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闆蔣二代食苦果
吳國桢受李宗仁賞識步入政壇，又承宋子文、蔣介石知遇之恩，主政漢口、重慶與上海，在上海與“打虎”的小蔣結怨，主政台灣省更與蔣二代沖突不斷，甚至懷疑“險遭暗害”，因而辭職出走美國，以緻引發“吳國桢事件”，繼而公開反蔣，晚年在美國教書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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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号：吳國桢，字峙之
籍貫：湖北建始
生卒年月：1903.10.21—1984.6.6，卒年81歲
畢業院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最高職務：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
家世：
祖先——明末爲躲避戰亂，從江西遷湖廣荊州江陵，繼遷監利。
始祖——吳大智，遷往四川奉節，轉徙恩施。吳大智之次子吳士安經商緻富，置田宅于建始縣紅岩寺之涼水埠，從他開始，世代居此。
父親——吳經明，早年考中秀才，清末被地方當局選送到武昌經心書院學習，結業後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陸軍。之後，被分派在北京陸軍部段祺瑞屬下任職，從教育科長一直做到軍學司司長。
母親——朱芷英。
兄長——吳國柄。
妻子——黃卓群。
子女——長子吳修廣，次子吳修潢；長女吳修蓉，次女吳修蕙。
簡曆
1906年——入私塾讀書。
1908年——進府學胡同小學讀書。
1913年——入天津南開中學就讀。
1917年——考取北京清華學校。
1921年——被官費保送到美國愛荷華的格林奈爾學院留學。
1923年——考取了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
1927年——任中華民國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公署交際科科長。
1928年——任中華民國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長。
1929年——任漢口市政府土地局局長。
1931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廳廳長。
1932年——任漢口市政府市長。
1939年——任重慶市政府市長、重慶市防空司令部副司令。
1943年——任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
1943年——任中華民國外交部（代理）部長。
1945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長。
1949年——任台灣省政府主席。
1950年——任台灣省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務委員、台灣省反共保民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2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台灣物資委員會委員。
1966年——于美國佐治亞州薩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學任東方曆史和哲學教授。
1984年——因心髒病病故于美國佐治亞州薩凡那寓所，終年81歲。
漢口起家，仕途一帆風順
1. 留美博士歸國
1926年夏末的一天，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大禮堂中，一場莊嚴的博士學位頒授典禮正在舉行。
當吳國桢的名字在大禮堂上空響起的時候，一位身材瘦小的青年，在掌聲中走上主席台。他戴一副圓鏡片眼鏡，身着租來的博士服，顯得老成持重。但實際上，他隻有23歲。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親自将象征博士身份的縧帶系在吳國桢的身上，然後爲吳國桢頒發證書，并再次與吳國桢握手，真誠道賀：
“祝賀你！”
在場的導師、教授、博士候選人以及來賓，紛紛起身鼓掌，吳國桢心潮澎湃地發表講話，對導師們的辛勤培養、基金會的資助表示感謝，并表示回國後要将所學奉獻社會，造福人類。
吳國桢來自中國湖北建始，自幼便有“神童”之稱。他三歲入私塾，不數月便能對《三字經》倒背如流。五歲時與哥哥吳國柄跟随母親赴北京，來到父親身邊。其父吳經明是清朝秀才，早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時任北京陸軍部軍學司司長。兄弟兩人到京後即入府學胡同小學讀書。
幾年後吳國柄考入天津南開中學，放假回家時，吳國桢便翻閱哥哥的課本，有些功課與哥哥一起做，時間長了其功課竟與哥哥相差無幾，有幾門課甚至比哥哥學得還要好些。吳經明便将幼子也送到天津南開中學就讀。
當時吳國柄15歲，吳國桢剛剛10歲，成爲南開中學年齡最小的學生。
南開中學是著名愛國教育家嚴修、張伯苓于1904年創辦的一所著名中學，多年來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知名人士，周恩來、溫家寶總理皆畢業于該校。國民黨高層數十人曾就讀于該校，如吳國桢、張道藩等人。
當時由于吳國桢年幼，夜裏常把被子踢掉，校長張伯苓晚上巡查學生宿舍時，經常爲他蓋被子。一些生活上的事，吳國桢也難以自理。其兄吳國柄雖然也在該校，但由于父親一直誇弟弟聰明，說哥哥笨，吳國柄不服氣，對弟弟很少照顧。
當時，15歲的周恩來也在南開中學就讀，便常以大哥哥的身份照顧吳國桢，兩人常常一起學習，一起外出，天長日久，感情倍增，情同手足，于是結拜爲異姓兄弟。
1914年，周恩來、張蓬仙、常策歐等人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由于該會旨在聯絡同學感情、增強社會活動能力，并開展了形式多樣、豐富多采的适合青少年的活動，吳國桢入會後進步很大，活動能力提高很快。原來性格内向羞于與人說話的他，後來曾在演講比賽中獲獎。
畢業前夕，爲了留念，周恩來與吳國桢合攝照片一幀，周恩來坐在長靠椅上，吳國桢站在椅子後面，兩人手攜手，面帶微笑。以後盡管兩人站在不同的政治陣營裏，但是私交一直很好。
1917年中學畢業後，吳國桢考取了北京清華學校。當時的清華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結業後相當于一般大學的一二年級。吳國桢1921年結業後被官費保送到美國愛荷華的格林奈爾學院留學，兩年後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随後考取了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
此間，一個意外的插曲，差一點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那是1925年春，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铮，以中國政府專使的身份，率領代表團到歐、美、日等十幾個國家進行考察。在從歐洲動身到美國之前，徐樹铮給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發了一份電報，他出了一道題：
“美國哪種政治（體制）合宜中國？哪種政治（體制）不合宜中國？”
要公使館通知學政治、經濟、法律的留學生，就此題目寫成文章，供他研究。
吳國桢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的就是政治，很快就寫了一篇論文投寄到公使館。在十幾名應征的留學生中，吳國桢的文章寫得最好，能聯系中國的情況，坦陳利弊得失，徐樹铮看了連連稱贊，覺得吳國桢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吳國桢的父親吳經明是徐樹铮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也是徐樹铮的部下，徐樹铮一行在英國參觀工廠時，急需一名懂工程技術的翻譯，吳國桢的兄長、正在英國工廠實習的吳國柄便擔當了翻譯工作。因此，徐樹铮讓吳國柄給其父發電報，說他決定把女兒許配給吳國桢，待吳國桢學成歸國即完婚。
吳國桢被授予博士學位後，于當年8月，與其他9位留美學生，乘坐麥金萊總統号輪船返回祖國。
此時，吳國桢已得知徐樹铮與父親爲他訂婚之事，但回到北京沒幾天，徐樹铮在廊坊被人槍殺，吳國桢與其女兒的婚事就此作罷。
倘若徐樹铮不死，以徐樹铮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熱的地位，又是吳國桢父親的頂頭上司，吳國桢的一生或許将是另一種境況。
2. 蔣宋知遇之恩
在北京小住一段時間後，吳國桢即赴上海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然後毛遂自薦，上書給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整理财務稅收方案》萬言書，對武漢的财政窘迫狀況提出若幹改進意見，深受李宗仁賞識。
李宗仁當時兼任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其參謀長張華輔，是吳經明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知本也是吳經明的至交好友，他們都竭力在李宗仁面前爲吳國桢美言。
李宗仁的桂系正處于鼎盛時期，爲了維護其統治，李宗仁重視任用人才，因此特設漢口煙酒事務局，任吳國桢爲局長，以觀察吳國桢的才能。
當時外商利用在華特權，大量進口洋煙洋酒，由外國俱樂部和洋行直接銷售，從不納稅。吳國桢到任後，立即制定煙酒納稅條例，令行法随，上任9個月便創下煙酒稅收90萬的佳績，給當時的湖北軍政大員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爲他日後屢次升遷奠定了基礎。
此後，吳國桢又擔任過漢口土地局長與财政局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和财政廳長等職務。
1931年夏天，湖北發生水災，漢口被淹三個月之久，數十萬災民斷炊，餓殍遍野。過去湖北省的财稅收入近百分之四十出自漢口，如今不但不能上交财稅，而且急需救濟。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派吳國桢前往南京，找财政部長宋子文撥款湖北赈災。
吳國桢與宋子文素無來往，又無熟人聯絡，到達南京後，上海、南京追了一個來回，總也見不到宋子文的蹤影。後來他用20塊銀元買通宋子文在南京官邸的門房人員，等宋回到南京，他立刻得到消息，果然在财政部見到了宋子文。
一見面，宋子文用英語說：
“K.C.I can only give you five minutes to present case.（國桢，我隻能給你五分鍾的機會。）”
結果，吳國桢隻用了三分鍾時間，便把湖北水災災情的嚴重性講得一清二楚。宋子文聽了很受感動，立即拍闆同意：中央每月貼補湖北50萬元，幫助湖北渡過困難。
但宋子文有一個條件，那便是：隻有吳國桢在湖北财政廳長任上，宋才會撥款，換了其他人做财政廳長，宋即終止此項财政補貼。可見宋子文對吳國桢才幹與爲人的欣賞。
1932年蔣介石坐鎮武昌，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由于蔣介石打算在武漢居留半年，因此急需一名熟悉當地情況、精通英語的年輕秘書。經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推薦，吳國桢被調到蔣介石侍從室任秘書。
此間，吳國桢除了陪蔣介石會見中外賓客，每天必須要做的事有：整理和搜集若幹有關資料，供蔣介石參考；爲蔣介石起草文件或記錄、整理蔣的口述講話；将每天報紙上的重要消息勾出，爲蔣翻譯并閱讀英文報刊的重要消息；出席各種會議，爲蔣充當耳目，反映情況；代蔣回複來自國内外的信件。
這些工作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很難達到蔣介石滿意，蔣介石從1928年重新上台到1975年去世，47年中用過的秘書不下25人，真正令他滿意、能得到他青睐的極少，吳國桢便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位。
吳國桢在蔣介石身邊工作了僅僅幾個月，但這幾個月爲他今後的飛黃騰達鋪平了道路。同年秋，宋子文點名要吳國桢去江西榷運局整頓鹽稅。吳國桢征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說：
“子文的事就是我的事。”
便同意了這項調動。
吳國桢到江西榷運局工作了三個月，将機構重複架床疊屋的鹽務稅收機構榷運局撤銷，由省鹽務稽查處統一稅收，使原來因雙重稅收而遠離江西的外省鹽商紛紛而至。同時親自拟定有關規章制度，堵塞原先偷稅漏洞。
三個月後，鹽務整頓基本完成，稅收明顯增加。在吳國桢離開南昌回漢口時，許多鹽商在榷運局衙門前燃放鞭炮，爲他送行。
1932年11月，蔣介石任命吳國桢爲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漢口市市長，從此吳國桢步步高升，成爲蔣介石的重要政治助手。
3. 漢口好運連連
吳國桢雖仕途通達，但直到1929年26歲時，仍未娶妻。當時他的父母兄嫂住在漢口特三區，吳國桢每逢假日，都要回家與家人團聚，難免要聽到母親念叨：
“都老大不小的人了，什麽時候才娶媳婦啊？”
吳國桢總是笑笑，他平時忙于工作，對婚姻之事根本無暇考慮。而父母之所以沒有強迫他，則是吸取了對吳國柄包辦婚姻釀成悲劇的教訓。
吳國柄14歲時，由父親做主，與其好友錢維義的女兒訂婚。吳國柄中學畢業後，怎麽也不肯答應這樁婚事，而且跑到錢家要求退婚，還和錢維義大吵了一場。錢小姐得知此事，羞愧得無地自容，當晚上吊自盡。
這一場悲劇讓吳經明對好友錢維義充滿愧疚之情，因此對次子的婚姻再也不敢包辦與強迫。但由于父母的催促，吳國桢也開始留意尋覓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侶。此時他擔任漢口市财政局長，有天路過一家照相館，忽然被陳列在照相館櫥窗裏的一張少女照片所吸引，很想知道這是誰家的小姐。他見這張照片和當時名聲不大好的電影明星楊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立刻想出一個辦法。
吳國桢裝做生氣的樣子走進照相館，責問照相館的老闆：
“你們怎麽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電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攬顧客呢？你們知道不知道，這位小姐是一位有聲望人家的女公子？”
照相館老闆見吳國桢西裝革履，胸前還挂着市政府的圓形徽章，知道他是當官的，趕緊回答：
“知道，知道！她是漢陽鐵廠黃廠長家的大小姐。”
這位黃廠長名黃金濤，福建人，早年也曾在美國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冶金碩士學位，回國後便擔任了這座聞名全國的鐵廠廠長。後來在40年代，國民政府曾委任黃金濤爲福建省政府主席，被他以年老多病爲由婉拒。
黃金濤共有子女四人，照片上的女子是其長女黃卓群。當時黃卓群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讀書，被譽爲該校的校花。上海有兩所貴族化學校，男校爲聖約翰，女校就是中西女校了，宋霭齡、宋美齡、宋慶齡三姐妹在出國留學前，便就讀于該校。
吳國桢回家後，立即向哥哥吳國柄詢問是否認識黃金濤。吳國柄因學工程機械，與漢陽鐵廠有業務往來，對黃金濤非常熟悉。聽說吳國桢相中了其長女，喜出望外道：
“我這就去拜訪黃先生，請他促成這樁好事！”
黃金濤一聽吳國桢曾留學美國，現任财政局長，對他的條件非常滿意，當即點頭答應兩人見面。
于是，黃卓群放假返回漢口時，吳國柄夫婦便在美國海軍青年會設宴款待黃家，名爲感謝他們在業務上的幫助，實際是爲吳國桢和黃卓群安排的一次相親。
黃卓群不僅天生麗質，而且學識、口才皆是一流。吳國桢本就對她的照片一見鍾情，如今見她言談舉止大方穩重，更是深深墜入情網，不可自拔。
1930年春，在漢口租界的一所教堂裏，吳國桢與黃卓群舉行了婚禮。證婚人爲漢口市長劉文島，劉文島還饋贈吳國桢夫婦一套精美家具。
婚後兩人感情甚笃。30多年後，吳國桢夫婦在美國喬治亞州的海濱城市薩凡娜定居時，其鄰居張昆渝曾這樣評價黃卓群：
“吳夫人美麗賢惠，且能寫能畫，多才多藝。平日除料理家務外，尚能發豆芽，做豆腐，蒸饅頭。最令人佩服的是，她自己還能縫制西服，手藝精巧，式樣大方，不遜于職業裁縫。”
黃卓群與宋美齡一直過從甚密，在吳國桢後來遇到的不少“麻煩”中，黃卓群出面通過宋美齡疏通，對吳國桢多有幫助。
三任市長，有功亦有過
1. 市長的最後撤離
吳國桢一生做過三任市長，首任市長即1932年末就任的漢口市長。
上任後，吳國桢從改變市容市貌做起，拓寬市區馬路，擴建中山公園，使其成爲當時長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園，修建沿江沿河的防水大堤，在沿江大道一帶修建地下公廁，使原來又髒又臭的沿江一帶，變成了寬敞清潔的林蔭大道。
不過，他的主要政績還在于防洪搶險。
漢口地勢低窪平坦，經常遭受水災，1931年的一場大水，給漢口帶去死亡3.2萬人的慘劇，當時受災群衆高達78萬。
1935年汛期，長江、漢水洪水暴漲，洪水直逼武漢，姑嫂樹一帶大堤忽然崩塌數段，險象環生。該堤一破，整個漢口瞬間便會成爲一片汪洋，80萬人口的生命财産将毀于一旦。吳國桢親自帶領市府公務人員和士兵上堤搶險，并把搶險指揮所設在大堤上，與十萬軍民一起晝夜奮戰在大堤上，在險情解除之前十幾天未曾回家。
在搶險隊伍中，有漢口市警備部隊數千名士兵，警備司令葉篷也幾次上堤視察。但由于各報記者紛紛報道吳市長領導軍民奮戰在搶險第一線的事迹，吳國桢因此受到蔣介石親筆信嘉獎，而葉篷忙活半天，卻無人表彰。一怒之下，葉篷命令該部官兵全部撤離。
吳國桢見狀，百般解釋，請求葉篷留下部隊官兵搶險，但無濟于事。最後吳國桢竟跪在葉的面前，請求說：
“我代表80多萬市民向您求請，請您留下士兵抗洪搶險。”
葉篷斷然拒絕，命令士兵撤下大堤。
吳國桢隻好向軍事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求援，張學良親自駕機到姑嫂樹上空視察，一看情況危急，立刻下令派兵火速趕赴漢口大堤搶險，終使漢口幸免于難。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的黨政軍機構紛紛搬到武漢，到1938年秋，武漢成爲了戰時的軍政中心。吳國桢作爲漢口市長，肩負着後勤保障、戰時動員等重任，在戰火逼近的情況下沉着應對，法治嚴明。
到1938年春節前夕，武漢城内已人心惶惶。吳國桢在漢口市政府任職的堂弟吳國幹，向吳國桢請假送家眷去宜昌，吳國桢不予準假，并說：
“你不能在民衆沒走前先走！我的家眷也都沒走。”
吳國幹見吳國桢不準假，竟然不打招呼就悄悄帶着家眷走了。吳國桢聞訊後毫不姑息，爲了嚴明紀律，以儆效尤，吳國桢以“擅離職守”之咎将吳國幹除名。
6月，日軍兵分五路攻打武漢，吳國桢讓夫人黃卓群帶着四個孩子随嶽父母去昆明，免去了家庭拖累，一人留在漢口，全力以赴投入到組織指揮支援前線和民衆撤退之中。
吳國桢不愧市政管理長才，組織撤退工作安排指揮得有條不紊。将武漢除老、弱、病、殘及在武漢淪陷後有條件留下來的人外，其餘的青壯年、婦女兒童、學校師生、機關工作人員，全部統一分配車輛和船隻，從9月上旬開始，每天安排2萬人有組織有計劃地撤退。
但工廠辎重的搬遷困難較大，特别是安排組織交通工具，有時安排好的車船會被中央某些部門強行占用，尤其一些有槍杆子的單位，根本不把市長放在眼裏，以緻強行上船上車者時有發生，墜江墜車死于途中的不知凡幾。
但總體來說，相較于當年南京陷落前的撤退，漢口撤退民衆數量之巨，死亡人數之減少，都遠遠勝之。特别是吳國桢搶救出來的裕華紗廠、洪發利營造廠、順昌鐵工廠、恒順機器廠、福新面粉廠、江南肥皂廠、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近百家之多的中小民營企業，占各地遷渝工廠的半數之上。
吳國桢一直堅持到10月24日蔣介石下達總撤退令時，才随機關最後一批人員撤離漢口。次日漢口便告陷落。
2. 主政重慶的過失
1939年，吳國桢被任命爲重慶市市長。一上任，吳國桢便提出“以法治的精神，推進民治的市政”口号，以及“三個并重”的施政綱領。
所謂“三個并重”，即“疏建并重”、“城鄉并重”、“心物并重”。
當時重慶成爲戰時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心，因此成爲了日軍轟炸的主要目标。而重慶市區人口稠密，一旦日機轟炸，傷亡慘重。因此，吳國桢一面将無工作群衆疏散至南岸、江北等鄉下，一方面着手重慶市的重建工作，并提倡開展保險業務，使遭受轟炸的廠店及早恢複生産和營業。這就是“疏建并重”。
“心物并重”，則是思想和物質建設并重。吳國桢重視教育事業，由于重慶沒有教育局，由社會局代管教育，因此他一上任便設立教育局，教育經費由1939年的16萬劇增至1940年的63.7萬。爲防止貨币貶值，吳國桢硬性規定教育經費應占據市政府歲出20%。
吳國桢擔任市長期間，還兼任重慶防空副司令。從1939年5月起，由于日軍連續不斷地對重慶進行轟炸，造成大批建築被毀，人民死傷不計其數，他要以很大精力用于管理民防、修建防空洞和地下室。
1941年6月5日下午6時，日本飛機突然飛入重慶上空，三五架一批，對重慶進行輪番轟炸。
當時，防空司令部在校場口石灰市挖了一個特大的防空洞，裏面可容納幾千人。但防空洞隻有兩個進出口，裏面沒有通風設備。當第一、二批日機轟炸後，人們紛紛從洞中出來透氣，不料第三批日機接踵而來，人們又急忙返回洞裏。
由于入洞是樓梯式的，當時樓梯兩邊坐滿了人，返回的人又都慌裏慌張，一不小心就會被坐在樓梯兩旁的人絆倒，前邊的人一倒，後邊的一擁踏上，洞口很快被堵死。洞口被堵死後，洞中很快沒了空氣，結果1200多人悶死洞中，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六·五”慘案。
然而更令人發指的是，慘案發生後，防空司令部下屬擔架營奉命去搶救傷員、搬運屍體，卻置傷員性命于不顧，隻顧搜索搶奪死者身上的财物。當時洞中很多人處于假死狀态，如果加以搶救，尚能活命。可擔架兵爲了搜斂财物，即使遇到沒死的，也順手将他們掐死。
該慘案曝光後，社會輿論大嘩，譴責聲震天動地。蔣介石遂将防空司令劉峙、專職副司令胡伯翰撤職，給予吳國桢“革職留任”的處分。
對此，吳國桢曾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一事不周，全功盡棄。一人疏忽，全體蒙垢。”
防空司令由憲兵司令賀國光兼任後，吳國桢仍兼防空副司令，并自兼“防護團團長”，以戴罪之身，聘請在英國學過工程的哥哥吳國柄出任防空洞工程處處長，全力負責大隧道設備和管理的改善工作，以後敵機再轟炸重慶，傷亡人數大大減少。
1943年，吳國桢被重新起用，任命爲外交部政務次長。當時外交部長宋子文常駐美國，他認爲吳國桢乃留美博士，能力強，非常适合處理外交事務，其才能亦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賞識，因而兩人皆同意吳國桢出任此職。
當時英美等國家已經對日宣戰，外交部一些機密如有關盟邦事宜，一般必須立即答複，宋子文不在國内，就由吳國桢直接向蔣介石請示。爲了聯絡方便，蔣介石安排吳國桢住在他的隔壁。這樣，吳國桢有事時可以一天數次與蔣介石通電話，或者面見蔣介石。
無須通報預約便可面見蔣介石，不須征詢蔣的同意便可直接與之通電話的，在蔣介石的幕僚中，隻有孔祥熙與宋子文有此殊榮，此外便是吳國桢了。
同年11月，吳國桢作爲蔣介石的外交顧問，随同蔣介石參加了著名的開羅會議，和羅斯福、丘吉爾讨論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和對日作戰問題。抗戰勝利前，吳國桢出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1946年5月出任上海市市長，直至1948年秋後卸任。
3. 上海抵制“币改”
吳國桢出任上海市長之前，上海市長由錢大鈞擔任。由于錢大鈞嗜财如命，不顧上海貨物奇缺、物價上漲、僞币充斥市場、民不聊生的現實，以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身份，利用“接收”良機，中飽私囊，被人告發。據說他私賣敵僞物資達42億元。美國方面也對國民黨官員這種貪污腐化的行爲十分不滿，并對蔣介石發出警告。蔣介石便以素有廉潔清譽的吳國桢接任此職。
吳國桢出任上海市長後，面臨着來自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危機的沖擊，面對着民怨沸騰、百業凋敝、學潮與工潮相激蕩的複雜局面，沖破重重困難與阻力，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實事，如興辦市政建設、鋪路、修橋，尤其在建造住房方面，先後建造了大木橋、小木橋、徐鎮路、日晖港等多處市民新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一些破爛棚戶的居住條件。
1946年7月，全面内戰爆發。然而，僅8個月後，國民黨損失總兵力達71萬人之多，士氣急劇下降，完全喪失了全面進攻的能力。1948年，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統區物價飛漲。
8月，爲挽救經濟危局，國民政府實行“币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令民衆将金銀、外币乃至珠寶首飾交出換成金圓券。并宣布實行“限制物價”政策，強行規定将物價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
此前，蔣介石曾找上海市長吳國桢征詢意見，吳國桢認爲，币制改革沒有足夠的财力、物力準備很難成功，用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解決經濟問題，而且會導緻更爲嚴重的後果。他再三進谏蔣介石：
“法币改金圓券，如國庫無若幹之準備金，則此事非常危險。”
吳國桢還表示，若必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願過問，可由中央直接派員管理。
于是，蔣介石直接派其子蔣經國前往上海“督導”經濟管制政策的實施。8月20日蔣經國抵滬後，立即組建“戡亂建國大隊”，進行“打虎”運動，宣布“隻打老虎，不拍蒼蠅”，“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并宣稱：
“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實行，不打折扣，絕不以私人關系而有所動搖，變更法令。”
9月3日，蔣經國的“打虎”開始，下令将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其中包括申新紡織總公司總經理、政府“國大”代表榮鴻元、上海紙業公會理事長詹錫霖、上海永泰和煙行經理黃以職、上海吳錫記棉布号經理吳錫麟、上海黑市金鈔掮客韋伯祥、股票商林樂畊，還有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的三兒子駿發公司經理杜維屏等。
應該說，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虎”，對穩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以行政手段強迫凍結物價，必然會造成市場上有價無市。老闆們面對虧本的買賣，會千方百計保存貨物，等待機會再圖出售。
事實正是如此，蔣經國“打虎”開始後，老闆們趁機關門，工廠、商店紛紛停業，物價從暗漲到明漲，以緻有市無貨，市民買米沒米，買菜沒菜。
對此，吳國桢幾次向蔣經國提出：采取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上海作爲一個國際城市，現在搞得連吃飯也成問題，影響極壞。
蔣經國則認爲：這是政治問題，并非經濟問題，“治亂世，用重典”，一定要嚴辦。
吳國桢一怒之下到南京辭職。
而蔣經國的“打虎”，也遇到了強硬對手——揚子公司老闆孔令侃。
10月上旬，杜月笙爲抵制蔣經國，公開稱：“我的兒子觸犯了法律，罪有應得（指其第三子杜維屏被關押），但據我所知，揚子公司囤積紗布等物資，在上海首屈一指，盡人皆知。也望蔣先生秉公辦理，如此才能服衆。”
揚子公司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獨資經營的，孔祥熙乃宋美齡的姐夫。蔣經國被當衆狠狠将了一軍，一時下不來台，隻好派出“打虎隊”去搜查揚子公司。
揚子公司憑借特權，在戰後處理美軍“剩餘物資”、專營進口貿易和采辦軍火等方面發了大财。除此之外，該公司還炒彙炒股、囤積物資、哄擡物價、欺行霸市。
盡管蔣經國“打虎”來勢兇猛，孔令侃卻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裏，甚至連一點應付檢查的表面文章都沒做。結果“打虎隊”在揚子公司倉庫裏發現巨量民生物資，紗布、糧食、日用百貨等，各種物資應有盡有。
蔣經國爲這位“表兄”不給自己留面子大爲惱火，爲了使币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不得不大義滅親。随後，《大衆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了“揚子公司”私套外彙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
孔令侃立即連夜趕到南京，向宋美齡求助。揚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齡的利益在裏面，查下去會拔出蘿蔔帶出泥。于是，宋美齡馬上趕到上海，要蔣經國立刻停止查辦。
在遭到蔣經國拒絕後，宋美齡立刻發急電給蔣介石，召他回上海。蔣介石從國共内戰前線驚惶失措地回來，經宋美齡講述事情經過後，令蔣經國停止對揚子公司的查辦。
如此一來，蔣經國到上海“打虎”所建立的聲威一掃而光，蔣經國的“打虎”成了“隻拍蒼蠅，不打老虎”，上海的币制改革迅速步入失敗。
11月1日，國民黨政府宣布取消限價。第二天，蔣經國發表“告上海市民書”：
“自今日起不再到中央銀行辦公，當我離開辦公處的時候，心中實有無限感慨，幾欲流淚。”
6日，蔣經國沮喪地返回了南京。
蔣經國認爲，上海“打虎”失敗，與吳國桢及上海市政府不予合作、扯後腿不無關系，從此與吳國桢結下“梁子”，種下了不和的根子。
作爲上海市長，吳國桢對“币改”結果早有準備，事先向香港借了一萬噸大米，并儲備了一定量的燃料煤炭，盡管物價飛漲，上海尚有較好的經濟秩序，當後來物價沖破堤防、南京發生搶米風潮時，上海平穩如常。
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受權公布了國民黨43名内戰罪犯，吳國桢名列第24位，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因此，趁前往南京參加行政院政務會議之機，吳國桢到蔣介石官邸請辭上海市長的職務，建議蔣介石委以武人主政。
蔣介石此時正爲軍事上的失敗焦頭爛額，但仍按照以往接待吳國桢的習慣，留吳共進午餐。但對吳國桢的請辭未予批準。這是吳國桢在上海市長位子上的第八次請辭。
1949年年初，随着三大戰役的結束，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也将宣告結束。在此形勢下，吳國桢更是急于卸掉上海市長的職務。
3月，吳國桢惡性瘧疾複發，加上妻子患病半年有餘，吳國桢以此爲由，第九次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蔣介石拖延不複，直到3月22日，才派湯恩伯和谷正綱到吳國桢家中，以探病爲名，以探虛實。
兩人見吳國桢果然患了瘧疾，卧病在床發冷發熱，即電告已經下野但仍在奉化幕後操縱政局的蔣介石，蔣介石終于批準了吳國桢的辭職。
吳國桢辭職後，舉家遷往台灣。上海市政府秘書長陳良接任上海市長，但陳良在市長的位子上僅僅坐了一個月，解放軍便逼近上海市區，陳良即逃往台灣。最後工務局長趙祖康代理市長四天後，上海即宣告解放。
抵制蔣氏，流落大洋彼岸
1. 抵制“蔣二代”
赴台之初，吳國桢被蔣介石任命爲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實際隻是一個虛職。這正合吳國桢之意，借此安心養病。
但爲了得到美國人的好感，獲取美援，蔣介石不得不重用一批美國朝野所賞識的人物。吳國桢乃普林斯頓大學高才生，西方化較重，與美國朝野關系密切，是典型的親美派，又一向推崇資産階級法制，素有“民主先生”之稱。加上他曾在漢口、重慶、上海市長位置上做出較大政績，因此蔣介石決定對他委以重任。
1949年8月，吳國桢被任命爲總裁辦公室外交組副組長，負責對美活動。12月7日，國民政府遷往台北。15日，吳國桢繼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并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務委員。
台灣省主席一職僅次于國民黨“總裁”以及“總統”、“行政院長”之職，吳國桢自然知道這一職位的重要性。面臨國民政府剛剛遷至台灣，政局不穩、經濟混亂的局面，吳國桢一上任，便提出“努力向民主途徑邁進”、“實行地方自治，發揚法治精神”的施政綱要。他大力起用台灣地方人士，緻力于地方自治和農業改革，讓一些地方官員職位通過普選産生，并試圖減少警權的濫用，竭力将台灣建成“反攻大陸”的基地。
此時，蔣介石借追究大陸失敗責任、進行國民黨改造之名，把大陸時期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大都趕下台，給一個名譽虛職令其靠邊站，軍政大權落入蔣經國、陳誠等人的手中，爲蔣經國接班作準備。
吳國桢一心治理台灣省，對台灣“大局”似乎有些不識“時務”，尤其他受西方思想影響，對于東方式的傳子接班這一套很是反感，加上在上海市長任上時與蔣經國的矛盾，使他不屑與蔣經國爲伍。不僅如此，吳國桢依仗自己的美國背景，過分高估了自己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因此恃寵而驕，不把蔣經國放在眼裏，不僅不聽蔣經國調遣，更不予配合，甚至多次主動出擊，與蔣經國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生沖突。
蔣經國此時已逐步掌管黨務、組織、特工、宣傳等大權，身負“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總統府”資料室主任之職，雖職務不高，但能量非同小可。
1950年，台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奉蔣經國之命，逮捕台灣火柴公司總經理王哲甫。事發後，吳國桢即對此案進行調查。
原來，設在上海的台灣火柴公司原董事長吳性栽，曾參與左翼電影運動，并在其攝制的《民國四十年》等影片中，對當時的國民政府及政府領袖蔣介石多有攻擊，而吳性栽在上海解放時并未赴台，蔣經國便令彭孟緝逮捕留台的王哲甫。
吳國桢查清此案後，認爲王哲甫無罪，要求彭孟緝立刻放人，彭孟緝自然不會遵從。當彭孟緝将此事報告蔣經國後，蔣經國認爲吳國桢的手伸得太長了，但又無可奈何，隻好請出蔣介石來予以抵制。
蔣介石派其貼身秘書周宏濤前往吳國桢官邸，說抓王哲甫是蔣介石的意思。但吳國桢仍堅持己見，逼得蔣介石不得不将王哲甫的死刑改判到七年徒刑。
吳國桢和蔣經國較大的一次沖突是關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經費的沖突，該社團是蔣經國入主“情報系統”後組織建立的。由于它隻是一個“民間”社團，“政府”沒有預算，而該團本身需要經費，經常組織的政治活動也需要經費。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蔣經國隻好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桢處報銷。
當時台灣财政拮據，國民黨退台後，“中央”及地方的一切開支均由省政府支付，而省府的經濟來源，無非靠征收“田賦”，以緻入不敷出。吳國桢以黨團活動經費不應由國庫來解決爲由，對蔣經國的要求予以拒絕。
吳國桢不肯幫忙，蔣經國仍有辦法從省政府拿錢。隻需經“總統府”、“行政院”照準，蔣經國便可到省政府領取“救國團”經費。同時，“财政廳長”任顯群頗識時務，利用其身兼台灣銀行董事長的“特權”，對蔣經國有求必應，到頭來仍是掏了吳國桢這位省主席的腰包。
吳國桢對此非常不滿，此後不僅在經濟上給蔣經國設“卡”，在政治上也開始與蔣經國作對。對于蔣經國利用特務統治清除異己和政敵、大搞白色恐怖的行爲，吳國桢以“民主、人權”加以指責。
爲了調和蔣經國和吳國桢的矛盾，蔣介石先是派黃伯度傳話，希望吳國桢能與蔣經國合作。不久又親自找吳國桢談話。吳國桢卻對蔣介石說：
“經國兄，當然我是幫忙的，總統叫他管特務，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務，做點社會福利方面的工作，我決心盡力協助。”
蔣介石聽了自然心中不悅，但當時并沒有表現出來，隻是說：
“我今天頭疼，改日再談。”
如果吳國桢能順應形勢，對蔣介石的談話作出明确服從的表示，将對蔣介石的“忠誠”擴大到蔣二代身上，對蔣經國采取合作态度，他與蔣經國便可和睦相處，相安無事，這對他在台灣的政治生命是大有裨益的。
但吳國桢執意與蔣氏父子對抗，他的态度讓蔣介石感到失望，卻也無可奈何。
1951年聖誕節，蔣介石在台北陽明山士林官邸莳園内舉行家庭式的聖誕晚會，身軀矮胖的吳國桢扮成聖誕老人，向蔣氏一家分贈禮品。吳國桢走到蔣介石面前，說了幾句祝福之語，掏出一盒糖果遞給蔣介石，順口道：
“民主味兒的。”
吳國桢喜慶之日仍不忘挖苦蔣介石，讓蔣介石心中非常不悅，但他不忍拂了宋美齡和兒孫們過聖誕節的愉悅之情，沒有多說什麽，隻是笑着向吳國桢道謝。
2. 座駕故障之謎
吳國桢任省主席後，與另一實力派重要人物陳誠也有頗多龃龉。
1950年3月陳誠出任“行政院長”後，吳國桢感到“省、院”之間難以相處，認爲是陳誠出于當初将省主席一職交給他而耿耿于懷，就想急流勇退，便上書蔣介石請辭“省主席”，後經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從中說合才同意留任。
陳誠主政中樞，但“中央政府”下轄的三個省中，浙江隻有舟山、大陳，福建隻有金門等島，隻有台灣省是一個完整的省份，如此一來，省主席與行政院長管轄的地盤便相差無幾，“省、院”之争便在所難免。凡敏感問題如金融、物價、人事等，雙方常常意見相對，或相互推诿責任，或相互攻讦。
對于吳國桢和陳誠之間的矛盾，蔣介石曾表示支持吳國桢。
但實際上，陳誠是蔣介石多年的親信，又是爲蔣經國順利接班保駕護航的人物，蔣介石怎可能支持一向反對自己的吳國桢呢？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的6艘驅逐艦、2艘巡洋艦和1艘運輸艦進入台灣海峽，肩負起保護台灣的重任。美國的再度“扶蔣”，使得台灣被共産黨消滅的危機解除，同時經過美元輸入，台灣的财政狀況已開始好轉。
吳國桢感到，蔣介石在台灣“偏安”一隅的條件已經具備，自己恐怕也失去了往日的價值。他曾說蔣介石是“愛權之心，勝于愛國。愛子之心，勝于愛民”，可見他對蔣介石的不滿。于是，再次向蔣介石提交了辭呈。
蔣介石予以退還，吳國桢接着再次提交，蔣介石于是批給他一個月的病假，讓他休息休息。吳國桢回信告訴蔣介石，稱“自己将去日月潭養病，除非自己的辭呈獲批，否則不會回來”。
吳國桢提交辭呈後，宋美齡從美國趕回台灣，将吳國桢從日月潭召回，對吳做了幾天工作無果，吳國桢決定重返日月潭。
然而就在返回的路上，發生了一件“險情”，吳國桢在《吳國桢口述回憶》中描述了事情經過，而且認定是蔣經國乃至蔣介石有意要置他于死地。
那是1952年的複活節，吳國桢夫婦起床後，到了開車時間，他的專職司機簡火萬忽然不見了，遍尋無着，不知去向。吳國桢隻好臨時改請“省府”汽車隊的包姓司機開車，并随帶一名女傭和一名機械師上路。
之所以要帶上一名機械師，是因爲路不好走，而吳國桢的這輛車有些破舊，怕途中發生故障。
從台北到日月潭途中要行駛四五個小時，爲了避免中途下車就餐，吳國桢叫女傭準備了一些三明治。但正巧那天途中黃卓群胃痛發作，三明治難以下咽，便停車到路邊的飯店吃午飯。
吃完飯回到車旁，吳國桢看見機械師和包司機在檢查車子，便問司機怎麽回事，包司機回答說：
“我開車時感到轉向有些困難，停車後就檢查了一下，才發現車子兩隻前輪的螺絲帽不見了。幸好發現得及時，否則一會兒走山路爬坡就危險了。”
這番話将吳國桢驚出一身冷汗，如若不是黃卓群胃病發作，停車就餐，待汽車開到前面的丘陵地帶，稍一拐彎，車輪飛離車身，吳氏夫婦将性命難保。
黃卓群聽說後，有些後怕地說：“幸而吃這頓飯，否則我們可能都會死！”
這時，吳國桢想到無故失蹤的簡火萬。由于黃卓群與宋美齡關系頗佳，一周要去“總統”官邸三到四次，簡火萬作爲司機随往，久而久之，便與“總統”官邸的特務們混得很熟，吳國桢懷疑，正是簡火萬被人收買，在汽車檢修時去掉了螺絲帽。
吳國桢繼而猜測這件事的策劃者乃蔣經國！但他不露聲色，關照包司機和機械師别聲張此事。
在日月潭住了一段時間，經過冷靜思考，吳國桢決心查明這個圖謀僅僅是出于蔣經國，還是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和批準。如果此事僅涉及蔣經國，他尚可繼續留在台灣，如果蔣介石也參與其中，那麽爲了自己和家人安全，他必須盡快離開台灣。
于是，吳國桢仔細措辭，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又請求見蔣介石，也得不到答複。
吳國桢因此确定，蔣介石是“做賊心虛”，有意回避，蔣介石必然參與了對自己的“謀殺”。吳國桢甚至發覺，自己打電話也有人竊聽，他從此下定決心，要遠走高飛。
但不管怎麽說，此次事件是否爲“謀殺”，又是否爲蔣氏父子謀劃，全出于吳國桢個人猜測，并無證據可言。而舊車經颠簸螺絲松動或螺絲帽滑落，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而事實究竟如何，無從得知。
在吳國桢的堅持下，1953年4月，吳國桢的辭職報告經“行政院”第286次會議獲得批準。接着，蔣介石任命俞鴻鈞爲台灣省主席。4月16日，吳國桢參加了新舊主席的交接儀式。
3. 宋氏協助赴美
吳國桢辦完移交後，搬出省主席官邸，回到新生南路私寓，便開始活動去美國。但過了一個多月護照仍未到手。就在這個時候，美聯社駐台北記者阿瑟·戈爾打算返美，特地前來向吳國桢辭行。
見到阿瑟·戈爾，吳國桢非常高興。在這個時候能遇到這位美國朋友，吳國桢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表情嚴肅地對阿瑟·戈爾說：
“阿瑟，請把手放在聖經上，我要委托你辦一件事，你必須發誓，幫我保密！”
然後，吳國桢将被“謀害”經過告訴了阿瑟·戈爾，并将幾封信交給他，囑咐道：
“請你帶回去交給霍華德報系的羅伊、魏德邁将軍、《芝加哥論壇報》的羅伯特，萬一我不幸突然去世，請他們将全文公布。如果我沒事，就請代爲長期保存。”
随後，吳國桢暗中活動了美國的兩個學術團體，邀他去美國講學，但上報蔣介石後被拒絕。吳國桢又給宋美齡寫信求助，宋美齡本身爲親美派，對美國賞識的留美出身的人物多有好感，加上宋美齡一直以來都非常賞識吳國桢，因此決定幫助吳國桢出走。
在宋美齡的說服下，蔣介石最終同意吳國桢去美國講學，但吳國桢年過八旬的父親、母親和13歲的兒子不能同行。
于是，1953年5月24日，吳國桢夫婦帶着陳誠批準結彙的5000美元，動身前往美國，名義上是自費去接受母校格林奈爾學院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實際上是作長期逗留美國的打算。
臨行前，“行政院長”陳誠與蔣經國等500餘人趕到機場送行。
吳國桢夫婦到達美國後，暫居于美國北部伊利諾州的艾凡斯敦城。這是一座大學城，吳國桢想在這裏謀一份教書的職業。
在這段日子裏，因顧及留在台灣的老父、幼子的安全，吳國桢謹言慎行，雖多次被邀請演講時事，卻從未發表過半句不利于台灣政局及蔣氏父子的言論。
不料，半年後，台灣發生了“王世傑事件”——“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因“蒙混舞弊，不盡職守”被撤職，并有貪污之嫌，由此牽連到吳國桢，引發了“吳國桢事件”。
王世傑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曾經出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參與制定了許多法律法規，還出任過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外交部長等職。
王世傑和吳國桢同被美國人認爲是“最具西方精神”的國民黨政要。兩人同爲學人從政、經曆相似，同樣反感蔣介石傳位于子的做法，并共同抵制蔣經國，關系一直比較密切。吳國桢離台時，王世傑曾在蔣介石面前替吳國桢說話，惹得蔣介石頗爲不悅。
1953年，王世傑又極力主張解散蔣經國組織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使王與蔣氏父子的矛盾進一步惡化。
11月26日，王世傑被免去“總統府秘書長”之職。此後，台灣政界、新聞界便流傳說王世傑因包庇吳國桢而被免職，并傳王世傑批給吳國桢50萬美元，通過外交郵袋轉遞到美國。爲此，蔣介石才下了一道命令，說王世傑“蒙混舞弊，不盡職守，著即免職”。
王世傑被免職後，台灣的一些報刊開始捕風捉影，撰文指責吳國桢貪污巨款後逍遙法外，一時間，吳國桢的話題成爲街頭巷尾、茶餘飯後的談資。
4. “吳國桢事件”始末
1954年1月，台灣傳出“吳國桢攜資外逃”的風聲，甚至還說吳國桢在美國享用豪奢，住在紐約華都飯店，每天要198美元。吳國桢在台北建國中學念書的幼子吳修潢，因無法忍受同學的白眼和嘲笑，避學在家。
吳國桢的母親朱芷英，平日最喜歡邀鄰居來家裏打牌，此時街坊鄰居一見到她就對她投去鄙夷的目光，使她再也不敢與街坊四鄰來往了。吳國桢的父親吳經明，素以名節爲重，見兒子不明不白地遭人非議，非常憤懑，就把台灣攻讦吳國桢的這些情況，寫信告訴了吳國桢。
吳國桢見信後，很快寫了一篇“辟謠啓事”，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寄給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張其昀，請求将這封“啓事”轉呈給蔣介石，懇求政府對這些謠傳徹底查明，公布事實真相，并将他的“辟謠啓事”登報。
但台灣當局對此事并未作出反應。
這時，由國民黨資助在美國創辦的一些報刊如《華美日報》，也推波助瀾，不斷發表文章攻擊吳國桢，《民氣日報》還發表了長篇社論，題爲《勸吳國桢從速回台灣》，把吳國桢狠狠謾罵挖苦了一通。
吳國桢看了這些含沙射影攻擊他的言論，立刻投函到《民氣日報》，爲自己洗刷罪名：
“桢之愛國，不敢後人。奸匪未除，大陸未複，桢又何敢從個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語有雲：‘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雲：‘合則留，不合則去。’又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想懇請貴報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願言之言也。”
吳國桢還在信裏就有關傳聞作出說明：來美時，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灣銀行購買5000美元，經“行政院長”陳誠批準，與王氏“從未談過去美費用問題”。來美後，住伊利諾州伊斯頓城公寓，房屋兩間另一小廚房，内子執炊，桢自洗碗，來美已邀演講20餘次，每次酬金450美元，借以維持生活。“桢爲國服務二十餘年，平生自愛，未曾貪污”，“如桢個人有任何劣迹，警請國人檢舉，政府查辦”。
吳國桢要求将這篇“辟謠聲明”公開發表，台灣當局未予理睬。吳國桢隻好在紐約的華文報紙上，以讀者投書的形式進行辟謠。當這個消息傳到台灣，台灣當局請示蔣介石後，于1954年2月7日刊登了該“辟謠聲明”。
然而，也就是在2月7日這天，芝加哥W.C.N電視台因原定節目的來客爽約，節目主持人靈機一動，邀請被誣爲“貪污巨款”的主角吳國桢來電視台做節目，以挽回收視率。而吳國桢要求台灣當局辟謠一直未得到答案，正好借此機會一洩多年積郁在心的郁結，于是很幹脆地答應了。
回答記者提問時，吳國桢談到他之所以出走台灣，是與台灣當局“政見”相左，爲此發表對台三點政見，大意爲：
一、台灣如不實行民主政治，将無法争取美國與僑胞的支持；
二、目前的台灣政府過于專權，國民黨的經費，非來自黨員，而靠國庫支出，目的在永恒一黨統治；
三、國防部的政治部（主任爲蔣經國）完全拷貝蘇聯，若幹人士竟認爲，與共産主義作戰，必須采取共産主義的方法，這種想法欠妥。
這是吳國桢第一次系統地評論國民黨政權。
上述的三條雖沒有指名道姓，但分明直指蔣氏父子，對此，美國輿論界大嘩，各報争相報道。
在台灣，“立法院院長”張道藩于2月26日隔海指責吳國桢“反動”、“狂妄”、“包庇貪污”、“陰謀組織第四勢力”等，“罪狀”達13條之多。
3月9日，台灣當局控制的報刊發表社論，攻擊吳國桢搞“陰謀詭計”、“危害國家”。
吳國桢立即針鋒相對，在美國報刊發表了《上總統書》一文，指責“太子”是台灣政治進步的一大障礙，主張送蔣經國入美國大學或研究生院讀書；批評蔣介石“自私之心較愛國之心爲重”，“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評建議之機會”。
3月17日上午，台灣“國民大會”第十次大會通過一項臨時動議，“要求政府明令撤免吳國桢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職務，并饬令吳國桢即日回國聽候查辦。此項臨時動議，系綜合三案一并提出，其案文爲：‘吳國桢身爲現任官吏，在美竟然發表荒謬言論，诋毀政府，迹近叛國，應予嚴厲制裁。’決案經審查委員會提出三項審查意見：一、查吳國桢系借口政見不同在國外散播流言，掩飾其在台灣省政府主席任内之種種不法行爲，送請政府命令撤免其政務委員職務。二、請政府徹查吳國桢在台灣省政府主席任内之各種不法行爲，依法究辦。三、請政府饬令吳國桢迅即回國聽候查辦。上述審查意見，經大會一緻無異議通過。”
當天下午，蔣介石發布了對吳國桢撤職查辦的命令。
4月1日，國民黨《中央》半月刊上，刊登了中央委員會黨紀處分代電，開除吳國桢黨籍。
對此，吳國桢先是發信給國民黨中央社紐約分社，以該社在台灣及海外各處散播台灣方面有組織的對吳國桢的惡意宣傳，要求賠償名譽損失費200萬元，并限時答複，否則将付諸法律。
接着，吳國桢公開公布了一些他所掌握的國民黨機密文件内容。
此時，美國通過其駐台“大使”勸告蔣介石，不要對吳再施以攻擊，否則對台灣當局不利。台灣當局正準備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駐台灣“大使”的話蔣介石自然要慎重對待，于是下令停止繼續刊登攻擊吳國桢的文字。宋美齡也秘密趕赴美國面見吳國桢，費勁口舌，最終擺平了“吳國桢事件”。
一夜間，台灣報刊停止了對吳國桢的攻擊，台灣當局還将吳國桢的兒子從台灣送到美國，而吳國桢也遵守“停戰協定”，沒有再給台灣當局和蔣氏父子帶來新的難堪，更沒有利用自己掌握的國民黨機密去賺取稿費。
5. 身處異域的窘迫
“吳國桢事件”過後，吳國桢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結束了。在寒冷的艾凡斯敦城，吳國桢以演講和筆耕爲生，經常爲《芝加哥論壇報》等報刊撰寫評論，間或到美國南部各州去巡回講演。
1961年，吳國桢的夫人黃卓群因患胃潰瘍，在醫院動了大手術，此時她已年逾半百，加上身體一貫虛弱，術後久久不能康複。幾個月後，黃卓群又患上耳疾，經常感到頭暈耳疼。吳國桢陪着黃卓群四處求診，但數次醫治都沒有治愈，後來有一位醫生說：
“艾凡斯敦氣候寒冷，對夫人的健康不宜，如果有條件去南方居住，對夫人的身體将大有裨益。”
艾凡斯敦在芝加哥郊區，芝加哥地處美國東北部，東傍密執安湖，西臨大草原，北界加拿大平原，每逢秋冬季節，寒流從加拿大南下，一瀉千裏，芝加哥首當其沖，因此素有“大風城”之稱。
可對身處異鄉他國、人地兩疏的吳國桢夫婦來說，南遷談何容易。尤其是吳國桢夫婦此時的生活開支，主要來自《芝加哥論壇報》，若要南遷，需先聯系好工作，保證收入。此事謀劃很久，仍未能實現。
1963年，吳國桢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的海濱城市薩凡娜，爲阿姆斯特朗學院作講演，該校校長亨利·阿西摩聽過吳國桢的講演，對他的學識、口才非常贊賞，在同吳國桢的晤談中，亨利校長得知吳國桢夫人的身體狀況，頗爲同情。
後來，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學院改爲四年制大學，需要聘請更多的教員，亨利校長立即想到吳國桢，向他發出邀請。
能夠到氣候溫暖的南方任教，是吳國桢求之不得的事情。1965年，吳國桢應邀來到阿姆斯特朗大學擔任東方曆史和哲學教授，并毅然将赴美後十年積蓄拿出，購買了市區觀橡大道4701号的平房住宅，舉家遷至薩凡娜定居。
其實，以吳國桢的學曆、經曆和才幹，理應獲得各著名高等學府的争相聘請。但實際上，能夠到這所名不見經傳的阿姆斯特朗大學任教，對吳國桢來說，都是難得的機會。這是因爲美國人奉行“有禮無讓”的信條，吳國桢一個華裔學者，遠渡重洋，來搶他們的飯碗，自然會被拒之名牌大學之外。
當初，吳國桢之所以選擇伊利諾州的艾凡斯敦城作爲定居之所，一方面是與《芝加哥論壇報》簽訂了三年的合約，另一方面也想在擁有數十所大學的芝加哥地區謀一教職，有時托人相求，有時毛遂自薦，但始終未能如願。
當時的美國學者大都歧視華人，又有門戶之見，一些名牌大學都有幾位自封的“中國通”，他們把持講壇，操縱刊物，對中國問題指手畫腳，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既壟斷學術觀點，又影響政府政策，這些現象讓吳國桢很是氣惱。他在《中國帝制時代的地方政府》論文的“引言”中不客氣地指出：
“目前很多的所謂中國通的學者，事實上一竅不通，卻不自承錯誤。”
因這篇文章，吳國桢與《亞洲研究》打了長達兩年的筆墨官司。
教書之餘，吳國桢還著書立說，先後著有《中國古代政治理論》、《夜來臨——對中共鬥争策略的個人研究》、英文政治小說《永定巷》、中國通史著作《中國的傳統》等。
6. 晚年歸國夢難圓
吳國桢夫婦在薩凡娜的家庭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清晨盥洗完畢，即外出散步。鄰居們經常看見吳國桢拿着防狗用的手杖，在家附近疾走，遇有認識的人，就舉杖爲禮。
吳國桢夫婦以禮待人，每當有來訪者，都會留對方在家吃便飯，黃卓群總是愉快地下廚執炊，她的手藝讓客人贊不絕口。在薩凡娜的20年裏，吳國桢夫婦與鄰裏關系和睦。
即便如此，吳國桢在薩凡娜仍沒有找到家的感覺。他們時刻挂念在大陸的親朋好友，一直關注着祖國的建設情況。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交往的大門重新打開。此後，兩國交流日漸增加，民間往來也逐漸頻繁起來。
吳國桢在南開中學時的同學、曾任天津市長、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常委的杜建時打聽到吳國桢在美國的地址後，通過寫信和吳國桢取得聯絡。吳國桢收信後十分驚喜，有一肚子話要和這位故友訴說，但出于對局勢的顧忌，最終隻是簡單作答。
1982年，吳國桢的女婿俞益元回祖國大陸觀光，歸美後把祖國的新景象和政府的款待詳細講述給吳國桢，并帶回大陸親朋們盼他歸國一遊的囑托。尤爲重要的是，他帶回了一張當年吳國桢和周恩來的合影。看到照片，吳國桢陷入對過往的回憶中，一時感慨萬千。随後，吳國桢懷着濃濃的思鄉之情，将這張照片寄給了杜建時。
杜建時接到吳國桢寄來的照片，立即向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拯民彙報。周恩來的妻子、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聞聽此訊，請杜建時代爲邀請吳國桢夫婦回國參觀。
吳國桢受到邀請，連忙給杜建時回信，希望能夠先讓其長子吳修廣夫婦回國講學，爲他回國參觀作準備。吳國桢的請求被接受，杜建時在回信時附上了《鄧小平文選》第一冊。吳國桢認真閱讀，在書中圈圈點點，還寫上閱讀心得，待全部讀完，緻信杜建時道：
“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轉乾坤之事。就曆史言，能成此種大事者，須具備兩條件：一要先見得到；二要後做得到。弟讀文選完，已知其真先能見得到；再由個人向來做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則何事難成之有！弟不禁爲國家爲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
修廣夫婦定于十二月十五日起飛回華。十六日當可到達北京。弟已囑其屆時晉谒左右，并請多爲指教爲禱。”
吳國桢夫婦育有二子二女，他們都在美國完成了高等教育。吳修廣爲長子，獲經濟學博士，任阿拉巴馬州州立大學教授，其妻爲耶魯大學哲學博士。次子吳修潢亦獲得博士學位，在馬凱大學任教。長女吳修蓉，婚配俞益元博士；次女吳修蕙，婚配厲鼎毅博士。
吳國桢之所以要吳修廣夫婦先赴北京講學，是因他曾在解放戰争時期，于上海市長任上鎮壓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并被列爲戰犯。吳國桢擔心回國後會遭受各方尤其是上海人指責，因此要兒子先回去探明情況。
1983年12月16日，吳修廣夫婦經過十多小時飛行，抵達中國北京，杜建時夫婦親赴機場迎接。18日，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平傑三代表楊靜仁（因患病不能前往）部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并宴請了吳修廣夫婦，并合影留念。
除了在北京大學講學，吳修廣夫婦遊覽了長城、頤和園和故宮等名勝古迹，還在政府安排下去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地，追尋父親當年足迹，拜訪在大陸的親戚，得知吳國桢的四叔吳經文解放後一直住在北京，得到周恩來和政府的關照，心中感動不已。
在上海觀光時，上海市副市長張承宗設宴款待吳修廣夫婦。吳國桢當年好友都出席宴會，囑咐吳修廣轉達他們對吳國桢的挂念。吳修廣夫婦還被安排到安福路舊居參觀，吳修廣見房屋、花園都保存完好，高興地向妻子凱瑟琳·約翰遜（美國人）和陪同人員講起少年時代的趣事。
這一趟大陸之行，讓吳修廣夫婦感慨良多。一回到美國，吳修廣便激動地将這些所見所聞告知吳國桢，吳國桢下定決心，返回祖國大陸。
1984年春節期間，杜建時給吳國桢來信，轉達鄧穎超和楊靜仁的邀請，請他攜妻子兒女回國參觀。吳國桢遂定于9月回國，參加國慶35周年觀禮。
一切準備就緒，隻待時間一到，吳國桢便可圓歸國之夢。不料，1984年6月6日，吳國桢心髒病突發，數小時後，帶着未了的歸國夢，離開人世，終年81歲。
吳國桢逝世後，被葬在薩凡娜近郊的布納芬杜拉公墓，其墓碑正面僅刻着大寫的WU（吳）。
曆史評說
吳國桢以既非江浙籍又非“天子門生”之身份，得到蔣介石重用20年之久，在局外人看來實屬特例。
吳國桢以毛遂自薦的方式踏入政壇，任漢口煙酒事務局局長時，上任9個月便創下煙酒稅收90萬的佳績；在江西榷運局整頓鹽務時，吳國桢隻工作了3個月就基本完成整頓，稅收明顯增加；出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僅僅幾個月，吳國桢便以其嚴謹幹練高效的工作作風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奠定了飛黃騰達的仕途之路；任漢口市長時，吳國桢在防洪搶險上做出了斐然政績；在重慶市長和上海市長任上，都做了一些有利民生的工作，尤其在上海任上，對物價飛漲未雨綢缪，使上海百姓能夠較爲平穩地度過這一特殊時期。
到台灣後，蔣介石把大陸時期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大都趕下台，卻繼續重用吳國桢，任其爲台灣省主席，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因素，又有吳國桢個人的因素。
吳國桢乃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才生，西方化較重，與美國朝野關系密切，是典型的親美派，他一向推崇資産階級法制，素有“民主先生”之稱。蔣介石爲了得到美國人的好感，獲取美援，因而起用吳國桢。而吳國桢曾在漢口、重慶、上海市長任上做出較大政績，也是受蔣倚重的原因之一。
然而，吳國桢一心治理台灣省，對台灣“大局”似乎有些不識“時務”，尤其他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對于東方式的傳子接班這一套很是反感。不僅如此，吳國桢依仗自己的美國背景，過分高估了自己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因此不把蔣經國放在眼裏，在一系列問題上與蔣經國發生了沖突，導緻後來受到蔣介石的冷落。吳國桢甚至因此懷疑“險遭暗害”，因而辭職出國躲避，以緻引發“吳國桢事件”。
如果吳國桢能收斂鋒芒，順應形勢，與蔣經國合作，其命運定當被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