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高參的宦海沉浮
準黃埔出身的錢大鈞曾爲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之一，一度出任侍從室主任，參與中樞決策，可謂位高權重紅極一時。然而，“西安事變”中一個失誤，導緻被蔣猜忌，又因嗜财貪污被撤職，雖不久被重新起用，但最終貪心不改，赴台後任虛職終老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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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号：錢大鈞，字慕尹
籍貫：江蘇昆山
祖 籍：江蘇吳縣
生卒年月：1893.6.14—1982.7.21，卒年89歲
畢業院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軍銜：國民黨中将加上将銜
最高職務：侍從室一處主任
家 世：
祖父——錢伯熊，爲前清貢士。
父親——錢自梅。
母親——江氏。
兄弟——共四人，錢大鈞排行老末。
妻子——歐陽藻麗，歐陽生麗。
子女——子6人，女6人。
簡 曆
1909年——保送進江蘇陸軍小學。
1911年——入淞軍幹部學校。
1914年——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
1916年——入保定軍校。
1917年——被選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12期炮兵科學習。
1919年——任保定軍校第8期第4隊分隊長，第9期炮兵隊長。
1921年——任粵軍第1師少校、中校參謀。
1924年——任黃埔軍校籌備處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後任中校兵器教官。同年，任代理總教官并兼任軍校參謀處處長。
1925年——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副師長兼參謀長。
1926年——升任師長。同年，兼任廣州警備司令。
1927年——任廣東省政務委員會清鄉督辦，後任北伐軍北路軍總指揮、國民革命軍第32軍軍長。同年，特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8年——任淞滬警備司令，并兼任上海特别市黨部常務委員、江蘇省政府委員。同年，兼任江南“剿匪”司令。
1929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後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教育長。
1930年——任南方前線總指揮，參加中原大戰。
1931年——任武漢要塞司令，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教育長。
1932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及武漢分校常務委員。
1933年——任保定行營主任兼軍政部保定編練處主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同年，調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
1935年——任陸軍中将。同年，當選爲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6年——加陸軍上将銜，兼任廣州行營參謀長。
1937年——改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代理主任。
1938年——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9年——在成都創辦西泉中學，自任校長。
1941年——任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參謀長，不久改任秘書長。
1942年——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點驗委員會主任、軍政部特别黨部特派員。
1944年——再次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
1945年——當選爲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同年，任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
1946年——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後任上海市體育協會會長。
1947年——被選爲吳縣參議會議長。
1948年——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
1949年——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同年，任川康滇黔四省聯合“剿匪”總指揮部副總指揮。
1950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52年——任“總統府”資政。
1954年——任“光複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1957年——任“中華全國體育聯合會”常務監事和台北市私立戲劇學校董事長。
1958年——任台灣“中華全國田徑委員會”委員、遠東旅行社董事長。
1960年——任國民黨紀律委員會委員。
1963年——任台灣“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
1968年——轉任台灣“中華航空公司”名譽董事長。
1969年——被聘爲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
1973年——任台灣“中華全國田徑協會”名譽會長。
1976年——當選爲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
1981年——當選爲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
1982年——在台北去世，終年89歲。
發迹黃埔，晉身“八大金剛”
1. 早年奔走革命
1913年秋季的一個清晨，天剛蒙蒙亮，江蘇省昆山縣雅泾村一片靜谧，一個瘦高的年輕人從村口的土路上急匆匆走來，停在一個破敗的土屋前，叩響了大門。
“誰啊？這麽早！”
屋内傳出一個睡意朦胧的聲音，随後“吱呀——”一聲，大門被打開，裏面的人伸頭一看，驚訝地叫起來：
“慕尹，怎麽是你，你不是在上海嗎？”
“别提了，進去再說。”
叫慕尹的青年邊說邊擠進大門，随即将身後大門關閉，插上門闩。
“兄弟，我遇到麻煩了，要在你這裏躲一躲。”
一進屋，慕尹便對開門的青年說。
慕尹就是錢大鈞（字慕尹），開門的青年是他的同鄉姜白苟。
錢大鈞出生于江蘇省昆山縣一個商人家庭，少年時代頗爲不幸。4歲時父親經營的小商業破産，舉家遷往蘇州，全家生活陷入貧困之中。14歲時父親病故，生活更加艱難。此時錢大鈞已讀完私塾、初等小學，正在長洲高等小學堂就讀。不料，兩年後母親去世，使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爲生活所迫，錢大鈞隻好終止學業，随次兄去上海經商。
但是，錢大鈞一直學習成績優秀，深受老師喜愛，他最終舍不得放棄學業，重新返回蘇州，進入長洲高等小學堂。1909年，錢大鈞因成績優異被學校保送，進入江蘇陸軍小學第四期，從此開始了一生的軍旅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陸軍小學也在這場政治變動中停辦，錢大鈞随即去上海參加學生軍，投身到反清活動之中。當時，上海革命黨人鈕永建在淞江軍政分府創辦了一所淞軍幹部學校，錢大鈞便與蔡熙盛等人進入該校學習。1913年江蘇陸軍小學複學，錢大鈞返回學校，完成陸軍基礎教育，畢業後回到鈕永建的淞軍别動隊任排長。
适逢二次革命，錢大鈞随鈕永建組織的學生軍和敢死隊攻克上海郊區龍華，進而攻打上海制造局（現爲江南造船廠）。二次革命失敗後，錢大鈞在上海受到通緝，便潛回昆山，來到同鄉姜白苟的家，準備在這裏暫避一時。
錢大鈞對姜白苟說：
“我暫時不能回上海，想借你這裏暫住幾日，不知你手頭是否寬裕？”
言外之意，自然還有借錢的意思。姜白苟說：
“慕尹，我家就是你家，你想住到什麽時候都成。隻是我這個家你也知道，怕是溫飽都不好解決。”
“嗯，不要緊，我還有個遠親，姓周，住正儀鎮，我明天找他問問。”
第二天一早，錢大鈞和姜白苟便上路趕往正儀鎮。
錢大鈞的周姓遠親在鎮上開了間小茶館，生意慘淡，資助不了錢大鈞多少錢。恰好茶館裏有位喝茶的常客朱天化，見錢大鈞儀表堂堂，認爲是個人才，有意結交，資助了錢大鈞一些錢。
有了這些錢，錢大鈞生活暫時有了着落，他不敢在姜白苟家住太久，不久來到太倉縣，在一家錢莊謀了個差事。錢莊老闆見錢大鈞精明能幹，委以錢莊經理之職。
不料，錢大鈞爲追薦祖宗、給亡母做道場佛事，挪用了公款。由于擔心錢莊老闆發現不好交代，連夜逃到昆山兵希俞曉山處。
俞曉山開了家釀酒的槽坊，他本人通易經，善識人，認爲錢大鈞非等閑之輩，便收留了他，甚至幫助他蒙混錢莊老闆。錢大鈞在俞曉山處住了三個多月，感到危險已過，打算回上海尋找鈕永建。
俞曉山得知錢大鈞要走，贈予他一筆銀兩，讓錢大鈞感動萬分。
這筆銀兩，幫了錢大鈞大忙，他在上海找到鈕永建後，經其介紹，前往日本，便是靠着這筆銀兩。
在日本東京，錢大鈞得以與孫中山相識。孫中山因二次革命失敗逃亡日本，在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後，認爲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散”，于是決心解散國民黨，建立一個新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再舉革命。
錢大鈞在孫中山身邊，得以聆聽孫中山的教導，親承孫中山的革命熏陶，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并表示完全服從孫中山的領導。其間，錢大鈞還在東京加入了大森浩然學社，研究軍事學術。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以對德宣戰爲名，出兵中國山東，很多留日學生憤而回國，錢大鈞也于年底返回祖國，考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
其後，袁世凱複辟帝制，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慨。錢大鈞又投身于護國運動之中，他在學校不斷發表演講，痛斥袁世凱倒行逆施，并聯合同學，積極從事倒袁運動。
錢大鈞的活動很快引起官方注意。袁世凱派兵鎮壓護國運動，到處搜捕革命黨人，錢大鈞已經被湖北都督王占元列入搜捕對象。王占元派人到學校搜查那天，恰逢錢大鈞外出，僥幸躲過一劫。
回到學校，立刻有同學告訴他：
“王都督的人剛來過，要帶你去問話，你趕快離開吧！”
錢大鈞驚出一身冷汗，趕緊收拾行李，離開學校，悄悄乘車潛往上海。
2. 棉湖謹慎參戰
剛到上海，錢大鈞便聽說鈕永建在淞江重建舊部，忙前往協助。鈕永建見到老部下，也是欣喜異常：
“你來了正好，我這兒正缺你這樣的人才！”
于是，錢大鈞協助鈕永建組訓新軍，配合蔡锷等人在雲南發動的護國運動，開展活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國人的唾罵聲中死去，錢大鈞又回到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恢複學業，畢業後遞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由于成績優異，1917年4月被選送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
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錢大鈞回到國内，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擔任第八期、第九期炮兵隊長。當時陳誠在第八期學習炮兵。
1920年孫中山在廣州重建軍政府，1921年再舉護法大旗，錢大鈞聞訊，立刻辭去第九期炮兵隊長之職南下廣州，擔任了粵軍第1師少校參謀，第1師師長爲鄧铿。
其間，錢大鈞先後參加了西江戰役、贛州戰役，讨伐沈鴻英、林虎戰役。這些戰役的作戰計劃與命令均出自錢大鈞之手，因而深得師長鄧铿的信任，于1923年晉升爲中校參謀，與何應欽共事，并結下深厚友誼。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錢大鈞與蔣介石、鄧演達、顧祝同等人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他因精于兵器學，被任命爲中校兵器學教官。
11月，校長蔣介石将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組編爲兩個教導團，何應欽任第1團團長，錢大鈞擔任代理上校總教官，不久升任校本部參謀處少将處長，深受蔣介石信任與倚重。
在國民黨将領中，錢大鈞獨具儒将風度，他不僅具有較堅實的軍事基礎知識，對于步炮射擊和器械體操有較高的技藝，同時具有較高文學素養，尤其對古文有較深的造詣，深得蔣介石的贊賞。
1925年年初，廣州軍政府組成東征聯軍，讨伐陳炯明，黃埔軍校教導第1、第2團作爲東征聯軍主力軍出戰，身爲黃埔軍校校本部參謀長的錢大鈞，随同出征。
2月1日，蔣介石率教導第1、第2團離開軍校，10日擊退平湖之敵。12日，東征軍進攻淡水，受敵鉗制，态勢不利。14日攻打淡水城，全殲守軍一個旅，接着又以2000兵力擊潰洪兆麟一萬多兵力的增援部隊，令陳炯明大爲光火。
在攻占淡水湖的戰鬥中，教導2團團長王柏齡缺乏指揮作戰能力，沒有掌握好部隊，贻誤了戰機，遂被撤職。15日，蔣介石調任沈應時爲2團團長，因其在攻打淡水時負傷需要治療，由錢大鈞暫時代理團長之職。王柏齡則接替錢大鈞任校本部參謀長。
3月上旬，陳炯明集中林虎、李易标兩部兵力四五萬人，突襲教導第1團，并企圖包抄東征軍總部，在棉湖與黃埔軍展開決戰。
教導1團千餘人，被數十倍于己的敵軍圍攻于棉湖的西北山地，傷亡慘重。
此時的2團團長錢大鈞，卻沒有前往支援，而是突然下令：
“在山谷中休息，靜候上級命令。”
按照一般作戰原則，1團與敵接火後，2團應加快速度，按預定方案迅速果斷地攻擊敵人的側背。但錢大鈞聽到槍聲就慌了神，他向來小心謹慎，這是他第一次單獨指揮實際作戰，于是就更是謹小慎微，生怕一步走錯，會帶來什麽閃失。
“團長，1團正孤軍苦戰，我們應當前往增援！”錢大鈞手下2營營長劉堯宸請示道。
“沒有上級命令，不宜輕舉妄動。”錢大鈞堅持己見。
此時1團孤軍作戰，腹背受敵，情況萬分危急。指揮部派出的信使，沒有找到錢大鈞2團所在地。1團孤軍苦戰的情形2團官兵已經察覺到了，各級軍官紛紛來找錢大鈞請戰，要求出擊增援1團。
“雖然1團正在和敵人激戰，但并不能斷定敵人的主攻方向就是1團，萬一敵人對1團采取的隻是佯攻，把主要兵力部署在針對2團的方向呢？那樣莽莽撞撞地把2團帶上去豈不是自投羅網？”錢大鈞對下級軍官解釋道，這是他的第一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眼見團長優柔寡斷，劉堯宸氣沖沖返回營隊，當即召集排以上軍官開會，宣布2營的任務是擔任正面攻擊，4、5兩連是第一線，6連爲預備隊。于是，劉堯宸率部冒着彈雨沖了上去。
事已至此，錢大鈞知道再不增援1團大家都難獲善果，于是下令出擊。
在1團打得最艱苦已經展開肉搏戰的時候，2團在2營營長劉堯宸的帶動下，終于全部投入了戰鬥，馬上有效地減輕了1團正面所受到的壓力。
敵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終于全線潰敗，黃埔軍大獲全勝。
此次戰役，由于2營營長劉堯宸及時率部增援1團，緻使錢大鈞命令全團出擊，總算未給錢大鈞帶來壞的影響。
3. 二次東征立功
第一次東征結束後，沈應時傷勢痊愈，仍任教導2團團長，錢大鈞則奉蔣介石之命，回軍校訓練新兵，組建教導3團，代理教育長并代行校長職務。
1925年4月底，錢大鈞出任教導3團少将團長；随後，教導1、2、3團合并編爲黨軍第1旅，6月，第1旅參加了平定軍閥滇軍楊希闵和桂軍劉震寰叛亂的戰鬥，取得勝利。
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宣告成立。黃埔學生軍随即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1軍，蔣介石親任軍長，錢大鈞的第3團與何應欽擴編後的第1旅合編爲第1師，由何應欽任師長。第1軍成爲以後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的基礎，也是國民黨“中央軍”的基本班底，是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0多年的嫡系力量。
10月，陳炯明趁東征軍主力回師廣州之際，卷土重來，占領東江一帶，并再一次進攻廣東。
錢大鈞率領第3團參加第2次東征，兼任東征軍前鋒。由于陳炯明以四面環水地勢險要的惠州爲根據地，蔣介石決定先拿下惠州。
13日，攻城戰開始，錢大鈞率第3團負責防守博羅，此時劉堯宸已升任第4團團長，率部攻城，劉奮勇争先，不幸被敵機槍掃射中彈身亡，第4團見團長陣亡，頓時群情激奮，奮不顧身與敵人厮殺，最終攻占惠州。
随後，全軍向海陸豐前進，錢大鈞的第3團擔任前衛，于22日順利攻克海豐，并負責暫守海豐，向陸豐警戒。
23日晚，錢大鈞剛要入睡，突然有人來報：
“敵人從東面突襲我軍！請團長下令抵抗。”
錢大鈞一個激靈站起身，睡意全無：
“東面？赤岸橋！”
原來，海豐東面十餘裏處有一赤岸河，河寬30多米，水深不能徒涉，需走河上赤岸橋。錢大鈞因官兵連日作戰，疲憊不堪，故未派人守橋。不料敵軍熟悉地形，行軍敏捷，不聲不響通過赤岸橋攻打海豐，兵力達4000餘人，且來勢洶洶。
錢大鈞立即下令出戰迎敵，所幸第3團官兵士氣旺盛，以機槍、手榴彈對抗敵軍，奮戰至拂曉，終于擊退敵軍。
錢大鈞随即下令全團追擊，直追至赤岸橋畔，橋面狹窄，敵軍來不及過河，隻能棄械投降。過了河的敵軍，也在錢大鈞部窮追不舍下，紛紛投降。
此次戰鬥，錢大鈞以六連士兵破陳炯明4000之衆，震驚一時。
第二次東征勝利後，錢大鈞于12月22日，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少将副師長兼參謀長。
1926年1月，蔣介石辭去第1軍軍長之職，将其授予何應欽，錢大鈞被晉升爲第1師師長。一個多月後，錢大鈞與王柏齡調換，任第20師師長。
錢大鈞升遷較快，但爲人謙虛謹慎，頗有人緣。出任20師師長後，有一天顧祝同帶着一個陌生人找到錢大鈞。
“這是我的同鄉同學，韓德勤，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生，曾在川軍任過旅部參謀、團副，不知慕尹兄這裏可有空缺，給安排下？”
“你的同鄉，不就是我的同鄉嗎，還是同校畢業的，當然沒有問題。”錢大鈞爽快答應。
錢大鈞和顧祝同都是江蘇人，同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一直關系融洽，顧祝同所托之事，錢大鈞自然不會怠慢，何況錢大鈞與韓德勤也是同鄉加同學。與韓德勤交談一番後，錢大鈞任命他爲20師司令部中校副官處長。
從黃埔初創到北伐時期，是蔣介石在黃埔系中的親信幹将——“八大金剛”的發迹、崛起時期，錢大鈞便是八大金剛之一，其他幾人分别是何應欽、顧祝同、蔣鼎文、陳誠、陳繼承、劉峙、張治中。
也就在這一時期，錢大鈞開始一步步走向他一生軍旅生涯的峰巅。
戰場退縮，侍從室風光一時
1. 北伐留守廣州
1926年6月，在廣州蔣介石的東山寓所，蔣介石召集國民革命軍諸将領商議北伐事宜，談到留守一事時，蔣介石突然對錢大鈞說：
“慕尹啊，你就不要參加北伐了，留在廣州守家吧。”
錢大鈞一聽這話，神情失落地回道：
“校長讓慕尹守家，慕尹就守家，全聽校長安排……”
錢大鈞雖号稱儒将，實際儒雅有餘威猛不足，在戰場上謹慎有加，難免縮手縮腳。相對于在戰場上沖鋒陷陣，他本人更樂于留守大本營。因此聽說讓他留守廣州，心裏早就樂開了花，隻不過表面上做出一副惋惜的樣子而已。
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北伐宣言》。
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正式誓師北伐。
錢大鈞留在了廣州，被蔣介石任命爲廣州警備司令，兼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和廣州市戒嚴司令，負責維持廣州治安，把守大本營。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清黨，錢大鈞立即在廣州響應，配合李濟深發動了“四·一五”政變，派兵包圍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等革命群衆組織，殺害鄧培、肖楚女、熊雄、李啓漢、劉爾崧等大批共産黨人。并派兵搜捕黃埔軍校，抓捕左翼人士。
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廣州上空。随後，錢大鈞又被任命爲國民革命軍北路軍總指揮，受命鞏固北粵，并去曲江、江西省贛縣等地遣散改編部隊，同時兼任新編第1師師長。
8月1日，南昌暴動打響之後，國民黨軍隊立刻從四面包圍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準備首先在廣東東江一帶打開局面，以潮汕爲根據地統一廣東，然後出師北伐。從3日開始，起義軍撤離南昌，向廣東進軍。
錢大鈞奉蔣介石之命，力圖堵截起義部隊。
8月25日，錢大鈞率部在瑞金以北三十裏的壬田與起義部隊發生激戰，戰至次日拂曉，錢部兩個團被擊潰；
8月30日，錢大鈞9個團在會昌集結，與桂軍黃紹竑部7個團堵擊起義軍，激戰至下午4時，錢部力不能敵，被迫退出會昌，其4個團被起義部隊消滅。
錢大鈞不甘心失敗，退往梅縣整頓後，于10月1日沿韓江北岸，向三河壩起義軍發起猛攻，終于在次日占領三河壩，起義軍則渡河到對面高地與錢大鈞隔江對峙，并在3日成功突圍，撤出戰鬥。
此後，錢大鈞又多次對起義軍進行堵截、戰鬥，始終未能完全消滅起義部隊。直到17日，起義軍僅剩1500餘人，廣東東江地區局勢趨于穩定。
由于錢大鈞“剿共”有功，錢部改編爲第32軍，錢大鈞擢升該軍軍長并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在廣東梅縣宣誓就職。
二次北伐結束後，蔣介石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在國民革命軍内部，各集團軍将帥仍承襲原地方軍閥派别，而且在北伐中都有了發展與壯大，形成新的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爲了将軍權集中于中央，南京國民政府提出“統一軍政”、“實行訓政”的口号，對全國軍隊進行縮編。
錢大鈞奉命率部北上，任第一編遣區主任，所部第32 軍縮編爲陸軍第3師，錢大鈞改任師長，先後兼任淞滬警備司令和江蘇省政府委員，并兼任江南“剿匪”司令，部隊駐滬甯一線，司令部設于蘇州。
在擔任淞滬警備司令期間，錢大鈞對上海實行恐怖統治，中共領導人羅亦農因被叛徒出賣，在公共租界被捕，引渡給淞滬警備司令部後，于4月21日慘遭殺害。此後不久，陳獨秀之子、共産黨員陳喬年也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殺害。
錢大鈞還于當年7月在上海創辦了第一所訓練治安人員與秘密警察的學校。
1929年，錢大鈞被任命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在蔣桂戰争中，錢大鈞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桂系的地盤已從廣西擴大到兩湖直至河北的廣大地區，桂系的第4集團軍司令部設在武漢。1929年1月全國編遣會議不久，桂系首領李宗仁爲了驅逐聽命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名義，越權罷免了魯滌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職務，同時從武漢發兵長沙，将魯滌平趕到江西，全面控制了湖南省。
“湘案”發生後，蔣介石一面派蔡元培、李濟深等人前往“查辦”，一面派錢大鈞秘密潛入鄂北随縣，策動收買當時駐武漢的第4集團軍夏威的部下李明瑞，并大功告成。之後又到襄陽籠絡西北軍石友三部。
蔣桂之戰爆發後，作爲桂系基礎力量的李明瑞部倒戈，給桂系帶來沉重打擊，使桂系很快撤出武漢，潰逃廣西。
蔣桂戰争勝利後，蔣介石将李宗仁在武昌創辦的随營軍官學校改編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任命錢大鈞爲該校教育長。
2. 膽小的總指揮
錢大鈞出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教育長後，十分注重對軍校學生的教育，在對湘系學生的一次講話中，錢大鈞說：
“諸位曾參加過北伐，著有功勳，委員長是十分關懷大家的。這次受訓之後，還要給大家有帶兵的機會。大家是湘軍中連排長出身的，也可以說是湘軍的血脈。進了軍校就成了軍校學生，要一緻擁護我們的領袖。過去太平天國就是湘軍平定的，希望大家發揚湘軍優良傳統，一緻努力消滅共産黨。”
這番話充分表現了錢大鈞對領袖的擁護。作爲蔣介石的心腹幹将，錢大鈞一直在蔣介石的指揮棒下轉來轉去，從不悖逆。但作爲一名軍事将領，他的膽量卻似乎沒有增加。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之際，南方的張發奎與桂系李宗仁趁機反蔣，陳兵湘桂邊境。蔣介石以鄂軍夏鬥寅第13軍爲主力，調集部分中央軍予以配合，任命錢大鈞爲總指揮，夏鬥寅爲副總指揮，在湖南羊樓司一帶部署兵力，嚴陣以待。
錢大鈞領命後，即開赴前線，随行的有一個100人的加強警衛連，配備重機槍四挺。
錢大鈞的專車到達湖北通城附近的趙李橋車站時，前方突然傳來幾聲槍響，随即便有車站的人前來報告：
“前面發現來曆不明的隊伍300多人，已拆毀一段鐵軌，正向車站進犯。”
錢大鈞聞聽此報，想開倒車返回湖北蒲圻車站。這時槍聲四起，敵人已迫近車站。随行的加強警衛連立即前往抗敵，很快占領前方小山，布置警戒之後，即刻向敵人進擊，與敵遭遇于距車站半華裏的山崗附近。
但這300多敵人并不是什麽正規部隊，而是張、桂軍收編的土匪部隊，戰鬥力不強。警衛連很快将土匪擊潰，凱旋而歸。而當警衛連返回趙李橋車站時，卻遍尋不到錢大鈞的身影。原來，錢大鈞帶着幾名參謀教官和20多名衛士，躲到距車站三華裏的一個樹林裏去了。警衛連費盡周折才在小樹林中找到了錢大鈞。
事後，一個名叫文振斌的學生說：
“教育長是當戰術教官出身的，對戰術作業是很好的，打仗的勇氣就差些了。”
南方問題解決之後，武漢軍官分校第七期結業，新編成三個教導師，錢大鈞編練教導第3師并兼任師長。師成後，即派第3師第1旅三個團，揮師北上，赴津浦鐵路前線參加對閻、馮的作戰。與此同時，派另三個團，參加對鄂東紅軍根據地的“圍剿”。
中原大戰以蔣軍獲勝之後，錢大鈞的第3師改稱爲第14師，編入陳誠的第18軍，并由陳誠兼任師長。錢大鈞仍任武漢軍官分校教育長，并兼武漢要塞司令官。
在此任期間，1931年2月武漢100多名傷兵鬧饷，3月武昌第一紗廠、震寰紗廠工人強烈要求加薪。錢大鈞對此表示：
“這是有共産黨支持……企圖掀起風潮，造成暴動。”
他按照蔣介石“嚴懲首犯，格殺勿論”的指示，派兵逮捕了一部分傷兵和工人，槍斃了領頭的12名傷兵。
同年秋武漢發生大水，錢大鈞奉蔣介石“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得任意抽調兵力參加防汛”的手谕，坐視洪水泛濫，未出一兵一卒參加防汛抗洪，緻使洪水進入漢口市區，一百萬難民無家可歸，造成漢口有史以來最大劫難。
錢大鈞卻因反共有功，被選爲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932年春，武漢軍官分校停辦，學生合并到南京中央軍校，錢大鈞升任第13軍軍長，仍駐防武漢。同年，蔣介石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兼中路軍總司令，錢大鈞兼任中路軍總預備隊指揮官。其間，蔣介石“圍剿”紅軍的計劃、方略、命令均出自錢大鈞之手，而錢大鈞的第13軍所轄孫元良88師、湯恩伯的89師和33師，也是“圍剿”蘇區的主力。
此後，錢大鈞又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協助蔣介石制定第四次“圍剿”紅軍的方略。1933年調任保定行營主任兼保定編練處主任，指揮五個軍，與北平行轅主任何應欽并駕齊驅，可謂風光一時。
與此同時，錢大鈞時時不忘斂财。他在擔任淞滬警備司令、武漢要塞司令以及現任保定行營主任期間，大肆搜刮國财民脂，在上海、蘇州、南京以及北平、保定，均購置了豪華私邸。
在保定行營主任任上，爲了籠絡人心，錢大鈞還經常用金錢和禮物饋贈河北将領，而費用則從“行營開支特别費”中支取，每次至少數萬元。當時，人們給他起了個綽号，把他的名字倒過來，并改“鈞”字爲“鈎”，譏諷他爲“鈎大錢”。
3. 委員長的征詢
1936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在南京正式成立。侍從室下轄侍一、侍二兩處，錢大鈞被任命爲侍一處主任兼侍衛長，主管總務、參謀和警衛工作。其工作直接對蔣介石負責，侍一處成爲直接秉承蔣介石旨意辦事的實際權力機構，地位淩駕于國民政府各部門之上。
經過這一任命，錢大鈞成爲了蔣介石最爲親密的高級軍事幕僚。
錢大鈞自知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怠慢與疏忽，無論在蔣介石身邊處理文件，還是跟随蔣介石外出，所有有關蔣介石的警衛、食宿安排、行動安排，都格外謹慎精細，每遇大事必定要親自過問。
作爲蔣介石的高級軍事幕僚，錢大鈞接觸軍事機密甚多，但他深知自身職責，從不對人講起，平日裏多是沉默寡言。他以效忠蔣介石爲己任，對蔣介石奉之如神，百依百順，因而頗稱蔣介石的心意。
由于權大任重，錢大鈞非常忙碌，既要批閱重要軍事電文，又要拟出中肯辦法供蔣介石參考、批閱。他拟的作戰計劃，不僅爲蔣介石所欣賞，也使号稱“小諸葛”的白崇禧和“半個軍事家”的劉斐等人深爲折服。
在此後平息“兩廣事變”中，錢大鈞又爲蔣介石立了一大功。
當年6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打着“抗日救國”的旗号，發出倒蔣通電，出兵湖南。
蔣介石爲平息“兩廣事變”，一方面向兩廣調兵遣将，施加軍事壓力；一方面利用各種關系瓦解陳濟棠部隊。
在憩廬，蔣介石爲錢大鈞布置了任務：策反粵将餘漢謀。
餘漢謀是陳濟棠部重要骨幹——第1軍軍長，也是錢大鈞的保定軍校同學、粵軍第1師同事，與錢大鈞私交甚好。蔣介石命令錢大鈞利用這個關系，策動餘漢謀反正。
錢大鈞對這項使命有十分把握，因而向蔣介石保證：
“請校長放心，幄奇（餘漢謀字幄奇）是明白人，加上我與他的私誼，一定不負校長厚望。”
随即，錢大鈞即前往江西大庾，不遺餘力說服餘漢謀。餘漢謀也有取陳濟棠而代之的野心，經錢大鈞一傳話，心生動搖，最終于7月通電反陳擁蔣。
同時，廣州的空軍也棄陳投蔣，陳濟棠的軍事力量大爲削弱，被迫下野逃往香港，廣東割據局面結束，錢大鈞因此更得蔣介石的賞識。
“兩廣事變”平息後，蔣介石飛往廣州，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率部随往，駐紮黃埔軍校舊址。
此時廣東由餘漢謀主政，但蔣介石爲了鞏固廣東局勢，準備在廣州成立行營，心中主任人選爲陳誠。陳誠是錢大鈞的學生，蔣介石擔心如此任命會讓錢大鈞受委屈，事前與錢大鈞商量，講了一段趣話：
“先生學生，學生先生，先生先生，學生後生，學生先生，先生豈奈學生何？先生可以爲學生乎？”
錢大鈞頭腦靈活，對蔣介石打算設立行營事先已有所聞，當即回答說：
“過去學生跟先生啓蒙而學的，鄉試取得秀才，再而中舉，點了三元，先生跟不上了，要跟學生學還來不及呢？”
蔣介石聽了哈哈大笑：
“慕尹兄，你真聰明，胸有謀略，不愧是一位高級幕僚，我所以非要用你這樣的人才不可，現在我坦然地說，我要在廣州成立行營，你看誰來當這個主任好呢？”
錢大鈞欣然答道：
“我看非辭修莫屬。”
“但辭修要下部隊，東奔西走，要有一位幹材坐鎮，處理掌握内部一切要事，那就非你莫屬了。我意，你每天下午過江進城處理行營公事，上午仍在侍一處批閱要件，這樣你可兩面兼顧，行營公文向侍一處用呈文呈報，可以說你還是辭修的上級哩！哈哈，你看好嗎？”
蔣介石如此費盡心思地解釋，錢大鈞哪有不樂于接受之理，何況錢大鈞對蔣介石曆來都是百分百服從。事實上，盡管陳誠是廣州行營主任，但錢大鈞仍可全權行使行營的重大軍事決策權。
此時，錢大鈞可謂達到一生中權力地位的頂峰，在繼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執委委員後，于1936年9月晉升陸軍中将加上将銜。
西安失職，遭猜忌仕途幻滅
1. 西安事變遭猜忌
作爲侍一處主任兼侍衛長，負責包辦蔣介石的食宿，是錢大鈞分内的事。對于這一點，錢大鈞不僅照顧周到，謹慎有加，而且挖空心思做好服務。
有一次蔣介石和親信幕僚共同用餐，錢大鈞也在其中。席間，蔣介石不經意說道：
“還記得十年前，我在黃埔港乘遊艇時，吃過遊艇上嚴姓老媽媽做的黃埔蛋，非常好吃，如今故地重遊，十分懷念。”
蔣介石說者無意，錢大鈞聽者有心，第二天，錢大鈞便帶着兩個侍從，到附近農村遍尋嚴姓媽媽，最後終于找到。
“嚴媽媽”已年近花甲，但身體硬朗，聽錢大鈞一說，立刻跟随錢大鈞前往駐地，給蔣介石做拿手的黃埔蛋。蔣介石吃後十分高興，對錢大鈞的體貼入微頗爲感動。
然而好景不長，錢大鈞在西安事變中的一次嚴重失職，讓蔣介石對他産生猜疑，從而影響了他後半生的命運。
當時，蔣介石在西安設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爲副總司令。張學良與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本應奉蔣介石之命全力“剿共”，但張、楊與共産黨往來密切，各自所率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形成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
蔣介石逐漸察覺此事，遂決定親赴西安，爲第六次“圍剿”紅軍作動員。
蔣介石先從廣州轉往洛陽，後于12月4日，率大批高級将領來到西安，駐臨潼華清池，下榻于五間廳，錢大鈞如影随形。
抵達西安當日，蔣介石便将東北軍和西北第17路軍師長以上軍官，請到華清池吃飯、談話，錢大鈞作爲侍一處主任随同前往，沒有察覺張、楊及所部有什麽異動。
蔣介石到達西安第三天，張學良乘拜見蔣介石之機，悄悄對錢大鈞說：
“聽委員長專列司機說，車頭氣泵有點毛病，應該趁着現在空閑到西安車站維修一下，時間不長，很快就會修回來，你看如何？”
錢大鈞與張學良一向私交甚好，最近張學良屢屢向蔣介石“哭谏”，要求停止内戰一緻抗日，遭到蔣介石嚴厲訓斥，錢大鈞對張學良很是同情，見面總要勸慰幾句，如今見張學良提出這樣的建議，不疑有他，未加思索便答應了。
當時錢大鈞想向蔣介石報告這件事，轉念一想，芝麻大點小事沒有必要，何況修車也是件好事。于是，列車的車廂很快被甩下，車頭開進了西安車站。
錢大鈞沒有想到，自己這個疏忽，竟危及到領袖的性命。
12月12日淩晨5時半，睡夢中的錢大鈞忽聞一陣槍聲，心中頓感大事不妙，即起身奔向蔣介石的卧室。此時東北軍105師一個團包圍了華清池，張學良的衛隊營長孫銘九率部捉拿蔣介石，已趕到華清池門外，他們本打算乘車直接沖入院内，遭到蔣介石門衛崗哨的開槍攔擊，雙方發生沖突。
錢大鈞在卧室沒有找到蔣介石，便去後山尋找。途中冷不防被一顆飛來的流彈擊中背部，從前胸穿出，頓時血流不止。
錢大鈞跌坐在地上，捂着傷口呻吟，他見前院雙方還在槍戰，害怕再次中彈，嘶喊道：
“不要開槍，我是錢主任！”
恰好東北軍白鳳翔師長、唐君堯旅長就在不遠處，聽到錢大鈞的呼聲，見他滿身是血，也急令士兵不要亂開槍，雙方這才停火。
白、唐随即将錢大鈞送往醫院，幸虧子彈隻是傷及右肺尖，加上搶救及時，錢大鈞才大難未死。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兩名侍衛和随從蔣孝鎮的護衛下，登後山直奔東側後門，準備從後門逃走。由于打不開門鎖，情急之中隻好越牆逃生，不想牆外有深溝，蔣介石翻牆後失足跌入深溝，摔傷後背。爲了躲避追兵，蔣介石在逃跑中跌入一個岩洞，被孫銘九等人搜出，并押送到新城大樓西安綏靖公署，關進早已準備好的房間。
西安事變，對于蔣介石來說，是一生的奇恥大辱。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25日下午，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離開西安，經洛陽抵達南京。
27日，錢大鈞等其他人員也被釋放，得以返回南京，然而錢大鈞一下飛機便被扣押起來。
錢大鈞心中自然知道自己爲什麽遭到扣押，他被帶到蔣介石面前，由蔣親自審問。
“慕尹兄，我對你一直信任有加，此次你與張漢卿互相串通，故意将火車頭開離臨潼，使我遇難時不得脫身，你可知罪！”
錢大鈞聽罷，頓時冷汗直流，連呼“冤枉”。
“校長，慕尹對張、楊的兵谏事前毫無所知，火車頭被開走我并不知其中有詐……”
錢大鈞慌亂地解釋着，又将自己當時如何中彈住院的經過聲情并茂地講了一遍。
錢大鈞說完，伸手扯開上衣，讓蔣介石看槍傷，接着又請求在旁邊的軍統特務戴笠将血衣取來。蔣介石看過血衣，怒氣稍稍平息，但對錢大鈞的信任無法恢複如初。
第二天，蔣介石指示戴笠，将錢大鈞暫時調離侍從室，讓他去上海休養一段時間。
西安事變的失職，緻使錢大鈞人生的鼎盛結束，開始一步步走向衰退。在上海休養一段時間後，1937年2月，錢大鈞回到侍從室繼續擔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後被調離侍從室，改爲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代理主任。
2. 别出心裁投“紙彈”
1937年7月抗日戰争全面爆發，錢大鈞随蔣介石巡視各地防務，并奉命兩次到前線勞軍。11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錢大鈞指揮有關部門将故宮古物七千餘箱搶運到重慶，保護了大批國寶文物。12月7日，錢大鈞随蔣介石離開南京，飛往武漢。
此間，錢大鈞與蔣介石的距離漸漸拉遠，同時遠離了軍政中樞。
但在宋美齡的支持下，錢大鈞于1938年2月出任航空委員會主任，專門指揮空軍對日作戰。蔣介石親自兼任航空委員會委員長，宋子文、孔祥熙、何應欽、白崇禧、賀耀祖、陳誠、徐永昌、宋美齡、周至柔等均爲委員。
錢大鈞上任後，對空軍的軍令、技術、總務、防空四個廳安排了人選，又任命了轄屬三個軍的司令，并通過多種渠道，先後得到蘇聯和美國空軍的援助，掌握空戰飛機多架。
4月29日，日軍出動轟炸機、驅逐機50餘架轟炸武漢三鎮，錢大鈞參加組織了這次武漢空中保衛戰。在此次保衛戰中，中國空軍出動驅逐機80餘架，經過半小時激戰，擊落日機21架，中國空軍損失9架。
這次空戰後，錢大鈞與周至柔等人決定派飛機到日本領土上空進行一次有意義的飛行宣傳，得到蔣介石的批準後，即着手準備，印制宣傳品，并決定由駐成都的飛行14中隊隊長徐煥升率本中隊7人，駕駛兩架飛機飛往日本，執行這項危險任務。
爲順利完成任務，錢大鈞特地找到徐煥升對飛行細節進行讨論，并提議說：
“東海之濱有個甯波機場，稍加修繕，就可以利用。飛機可先夜航飛抵甯波，加足汽油，再挂備用油箱，便足夠往返。”
原來，當時中國空軍力量薄弱，如果從武漢起飛，飛機的燃料根本不夠往返，錢大鈞經過考慮和計算後，認爲甯波機場是最佳中轉站。
5月18日，蔣介石、宋美齡特地在武昌官邸接見徐煥升等8位飛行員，錢大鈞作陪。其間，蔣介石鄭重地說：
“此行任務艱巨，很可能有去無回，我不會命令你們執行這次任務，必須出于自願，你們可以再考慮一個小時，而後答複我。”
蔣介石話音剛落，8人異口同聲道：
“我們自願執行此次任務！”
随後8人寫下志願書。
19日下午3時，徐煥升等8人，登上兩架“馬丁”号飛機，由漢口起飛，下午5時50分抵達甯波機場，按照計劃加滿油後，準備再次起飛。
臨行前，徐煥升給軍事委員會發來電報，内稱：
“職謹率全體出征人員向領袖暨諸位長官緻敬禮，以示接受此項工作之莫大榮幸，并誓以犧牲決心盡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當夜11時48分，兩架飛機繼續上路，借着月光，向日本島飛去。
其間，機上不斷與地面電台取得聯系。錢大鈞雖未親臨現場，但心中頗爲緊張，徹夜守在電話機旁，與電台通話，隻盼8名飛行員安全歸來。
20日淩晨，兩架飛機進入日本國土，并躲過探照燈的照射和高射炮的射擊，在東京、大阪、長崎等地上空，空投了大量宣傳品，還偵察了日本軍港和機場狀況，最後順利返航，于當日上午11時抵達漢口。
錢大鈞一夜未眠，第二天随行政院長孔祥熙、各部部長以及新聞記者提前來到機場，等候迎接凱旋的勇士。錢大鈞還帶上了自己四五歲的女兒燕芸，當8位英雄走下飛機時，燕芸跑上前給英雄獻花。
中國空軍飛至日本投擲“紙彈”，安然而歸，日本防空部隊措手不及，丢盡臉面，令日本朝野惱羞成怒。此事件極大地激勵了中國軍民的抗戰士氣，受到國際社會一片贊譽，錢大鈞也因組織此次飛行受到蔣介石的嘉獎。
對于錢大鈞别出心裁投放“紙彈”，當時有人問他：
“主任，爲什麽不用炸彈轟炸，而投紙彈？”
“炸彈不如紙彈來得意義大，而且炸彈太重，挂上炸彈，飛機飛不了那麽遠的。”錢大鈞笑着說。
3. 兄弟同犯貪污案
應該說，組織赴日投“紙彈”的飛行任務，是錢大鈞重新取得蔣介石信任的開始。然而此後不到半年，錢大鈞竟再次馬失前蹄，緻使之前的努力付諸東流。
1939年年初，錢大鈞經宋美齡批準獲得一筆特别軍費，時時不忘斂财的錢大鈞，與少數幾個高級官員商量後，将這筆經費私分了。原本以爲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不料被人發現并密報蔣介石，蔣介石勃然大怒。
對于錢大鈞的斂财及追求物質享樂，蔣介石早有耳聞。錢大鈞在上海、蘇州、南京、北平、保定等地均置有豪宅，豪宅内極盡奢華，錢經常帶着家人乘坐專車往來于各地。
錢大鈞在保定行營主任任上，僅在特别費一項内，即貪污10萬多元。雜牌隊伍總指揮孫殿英到保定述職時，送給錢大鈞名貴貂皮多張，錢都欣然接受。
這些都逃不過蔣介石的耳目，蔣介石對錢大鈞的如此行徑非常不滿，但念他還算忠于職守，一次次放過他，他非但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令蔣介石忍無可忍。
蔣介石随即以“私分軍費”的罪名将錢大鈞撤職查辦。由于何應欽說情，才免去查辦。
然而就在此時，錢大鈞在洛陽航空學校工作的弟弟東窗事發！乃弟與錢大鈞一樣，也是視财如命，他将學校的汽油桶悄悄賣掉，所得款項全部裝入個人腰包，後被人告發到蔣介石這裏。
蔣介石對錢大鈞餘怒未消，立即下令對錢大鈞的弟弟按軍法處置。任錢大鈞再三乞求饒恕，蔣對此置之不理，最終其弟被槍決。蔣介石此舉，頗有殺雞吓猴之意。
錢大鈞失去了弟弟，悲痛無比。被撤了職，也無事可做了，于是來到風景秀麗的四川省銅梁縣虎峄鎮西的溫泉休養，并在這裏與白崇禧合作創辦了西泉小學，自任校長，白崇禧任董事長。後來兩人又合辦西泉中學，由錢大鈞親自制定校訓、校歌。校訓爲“剛誠宏毅”；校歌歌詞是：
“和風煦煦，流水潺潺，群英萃西泉。依仁遊藝，切磋樂無邊。正其誼，名其道，剛誠宏毅意超然。誨不倦，學不厭，濟世修身法前賢。愛我西泉，育我俊賢，學業光大，恢宏宇宙。”
抗日戰争勝利後，錢大鈞将兩所學校交給四川省政府。
1941年7月，蔣介石爲了控制西南交通運輸，保證抗戰物資的安全運輸，決定在軍事委員會下組建運輸統制局，委任何應欽爲運輸統制局主任。此時錢大鈞已離開軍界兩年，何應欽便乘機給錢大鈞說情，保舉錢大鈞出任運輸統制局參謀長。在何應欽的說和下，蔣介石終于決定重新起用錢大鈞。
錢大鈞出任運輸統制局參謀長後，工作相當賣力，運輸工作很快初見成效。爲了保證抗戰物資的安全運輸，錢大鈞還于當年12月親自到仰光了解印緬戰場的情況，詳細分析運輸中的利弊，提出新的建議，并親自監督從緬甸緊急輸送物資到雲南。
1942年6月，在何應欽的保舉下，錢大鈞出任軍政部次長，兼點驗委員會主任，一方面協理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工作，同時主管全國部隊人員訓練以及馬匹、武器、裝具保養事宜，逐步成爲何應欽的左右手。
1944年何應欽任職多年的軍政部長一職被陳誠取代，蔣介石設立陸軍總司令部，調何應欽任總司令，錢大鈞也随之離開軍政部，再度出任侍從室一處主任，爲蔣謀劃全國的軍事行動，且重點爲協調中美軍事合作。錢大鈞與當時駐華的美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交往甚多，共同主持協調工作。
4. 市長任上起貪心
上海是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和軍事重鎮，抗戰勝利後，爲了控制上海，錢大鈞侍從室一處主任的位子上坐了不到一年，即被蔣介石調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警備總司令。
早在1937年2月，上海市長吳鐵城調任廣東省主席，錢大鈞便觊觎上海市長這一肥缺，蔣介石也曾考慮讓他接任此職，但最終因其貪财好色名聲不佳，将這一職位送給了政學系資曆不高的俞鴻鈞。
如今，錢大鈞終于坐上上海市長的寶座，自然喜不勝收。
赴滬上任前，錢大鈞懷着激動的心情，在重慶向上海市民發表廣播講話：
“全上海市的同胞們：大鈞在抗戰勝利後的今天，奉令繼任上海市市長。回想在十七年北伐期間，大鈞曾擔任凇滬警備司令，現在對我闊别多年的上海同胞講話，衷心的快慰，實在沒有言語可以形容……
“我将在最短期間，就可以由重慶起程。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希望我全市同胞要維持治安，嚴守法紀，一切要服從中央的命令，務必要振作精神，保守秩序。
“至于戰後上海如何複興，自當秉承中央的指示，斟酌實際的需要，厘訂實施步驟，而盡最善最大的努力。”
9月9日，錢大鈞與美國空軍遠東司令斯特拉特邁耶一道前往上海，沉浸在抗戰勝利喜悅中的上海市民，以爲光明終于降臨，組織10萬人前往迎接。上海市區内到處懸挂着“歡迎錢市長，建設新上海”的字幅标語。
錢大鈞被這熱烈的氣氛所感染，随後向上海市民發表書面談話，内雲：
“改善本市市政，恢複本市繁榮，爲餘主要之施政方針，故竭誠願望忠貞守法之市民與餘共同努力，締造新上海……緻力于建設大業之完成。”
12日，上海市政府成立。
錢大鈞投入到緊張的工作當中。其間，錢大鈞與英國多次交涉，收回了跑馬廳，禁止了賽馬、賭博等活動，擴建了南京中路，修築了吳淞海堤，爲上海的發展做了一些好事。
但錢大鈞嗜财如命的本性發作，不顧上海貨物奇缺、物價上漲、僞币充斥市場、民不聊生的現實，以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身份，利用“接收”良機，中飽私囊。
蔣介石對此略有耳聞，無可奈何地說：錢大鈞一貫貪污成性，不足道也！索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而，錢大鈞幹了不到一年，便被人告發，據說他私賣敵僞物資達42億元！美國方面也對國民黨官員這種貪污腐化的行爲十分不滿，并對蔣介石發出警告。蔣介石震怒之後，于1946年5月下令，組織清查接收處理敵僞物資團，負責此事。此時錢大鈞已看透不會再被蔣介石器重，對宦途已不抱希望，于是先後主動辭去淞滬警備總司令和上海市市長一職，向繼任市長、素有廉潔清譽的吳國桢作了移交之後，帶着他搜刮來的大量财物，回到蘇州故裏，過起了奢侈、豪華的寓公生活。
但蔣介石并沒有忘記錢大鈞，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1949年年初，蔣介石任命錢大鈞爲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盡管錢大鈞知道蔣介石敗局已定，仍不敢違抗蔣介石的命令，硬着頭皮前往重慶赴任。
11月，錢大鈞随同蔣介石由重慶飛往成都，12月，經海南島去了台灣。
“鈎大錢”，斂财高官老來清貧
1. 審判孫立人
到台灣後，錢大鈞被任命爲“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這是一榮譽虛職，并無實際事情可做。錢大鈞對宦途早已心灰意冷，得此虛職已心滿意足。
錢大鈞業餘生活豐富，尤其愛好體育，酷愛足球，加上年輕時曾是足球隊員，他因此被聘爲台灣省體育聯合會常務監事，1953年被聘爲台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主任委員；又先後擔任國民黨軍隊體育促進會顧問、“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常務監事、“中華全國”田徑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多次率足球隊、籃球隊、田徑隊參加亞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以及世界杯籃球錦标賽等。
錢大鈞還在1957年擔任了台北市私立戲劇學校董事長。此外，他還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和憲政研讨委員會委員。
1955年，台灣發生“孫立人事件”，蔣介石任命錢大鈞爲軍事法庭審判長。庭訊時，錢大鈞義正言辭地責問孫立人道：
“你身爲我黨高級将領，爲什麽要密謀兵變？”
孫立人說：
“審判長，你是我的老長官，你對我過去的戰績是很清楚的，我對蔣‘總統’一向忠誠，我更忠于祖國。我如果稍有異心，蔣‘總統’也不會現在安居台灣。”
接着孫立人拿出駐日美軍統帥麥克阿瑟發給他的電報，電報是在蔣介石赴台前發出的，内容是邀請孫立人去日本東京與他會晤。孫立人又拿出一份會談記錄，是孫立人與麥克阿瑟在東京的會談内容，涉及台灣防衛問題，其中麥克阿瑟在會談時勸孫立人“自主”台灣，被孫立人當場拒絕。
錢大鈞審閱了記錄原文，隻好對孫立人說：
“我是根據監察院對你的調查報告組織軍事法庭的，你今後權且閉門思過，過一段時間再作處置。”
之後，錢大鈞将庭審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彙報，并爲孫立人求情，蔣介石因此判孫立人監禁。但監察院根據機關密報，稱孫立人有個部下同中共有勾結，于是孫立人由監禁改判爲無期徒刑。
不久，錢大鈞再次規勸蔣介石，說孫立人不會有異心，希望能給予從輕處罰。蔣介石答應了錢大鈞的請求，允許孫立人在台中自己家中被監視居住。從此，孫立人開始了長達33年的軟禁生活。
1963年，錢大鈞出任台灣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1966年1月，他向美國采購波音727噴氣客機5架，開創了中國民航史上使用噴氣客機的先例。1968年1月，由于年事已高，加之想要多培養年輕人，錢大鈞便将實際工作交給别人去辦，自己隻擔任了航空公司名譽董事長。
2. 一對姐妹花
軍校出身、過了大半生戎馬生涯的錢大鈞，也曾經曆過轟轟烈烈的愛情，他的癡情在國民黨将領中是出了名的。
錢大鈞年輕時相貌英俊，身材高大，風度翩翩，當年黃埔軍校中有“黃埔三俊”：校長蔣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軍事總教官錢大鈞。不僅如此，錢大鈞還文武雙全，書法挺秀，通曉英文，堪稱“青年儒将”。對他傾心的姑娘數不勝數，名門閨秀之使絡繹不絕。
但錢大鈞在一次舞會上自己認識了一位大家閨秀——歐陽藻麗，并一見鍾情。他拿出軍人打仗沖鋒陷陣的架勢，對歐陽藻麗發起猛攻，歐陽藻麗招架不住，很快墜入情網。
歐陽家是上海民族資産階級大家，其父歐陽耀如乃同盟會員、孫中山三民主義信徒，生有6個女兒，無子，對女兒管教很嚴。他堅決反對歐陽藻麗與錢大鈞交往，一是不滿錢大鈞與女兒私定終身；二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嫁給軍人，畢竟當時中國政壇風雲多變，今天的将軍，明天可能就是斷頭冤魂。
而錢大鈞不肯放棄，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上門求婚，甚至搬出校長蔣介石出面說項，卻仍無法得到歐陽父親的同意。
錢大鈞無可奈何，心灰意冷。一天在上街巡視時，陷入失戀無法自拔的錢大鈞，突然抽出手槍，頂住了自己的太陽穴。幸好他的副官早就覺察到他不對勁，一直留心觀察他，見狀立即上前阻止，奪走了他的手槍。
錢大鈞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上海，讓歐陽藻麗更加堅定了與錢大鈞結婚的決心，歐陽藻麗的妹妹歐陽生麗也不滿父親的“棒打鴛鴦”，挺身而出，護送歐陽藻麗“私奔”廣州。
待兩人洞房花燭、生米煮成熟飯之後，歐陽家隻能采取默許的态度，錢大鈞最終娶得美人歸，婚後兩人生活幸福美滿。
錢大鈞與妻子感情彌深，原本是不會納妾的，但偏偏事有湊巧。1928年，錢大鈞在上海任警備司令期間，已經生有5個子女的歐陽藻麗突然身患重病，垂危之際，歐陽藻麗握着錢大鈞的手，斷斷續續地交代後事：
“我走了以後，最擔心的是你的後半生，不知你的續弦夫人能不能照顧好你，也擔心兒女們受繼母虐待……生麗暗戀你很久了，你也知道，她爲你一直不論婚嫁，待我走後，你就娶了她吧，她定會全心全意服侍你，也會善待我的兒女……”
“别說傻話，你會好起來的……”錢大鈞強忍着淚水安慰妻子。
“算我求你，答應我。”歐陽藻麗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錢大鈞爲讓歐陽藻麗安心，隻好點頭，答應了她的請求。
見錢大鈞點頭，歐陽藻麗讓他将歐陽生麗叫來，當面将錢大鈞和自己的子女托付給妹妹。由于錢大鈞流露出後半生獨身之意，歐陽藻麗便要求兩人住在一起，将生米煮成熟飯。
然而，了卻心事後，歐陽藻麗的病情卻一天天好轉，後來竟然康複了。
于是，歐陽藻麗做主，爲錢大鈞與妹妹辦理了婚事。錢大鈞再次結婚後，姐妹二人相處和睦，而歐陽生麗對錢大鈞就像趙一荻對張學良那樣，始終感情不渝，幾十年無微不至地侍奉着他，關懷着他，直至他病逝。
當年國民黨官員們茶餘飯後，經常一邊羨慕錢大鈞桃花運好，一邊笑話歐陽老先生阻婚不成，卻賠進去兩個女兒。
3. 思鄉中離世
錢大鈞雖坐享齊人之福，但也因此招緻不少罵聲。
在中原大戰之後，錢大鈞出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教育長，當時，他對學生的訓話總是強調厲行蔣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要求大家“注重禮義廉恥”，發揚“黃埔的革命精神”。
但由于錢大鈞本人左擁右抱一對姐妹花，學生不明真相，認爲他言行不一，嗤之以鼻，甚至有膽大的學生在校門附近牆壁上貼了一首打油詩：
“湖上有園，園中有風光，‘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兩妻同枕共床，姊妹成雙效鴛鴦！高談舊道德禮義廉恥，厲行新生活男盜女娼！”
錢大鈞知道後尴尬不已，隻能将委屈咽到肚子裏。
錢大鈞不善交談，脾氣溫和，其手下說一生未見錢大鈞拍案發怒。錢大鈞除了貪财，沒有其他不良嗜好，平日裏注重儀表，重視學習技術，會駕駛汽車。在家時，錢大鈞從不談論政事，也不洩露軍事秘密，這一點深受蔣介石贊賞。
晚年的錢大鈞，每天早上必做兩件事，一是打太極拳，二是練書法，從不間斷。錢大鈞酷愛書法，在82歲高齡時，仍舊每天堅持練習寫字，他書寫的鍾鼎篆文蒼勁有力，在台灣頗有名氣。
閻錫山去世後的碑文便是請錢大鈞書寫的，台北最大的園山飯店的招牌和店中用具上的“園山飯店”四字，也是請錢大鈞書寫的。錢大鈞還将自己書寫的篆體鍾鼎文“金剛經”全文，贈送給台灣曆史博物館，作爲永久收藏。
錢大鈞喜愛和文人雅士來往，經常同吳門畫派的著名書畫家互贈書畫詩詞，并著有《錢大鈞上将七十自傳》、《八十自傳》。另外，他對佛學也很有研究，并通曉英文。
錢大鈞在大陸時雖聚斂錢财無數，但到台灣後似乎沒有什麽積蓄，生活比較艱苦，一家人住在台北市的一間公家分配的小木屋裏，30多年未變。
随着一日日變老，錢大鈞越發感到自己晚景凄涼，加上身體不好，經常住院，時常想起生活在祖國大陸的親人。
懷着對故鄉的思念之情，錢大鈞于1982年7月21日因肝癌在台北市“三軍總醫院”去世，終年89歲。
錢大鈞子孫衆多，共有子女12人。長子錢文澤和六女錢雅芸随之前往台灣。三子、四子留在大陸。其中三子錢孝澤，乃黃埔軍校第20期畢業生，解放前随龍澤彙軍長在雲南起義；四子錢仁澤，曾是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學教師，當選過太原市政協常委。錢大鈞其餘的3個兒子和5個女兒，則定居美國，各有所長。
曆史評說
作爲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之一，錢大鈞早期表現突出，又文武兼備，深得蔣介石信任與倚重，因此升遷奇快。
第一次東征中，錢大鈞火線升官，由校本部參謀長升爲團長，乃出于運氣；
二次東征結束後晉升師長，則是憑借戰功；
北伐時留守廣州，是蔣介石了解他儒雅有餘，勇猛不足，不适宜上戰場，更适合留守。而留守期間，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清黨，錢大鈞在廣州立刻行動，配合李濟深發動了“四·一五”政變，清黨有功，因此又率先擢升軍長，兩年之中三步大跳躍，到1933年調任保定行營主任兼保定編練處主任，指揮五個軍，甚至與北平行轅主任何應欽并駕齊驅，可謂風光一時。
錢大鈞出掌侍從室一處主任兼侍衛長，同以蔣介石“文膽”著稱的陳布雷共同主侍從室，可謂紅極一時，顯赫一時。
然而，錢大鈞于西安事變中的一個疏忽，招緻蔣介石猜忌，從此江河日下。
可以肯定的是，錢大鈞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兩次東征中立有戰功。後來任上海市長期間也曾對上海的市政建設做過一些好事。錢大鈞雖在戰場上謹慎有加，但他編練軍隊、拟定作戰方案、出任地方大員以及充當高級幕僚等，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這也正是蔣介石重用他的原因所在。
但錢大鈞嗜财如命、貪污成性，直接導緻他的兩次被撤職，先是抗戰期間在航空委員會主任任上，因私分軍費被撤職，接着在上海市長任上，仍不忘斂财，據說錢私賣敵僞物資高達42億元。
縱觀錢大鈞一生，忠蔣，反共，雖曾顯赫一時，卻最終無大的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