，态度友好地合作共事，直到1940年陳誠調職，張厲生也随之離開了政治部。
之後，張厲生出任了由蔣介石主持的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該會是蔣介石爲了提高行政效率，支持長期抗戰，改革政治風氣而設置的，倡導設計、執行、考核的行政三聯制。
而張厲生的工作，便是推行此新制，他以一貫的一絲不苟地态度努力工作，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政績斐然，深得蔣介石的贊許。
1942年12月上旬，張厲生又受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兼任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長。
這成爲張厲生擔任行政重任的開端。
當時，蔣介石親任行政院院長，張厲生因此成爲蔣介石的首席幕僚，直接參與政府行政工作。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認真嚴謹地處理行政院的日常政務工作，起草文牍有條有理，發言講話提綱挈領，他還發起兩周一次的各部次長會議，檢查行政院會議決議的執行情況，讨論、處理各部門行政事務各方面的公共問題。
1944年，張厲生奉命研究與拟定收複台灣的政治準備工作要點，由國防部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補充後，經核定付諸實施。
該年年底，行政院改組，此後宋子文和張群先後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張厲生連續出任兩閣内政部部長，主管内政部長達4年。在張群接任行政院長時，各部均有變動，隻有張厲生仍任内政部長，一直到1948年5月新憲法公布。
張厲生主管内政部4年中，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制定和頒布《省縣自治通則》和《市自治通則》。并按照蔣介石的旨意，于抗戰勝利後負責安排淪陷區各省地方政府主要人員的任職，并主持重新劃定了抗戰勝利後全國各省市縣的區域疆界。
他還主持完成了修訂人口法令，改善人口調查登記制度，徹底統一調查登記法規，劃清事權，簡化辦理程序，督促各省市縣普遍實施戶籍登記。同時籌劃全國人口普查，草拟了人口普查法規，擔負全國人口普查的準備工作，成立人口普查局。
但由于内戰的原因，全國人口普查未能實施。到1956年9月台灣地區人口普查，就是以張厲生此時拟定的方案爲依據的。
除了一般性的工作，這一時期，張厲生還兼任了國民黨全國選舉總事務所主任委員，成爲“國民大會”直接操辦者。其中，國民政府立委、監委的“選舉”，以“制憲”和“行憲”爲名的兩屆“國大”代表的“選舉”，皆出自張厲生之手。
1946年5月5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即“制憲國大”順利召開，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但當時正值國共内戰全面爆發，且“制憲國大”涉及權力利益再分配，因此“合作”的各黨派以及國民黨内部派系勾心鬥角，相互傾軋，使選舉困難重重。
張厲生作爲主持選舉事宜的内政部部長，成爲各派勢力發洩不滿和攻擊的對象，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張厲生頂住一切壓力，秉承蔣介石旨意，最終使各項選舉如期完成。
于是，1948年2月至5月，“行憲國大”得以如期召開，蔣介石如願以償地登上總統寶座，随即任命翁文灏爲行政院長。張厲生則以籌辦“國大”有功，于5月24日升任行政院副院長，同時辭去了内政部部長之職。
然而，此時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統區物價飛漲。該年8月，國民政府又實行“币制改革”，發行金圓券，令民衆将金銀、外币乃至珠寶首飾交出換成金圓券，并宣布實行“限制物價”政策，強行規定将物價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期冀以此挽回國統區經濟瀕臨崩潰的現狀。
國民政府把全國劃爲上海、天津、廣州三大經濟管制區，張厲生以行政院副院長兼任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被派往天津、北平，全權負責華北地區“币制改革”、“限制物價”、收兌外币等财政措施的推行。
除負責經濟督導外，張厲生還掌管黨政警大權，在天津整頓囤積、拘捕财頭。
起初，币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很快，形勢便發生逆轉。加上解放軍将發動平津戰役，華北的國民黨人頗有末日來臨之感，人心惶惶，緻使天津的币制改革最終草草收場，限價政策也在通貨日益膨脹的沖擊下宣告全面破産。
11月26日，翁文颢内閣引咎辭職，張厲生也随之請辭。12月孫科繼任行政院長時，張厲生隻是挂名爲行政院政務委員。
而此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也行将崩潰。眼見國民黨敗局已定，國民黨達官要員紛紛舉家南遷，張厲生也随波逐流，着手南遷。但因手頭困難，他竟拿不出足夠錢财進行遷徙，隻好求助親友，借錢準備全家遷徙，其清正廉潔可見一斑。
張厲生對蔣介石，對國民黨忠心耿耿，沒有過早的躲入台灣。
1949年元月下旬，蔣介石在桂系逼迫下，宣告“引退”，張厲生表示，“與總統共進退”，同時辭去了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職務。
後來，行政院遷到廣州辦公，總統府仍留在南京，張厲生就以國民黨執行委員的身份奔走于廣州、南京、台灣等地，一直到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全面崩潰之時，張厲生才于1949年8月淚别大陸，舉家遷往台灣……
2. 輔佐陳辭修
張厲生來到台灣後，便被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邀請出任“台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主任委員，研議在中央政府的《省縣自治通則》頒布以前，先期實行地方自治的各項方案。
張厲生不負陳誠期望，以其任内政部長4年的工作經驗，4個月便完成了《台灣省地方自治實施綱要》的基本法規，和相關調整縣市行政區域及縣市議員選舉罷免法等若幹種法規，并開始在台灣省各市縣試行，做全面實施的準備工作。
地方自治是台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所實行的最富有積極意義的政治措施之一。
這項措施，不僅緩解了島内的社會矛盾，鞏固和擴大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同時較大程度地改善了台灣地方政府爲民辦事的誠意，爲台灣政治上的反對派開辟了一條參政的通道。
事實上，在國民黨敗退台灣的50多年裏，一次次的地方選舉，像長江後浪推前浪，把一批批反對派人士推上政壇，這對于台灣民主力量的形成，乃至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确立，都發生了潛移默化且不可低估的積極影響。
而在這中間，張厲生的貢獻不可忽視。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恢複“總統”職權後，随即提名陳誠任“行政院長”，在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稱：陳誠“去歲受任東南軍政長官兼台灣省政府主席，對于整軍禦敵、政治經濟諸項措施，尤多建樹，深爲台灣人民所愛戴。現值鞏固台灣，策劃反攻大陸之際，陳君揚曆中外，文武兼資，對于剿匪戡亂，深具堅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長，必能勝任愉快。”
陳誠的“行政院長”一職，可以說是就任于風雨飄搖之中，當時台灣形勢十分危機，在陳誠向“立法院”的介紹中可以看出：
軍事方面，大陸上僅存西昌一個據點，解放軍随時可能渡海作戰；
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遷台以來，“部署未定，全社會人心充滿了不安和恐懼”；
财政經濟方面，“因大陸盡失，收入銳減，軍民集中台灣，消費增加，負擔加重，無論财政經濟均潛伏着極嚴重的危機”。
在這樣的危機下，陳誠邀請張厲生出任行政院副院長，輔佐他開展工作。随後，陳誠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張厲生也作出了大量工作。
他們首先從政治思想宣導入手，提倡“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而這種精神力量，“就是自立自強的意志與自力更生的信念”；同時提高行政機構辦事效率；加強台灣守備；預防和抵制共産黨的“滲透”活動；大力建設台灣經濟等等。
由于台灣正處于兵荒馬亂之中，百廢待興之際，整頓農業是當務之急。而要整頓農業，就必須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農民沉重的地租負擔，提高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于是，陳誠很快便在施政方針中拟定“三七五減租”辦法，很快，行政院便正式頒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産品全年收獲量的37.5％，超過的要降下來，不及者不得增加。
而張厲生在行政院副院長的4年任期内，主要便是輔助陳誠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并加強“地方自治工作”，緻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動經濟發展計劃，以求得政治、經濟、思想的穩定，鞏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
張厲生除幫助陳誠制定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還先後制定了《台灣省放領公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和《台灣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發行辦法》等文件。
張厲生以他一貫穩健的工作作風，奔走地方，解說改革，詢問鄉親，使各項改革得以順利進行。
而張厲生爲“黨國奔勞”的盡心盡力，和陳誠的默契配合，使之更得陳誠和蔣介石的器重。
3. 對日散餘熱
赴台後，張厲生一直與陳誠同進退。
1954年，蔣介石再次當選“總統”，陳誠當選“副總統”，并于5月底宣誓就職，同時辭去了行政院院長的一職，該職務由俞鴻鈞繼任，張厲生又一次随之離職。
1957年7月陳誠出任“光複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一個邀請張厲生擔任委員，但張厲生卻例外地沒有到任。
同年10月，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蔣介石任命張厲生爲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此時蔣介石對國民黨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起用了大批新人出任要職，但仍把中常會秘書長之職托付給張厲生，可見張厲生在蔣介石心中的分量。
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位置上，張厲生一幹就是5年。此間，他堅決反共的立場沒有絲毫動搖；并爲清洗CC系樹敵頗多。
1959年3月，張厲生受陳誠之命出任台灣“駐日本國大使”。陳誠此舉，便是讓張厲生躲開各方攻擊，到日本避避風頭，同時更希望他能在這個崗位上做出成績，爲自己增光。
當時，台灣和亞洲地區的日本、南朝鮮、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都有“外交關系”，而日本對蔣介石政府的影響最大，是台灣引進外資發展進出口貿易和重工業的經濟生命線。張厲生受命于此，深感責任重大，到任後頻繁活動，拉攏日本政界和民間人士，合力鼓吹“反共複國”的思想，爲蔣介石政府拉攏日本政界右翼勢力奔走效力，不遺餘力地進行反共活動。
當時的日本首相是岸信介，他一貫奉行親美、親台政策，曾宣稱日本外交方針是“尊重中華民國的意見”、“不承認中共政權”，公然鼓勵蔣介石“反攻大陸”。與此同時，千方百計阻撓中日民間貿易往來。
對張厲生來說，岸信介對他創造了一個完成使命的極好環境。然而，好景不長，岸信介便于1960年7月，因修訂“日美安全條約”，在一片反對聲中下台。
此時，張厲生剛摸清點日本各界情況，對日“外交”工作還沒來得及開展，追随美國反對中國的岸信介内閣便下了台，這對張厲生以及台灣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随後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說：
“關于對中共政策，沒有必要一定和美國采取同樣态度，我在六七年前已經說過，要同中共友好相處……”
十天後，由劉甯一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爲出席反對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訪問了日本。接着，岸信介内閣末期終止訪問的幾個中方代表團也相繼恢複訪日。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界等紛紛表示承認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中、日民間貿易交往逐漸恢複。
對于池田勇人的行爲和态度，蔣介石非常惱火，他指示張厲生，讓他威脅池田，如果日本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灣将停止日貨進口。
此時張厲生陣腳已亂，但還是頂住巨大壓力，又是“抗議”，又是遊說，加上美國和日本親台勢力的攻擊，池田勇人的态度開始發生動搖，聲稱“台灣和韓國也不同意化肥的延期付款”。
池田勇人态度的變化使張厲生與蔣介石都松了一口氣。但緊接着，高崎達之助、岡崎嘉平太等人勸池田勇人遵守對周恩來的諾言，結果剛剛動搖的池田勇人重新堅定決心。
蔣介石聞訊，再令張厲生向池田勇人繼續施加壓力。但此次卻沒有收到什麽效果。
4. 敗給共産黨
1962年9月，熱心于中日關系的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應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邀請，第二次訪問北京，并在雙方會談中就以漸進的積累方式發展兩國政治、經濟關系問題取得了一緻意見。
接着，曾任日本内閣通産大臣的高崎達之助率大型代表團訪華，與廖承志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并達成1963——1967年的五年貿易協定。1963年8月，日本内閣通過貸款方式将價值2000萬美元的維尼龍廠設備供應給大陸。
消息傳來，蔣介石驚怒交加。他對身邊人說：
“這筆買賣規模大，高達2000萬美元；條件優惠，竟然使用日本國家金融機構擔保，立即付款部分僅爲500萬餘元，其餘1500萬美元分五年分付，年息爲6分，不但可被看作超越民間貿易範圍的一種‘經濟援助’，而且維尼龍頗有軍事價值，此舉也可看作是一種軍事援助。”
更讓蔣介石憤怒的是，9月16日，池田勇人在招待美國赫斯特報總編輯時，竟公開直言：
“台灣的反攻大陸政策沒有依據，近乎幻想。”
盡快蔣介石以及張厲生心中明白此言是正确的，但由日本首相在公開場合說出，則是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一種蔑視。
此後日本民間以種種形式和大陸的交涉日趨廣泛和頻繁，這些事情都表明了台灣對日“外交”的失敗，令蔣介石和張厲生都萬分沮喪。
1963年10月8日，蔣介石突然接到張厲生一封電報，電文爲：
“台北外交部：（一）大陸訪日油壓機械代表團團長周鴻慶，于10月7日晨借詞散步，逃出旅館（皇宮大飯店），乘車拟赴我使館，但因路途不明，轉道逃經蘇聯駐日大使館要求庇護。日外務省以該員超過居留期限，違反日本出入國管理法爲由，向蘇聯駐日大使館要求引渡。俄方一度拒絕，但至當晚終表示同意，10月8日晨，将訪員移交東京警視廳麻木警察署，現在該署扣押中。（二）周原籍山東，現年44歲，此次來日，系擔任譯員工作，随該團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岡、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10月7日離日，該員即在起程前乘隙逃出。（三）本館除囑山東同鄉會饋以果品，對記者要求面會，并向外務省正式要求外，謹先報稱鑒察。”
蔣介石閱後，立即回複，令張厲生與日方加緊交涉。
張厲生奉命立即與日方交涉，同時與大陸駐日機構展開交涉和鬥争，直到1964年1月9日，日方宣布将周鴻慶強制送回大陸。
這一消息對蔣介石和台灣政府來講，如同晴天霹靂，蔣介石當即命令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稱：
“日本政府媚共親匪的态度，破壞了中日友誼，今後可能産生之結果，日本政府應負完全責任。”
蔣介石一怒之下，于9月21日召回了張厲生，揚言要與日本斷交。
張厲生從日本返回台北後，一再檢讨，但仍然受到台灣各方的猛烈抨擊，蔣介石也把日本同台灣的疏遠歸咎于張厲生的“工作不力”，從此便不再任用。
原本到日本是躲避風頭，以爲能夠爲台灣政府立功，不想結果全然相反，張厲生不僅愧對蔣介石，也感到有負陳誠厚望。
偏偏就在此時，陳誠的肝病突然惡化，整日腹瀉不止，體重驟減。經台、美名醫會診，于10月下旬爲陳誠作了“肝穿刺”，化驗結果表明，陳誠所患爲肝癌。這是現代醫學技術對陳誠的健康作出的“終審判決”。
張厲生得知此訊，心痛不已。
年底，陳誠因病情惡化自請辭職，最終于1965年3月5日7時零5分，最後停止了呼吸。
追悼會上，張厲生撫棺大恸，爲“辭公”哭，也爲自己哭。
陳誠去世之後，張厲生便賦閑在家，頤養天年。雖日後每屆國民黨代表大會仍都會選他爲“中央評議委員”，但也隻是有名無實，張厲生心情黯淡，身體也每況愈下。
5. 清貧的晚年
張厲生從政多年，一直身居高位，他幾十年如一日，一心埋頭于“黨國事業”，低調做人，嚴于自律，好學慎行，清廉耿介，淡泊名利，既沒置辦什麽家産，也沒多少積蓄，以緻退休之後生活十分清貧。
張厲生到台之初，這種窘迫便顯露出來，他因無錢購置私房，便一直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裏。
退休後，張厲生感到應該把公房交還公家，但因囊中羞澀，無錢另購房屋，隻好作罷。實際上，購買一套房屋，僅需要張厲生在職時兩個月的工薪，但就是這些錢，張厲生也沒有攢下。
更加窘迫的是，張厲生晚年患心髒病，連醫療費也無從支付。
張厲生的親友得知後，紛紛爲他籌集醫藥費。但張厲生卻不肯收，将這筆錢一一退還。好在張厲生有一位熟識的醫師郭宗煥，得以大部分免費治療。但後期轉送公立醫院，用藥開支仍需要求助親友。
對于張厲生的這種情況，一篇由王玉賓署名，題爲《我所認識的張厲生先生》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先生回國後，不願再住公家宿舍，曾托耿幼麟兄弟，在永和鎮買一棟房屋，以便将和平東路宿舍，交還公家。幼麟兄告訴他，可住的房屋，都在20萬元以上。他無此力量，終其生沒有住到他自己所有的房子，這也是他一項遺憾。”
而張敬原也在《追思張厲生先生》一文中道出張厲生晚年的清貧：
“往者不談，在他逝世前幾年，病中無力就醫，全賴内科郭宗煥醫師，以友誼關系，免費治療，這自然是一種負欠。逝世前不久，一度很短時期轉送公立醫院，則是由親友湊集有限款項，才能支付公保負擔以外的醫療費用，這自然也是一種負欠。他自己更深的内疚，雖然是不經意的卻出自内心歉意的表示，他負欠張夫人，且關懷她将來的生活……”
張厲生一生好學不倦，以研究社會科學與宋明理學爲主，對曾國藩、胡林翼的爲學和做人也極爲注意研究和實踐。他還在閑暇時間中精研了蔣介石的力行哲學，但他的文章從來不肯輕易發表。
張厲生是一位風骨嶙峋的讀書人，廉不言貧，爲各方所熟知。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出了名孝子。
張厲生在家中排行老大，從小便十分聽父母的話，并主動照顧弟弟妹妹。父親去世後，家中隻剩下母子四人相依爲命。從此，張厲生對母親更爲孝敬，沒事便和母親聊聊天，爲她擦身捶背。隻要張厲生在家，每天晚上都會到母親的房間，陪她說話直到她進入夢鄉，才返回自己的房間休息。
張厲生經常說：“爲人不孝敬老人禽獸不如，更談不上愛國。”
1971午4月20日，張厲生懷着一腔愛國之心，在台北家中病逝，享年70歲。
曆史評說
張厲生一生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極端反共，早在法國留學期間便大肆宣傳反共理論，破壞國共合作，導緻他回國後不能馬上參加國民革命；“四一二”政變後，張厲生被陳果夫等人賞識，成爲CC系重要成員之一。
在這一時期，張厲生所做突出貢獻便是統—華北軍事力量，爲蔣介石拉攏非嫡系勢力，分化瓦解反蔣勢力，消滅或同化了汪清衛、胡漢民系統在華北地區的國民黨小組織，統一了華北黨務；他組織的“誠社”，在“一二·九”運動中起到了極大的鎮壓作用。
由于政績斐然，張厲生很快取代陳立夫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以其平常出身進入國民黨權力中樞，這是張厲生政治生涯的一大轉折。而他以後起之輩取代“二陳”，令局外人頗多不解，也造成他與二陳的嫌隙。而這正是蔣介石的“制衡之術”使然。張厲生雖是“二陳”的心腹幹将，并得益于“二陳”提拔，但其一直隻奉蔣介石爲唯一領袖，惟命是從，深得蔣介石寵信。故蔣介石想利用張厲生牽制“二陳”；其次，張厲生秉性誠樸，不尚浮華，又爲人謙恭，勤奮敬業，此點亦得蔣介石賞識。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張厲生曾任政治部副部長，而政治部另一部長由他的老同學周恩來擔任。此間，一貫反共的張厲生與共産黨人周恩來、郭沫若等均能較好地合作共事。抗戰勝利後，張厲生在内政部長任上，政績斐然。他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主持重新劃定了抗戰勝利後全國各省市縣的區域疆界，主持完成了修訂人口法令，改善人口調查登記制度等。
張厲生爲蔣介石做出的另一突出貢獻是，突破重重困難操辦“國大”，使蔣介石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總統。因此到台灣後，張厲生繼續受到蔣介石重用，輔佐陳誠經營台灣，爲推動台灣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但張厲生政治生涯的謝幕成爲他人生的一大敗筆，出任“駐日大使”後，日本與中國大陸建交與台灣疏遠，本是曆史潮流不可阻擋，蔣介石卻歸咎于張厲生“工作不力”，加之陳誠這座“靠山”去世，張厲生從此失去了翻身機會。
張厲生操守嚴謹，清廉耿介，淡泊名利，雖多年官高位顯，卻一生沒有積蓄，以緻晚年生活清苦。雖然一生反共，但其職業操守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