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傑事件”有驚無險
作爲留法高材生，王世傑創辦武漢大學，功在千秋，從政後身居高位，影響決策中樞。奉命簽訂中蘇、中美友好條約，招緻非議。赴台後陷入“王世傑事件”，在凄涼北望中謝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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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号：王世傑，字雪艇
籍貫：湖北崇陽
生卒年月：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卒年90歲
畢業院校：法國巴黎大學
最高職務：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家 世：
父親——王爲幹，字步瀛，經商業屠，富甲鄉裏；原配甘氏，是鄰村名門望族之女，不久早逝，續弦仍來自甘族
兄弟姐妹——五個哥哥，兩個弟弟，兩個姐姐
妻子——蕭德華，生長女王雪華、次女王秋華，長子王紀武、次子王次五
簡曆
1891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崇陽縣白霓橋鎮回頭嶺村一個書香世家。
1895年——入私塾讀書。
1903年——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學。
1913年——赴英國留學，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
1917年——轉赴法國，入巴黎大學，研讀法學。
1920年——任北大教授。
1921年——任北大法律系主任。
1926年——任漢口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委員。
1927年——任首任立法委員，同時兼任法制局長、海口國際仲裁所裁判官。
1928年——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
1929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
1932年——任國民政府國難會議會員、國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湖北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1933年——任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1934年——任海牙公斷院公斷員、國民政府整理内外債委員會委員、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主任委員。
1935年——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秘書長。
1939年——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1941年——任國民政府外彙管理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秘書長。
1943年——任中國訪英團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監察、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
1945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1946年——任國民政府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團長。
1947年——任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任“總統府”秘書長。
1952年——任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評議委員。
1958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1962年——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4年——任“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7年——任“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9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1970年——任“總統府”資政。
1981年——4月21日于台北逝世，卒年90歲。
一、創建武大，功在千秋
1. 求學之路一帆風順
王世傑出生于湖北省崇陽縣白霓橋鎮回頭嶺村一個書香世家，自幼聰敏好學，4歲入私塾，12歲到省城應童子試時，途徑鹹甯一商号，店裏老闆見他這麽小的年紀敢去應考，便出對子考他。
老闆的上聯是：
“小孩子三元及第。”
王世傑想也不想就對上了下聯“老大人四季發财。”在場觀看的人聽後無不稱奇。
然而，王世傑沒有通過此次考試，但他不久便考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學。
當時，湖北省城有五所新式學堂，東、西、南、北、中五路每路各設一所。這些學校招收學生年齡一般在11到14歲，學制四年，要求入學者能背誦一到兩部經書，這對王世傑來說是小菜一碟。
不放心王世傑年紀這麽小便前往陌生的地方，王世傑的母親特地安排家裏的會計先生陪王世傑一同前往武昌。白天，會計先生便在校門口擺花生攤，其餘時間，則照顧王世傑的飲食起居。
王世傑在學校裏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如魚得水，對學習的興趣越來越濃厚。
當時，學校開設課程主要有修身、讀經、中文、算數、曆史、地理、格物、繪畫、體操等。王世傑因成績突出，曾得到兩廣學政梁鼎芬的稱贊。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湖廣總督、廣開新學的張之洞得知後，特地召見了王世傑，問道：
“你有何志向？”
王世傑立即作答：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避之，不去也。”
張之洞聽後，滿意地點點頭，随即賜王世傑爲舉人。
1907年，王世傑以優異成績從武昌南路高等小學畢業，之後考入湖北優級師範理化專科學校，三年後又以優異成績畢業，再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學系，其求學之路可謂一帆風順。
北洋大學是天津大學的前身，爲洋務派李鴻章所創，後來與王世傑同成爲國民黨委員的陳立夫也曾在北洋大學的采礦冶金系就讀。
王世傑本想做一名出色的工程師來報效祖國，但是在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王世傑毅然退學，星夜兼程趕赴武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并擔任了都督府秘書，曾參加守城戰鬥。
1912年，孫中山改同盟會爲中國國民黨，王世傑參與組建國民黨湖北支部，後因湖北政要與袁世凱“同流合污”，王世傑憤而退出政府。
随後，王世傑與數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武漢創辦出版了經濟雜志，并于1913年參加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王世傑心灰意冷，隻身漂洋過海，遠赴英國留學，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并擔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
倫敦大學是韋伯夫婦在1895年創辦，創立之使命在“促進經濟學、政治學、統計學、社會學、曆史學、地理學等之研究與改進。”其教職員之聘請，學生之招收，不論抱有何種政見，不問任何宗教，不分男女性别，一視同仁，兼容并包。
政治經濟學院由費邊社著名社員貝維利支所創設，其以思想自由聞名于世，該學院的教師多半是著名學者，如韋伯夫婦、華萊士、霍布浩斯、羅素、可爾、皮古、凱恩斯以及後來當選英國首相的艾德禮。
由于院長貝維利支是費邊社重要社員，倫敦大學便成爲費邊社的大本營。費邊社是一個提倡改良主義的組織，王世傑在這裏就讀，思想自然深受其影響。
1917年，王世傑獲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又轉赴法國，入巴黎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直到1920年，完成博士論文《聯邦憲法權限的分配》。
這一時期，王世傑經常給家鄉親人去信，除懷念母親，還特别對家人親友諄勸三事：
一、勿再爲女兒纏足，已纏者早解放；
二、兒、女一樣進家塾讀書；
三、勿爲兒女早訂婚姻。
2. 組建《現代評論》社
1919年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期間，王世傑與旅歐中國學生一起，圍守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首席代表陸征祥的寓所。王世傑代表旅歐中國學生，力陳拒絕合約簽字的主張。
随後，王世傑任中國旅歐同學會代表，先後赴比利時、意大利出席國際聯盟同志會。
留學期間，王世傑經常在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東方雜志》上發表文章，介紹英法民主與政治制度，蜚聲一時。
在同時代留學歐美的研究生裏，後來基本都走上了兩條道路：一條從政；一條治學。而王世傑兼而有之。
取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後，王世傑便返回祖國，來到北京，與李四光、丁燮林、燕樹棠一起住在地安門内東吉祥胡同。
1921年1月14日，王世傑受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邀請，到北大擔任教授，因工作突出，于第二年升任法律系主任，與胡适等從歐美回國的學人對北京大學的校務制度進行了改革。
對此，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在他的文章《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中稱：
“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作爲一名教授，王世傑所教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他所撰著的講義《比較憲法》，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被國内大學廣泛當作教材使用了達數十年之久。
1922年，王世傑聯絡石瑛等人，發起組織《現代評論》社。該社以王世傑爲首，以北大教授陶希聖、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40多人爲骨幹，囊括了當代衆多著名學者，這些人大多居住在吉祥胡同，時人稱之爲“吉祥派”。
王世傑爲《現代評論》提出“無顧忌、無偏黨、無阿附”的口号。《現代評論》創刊号刊登啓事稱：
“本刊内部包涵關于政治、經濟、法律、文藝、科學各種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不認爲本刊隻是本刊同人的評壇，而認爲是同人及同人的朋友與讀者的公共論壇。”
《現代評論》社的基本成員大多爲無黨派人士，除王世傑外，國民黨員極少。正因爲其基本成員皆爲著名學者，因此在連續出版将近5年的《現代評論》中，内容服膺美國的“三權分立”和英國的“議會政治”，從未宣傳過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而“五權憲法”是被列入國民黨黨章的，身爲國民黨黨員的王世傑，作爲《現代評論》社的主要負責人，不僅在該刊不予宣傳，而且在作爲“大學叢書”風靡一時的著作《比較憲法》中，也無此内容。後來王世傑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和部長以後，才不得不以增訂版形式，增加了“五權”一章。
《現代評論》沒有發表過反共文章，時值國共合作時期，該刊亦對此不置一詞。而段祺瑞主張以“善後會議”代替孫中山的國民會議，該刊則表示贊同。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後，該刊隻發表一篇短評，且對孫中山的新政綱領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宣言等隻字未提。
後來周鲠生曾對此作出解釋，稱：《現代評論》在北京出版，對段祺瑞政權不能不有所顧忌，不得不采取灰色态度，這也是1926年《現代評論》遷往上海出版的主要原因。
3. 蔣氏的“稷下”問客
北伐戰争開始後，1926年12月10日，廣州國民政府遷至武漢。王世傑一度南下，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委員，參加了收回漢口英國租界的鬥争。
之後王世傑轉赴南京，成爲蔣介石的“稷下”問客。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後，王世傑被任命爲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同時兼任法制局長。
法制局的工作職能有：
一、草拟并修訂法律條例案；
二、保存法律條例之正本；
三、整理及刊行現行法規。
擔任法制局局長期間，王世傑組織國内專家學者草拟及修訂各種公私法規。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出台的法規及與五權制度相關的法律，多與王世傑有或多或少的關系。
南京政府頒布的衆多法規，大多在王世傑主持下由日、美法律條文照章譯來，其它外無援例的法案條目，如“反革命治罪法”、“勞資争議處理法”等，則大部分出自王世傑的手筆。
1928年5月，法制局的工作職能調整爲主要負責草拟及審查法律條例。同年10月，随着國民政府立法院的成立，法制局被裁撤，王世傑随即當選爲首屆立法委員。
由于王世傑在法律方面的造詣和影響，他還被國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聘爲法律系教授，主講比較憲法。
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爲蔡元培，他采用法國的學區制，把第四中山大學易名爲江蘇大學。該校學生不願意學校改名，群起反對，将校牌摘下，擲交教育部。
王世傑便以法制局長身份出面，從中斡旋，最終将“第四中山大學”改名爲“國立中央大學”，平息了此事。
1927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因兩湖地區戰争未息，專門成立“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處理兩省民政、外交、财政、交通等事務，程潛被任命爲主席，王世傑則爲委員之一。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組，王世傑擔任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1928年10月2日，王世傑被國民政府任命爲海牙國際公斷院公斷員，一個月後，又當選爲立法院首屆立法委員，并擔任該院法制委員會委員。
1929年初，南京政府爲培養人才，決定在原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基礎上，組建一所全國性的綜合性大學。該大學由蔡元培創議籌建，以劉樹杞爲代理校長，李四光、周鲠生、劉樹杞、王星拱、曾昭安、張難先、石瑛等人爲籌委會委員，李四光爲籌委會委員長。
李四光受命後，踏遍武漢市郊的山山水水，最後選定羅家山（後改爲珞珈山）和獅子山一代爲武大新校址。該處鄰近東湖，盡管偏僻荒涼，卻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地址選定後，即聘請加拿大開爾斯工程師設計制圖，撥建築費150萬元，中央地方各出一半。
但當年3月，李四光、劉樹杞先後去職，教育部便委任王世傑爲武大校長，王世傑首先對教育部稱：
“要我當校長，就不是一個維持武大現狀的校長。武大不辦則已，要辦就應該是一個新的、國内一流水準的大學。武漢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國，武大應與此重要地位相稱。”
在談到辦學思路時，王世傑說：
“……隻有經費獨立，學校才能自主辦好，不受政黨集團、行政機關的幹擾……隻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學校淪爲‘官府衙門’，從而求得學術的自由。”
懷着一番雄心壯志，王世傑走馬上任。
4. 創建武漢大學
1929年5月21日，王世傑來到武漢就職，22日，武漢大學舉行了歡迎儀式，王世傑發表演講稱：
在未來之前，我曾經對教育部說過：我不是來維持武漢大學的，此行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武漢大學。新的大學創造，在中國現狀下，需要五個條件：
一、巨大的新校舍。就中國現時的各大學來說，沒有一個大學可以說是有了一個有系統的建築……要想将武大造成一個真正的大學，第一個條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築……假若在最近二三月内能把經費領到，則最近一年左右可把新校舍完成了。
二、良好的設備……到新校舍成立的明年，至少有30萬元的設備。
三、經費獨立……經費不獨立，學校不能有長遠計劃，而良好教員亦羅緻不來。
四、良好教授。關于教授之選聘，我已經對各位講過“甯缺勿濫”……大學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學術，一在促進高深學術。有些學者是兼具研究能力與教授能力的，有些學者雖具特殊的研究的能力，卻不善講授的。大學既有上述的兩種使命，延聘教授的時候，自然不能隻聘前一種人才，而置後一種人才于不顧。
五、嚴整的紀律。所謂紀律，是全校學生和全校教職員共同遵守的秩序。任何大學，如果沒有嚴整的紀律，學校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随後，王世傑又制定了創辦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學院，十年之後學生萬人的宏偉計劃。
王世傑到職後，按照他在歡迎儀式上演講所說，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抓新校舍的建設。
由于新校址内多有墳地，旋即遭到地方封建勢力的阻撓。他們以“占用民地太多”爲理由，公開揚言“不許破壞風水”；“墳不能遷，風不能賣”，接二連三地發起“反對遷墳運動”，企圖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
見新校舍并無停工的迹象，他們又以發匿名信或署名信等手段，公開進行恐吓，甚至網羅一批打手沖進武大校長室，揚言：
“如果強迫遷墳，我們将不保證王世傑的人身安全，還要去崇陽挖他的祖墳。”
與此同時，崇陽王氏家族也遭到恐吓，族人紛紛對王世傑施加壓力，勸他爲家族着想，放棄武大新校建設。但王世傑不爲所動，毫不退讓。
在武大新校建設過程中，王世傑隻有一次做了妥協。當時在新校址中，有舊軍閥石星川的一塊山地，本來石星川已将此地作價賣給學校，但後來石星川硬說山上的2000多棵樹，并沒有賣給武大，是隻賣山不賣林，要将山上2000多棵樹砍伐。王世傑無奈，隻好請石星川的一個同鄉從中斡旋，最後以每棵樹2元的價格買下那片林子，被石星川敲詐了5000元。後來石星川在抗戰時投敵，當了僞漢口市長。
王世傑在新校舍的建設中，始終堅定信念，毫不動搖，爲創建武漢大學，立下汗馬功勞。時任南京政府铨叙部長的石瑛，曾多次接到反對遷墳賣地人的控告信，便垂詢武大建校風波，他後來說：
“王先生（王世傑）與我見面時，隻是輕描淡寫地談一些建校曾遇到某些人興風作浪，語焉不詳。”
并啧啧稱贊王世傑“幹得好，有魄力。”
新校舍第一期工程，于1932年1月竣工，随即交付使用。原來擠住在舊校舍的全體師生，搬進羅家山新校。一般教職工，均可分配一套三室帶廚衛的家屬宿舍。武大校園、校舍之美，在全國首屈一指。
與此同時，爲貫徹考試用人的原則，王世傑到武大不久，便公開登報招考職員三名。原國民黨迪化市市長金紹先以第一名被錄取。金紹先就職後，又由石瑛向王世傑建議，特許金紹先半天工作，半天學習。金紹先從預科到本科，基本學完了政治、經濟、法律各系的必修課程，還選修了曆史、中文、哲學課。
王世傑選聘教授，同樣不拘一格，沒有門戶之見，惟一标準就是學術成就。因此，武大教授中，不同學派、不同政見者頗多，國民黨員極少。而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陶因，在武漢大學任教十多年，一貫講授包括馬克思《資本論》在内的經濟理論；同樣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範壽康教授，原是《現代評論》的核心人物，1933年進入武漢大學後，在《哲學概論》課程裏正式講授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
王世傑在武大的“開明辦學”，體現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時“兼容并包”的精神, 實屬難能可貴。
王世傑任武大校長4年，不僅辦學開明，治校有方，吸引全國各地精英名流報名應聘，加入武大，而且紀律嚴明，章法有度，即使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侵占東三省，武大愛國學生赴京請願，皆隊伍整齊，井然有序，要求抗戰言辭懇切，态度鮮明，受到蔣介石的好評，給予特别勉勵，同時電告武大。
這是蔣介石賞識王世傑的開始。
創建和發展武大，是王世傑一生的得意之筆。以至他在台島臨終時特地囑咐子女：
“以後爲我立碑時，去掉所有頭銜，隻須刻上‘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雪艇先生之墓’。”
由此可見，王世傑對親手創建的國立武漢大學，傾注了多少心血與深情。
二、出任要職，影響中樞
1. 出任教育部部長
在1932至1933年間，蔣介石經常到武大約請王世傑爲其講學。王世傑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深爲蔣介石所賞識。
于是，蔣介石拟請王世傑出任外交部部長，王世傑卻無心從政，婉言拒絕說：
“我已下定決心，創建武大，立志辦教育，爲國家培養建設人才。”
蔣介石又說：
“你既立志辦教育，那我就請你辦全國的教育，當個教育部長，這不比隻辦一個武漢大學，更能發揮你的特長，多做貢獻嗎？”
這次王世傑沒有拒絕。1933年4月21日，王世傑被任命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長。從此，王世傑步入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這一時期，恰好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發展最好的“黃金十年”的後期，也是民國時期中國教育學術進步最快、成就最大的時期。
當時，教育部設置的下屬司級機構主要有：總務司、高等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會教育司、蒙藏教育司；另外設置大學委員會、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等。
王世傑出任教育部長後，首先重視制度建設和完善規章制度，先後頒布了《學校畢業證書規程》、《各省市縣教育行政機關暨中小學校施行升學及職業指導辦法大綱》、《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設置職業指導組暫行辦法》、《各級學校設置免費學額及公費學額規程》、《專科以上學校組織職業介紹機關辦法》等一系列制度和規程。
還對全國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整頓措施：
一、确定了各國立學校的教育經費問題；
二、嚴格訂立了考核标準，對于不達标的學校進行整改，并頗得成效，停辦了上海20幾所不達标的學校；
三、加強推行了國語的标點符号，促進了國語的統一運動；
四、提倡了科學、醫藥、藝術及體育等專門教育，使國内學校多學科的發展；
五、爲了保護學校的資源，早在“七·七”事變以前，就密令穩中有降，由各大學作内遷的準備，并幫助各學校内遷，減輕了各學校的損失，使得學校内遷後迅速地複課；
六、督導故宮博物院将珍貴文物内遷，使得文物得以保全無損。
當時，國内高等院校的狀況比較混亂。例如重慶大學招生比較寬濫，錄取不夠嚴格；山西大學辦公費占全部經費的19％，設備費僅占6％；私立朝陽學院教師缺課、學生缺席，以至學生退學和休學，均無統計。
面對這些狀況，王世傑以教育部名義于1933年7月通知各大學整理院系，整理目的便是裁并一些院系，裁并原則有兩條：
一爲重複或超過需要之院系；
二是師資設備缺乏、發展無望之院系。
前者多爲文法科，後者大都爲實科。
王世傑的整頓，很快取得成效。當時，國内高校院系重複最嚴重的當屬北平和上海地區，而到了1935年年初，全國高校共裁撤、歸并或停止招生33個系，其中北平、上海兩市達16個系。
爲了糾正高等院校文科和實科比例不合理問題，王世傑在上任第二年起，嚴格限制文科院校和專業招生的數量，規定大學的文、法、商、教育等院系所招收新生數額不得超過理、工、農、醫等院系招收新生的數額。
并增設實科院校和相關專業，加大對實科的投入。
到1935年，全國高等院校文科學生占總數48.8%，實科學生占51.2%，高校文實科發展規模逐漸合理。
盡管王世傑的整頓可謂大刀闊斧，但卻未引發任何波瀾與動蕩，他擔任教育部長一年多來，全國學校之安甯，爲十幾年所未見。
王世傑在教育部長任上近五年，是晚清學部成立以後，擔任全國教育行政最高長官任期最長的一位。
2. 榮登參事室主任
王世傑在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經常就中國的外交和國際關系問題發表演講。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王世傑于12月7日在總理紀念周上發表講話稱：
“中國八十年來，在對外關系上，所以屢屢失敗，是因爲自己根本上有兩種大毛病。這兩種毛病，不僅是政府每次犯着，就是一般人民也有不少的是和政府一樣。
“第一是媚外。這是從前政府當局的通病。他們是遇事害怕，因此，他們對外隻是屈服，對内隻是欺騙，演成無數喪權失地的外交恥辱。
“第二是昧外。政府與人民大都不熟悉各國政治軍事的虛實，不了解國際的局面；一旦事情發生，政府與國民都不免盲動，不能成立一種适當的計劃。
“我們此後要既不媚外，又不昧外；既不軟弱，又不糊塗。那末，就隻有趕緊讓大家多知道國際間的情勢。一個人，在黑暗中走路，就令他是很勇敢的，他的直覺仍然會使他怯懦。如果他能夠看清前途的一切，那末，就令他不是一個勇者，他的怯懦也可以減少。所以光明是勇敢的條件。”
“七·七”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設立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并于1938年4月21日任命王世傑爲參事室主任。
參事室的工作範圍包括：“應委員長之咨詢，貢獻關于政治、外交、經濟、财政、教育等重要政策的意見；征集國内外專家的意見與具體方案；承命審查并研究各方呈送之條陳，計劃與方案；研究特種問題并規劃實行方案；搜查并整理各種足備決策參考的重要材料，和其他委員長交辦事項。”
參事室主任，可以說是一個名小而權大的官職，雖然下面隻設了六七個參事和四五個專員，但它卻無事不管。
有關國共關系、外交、财經、工業化，以及後來戰後複員等重大問題，一般都要讓參事室——智囊團出謀劃策，雖然并不是所有解決方案都能被采納，但它對蔣介石的決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蔣介石每周舉行的讨論國際發展趨勢和中外關系的會議上，王世傑經常就外交部所處理的問題向蔣介石提出建議。
根據顧維鈞的回憶：
“王世傑最低調，是一位很謹慎很認真的人，雖然當時他的外交經驗不足，但是他能深切地理解蔣介石對所有外交政策的看法，每當出現争論時，他都能提出建議，而且總是能迎合蔣介石的意圖，因此頗受蔣介石的賞識。”
在王世傑出任參事室主任之初，正是中國獨自對日作戰，國際上鮮有支援之際，面臨如此棘手的外交問題和險惡的國際局勢，王世傑認爲，中國要取得抗戰的勝利，一方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一方面要争取國際支持，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适時地利用國際形勢。
參事室從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5月撤銷，在抗日戰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背景下，首要的工作是圍繞對日問題展開的。
在對日本的态度上，王世傑反對妥協，亦不主張在缺乏第三國擔保停戰條件的情況下由列強調停。當時，國民政府提出的對日制裁要求，在布魯塞爾會議上未獲通過，但仍期望再次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以赢得各大國的援助。
1939年6月，根據駐法大使顧維鈞的來電，英國有再次召開九國公約會議的打算，蔣介石立即下令參事室予以研究。
6月22日，王世傑上交關于此時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之利害和方式的簽呈，其中慎重分析了各國對此的态度：
“蘇俄必可贊成，法國當随英美态度而定。英于此時，以臆測之，或傾向于此項會議之召集，以便津案（天津租界問題）之應付。”
王世傑認爲英國可依“集體之行動爲之”，拒絕日本廣泛要求并向日本施壓；而“美國在原則上自不反對九國公約會議之召開”，但由于“中立法修改案和畢德門制裁日本案，均在議會讨論中，尚無結論”，再加上墨西哥油權問題仍未解決，對會議的召開“或不無遲疑”。
王世傑還提出：
“會議如能召開，英對津案或不緻退縮，我于會畢後，較易得到美國對華進一步之經濟援助。”
然後，不久之後，英國在準備讨論天津租界問題時對日妥協，發表日英“有田——克萊琪協定”，聲明：
“英國政府完全承認正在大規模戰争狀态下之中國之實際局勢……凡有阻止日軍或有利于日軍之敵人之行爲與因素，日軍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滅之。凡有妨害日軍達到上述目的之行動，英政府均無意加以贊助。”
英國此聲明，實質上承認了日本侵華的既得利益，犧牲了中國而對日妥協。
于是，國民政府召開九國公約會議的幻想破滅。
3. 率團赴英國訪問
抗戰時期，王世傑擔任的另一項重要職務，就是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和主席團主席。
就在王世傑出任參事室主任的同年6月，由國共和其他各方人士參加的國民參政會成立，王世傑兼任該會秘書長，開始負擔起包括共産黨在内的各黨派的聯絡與協調工作。
7月，蔣介石指派王世傑組建中央黨政訓練班，簡稱中央訓練團，蔣介石任團長，王世傑任總教官。曆時五年，訓練班開辦31期，受訓學員達23000之多，培訓了大批專門人才。
抗戰時期王世傑兩度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堅決主張聯合英美對日抗戰到底，同時和蘇聯密切聯系。
王世傑還一度出任中央設計局首任秘書長。這是一個廣泛羅志專家、學者的機構，曾提出戰時黨政軍三年建設計劃及西北十年建設計劃，戰後五年國防及經濟計劃等，費了不少心血。
王世傑數年置身于最高決策圈，身兼數職。他以淵博的知識和卓越的才能，運籌帷幄，深得蔣介石贊賞和倚重。蔣介石曾贊揚他：才華出衆，功勞赫赫。
抗戰後期，國民黨外交部長這一要職一直由宋子文兼任，但實際上宋子文隻忙于對美外交。由于英屬印度、緬甸已變成中國對外的主要通道，王世傑作爲主任委員，便分擔了對英外交的重任。他曾任中英庚款董事、中英文化協會會長、中國留英學會會長。
1943年，王世傑曾奉命擔任訪英團團長，于11月18日率四人訪英團前往英國。此次訪英，有以下任務：
“一、宣達中國對英之友感；二、考察英國努力抗戰實況并報道于中國政府與人民；三、與英國朝野交換意見。”
12月3日，王世傑一行人抵達英國，旁聽了英國國會會議。
王世傑就蔣介石與丘吉爾會晤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英國政界和民間對中國抗戰的态度，中國同印度的關系以及中國民主化等問題，和英國副外相克利浦斯進行了會談。
1944年1月下旬，因病在北非休養剛剛回到英國的首相丘吉爾，在倫敦唐甯街10号首相府會見了王世傑等人。丘吉爾見到王世傑等人，第一句話便是：
“這兒是做錯事最多的地方。”
這是丘吉爾的一句名言，發人深省。
會談中，丘吉爾以鄭重語調申述“英國必以軍力迫暴日無條件投降，才算對得起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
王世傑這次率團訪英“對英國朝野人士充分地傳達我國人民對英國人民的友誼與繼續合作的期望，并且強調我國抗戰必勝的決心與信心，以及建設一個民主化、工業化國家的政策。關于我國工業化一點，當時獲得英國朝野各界人士的重視，并表示願意協助我國實現工業化”。
訪英期間，王世傑等人對戰時的英國進行了考察，認爲英國人盡其力，物盡其用，地盡其利。王世傑認爲這是法制精神、科學方法、公平原則帶來的結果。
王世傑等人還與英國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廣泛接觸，了解到英國的大學根據戰争的需要，普遍在大學開設半年、八個月、一年甚至兩年的軍事訓練班；英國的中學教育側重于技術訓練。
此外，王世傑等人還收到克利浦斯爵士夫人主持的英國援華總會募集的一百多萬英鎊的捐款。
王世傑将訪問英國的情況随時彙報給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行政院長孫科、副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宋子文、總參謀長何應欽等人。
當王世傑等人準備回國時，蔣介石特意要求王世傑等人在開羅停留。
于是，11月，王世傑又陪同蔣介石參加了開羅會議。
4. 對蘇談判的失敗
1945年6月，抗戰勝利在即，王世傑參加了對蘇外交工作，随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飛往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談判中蘇條約。
雖然這次行動是中國政府所安排，但實際上卻是美、蘇、英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時安排好的。
《雅爾塔協定》是同年2月美、英、蘇背着中國簽訂的，羅斯福爲節約美軍人力，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以盡快打垮日本。而斯大林看準時機，獅子大張口，要求取得日本在中國所奪利益，并要求外蒙獨立。羅斯福在中國不知情的情況下答應了蘇聯的要求。
正所謂“弱國無外交”，中國雖想對抗《雅爾塔協定》，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7月2日，中蘇開始會談，主要談外蒙問題，對于斯大林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獨立的事實，宋子文、王世傑等人反複抵制，均無所獲。
一直到7月12日，以宋子文爲團長的代表團與斯大林直接面談六次。由于蘇聯實力強大，中國貧弱，斯大林以老大自居，老謀深算，态度強硬，根本不給中方商談餘地。
期間，以随員兼翻譯身份随宋子文一起來到蘇聯的蔣經國，曾奉命以個人身份拜見斯大林，他對斯大林說：
“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八年抗戰，就是爲了把失地收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外蒙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同意外蒙歸并給蘇聯。”
蔣經國的話并沒有打動斯大林，斯大林的字典裏沒有“同情”二字。
7月，宋子文回國，他已對中蘇會談視爲畏途，被迫辭去外交部長的兼職。30日，王世傑正式接任外交部長。8月初，宋子文與王世傑等人再次前往蘇聯，與斯大林等人先後會談四次。
然而，就在會談期間，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震驚了日本天皇，也震驚了斯大林。倘若日本宣布投降，蘇聯便再也沒有理由出兵東北。
爲了搶占日本在中國東北掠奪的利益，爲了從中國奪走外蒙，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9日即出兵中國東北，而就在這一天，美國對日本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日本于10日向盟國投降，于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在此情況下，蘇聯紅軍很快橫掃東北日軍。
由于蘇聯紅軍已經占領東北全境，可以在東北爲所欲爲，在第二階段的中蘇談判中，斯大林更是處于強勢與優勢之中，中國隻得接受《雅爾塔協定》内容，于8月14日與蘇聯簽訂了犧牲外蒙古和東北部分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從此，外蒙在脫離中國統治20餘年的基礎上，正式獨立。
此次中蘇談判，不是簡單的外交事件，而是國家、實力、地位的較量，雖然中國在談判中失敗了，不是王世傑等人的責任，但因爲中方簽字的人是王世傑，他便因此落下了一個不光彩的形象。
三、三年内戰，主持外交
1. 重慶談判的代表
從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一直到1946年，國共兩黨進行了第二次合作。但合作之中，兩黨的矛盾與分歧并沒有消除，雙方軍隊的摩擦與争鬥時有發生，兩黨的談判也時斷時續地進行着。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公開緻電，邀請毛澤東赴渝，商讨“國際國内各種重要問題”。
就在此前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公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政府，承諾“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
蔣介石相信蘇聯會信守承諾，相信依靠蘇聯支持的中共，從此會失去與國民黨争奪政權的資本。因此，他此時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目的就是要讓共産黨看清國際形勢，明白國民黨所擁有的絕對優勢，知難而退。
8月28日，毛澤東來到重慶，住在國民黨談判首席代表張治中的公館桂園。
當晚，王世傑陪同蔣介石在山洞林園宴請毛澤東。
宴會結束後，王世傑到毛澤東下榻的寓所做禮節性拜會，并當面轉交時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代表胡适的電報。胡适在電報中勸毛澤東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國共兩黨化幹戈爲玉帛。
雖然胡适的提議不可能被采納，但如此重要的電文通過王世傑轉交，可以看出胡适和王世傑之前的親密關系。
“重慶談判”從8月29日開始到10月10日達成協議，一共曆時43天，參加談判的國民黨代表有4人，分别是外交部長王世傑、四川省主席張群、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共産黨代表有兩人，分别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
談判大緻分爲三個階段，8月29日到9月3日是一般性交換意見階段；9月4日到22日是就實質問題進行商談階段；9月27日到10月10日是最後達成協定階段。
王世傑參加了第一個階段的談判。
談判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個是雙方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直接交換意見，一個是雙方代表之間進行磋商。
在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蔣介石明确提出三個談判原則：
“一、不得以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即其所謂召開黨派會議讨論國是，組織聯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于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爲中心也。”
于是這天晚上，根據蔣介石的指示，王世傑等國民黨代表與中共代表進行了初步接洽。
9月2日，毛澤東在重慶桂園約見王世傑，兩人進行了一次比較系統的談話，毛澤東在政治會議問題、國民大會問題、自由問題、政黨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所謂“解放區行政問題”、中共軍隊問題以及受降問題提出建議。
同一天下午，蔣介石突然想到一個解決中共問題的好辦法，以一年前談判時沒有接受的中共軍額4軍12師爲讓步條件，以取得中共的滿足和妥協。
當晚，蔣介石在宴請毛澤東等的晚宴上，表達了自己的讓步：
“中共可以編組12師，并且可在國民大會集議、新政府産生時依法參加中央政府。”
毛澤東對此不置可否。
翌日，毛澤東再一次與王世傑進行會談，提出一系列國民黨不可能接受的條件，并明确提出：
“中共軍隊須改編爲48個師，并在北平成立行營和政治委員會，由中共将領主持，負責指揮魯、蘇、冀、察、熱、綏等地方之軍隊。”
下午，周恩來等，根據毛澤東的條件，提出具體11條書面談判方案。
蔣介石得知後怒不可遏，他對國民黨代表說：
“12師是最高限度，駐地可以商量，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請中共人士參加，但不能要求政權，形成割據狀态。”
9月4日下午，王世傑作爲“中國政府”代表前往倫敦，參加中、蘇、英、法、美五國外外交部長會議。王世傑離開重慶，不繼續參加與中共的談判，似乎表現出對談判成功很有信心，他在8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
“予決定赴倫敦出席五外長會議。因中共問題大緻可望成立協議，予縱不參加到底，亦似無妨也。”
在離開重慶前往英國之前的9月3日晚上，王世傑給毛澤東寫信，“告以如對具體問題要求過甚，則談判又或僵持。并告以彼與蔣先生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難合作。”
然而，王世傑走後，國共談判分歧越來越大。而事實上，雙方分歧的焦點，始終是軍隊數目與劃歸中共管轄區的區域問題。
一直到21日，蔣介石見談判仍無結果，又将中共軍額提高到20師，并稱，“如其要求華北各省主席則不能再談”。
但此時，雙方對談判都已不抱希望，隻是借談判獲取實際利益。
中共軍委明令各軍：“重慶談判，蔣介石毫無誠意。”“爲着促進談判，推遲蔣軍深入華北、東北，争取全部占領察、熱，争取東北優勢，我必須布置幾個有力戰役，打退頑軍氣勢。”并于9月上旬，在山西發起了上黨戰役。
國民黨同樣在借談判之機，加緊調動軍隊，完成部署，軍事進攻一直沒有停止。
雙方邊談邊打，在華北地區展開激烈争奪。
但對蔣介石來說，東北地區比華北更加危急。有情報顯示，張家口、山海關、秦皇島已被蘇軍讓給中共。這個消息讓蔣介石驚訝不已，他沒想到蘇聯出爾反爾，“破壞盟約，決心掩護中共侵擾中國”。
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内戰即将開始。
2. 簽訂《中美商約》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在斷斷續續進行了11場正式會談後，眼見無法再談下去，協商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作爲談判階段性成果公開發表。
就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前的10月8日，王世傑也回到重慶，并在10日當天，代表國民黨前往重慶桂園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
簽字當晚，王世傑再次與毛澤東長談，希望毛澤東返回延安後再來重慶，商議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事宜。
1946年1月10日，國民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共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并于13日午夜正式生效。
借着停戰之機，蔣介石加緊向東北調運軍隊，于2月上旬，将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軍運抵秦皇島，随即經北甯路開抵錦州。
此時，中共已在蘇軍幫助下，占據四平以北的大半個東北地區，使得國民黨無法按原計劃接收東北。于是，武力沖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這是王世傑不願意看到的。
1946年7月，全面内戰爆發。王世傑籲天長歎，卻無力回天。
王世傑反對内戰，因爲他是一位醉心政黨政治的學術權威，他不主張消滅“異黨”，而是強調以“選票”而不是武力來解決問題，因此他又主張“軍隊國家化”，并反對中共的“武裝割據”。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表後，曾規定大小官員都要寫一篇“讀後感”，王世傑先是請了一位參事替他寫，那位參事洋洋灑灑寫了數千言，結果被王世傑一筆勾掉，自己另寫了“君子不念舊惡”六字交卷，這六個字實際上暗示了他對共産黨的态度。
内戰期間，王世傑作爲外交部長，做了大量對外工作。一方面，他主張聯絡英、美，反對與德國結盟。抗戰爆發初期，國民政府曾聘請幾十名德國軍事顧問，并從德國購買了一批先進武器；政府内一些親德人士主張聯合德國。而王世傑始終堅持聯合英、美。
一方面，抗戰勝利後，王世傑不主張中國出兵占領日本，當時他身爲世界五強之一中國的外交部長，曾贊成美國一國出兵占領日本，不主張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兵日本，以免造成日本的分裂。
此外，王世傑緻力于扶助殖民地獨立的工作。
1946年11月4日，王世傑以外交部長的身份，代表南京政府，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簡稱《中美商約》）。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商約”簽定後，旋即遭到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他本人也因此大受指責。
從“商約”條款上看，中美雙方享有對等的權利。而事實上，由于中國生産落後，遠洋運輸不發達，“商約”中應享受的權利均無法實現；而美國在中國享有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的特權，均可成爲現實。
面對一片譴責，王世傑曾竭力解釋和辯護，稱此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對我國戰後建設十分有利，且十分重要。這一解釋，招緻了更多人的質疑和譴責。國民黨中央委員劉健群曾指着王世傑的鼻子質問：
“我倆來訂個條約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飯，我在你家吃晚飯，‘平等互惠’；但我劉健群比你塊頭大，胃口也大，午飯你吃我一碗，晚飯我吃你三碗，每天賺你兩碗，這樣的平等條約，你敢簽訂嗎？”
但事實上，《中美商約》是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定案，蔣介石支持方得以簽訂的，王世傑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如果說“商約”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遭受譴責的也不應是王世傑。
而在王世傑看來，《中美商約》确實“對戰後建設有利”。他以學者參政，置身于各派系之外，但對待此事的态度，卻是不自覺地站在國民黨親美派的立場上。
因此在宴請立法院立法委員時，王世傑仍然強調“這是一次‘閉關自守’與‘門戶開放’的論争”。而後來也有人認爲，國民黨敗逃台灣後，在搖搖欲墜中經濟起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商約》之賜。
1949年初，國民黨賴以維持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已在三大戰役中基本被消滅，國共戰場上形勢已然明朗，國民黨敗局已定。在此情況下，桂系以武力脅迫，對蔣介石實施逼宮，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王世傑亦辭去外交部長之職。
随後，王世傑夫婦攜長子紀五、次子次五及内侄箫勤逃到台灣，先落腳台中，後遷到台北，從此開始了後半生遠離故土漂零孤島的生活。
四、陷入絕境，有驚無險
1. 與蔣經國作對
國民黨逃台之初，面對混亂的政治、經濟形勢，蔣介石首先着手解決三個問題，即治理社會，争取美援，轉移權力。
在大多數大陸時期高官靠邊站的情況下，王世傑作爲留學英美的精英得以重用，因爲前兩項任務的實施，離不開王世傑等人。然而第三項任務的實施，則爲“王世傑案”、“吳國桢案”等埋下了伏筆。
在國民黨高層，有一批留學英美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多“持自由主義世界觀”，在美國人心目中形象較好，這些人便包括王世傑、吳國桢。蔣介石逃台之初急需争取美援，這些人便有了用武之地，于是，王世傑、吳國桢等便被委以重任。
1950年3月20日，剛剛重新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特任王世傑爲“總統府”秘書長，與“副總統”陳誠盡力輔佐蔣介石。
在外交上，王世傑與陳誠不斷地與美國接觸，以獲得美國對台灣政治和經濟上的援助。在台島，他們主持土地改革，實施地方自治制度，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台灣的窘況。在兩人的共同努力下，這兩方面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爲台灣之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的6艘驅逐艦、2艘巡洋艦和1艘運輸艦進入台灣海峽，肩負起保護台灣的重任。美國的再度“扶蔣”，使得台灣被共産黨消滅的危機解除，同時經過美元輸入，台灣的财政狀況已開始好轉。
1953年，被視爲保守派的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他上台後不久就采取了一些親蔣措施，台灣國民黨政權的處境更是大爲改觀，着實讓蔣介石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但如此一來，王世傑等人的作用也就顯得不再那麽重要。
如果王世傑支持蔣介石及其子蔣經國，避免成爲蔣二代接班的絆腳石，那麽他的政治生涯斷不會過早地結束。
但實際上，王世傑因受西方思想影響，對于東方式的傳子接班這一套很是反感，因此依仗自己的美國背景，根本沒把蔣經國放在眼裏，不僅在各方面對蔣經國不予配合，而且在一系列問題上與蔣經國發生沖突。
王世傑與吳國桢、張群等人極力想促成“反共救國會議”的召開。如果此會議能夠成功，将大大增加他們的力量，陳誠爲了能與蔣經國抗衡，也暗中幫忙。
對此，蔣介石父子表面上同意，暗中卻在活動取消“反共救國會議”，阻止該會議的召開。
1953年11月中旬，在國民黨召開的“七屆三次全會”上，蔣經國提出“暫緩召開反共救國會議”的主張，遭到王世傑的強烈反對。
爲此事，王世傑曾與蔣經國拍案大吵，甚至上書蔣介石，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實上已是以死相逼。
雖然七屆三次全會在陳誠和張群的支持下，通過了“反共救國會議”的召開，但王世傑也因此開罪了蔣氏父子，爲接下來被免職埋下了伏筆。
2. 突發“王世傑事件”
“七屆三次全會”結束不久，即1953年11月下旬，“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因“混淆舞弊，不盡職守”被撤職，并有貪污之嫌。
這一變故，令王世傑始料不及。
這一新聞，立即在台島引起軒然大波，各種揣測，莫衷一是，衆說紛纭。
有人說，是因爲王世傑“協助吳國桢出國而遭免職處分”，“擅自批準政學系同人吳國桢購外彙12萬美元。”
有人說，因爲他“未能妥善處理香港兩航公司案（即“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而遭到蔣中正免職”。
有人說，他是因爲堅持舉行“反共救國會議”，與蔣經國發生矛盾，并爲此上書蔣介石，以死相逼，惹惱了蔣介石。并與蔣介石“一時言語和個性的沖突，奉令解除總統府秘書長職務”。
事實上，三者皆有。
王世傑赴台後一直步步高升，有些忘乎所以，借着“反共”之名，批評政治黑暗、特務橫行，以“救國”爲名，批評蔣經國等實力派搶權過猛，從而得罪了蔣氏父子。
11月18日，爲收容顧孟餘、張君劢等人到台灣等問題，王世傑再次出言頂撞蔣介石，恰在此時發生了陳納德民航隊經濟案，王世傑有貪污之嫌，蔣介石便以“蒙混舞弊，不盡職守”将王世傑撤職。
關于兩航公司案，大緻經過如下。
早在1949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節節敗退之際，國民政府将中國航空公司的72架飛機集中在香港啓德機場。到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英國政府爲了對新中國政府表示友好，不同意将香港這批飛機轉運到台灣。
不久，原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宣布起義。台灣方面爲了不使這兩家公司停在香港的100多架飛機移交給大陸，與美國陳納德商定，以400多萬美元爲代價，将這批飛機移作陳納德等美國公司的财産。
爲此，大陸方面與陳納德在香港打官司，結果陳納德敗訴。
當陳納德二審敗訴時，曾委托律師端木恺向台灣方面請求幫助，以應付訴訟。此事經王世傑轉簽，提議緩進，蔣介石随即親批“如拟”兩字并親署“中正”二字。
1953年11月，在美國一些議員對英國施加壓力，威脅提議停止美國對英國經濟援助的情況下，港英當局判陳納德勝訴，但飛機尚未盡售，并沒有繳出應繳之款。
爲此，蔣介石憤怒不已，嚴責經手此事的葉公超、嚴家淦等人。不久便查出“世傑緻彼之函，謂蔣批準緩進”。
蔣介石“怒責世傑當時在公文上錄由不詳，意存蒙混，即免其職。嗣後陳等陸續将400餘萬美元完全繳清，此案乃告了結。”
而陳納德民航隊經濟案，也是1953年11月浮出水面。國民黨一筆180萬美元的款項，被凍結在美國威爾斯法高銀行，民航隊運用各種關系，将這筆錢解凍後，偷偷用掉了，這件事追究下來，“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自然脫不了幹系。
因爲民航隊法律顧問端木恺是中間人，蔣介石曾詢問王世傑和端木恺的關系，王世傑立即怒道：
“我與端木恺有什麽關系？我可以在總理遺像前發誓，我與端木恺沒有什麽關系！”
蔣介石一見王世傑的架勢，當即火了，遂決心将其免職。
王世傑的好友吳鐵城聽說後，立刻趕到“總統府”向蔣介石求情并當面頂撞了蔣介石，結果被蔣介石痛責，當場摔碎了一個茶杯，把吳鐵城趕出了大門。吳鐵城本已高齡，經不住這番刺激，竟因此暴病而亡。
而在“王世傑事件”後，不久便發生了“吳國桢事件”。
王世傑和吳國桢同被美國人認爲是“最具西方精神”的國民黨政要。兩人同爲學人從政、經曆相似，同樣反感蔣介石傳位于子的做法，并共同抵制蔣經國，關系一直比較密切。
1953年5月，因反對蔣經國而得罪了蔣介石的吳國桢感到無法再在台灣立足，因而遷往美國。離台時，王世傑曾在蔣介石面前替吳國桢說話，惹得蔣介石頗爲不悅。
王世傑被免職後，台灣政界、新聞界便流傳說王世傑因包庇吳國桢而被免職，并傳王世傑批給吳國桢12萬美元，通過外交郵袋轉遞到美國。吳國桢很快在美國發表聲明澄清此事。
而王世傑正在心高氣盛之時，突然遭遇此難，重挫之下，隻得收斂。于是，通過張群和代秘書長許靜芝向蔣介石表達懊悔之意。
蔣介石見此，便派人前往看望王世傑，不久又命人緻送五千元給王世傑，以爲安慰。
3. 出任“中研院”院長
“王世傑事件”發生後，王世傑以戴罪之身，蟄居私邸。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七十壽辰，蔣介石通過“行政院”新聞局發布“以六事咨詢于國人”的“婉辭”，針對這份“婉辭”，《自由中國》同人頂風而上，傾力推出了由胡适、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祝壽專号”，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的現代制度。
《自由中國》是胡适、雷震、王世傑、杭立武、傅斯年、許孝炎、俞大維等人，爲了在堅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爲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提供學術支持和輿論支持，于1949年3月所創辦的。
而這份“祝壽專号”，取得了加印13版的轟動效應，引起台灣當局的不滿。
這時，王世傑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場之下要謹慎，以免自己被毀，目前是我們最困難時期”。
如果說王世傑具有通權達變的理性智慧的話，那麽雷震顯然不具備這一素質，反而多了一份以救世主自居的表現欲望和英雄情結。結果，後來《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因此被判入獄十年。
1957年10月，王世傑當選第八屆“中央評議委員”。雖是有名無實的虛職，但也标志着王世傑政治上的“解放”。
1958年王世傑被任命爲“行政院政務委員”。由于王世傑當官不忘治學，一直是法學界的權威，因而，1962年蔣介石任命他爲“中央研究院院長”兼“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從此，王世傑開始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八年曆程。
王世傑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采取了以下幾項重要措施：
一、增設物理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
二、聘請旅外學人利用暑假回國講學，并提供國内教員以及研究員以進修機會，這兩點改進了台灣中學大學師資力量，對台灣教育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與各公立大學合作成立數學、物理、化學、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從國内外廣泛籌措經費，充實各研究中心的研究設備，不僅聘請國外知名學者到台灣講學，而且還在台灣廣泛選派優秀人才出國進修，再回國服務；
四、組成“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及“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聯席會”，以促進中美文化學術的交流。
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台灣島内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台灣和美國的關系。
1970年，接近80歲的王世傑因年老體衰辭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改任“總統府資政”。
“中央研究院院長”由即将卸任的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接任。
在2008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書第一卷中，王世傑被認爲是“中央研究院曆屆院長中最重視引進國外學術資源的一位”。
有“‘中華民國’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評價王世傑稱：“深謀遠慮，誠非一般學人或從政人員所能及。”
此外，王世傑還曾先後出任“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兩院共同理事會常務理事及兩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鑒于故宮古物以妥善貯存爲主，不便于欣賞，王世傑組成“特别出版小組”精印石畫三百種。
此後，王世傑又策劃實物赴美展覽，不僅提高了國内藝術水準，還增進了國外人士對中國藝術的了解。
4. 晚年安全退休
王世傑的夫人是音樂名家蕭友梅之妹蕭德華，字傳真，于1922年8月12日與王世傑結爲伉俪。
蕭德華善于持家，并熱心公益，抗日戰争時期曾義務爲抗日軍隊縫制軍衣，可一日完成200套，當時傳爲美談。
蕭德華身材高挑，比王世傑幾乎高一頭。有一次王世傑出訪美國，返回台灣時，蕭德華前往機場迎接。飛機降落後，王世傑從扶梯上走下來，在離地面還有二個台階的時候，蕭德華迎上前去。
一個中央社記者見狀趕緊抓拍，同時手持相機大喊：
“‘開麥拉’快！不然王部長就太矮了！”
這一聲喊，令場上發出一陣善意的笑聲。王世傑卻既無笑意，亦無尴尬之色，仍然表情嚴肅。
王世傑夫婦育有子女四人。
長女雪華，出生于1923年，1940年考入成都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1946年畢業，至美國先後于紐約、波士頓及紐澤西進修實習。1958年就職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物理系，1985年升爲教授并任藥理系研究室主任，從事教學兼心髒血管科生理及藥理之研究，1990年退休，此前獲美國女科學家學會紐約分會傑出女科學家獎。
王雪華還于1986年開始，任美國中華醫學會執行長并負責出版刊物。中華醫學會由華裔美國醫師及醫學院學生組成，會員逾千人，每年舉辦學術演講會議，頒發獎學金予醫學院學生，并協助華人小區健康改善工作。
王雪華于1948年與艾世勳醫師在紐約結婚，育有二女一子。
王世傑的次女秋華，出生于1925年，自幼對藝術、音樂、文學有濃厚的興趣。抗戰時期考入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工學院建築工程系，畢業後到美國先後就讀于華盛頓大學建築專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專業。在這兩所大學先後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
王秋華在美國學習和生活了30多年，1979年底回到台灣後，先後在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和建築系、台北工業專科學校、東海大學建築系擔任教授，并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研究所客座教師。
她先後獲得台灣和美國的注冊建築師資格。在台灣先後擔任海洋大學建築設計顧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采購評選委員、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獎評委員會委員、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管制審議委員、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建築顧問、中正大學建築顧問、“中央圖書館”建築顧問、高雄中山大學建築顧問等。
在美國留學時，王秋華曾與一美國人相戀，并準備結婚。王世傑得知後甚爲反感，當即寫信寄往美國：
“國人之巨，難道就沒有你一個相愛的？”
女知父意，不敢違命，便與美國人終止戀愛。
長子紀武生于1927年，“中央大學”肄業，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碩士學位，曾任美國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助理編輯、《自由中國時報》編輯。回台灣後，曆任政治大學副教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副秘書長、國際合作組長兼任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學會、國際法學會會員等職。
王世傑逝世後的第二年，即1982年，紀武出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張忠琳結婚後，育有二女一男。
次子次五出生于1929年，在台灣政治工作幹部學校畢業後，先後在基隆市稅捐處及台中市台灣銀行工作。
1959年，次五與林美智結婚，育有三子。
由于兒孫滿堂，王世傑晚年盡享天倫之樂。從“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位子上退下來後，他便極少過問政治，而是專心著書立述，玩賞古董字畫。他主編的《故宮名畫三百種》和《藝苑遺珍》，均爲我國藝術界空前巨著。
除了著書立說，散步、詠詩也是王世傑晚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次，他讀到《寶風波》的最後一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引發思鄉之情，霎時淚流滿面。
1979年，台灣與美國關系惡化，王世傑受此刺激，情緒變得非常不穩定，導緻身體日漸衰弱。到1980年1月，行走已發生困難，并于3月住進醫院進行手術治療。
此時王世傑已年屆90歲高齡，盡管手術非常成功，健康狀況也已無法恢複。親友故舊都勸他去美國療養，王世傑卻拒絕說：
“台灣雖是海上孤島，但總還是中華國土的一部分。我死，也要灰留孤島。将來有一天，也許有海風海潮把它送到崇陽故鄉去，那我就含笑九泉了。”
可見王世傑晚年的思鄉之切。
1981年1月，王世傑病情加重，語言發生障礙，并開始呈現昏迷狀态，3月27日，突然嘔吐，送醫診治檢測出白血球增加，身體持續高溫。到了4月17日，其病情忽然轉急，不得不移入加護病房治療，最終因年高體衰，于4月21日，在台北榮民總醫院逝世，享年90歲。
臨終前，王世傑囑咐兒女：“一定要爲家鄉人民做件好事……”
當他看到兒女們點頭後，才最終閉上了眼睛。
王世傑生前，曾在武大和在重慶、台灣反複說，他以官俸結餘所搜羅的書畫文物，最後是要全部贈予武漢大學的。
王世傑逝世後，子女按照其遺囑，将他畢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昉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濤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獻給台灣故宮博物院。并遵照王世傑的遺願，于1985年向家鄉湖北省崇陽縣捐款，在回頭嶺修建了一口水井，井邊豎立的石碑上刻着五個大字：敦睦飲水井。其含義深刻，意義深遠。
王世傑的女兒雪華和秋華還遵照王世傑“爲家鄉人民做一件好事”的宿願，在崇陽大道捐建了“雪艇圖書館”，爲繁榮家鄉科學文化，聊盡微薄之力。
曆史評說
王世傑是民國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政治活動家，國民黨内“政學系”幹将。
王世傑一生最大的功績是創建武漢大學，在任武大校長的4年裏，他對創建新校舍，開明辦學傾注了大量心血，使武漢大學校園校舍之美在全國首屈一指；使該校在全國名聲大振。他在遺囑裏說：“以後爲我立碑時，去掉所有頭銜，隻須刻上‘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見，王世傑對親手創建的國立武漢大學傾注了何等的深情。
王世傑任教育部長5年，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如對不達标的學校進行整改；加強推行國語的标點符号，促進國語統一；提倡科學、醫藥、藝術及體育等專門教育。
抗戰期間，王世傑出任軍事參事室主任等要職，以淵博的知識和卓越的才能，運籌帷幄，對促進對英外交、正确處理與中共關系上做了大量工作，深得蔣介石贊賞和倚重。蔣介石曾贊揚他：才華出衆，功勞赫赫。
抗戰勝利後，王世傑最大的敗績是簽訂了不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并因此受到國民黨内部人士的不斷攻擊和責難。而他本人不過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已。由此可以看出，以學者參政，置身于各派系之外，在國民黨内處境艱難。
王世傑是反對内戰的，從他給蔣介石遞交的“君子不念舊惡”六字中便可以看出他對共産黨的态度，王世傑的主張是多黨制和“軍隊國家化”。
到台灣後，王世傑像其他有英美留學背景的高官一樣，被委以重任，爲台灣争取美援出了不少力。卻被蔣介石以“混淆舞弊，不盡職守”之名撤職，究其原因，是因爲王世傑赴台後一直步步高升，有些忘乎所以，借着“反共”之名，批評政治黑暗、特務橫行，以“救國”爲名，批評蔣經國等實力派搶權過猛，從而得罪了蔣氏父子。加上陳納德民航隊經濟案的發生，王世傑有貪污之嫌，蔣介石遂将他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