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的黑白人生
湯恩伯雖不是黃埔出身，但勤奮上進、才能卓越，深得蔣介石賞識，成爲繼陳誠、胡宗南之後蔣介石的第三張紅牌。曾在抗戰中建立功勳，也曾在内戰中敗績連連。因丢失上海抛棄軍隊遭蔣遺棄，也因出賣恩師遭朋友唾棄，又因手術台上遭醫療意外，最終使生命提前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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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号：湯恩伯，字恩伯，名克勤
籍貫：浙江武義
生卒年月：1899.9.19—1954.6.29，卒年55歲
畢業院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軍銜：陸軍上将
最高軍職：陸軍副總司令
家世：
始祖——湯睃，原汴梁（開封）人，遊醫至浙江武義，晚年遷居于高嶺之下的棗岩。其後裔有人移居武義縣城北，形成爲湯村。
父親——湯家彩，武義縣自治委員會委員、縣育嬰堂經濟管理委員，娶妻林繡鳳，妾俞氏。
母親——林繡鳳。
兄弟姐妹——弟弟：永其、永通、永恭、永賢；妹妹：永球。
妻子——馬阿謙，生長子湯建元。
第二任妻子——王竟白，生長女湯麗娜，次子湯凱，其他不詳。
簡曆
1916年——升入省立金華中學。
1922年——考入東京明治大學法科主修政治經濟學。
1925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26年——畢業後任浙江陸軍第1師學兵連連長，不久升任少校參謀。
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9軍中校副團長，後任總司令部參謀處中校參謀。
1928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第1大隊上校大隊長，後升任該校第七期第1總隊教育處少将教育長。
1929年——任軍校軍官教育連連長、軍官教育團步兵營營長。
1930年——任中央軍校教導第2師第1旅少将旅長，部隊改編後任陸軍第4師副師長兼第10旅旅長。
1931年——任第2師中将師長。
1932年——任陸軍第89師師長，後兼第4師師長。
1934年——任贛粵閩鄂“剿共”軍第10縱隊總指揮兼第4師師長。
1935年——任陸軍第13軍軍長兼第4師師長，晉升爲陸軍中将軍銜。
1936年——兼任陝北“剿共”善後辦事處主任。
1937年——任第7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同年，任第20軍團軍團長兼第13軍軍長。
1938年——任第九戰區第1兵團總司令，後兼任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教育長。
1940年——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
1941年——兼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軍政分會主任。
1942年——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
1945年——任中國陸軍第3方面軍總司令，後任第一綏靖區司令官。
1946年——獲“陸軍中将加上将銜”
1947年——任第1兵團司令，後任首都衛戍總司令。同年，任陸軍副總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後代理陸軍總司令。
1948年——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
1949年——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後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廈門警備司令。
1950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1954年——于日本逝世，享年55歲。去世後，追晉爲“陸軍上将”。
偶遇貴人，命運從此改變
1. 素昧平生遇恩師
1925年春季的一天，在浙軍第1師師部，一位年輕人面對師長陳儀侃侃而談，态度恭敬而又不卑不亢。
不了解内情的人，還以爲是晚輩或下屬與尊長或上司在探讨作戰方案。而事實上，年輕人與陳儀并不相識，他是爲得到陳儀以師長身份保薦其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求助而來。
陳儀打量着這個身材魁梧雙目炯炯的年輕人，問：
“你可有作戰經曆？”
“有，我參加過護法軍援閩浙軍，任少尉排長。”
陳儀看着他點點頭，年輕人又說：
“我在1922年考入東京明治大學法科主修政治經濟學，但我的志向是從軍。”
年輕人一口浙江話拉近了他與陳儀的距離。
他叫湯克勤，來自浙江武義縣湯村一個普通農家，年少時的湯克勤好打架滋事，不愛學習，于武義縣立小學肄業。1916年升入省立金華中學，中途又随幾個同鄉好友轉到杭州私立體育專科學校學習體育，1920年畢業後回家途中，得知一個朋友的父親與當地一個惡棍引起訴訟，便留下觀看法院審理此案。眼看朋友的父親被誣陷将判刑入獄，他一時激憤，當堂用一塊大石頭擊中法官。雖然當場逃脫，但由于被通緝，隻好遠走他鄉，到福建加入援閩浙軍，當了一名少尉排長。
不久，湯克勤所在部隊被敵軍擊潰，湯克勤輾轉颠沛，流浪街頭。正在他無處安身之際，聽說同鄉、武義縣富商童維梓準備東渡日本留學，急需一名保镖随同護送，湯克勤便毛遂自薦，與童一起前往日本。
在日本，湯克勤考入東京明治大學，但他仰慕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而當時中國人要入此校，必須有軍閥或官僚的保薦，又需大量經費，湯克勤無此奧援，便于1924年抛棄學業回國，奔走于杭州、上海等地，四處尋求援助。
聽了湯克勤這一番經曆，陳儀表示：
“我會以師長及陸軍士官學校校友身份，向日方保薦你，并爲你提供留學期間所需全部經費。”
湯克勤愣住了，他完全沒有想到陳儀竟如此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此前他先後拜在浙江省長夏超、軍閥孫傳芳和前浙江督軍呂公望的門下，請求推薦，均被拒絕。此番是經留日同學徐逸樵建議，說陳師長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且有仁慈之心，樂于助人。但湯克勤屢次碰壁已不抱什麽希望，此番前來也隻是抱着試試看的态度，殊不料真的遇上了好人，一時激動之情溢于言表，不由自主地跪拜于地，動情地說：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陳老也，學生願拜您爲恩師，今生以死相随。”
爲紀念這一知遇之恩，湯克勤從此改名爲“湯恩伯”。
當年5月，湯恩伯興高采烈地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第18期步科學習。在湯恩伯一生中，這是他“登龍大道”的起點。
在日本學習期間，湯恩伯與陳儀的義女王竟白相識。王竟白系浙江新昌人，當時在日本蠶桑學校讀書，湯恩伯覺得有恩師陳儀這層關系，便與王竟白頻頻往來，以緻兩人很快墜入情網。
其實湯恩伯早于1918年在老家由父母做主，與永康縣八字牆王溪馬村馬阿謙結婚，并生有一子湯建元，但見王竟白容貌出衆，受過良好的教育，又有好的家庭背景，便決定“辭舊迎新”。
1926年夏，湯恩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攜王竟白回國完婚。
有了這層關系，湯恩伯和陳儀親上加親，自此，陳儀對待湯恩伯俨如父子。
陳儀将學成歸來的湯恩伯安排在其轄下的浙江陸軍第1師，任學兵連連長，很快升任少校參謀。在這裏，湯恩伯開始了他20多年的軍旅生涯。
2. 晨跑與越級提升
1927年年初，北伐軍的戰火已燃至長江流域，陳儀被五省聯帥總司令孫傳芳任命爲浙江省省長兼第19路軍軍長，抵禦北伐軍的進攻。
但經蔣介石派人遊說，身爲蔣同學的陳儀很快決定順應潮流，投靠國民革命軍。策動浙軍起義成功後，陳儀所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陳儀任軍長。湯恩伯跟随陳儀，升任中校副團長，從此歸入蔣介石麾下。
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經陳儀推薦，湯恩伯當上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二科中校參謀。但湯恩伯對這個職位并不滿意，上任不久即常歎息：
“要斬将搴旗，立功沙場，安能局蹙轅下，仰人鼻息。”
不久，湯恩伯升任作戰科科長。雖然湯恩伯資曆淺，升職速度卻很快，但此時他并沒有引起蔣介石的注意。
1928年，蔣介石把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遷往南京，改名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原黃埔本校改爲預料。蔣介石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何應欽、張治中先後任教育長。由于湯恩伯很得張治中好感，經張治中推薦，湯恩伯被調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第六期步兵第1大隊上校大隊長。
到任之後，湯恩伯工作勤奮，以其獨特的工作作風在衆大隊長中脫穎而出。當時軍校第六期先後有4個步兵大隊及炮兵、工兵、交通大隊各一個。每天早晨跑步時，其他大隊都是在校園裏跑，湯恩伯卻把他的步兵1大隊帶到校外跑，給軍校領導留下了“湯恩伯是一個肯苦幹的人”的印象。
适逢蔣介石由三元巷遷往軍校内一所新建的兩層小樓中居住，蔣介石每天早晨起床後都到陽台鍛煉，經常能看到湯恩伯領着學員跑步。有一次召見教育長張治中，蔣介石便問起這名帶隊晨跑的軍官，張治中說：
“他是第1大隊隊長湯恩伯。”
蔣介石聽後，覺得此名頗爲熟悉，待張治中走後，叫來秘書長，找出幾本小冊子，翻開一看，落款正是湯恩伯。
原來，湯恩伯經常将有關軍事、政治、教育、經濟等方面的建議寫成小冊子，呈交蔣介石。還利用操課之餘，以自己的心得撰寫了《步兵連隊教練之研究》一書，内容頗具價值。
對此，蔣介石起初并未注意，如今與領兵晨練這一良好印象結合起來，再細細審讀一遍，頓覺字體工整，邏輯清晰，論述嚴謹，因而對湯恩伯更加關注起來。
此後，湯恩伯呈送的小冊子，得到蔣介石重視，其中有些被采納。日日目睹湯恩伯的“突出表現”，蔣介石漸漸覺得此人可堪重任。
1929年5月，軍校第6期學員畢業後，爲給軍官補習班及軍校本身準備軍教幹部，6月新設軍官教育連，調訓優秀下級軍官，張治中兼任連長，湯恩伯任副連長，不久湯恩伯便升任連長。
10月，爲擴大在職軍官再訓練，培養高級軍事骨幹，軍校成立軍官教育團，張治中兼任團長，湯恩伯兼任步兵營營長，蔣介石對軍官教育團非常重視，特地聘請了德國顧問做教學指導。
1930年年初蔣介石成立教導師，張治中兼任第2師師長，即提名湯恩伯爲該師第1團團長。同時提名三人，湯爲第一名，蔣介石卻選定了第三名，第一名湯恩伯落選。
三個月後，1旅旅長出缺，張治中又保薦湯恩伯。蔣介石令湯恩伯進見，湯恩伯深知此次會面關系到自己的仕途命運，因此非常緊張。
按當時的陸軍禮節，見長官告退時，必須後退六步再鞠躬敬禮，然後才可以向後轉出門。湯恩伯由于誠惶誠恐，高度緊張，後退時在打蠟的地闆上滑倒，摔了個手腳朝天。湯恩伯迅速起身，紅着臉行一鞠躬禮退出。
湯恩伯原以爲摔跤失禮，升任旅長沒希望了。何況團長都未批準，旅長本來就更爲渺茫。不料，任命很快批複，連張治中都頗有些意外。
一般人推測，這是蔣介石欲提升湯恩伯借以觀察的手段，湯恩伯對落選團長沒有絲毫怨言，遂予以越級提拔。
3. “剿共”中扶搖直上
教導第2師裝備極爲精良，并完全采用德國軍隊的方法進行訓練，與教導第1師同爲蔣介石當時最精銳的嫡系部隊。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湯恩伯奉命率第1旅固守中原重鎮歸德。歸德是中央軍陸軍和空軍的重要據點、蔣介石指揮部所在地，距閻錫山、馮玉祥軍占據的亳縣、鹿邑、柘城不過百裏，經常遭到馮、閻騎兵的襲擾。湯恩伯率部死命防守，不敢有絲毫怠慢。
戰後，湯恩伯以靖衛領袖有功，調升第4師副師長兼第18旅旅長。
冬季，蔣介石坐鎮南京，調集11個師又3個旅約10萬大軍，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爲總司令，第18師中将師長張輝瓒爲前敵總指揮，開赴江西，對井岡山中央紅軍根據地和相鄰的贛東北根據地發起第一次“圍剿”。
湯恩伯奉蔣介石之命，率部對贛東北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雖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其治軍方法和在戰鬥指揮中的表現，深得蔣介石賞識，在1931年2月進行的中央軍第2師整頓中，湯恩伯升任第2師中将師長。
至此，湯恩伯在追随蔣介石短短三四年時間裏，完成了跨越式的三級跳，一下跳到了恩師陳儀當年資助他時的師長職位上。
正當湯恩伯春風得意之時，國民政府發起對紅軍的第二次“圍剿”，湯恩伯奉命參加。不料，11月湯恩伯率部進攻河南潢川紅軍根據地時，被徐向前所部一戰擊潰，遭到殲滅性打擊。在湯恩伯目瞪口呆之時，蔣介石一怒之下給予他撤職處分。
好在時隔不到一年，蔣介石又重新起用湯恩伯，準其參加對紅軍的第四次“圍剿”，戴罪立功。湯恩伯被任命爲第89師師長，“圍剿”鄂豫皖蘇區紅軍。
在第14軍軍長衛立煌的指揮下，湯恩伯率部自武漢出發，7月抵達黃安，再向黃陂、麻城推進。行軍中，湯恩伯一方面對剛剛接手的部隊進行整饬，一方面采取“修築碉堡，步步爲營，堅壁清野，穩紮穩打”的戰術，并将途中捕獲的紅軍槍殺。據說，他曾一次将俘虜的200多名紅軍坑殺，手段殘忍，被蘇區軍民稱做“湯屠夫”。
這次作戰中，湯恩伯因感謝蔣介石的不棄之恩，特别賣力，其戰術天才也因此得以顯露。因在第四次“圍剿”中剿共有功，蔣介石獎賞湯恩伯5萬元，并令其兼任第4師師長。一人兼任蔣介石兩個嫡系師的師長，這在國民革命軍中是絕無僅有的，可見蔣介石對湯恩伯的器重。
1933年冬，福建19路軍起義反蔣，南京國民政府分五路向19路軍進攻。張治中被任命爲讨逆軍第4路軍總指揮，湯恩伯任副總指揮兼縱隊指揮，率第89師攻入福建。
第19路軍被鎮壓後，湯恩伯轉任贛粵閩湘鄂“剿共”軍第10縱隊總指揮兼陸軍第8師師長，下轄第4、10、88、89師，重兵在握，随即參加第五次對中央紅軍的“圍剿”，以堡壘戰法，給予紅軍重創。
1934年11月，湯恩伯攻占瑞金，并立即以總指揮名義貼出布告，雲：
“凡是共産黨員以及在共産黨的機關、學校、軍隊等幹過事的人（包括遊擊隊人員在内），不分男女老幼，限20天以内，分别在鄉、區、縣各個負責機關登記自首，本指揮一律從寬，既往不咎。如上述人員有故意不登記自首者，經查出或被親友告發者一律處死刑。如上書人員的親友有故意不報而包庇者也一律處死刑。”
瑞金全縣，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1935年年初，湯恩伯升任第13軍軍長，轄第4、第89師；9月開赴晉南對長征途中的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其間，湯恩伯十分注重整肅軍風，在13軍每連縱隊配備一名督察軍官，并手持“執行革命軍紀”的小旗。此舉頗見成效，13軍紀律性和戰鬥力得到顯著提高。
1936年夏，湯恩伯奉命開赴潼關綏德縣，兼任陝北“剿共”善後辦公處主任，掌握地方軍政大權。
湯恩伯自1927年進入國民革命軍，至1935年，8年時間，除中間被免職不到一年的小挫折，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一路升至軍長，指揮蔣介石嫡系部隊四五萬。
在此後短短幾年間，又先後任第20軍團軍團長，第31集團軍總司令，成爲一個擁兵數十萬的實力派人物，在蔣介石的嫡系将領中，是繼陳誠、胡宗南之後的又一張紅牌。
4. 湯氏升官四秘訣
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素有“蔣家天下陳家黨，孔宋财團浙江軍”之說，所謂浙江軍，就是指蔣介石最寵信的浙江籍的三将領，即所謂“軍中三傑”：浙江青田縣的陳誠、浙江鎮海縣的胡宗南與浙江武義縣的湯恩伯。
湯恩伯的發迹，自然和陳儀的慷慨相助、保薦以及張治中的提攜分不開，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他通過個人努力得到蔣介石的賞識。他有着一套與衆不同的升官秘訣，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以各種方式表達對蔣介石的忠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當時湯恩伯正在綏遠省（今内蒙）東部督師，得知蔣介石被張、楊扣留，又氣又急，急忙聯絡軍中同僚，聯名發電，聲讨張、楊的叛逆行爲，并緻電南京國民政府，請纓靖難。
随後，湯恩伯集合全體将士訓話：
“詳述國家多難，維系中外人心，全仗領袖德威，予以激勵将士，敵忾同仇……”
此間，湯恩伯多次落淚，在場将士無不受其感染，泫然淚下，湯恩伯對蔣介石，可謂忠心可鑒。
由于西安事變中，何應欽力主武力讨伐張、楊，置蔣介石的生命于不顧，有取蔣而代之的想法，讓蔣介石心懷芥蒂。平安返回南京後，蔣介石将自己陷入危難中時各方表現當做衡量其忠心的标準，而這一關，湯恩伯順利通過。
不久，抗戰爆發後，在一次國民黨高級将領的宴會上，忽然有人提起蔣介石的繼承人問題，大家借着酒勁，争相表達自己的看法，有人猜是陳誠，有人說是何應欽。湯恩伯一言不發，有人問他是什麽看法，他出乎意料地說：
“委員長政躬康泰，這問題無讨論之必要，我也從來沒有想過這事。”
衆人一聽，都驚得醉意全無。
湯恩伯升官秘訣之二，便是手抄本。向蔣介石提供手本，獻計獻策，絕非一日兩日、一年兩年之舉，而是湯恩伯長期堅持不懈的做法。
從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開始，湯恩伯就經常不斷地向蔣介石遞交小冊子。中原大戰期間，更是不間斷地向蔣介石遞交手本，一開始以軍事戰争爲主要内容，接連幾次被蔣介石采納之後，他的興趣大大提高，其内容也擴大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黨務，無所不包。每逢他睡不着覺的時候，便十有八九要寫點什麽。
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手本十分重視，常轉給陳布雷，要他據此拟出具體解決辦法。如果隔段時間不見湯恩伯有手本呈上，蔣介石就會覺得少了點什麽，便會爲此查問。可見湯恩伯受蔣介石的青睐重用，與手本不無關系。
戴笠曾經以誇贊的口吻說：
“湯恩伯的手本，在委座面前最吃香，他鋼筆草書一揮而就，寫了就交。我寫則非墨筆工楷不可。”
湯恩伯第三個升官秘訣是發展黃埔勢力。在他複任第89師師長時，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師旅團長，幾乎已經是清一色的黃埔學生，保定系、日本士官系、各講武堂系的軍官已被逐漸換掉。
湯恩伯深知黃埔軍是蔣家嫡系，所以一掌握兵權，就決心以黃埔系統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礎。湯恩伯升任軍長後，第89師師長離職，他立刻安排黃埔學生王仲廉接替；第4師師長讓位，則安排黃埔學生王萬齡繼任。
湯恩伯與中央軍校第六期、第七期學生有師生關系，便将這批人大力安插在自己的隊伍中，多方培植親信勢力。于是，湯部中一切重要官職便一步步地落到黃埔學生手中。和胡宗南一樣，湯部也成爲了純粹的黃埔集團。
但爲了籠絡人心，湯恩伯對于其他軍事派系——保定系、日本士官系、各講武堂系的軍官，也打着“人事公開”的幌子，兼容并收，但原則上隻給官不授權，多安排以幕僚和副職。
湯恩伯不僅在蔣介石面前極力表現，于對己有用之人亦極力拉攏，首先是蔣介石身邊的親信侍衛之臣，如俞濟時、陳布雷、錢大鈞等，他都極力結爲好友，逢年過節或婚喪壽誕，均備有厚禮贈送；對俞飛鵬更是敬若恩師前輩；對戴笠的拉攏既爲溝通也是爲了堵塞蔣介石的耳目；而與何應欽的關系，則因兩人在國民黨中均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而何又是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号人物，長期位于一人之下，自然成爲湯恩伯傾力結交的重點人物，平時湯恩伯嘴裏稱呼得最響的除了“委座”之外，便是“何敬公”（何應欽字敬之）了。
湯恩伯與各方權貴極力修好，但他在當上“中原王”之後引起陳誠側目，實屬無可奈何。好在有蔣介石居間調處，仍可保持表面上的相安無事。對同樣敵視陳誠的胡宗南則是盡力逢迎，以期聯合對付陳誠。
湯恩伯第四個升官秘訣爲體恤下屬，與之打成一片。
曾有人這樣描述湯恩伯：
“他是個黑頭大漢，身上服裝灰的、黃的，連同軍帽皮帶的顔色總是湊成幾節；暑天坐在汽車裏，總是一隻褲腿包着鞋跟，一隻褲腿卷上膝蓋，除接待賓客，很少見到他整潔的時候；他經常到營連找士兵海闊天空地漫談，同下級幹部見面時總湊過去拍拍肩膀，給人留下爲人慷慨、謙和的印象。”
湯恩伯任師長時，曾有一次獨自一人下連隊，恰逢連長外出，便與士兵們閑談起來。士兵以爲他是其他連的夥夫，聊得高興，還請他一起吃飯。後來，得知“夥夫”就是師長時，士兵們便送他外号“夥夫頭”。這個外号很快傳到湯恩伯耳中，他聽後哈哈一笑，不以爲意。
湯恩伯的侍從副官張高峰，爲此寫了一篇《夥夫頭》，在重慶報紙刊登，自那時起，“夥夫頭”這個外号就廣爲流傳。
湯恩伯的嫡系将領張雪中，在回憶中提到湯恩伯任第13軍軍長時期的一件事。當時湯恩伯駐防平地泉，有一位地方名人前來拜訪。湯恩伯穿着和士兵一樣的軍服，正和衛士說話，訪客誤以爲那名衛士是湯軍長，便欲上前握手緻禮。衛士趕忙說：
“我是衛士，這位才是軍長。”
湯恩伯雖爲人謙和，對待部下毫無架子，但若部下違紀，他也會“六親不認”。
1932年湯恩伯任第89師師長時，在一次軍事會議期間，會議夥食出現問題。負責該項事務的師部軍需處陳副官，買來不少爛南瓜充數，引來軍官怨言。陳副官是湯恩伯的親戚，湯恩伯得知此事後，查出他貪污了100多塊大洋，打算将他關禁閉。
這時，有人向湯恩伯求情，稱陳副官賭博輸錢，不得已才如此，湯恩伯聽後更是火冒三丈，毫不顧念親戚情分，下令将陳副官槍決。
湯恩伯部下的武義同鄉們紛紛向湯求情，并湊夠錢補上陳副官貪污的錢，好說歹說，才使湯恩伯收回成命，保住了陳副官的小命。
除了對待下屬謙和、沒有架子、賞罰分明外，湯恩伯的個人生活十分簡樸。陳誠部下劉培初曾回憶說：
“無論在戰地或家庭，湯将軍的生活均極簡樸，仆役均如鄉人，毫無權貴家庭氣氛。用膳每餐四小盤菜，隻及普通中下等家庭的生活水平。家中很少有固定住客，隻有陳胡先生例外。他住家時，客人吃好的，自己吃差的。
“在柳州時，湯司令官煙盒内有幾支煙，荷包裏有幾塊錢，晚間都看過的。似乎過于小氣，不能成就大事。其實，他對部署立功賞賜、對貧困的救濟，動辄幾千幾萬。節儉僅對家庭與個人的制約而已。”
就這樣，湯恩伯嚴格要求自己，上有蔣介石的信賴和賞識，張治中、何應欽、俞濟時、錢大鈞、戴笠等蔣介石的親信從中說項，下有士兵擁戴，其宦途自然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了。
抗日骁将，兩戰青史垂名
1. 湯部血戰南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此時的湯恩伯，正率第13軍駐紮綏遠省東部的平地泉、豐鎮一帶，負責綏東防務，一方面策應華北方面的抗日局勢，一方面監視中共陝北根據地的動态。
對于千裏迢迢跑到綏遠這個偏遠之地，完全出于湯恩伯本人意願。湯恩伯經常對部署說：
“對事不對人，争事不争利。”
提到争事，湯恩伯就說：
“我總是向領袖要求，人家不願意做的難事交給我，人家不願打的仗交給我，人家不肯去的危險地方讓我去！”
他對軍中将士們強調，隻有紮根邊疆，保衛國防，才像個軍人！
聽聞“七·七”事變爆發，湯恩伯怒不可遏，立即緻電南京國民政府，請纓抗戰，表示第13軍将士誓死抗敵之決心。
當時，日軍兵分三路進犯中國。分别從平漢線、津浦鐵路南侵，另一路則沿平綏線西出南口，向晉察綏奔襲，直接戰略目标爲山西。
爲統一指揮作戰，蔣介石對全國劃分戰區，湯恩伯部隸屬第二戰區。7月末，湯恩伯得到蔣介石急召，令他率第13軍開赴南口，編入第7集團軍，總司令爲傅作義。
湯恩伯部在南口負責阻擊日軍，蔣介石命令湯恩伯務必堅守至少八天，再由衛立煌部增援。
南口爲西北關鑰，乃沿平綏鐵路進入察哈爾、山西、綏遠三省的“咽喉”，素有“綏察之前門，平津之後戶，華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說，一旦日軍占領南口，一可占據察哈爾，二可西進綏遠省，迂回大西北，三可控制山西，進而掌握華北大平原。如此戰略要隘，自然成爲兵家必争之地。
日軍對南口非常重視，出動精銳部隊——由鈴木重康率領獨立混成第11旅團、酒井鎬次率領獨立混成第1旅團、闆垣征四郎率領第5師團，兵力共計七萬多人，向南口進攻。
湯恩伯領守衛南口之命後，立即返回駐地，約集第4師師長王萬齡、第89師師長王仲廉、第4師副師長兼旅長陳大慶、參謀長吳紹周，商議行軍計劃。之後，在全軍誓師大會上，湯恩伯慷慨陳詞道：
“士兵弟兄們，我們是忠于三民主義的革命軍人，是忠黨愛國的革命軍人！我們有爲黨爲國、忠勇奮發、效命疆場、不惜犧牲的精神！我們是爲國家獨立而戰，爲民族解放而戰，爲父老鄉親不做亡國奴而戰！偉大的三民主義，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國際公理、正義，一定能擊敗敵人，制勝敵人！士兵弟兄們，報效黨國，殺敵立功，當民族英雄的時候到了！”
接着，由營長以上的部隊長官帶頭，發動官兵寫抗戰決心書；師長們撰寫“請纓殺敵”的文章，送到報社發表。經過發動，第13軍全軍士氣高漲。
8月1日，湯恩伯所部第一趟運兵列車抵達南口前線，日軍飛機，也在這一天開始轟炸大同至南口的鐵路。由于湯恩伯所部先在大同集結，再運往南口，因而是在狂轟亂炸中行軍，極爲艱難。
至8月4日上午，運抵南口前線的隻有王仲廉第89師的三個團。而就在此時，南口戰役打響。湯恩伯自任前敵總指揮，駐懷來縣指揮作戰。
日軍步騎聯合部隊約1000餘人，在空軍掩護下向南口陣地唯一的制高點龍虎台一線進犯。先由幾十架飛機，從山頭到車站輪番轟炸，配以長射程炮轟，接着步兵與騎兵再發動沖鋒。
國軍方面在車站工事雖沒用鋼闆掩體，但守軍将士沉着應戰，用步槍、機槍和手榴彈打退了敵方一次次沖鋒。
下午，東西兩邊山地同時展開激戰，日軍主攻龍虎台，炮火雖密集如雨，但其步兵、騎兵始終未能靠近龍虎台。
5日以後，日軍步兵配合戰車發起全面進攻，在其優勢的炮火轟擊和空軍整日狂轟亂炸下，兩日後，國軍傷亡慘重。龍虎台左側山頭一度失陷，當晚即反攻克複。南口右翼得勝口陣地，連日被日軍攻擊，皆被第89師譚乃大團擊退。
7日，日軍繼續對龍虎台陣地展開猛烈攻擊，戰至下午，已經屍橫遍地，這時，氣急敗壞的日軍使出毒瓦斯，緻使國軍一個加強排全部犧牲，然而日軍死傷數卻數倍于國軍，一聯隊長被擊斃。
這一仗，堪稱南口戰役中最慘烈的一戰，龍虎台最終被日軍搶占。
次日，王仲廉師長令第256旅負責收複龍虎台，但旅長李銑自戰鬥開始即蹲伏于掩蔽部，驚惶萬狀，幾次向王仲廉哭鬧，王仲廉遂改派羅芳珪團第2營營長李謹率兵兩連，夜裏反攻龍虎台。經3小時激戰，以犧牲50多人的代價，擊斃日軍20多名，生擒2名，奪回了龍虎台陣地。
龍虎台收複的第二天，日軍便以更加猛烈的炮火進行轟炸，緻使羅芳珪所駐掩蔽部塌陷。戰亂之中，王仲廉未仔細核實，便将羅芳珪陣亡消息急報湯恩伯。湯恩伯收到後悲痛萬分，随即轉報中央，南京上海各報紙便出現了“羅芳珪殉國”之消息。實際上，羅芳珪後來經搶救脫離危險。
雙方激戰到第八日，前沿陣地羅芳珪團僅剩官兵400餘人，日軍山下旅團因兵力損失過半，改由鈴木旅團接替，繼續向湯部陣地進攻。湯部陣地上許多山頭，經常在白天被日軍攻陷，晚間又被奪回。戰鬥打得異常殘酷。
日軍不得不承認：中國第13軍畢竟是支那軍的精銳，他們在南口遭到了堅強的抵抗。日軍“三天拿下南口”的诳語，宣告破産。
日軍見南口久攻不下，于是改變戰術，從正面進攻改爲兩翼進攻。湯恩伯見正面戰事突然緩和，而兩翼出現大批日軍，心中暗叫不好，此時援軍遲遲不到，形勢萬分危急。
16日深夜，湯恩伯下令全軍退守居庸關。
22日夜，日軍騎兵采取大迂回戰術，自鎮邊城進入長城，向湯部防線發動全面進攻。湯恩伯下令死守待援，但死守數日，各路援軍均未到達。
25日張家口淪陷，南口失去後方，即使有援兵馳援，也已無濟于事。
28日，湯恩伯率部撤出懷來，向桑乾河一帶撤退。中國北方軍事要地、第13軍忠勇将士血染的南口淪入日軍之手。
南口戰役失敗了，但湯恩伯率第13軍以1萬兵力，血戰南口20天，将日軍先後出動的5個師團合計兵力7萬人擋在南口，給日軍以重創，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嚣張氣焰。蔣介石要他守8天，他死守20天，直到南口防守失去戰略意義才不得不率部突圍。
而且，劉汝明先失張家口，使南口的側翼受到威脅，失敗的原因應記到劉汝明的賬上。南口血戰在抗戰史上威名顯赫，湯軍亦一戰成名。
南口戰役中，湯恩伯身爲軍長，經常下師、旅、團指揮所，鼓勵官兵堅持作戰。他親上前線指揮作戰，看到士兵們奮不顧身英勇殺敵時，就會忍不住熱淚盈眶，喃喃地說：
“我們要好好地打呀！我們要好好地打呀！”
幾乎不會說第二句話。有士兵認出身旁之人正是軍長時，都感動得說不出話。
死守南口的20多天裏，湯恩伯身心交瘁。期間，上海《大公報》著名戰地記者範長江采訪了他，并留下深刻印象，在當年9月4日寫的《懷來回憶》一文中說：
“湯恩伯先生因爲日夜辛勞的結果，瘦得不成樣子，兩個眼睛深深地凹入，整個身體剩下了皮包骨頭。我們驚異他消耗得如此厲害，幾乎有幾分認不清楚。原來，猛攻南口的日軍，在優勢兵力和武器的條件下，湯恩伯實遭受空前的勁敵，故日夜操勞，精密指揮，已半個月未曾得一安眠的機會。”
在另一篇通訊中，範長江寫道：
“湯恩伯，這個漢子，他不要命了；他确實厲害，第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他穿一件短襯衣短褲，手指被香煙熏得黃透了。從戰争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煙維持着。
“他已經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一定是很合适的，但是，現在看去已經特别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隻手去。隻有兩個傳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衛兵、勤務兵呢，早已加入火線去了。”
2. 率部會戰台兒莊
南口戰役不久，第13軍擴編爲第20軍團，湯恩伯升任軍團長。
1938年年初，日軍爲打通南北交通幹線津浦鐵路，使華北與華東的日軍相聯系，以鞏固沿海已占領的區域，實現進攻中原的企圖，出動闆垣、矶谷兩個師團的精銳部隊7萬餘人，向魯南地區發動瘋狂進攻，欲先占台兒莊，後與津浦南段日軍聯合拿下徐州。
3月，日軍沿津浦路南下，進犯徐州，湯恩伯第20軍團随即被編入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序列，與孫連仲部的第2集團軍以及其他部隊，在徐州外圍阻擊進犯的日軍。
3月23日，台兒莊戰役打響。湯恩伯率20軍團，所轄13軍、52軍、85軍、75軍參戰。先令52軍布防魯南韓莊一帶，痛擊沿韓莊南下日軍，随後以20軍團主力沿運河迂回至棗莊峄縣，猛攻棗峄之敵，接着轉至抱犢崮山區，準備伏敵側背。
然而，當湯恩伯以軍團主力南下台兒莊時，卻發現進攻臨沂的日軍闆垣師團突然繞過臨沂到達向城一帶，對20軍團側背形成威脅。
原來，進攻臨沂的日軍并非闆垣師團主力，而是其采用調虎離山計，以少量部隊進攻臨沂城誘惑臨沂中國軍隊向東布防，結果中國軍隊把臨沂的西岸讓了出來。臨沂守軍被蒙蔽，以至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作出錯誤判定。
此時20軍團處境危急，用不了４個小時就會陷入日軍合圍。湯恩伯對其部下52軍軍長關麟征說：
“如果我們握有強大的空軍或者炮兵和機動兵團，我們也可以在敵人沒合圍之前集中優勢兵力将腹背之敵各個擊破。可眼下本軍團兵力薄弱，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将部隊由内線轉至外線，放闆垣師團進台兒莊。我們在外線瞅準時機，争取主動，給台兒莊以毀滅性的打擊，這才是以弱勝強的唯一法寶。”
3月31日晚，湯部于蘭陵地區迅速從内線轉至外線，将闆垣師團反卷進20軍團的包圍圈——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反手拍”，然後将日軍趕進村子，一面放火燒村子，一面用機關槍堵住村口。湯恩伯稱此法爲堵洞滅鼠。
闆垣師團力戰兩天，4月3日敗走底閣、楊樓地區與矶谷師團會合。湯恩伯随即命令外線一路沖殺，于底閣、楊樓地區重創日軍，随後抵達台兒莊外圍，把外線日軍趕進了台兒莊。與此同時，台兒莊内中國守軍開始全面反擊，第2集團軍則在台兒莊正面堅拒，使日軍在兩面夾攻前大潰。台兒莊大捷，湯恩伯出奇制勝，功不可沒。
台兒莊戰役之後，湯恩伯于5月24日被任命爲第2集團軍總司令，不久改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駐防河南南陽一帶。武漢會戰時，湯部參加了外圍作戰，給日軍造成很大傷亡。日軍對其恨之入骨，将其視爲中國抗戰軍隊中“天字第一号大敵”。此外，湯恩伯還參加了随棗戰役。
1941年，湯恩伯改任豫魯蘇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兼邊區軍政分會主任委員、第一戰區副總司令，統轄五個集團軍，數十個挺進縱隊，擁兵40萬，成爲第一戰區的實權人物。他效仿胡宗南自封“西北王”而自封“中原王”，躊躇滿志，風光無限。
當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因中條山戰敗被撤職，由蔣鼎文繼任該職。作爲湯恩伯的上司，蔣鼎文上任伊始便倚老資格對湯恩伯發号施令。蔣鼎文雖然是蔣介石的嫡系将領，但他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基本部隊，是個名副其實的光杆司令，湯恩伯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裏，以至于陽奉陰違，讓蔣鼎文屢屢碰釘子。兩人一個住在洛陽，一個以葉縣爲巢穴，公開唱起了對台戲。
蔣鼎文與其智囊密商，決定聯合地方軍閥政客，成立黨政訓練團，以此孤立湯恩伯。
豈料，湯恩伯聞訊在葉縣大辦招待所，以厚贈禮物“招賢納士”。由于湯恩伯在河南實力雄厚，一些官僚政客、軍閥紛紛投其門下，蔣鼎文的陣營被徹底瓦解。
與蔣鼎文政争的獲勝，鞏固了湯恩伯“中原王”的地位。
3. 都是擴軍惹的禍
湯恩伯出任豫魯蘇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後，開始大肆擴充軍隊，從第13、第85、第29軍爲骨幹的第31集團軍起家，又擴展了第19、第28、第45、第15四個集團軍。同時，他還擴大掌握了賀粹之第12軍、劉昌義暫15軍、顧錫九暫9軍、李仙洲第92軍、王毓文第97軍及騎2軍。
除了上述這些正規軍之外，湯恩伯又以陳又新爲總指揮，統轄汛東汜北的挺進部隊約80個縱隊。每個縱隊多的有3000人，少的三四百人，成爲擴軍兵力的主要來源。
此外，湯恩伯直接掌握的還有獨立旅、補充團等名目繁多的部隊，分屯于河南中部及皖豫邊境。這樣，湯恩伯統領的軍事集團在全盛時期擁有60萬之衆，與陳誠、胡宗南并稱爲蔣介石的三大軍事集團巨頭。
然而，風光無限的湯恩伯沒有料到，他良莠不分地大肆擴軍，将給他名聲帶來巨大影響。
陳又新坐任汛東汜北挺進軍總指揮，所收編的遊雜部隊中多爲日占區和蔣管區的流氓、地痞、地方武裝。對此，沈克、張轸說湯恩伯是：
“狗吃牛屎——好多，不僅對抗戰毫無裨益，且有害地方。”
湯恩伯則對親信張雪中說：“沈公俠、張翼三實在有些不像軍人，有些迂腐的書生氣。他們竟一再要我裁撤遊雜部隊，真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隻見其小不見其大。試問，照他們的意見來辦，我需要的兵源從何處來？有朝一日新四軍大舉進攻之時，不用這些地頭蛇，又怎能深入到腹地？”
湯恩伯所部原本軍風整肅、軍紀嚴明，但這些軍紀松懈的雜牌部隊，卻破壞了湯部整體素質和形象。特别是在河南收編的遊雜部隊，打着“湯氏”旗号爲害鄉裏，百姓自然将這筆賬記在了湯恩伯頭上。
因此，百姓一旦抓住閑散兵士，隻要聽說是“湯部”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舉刀就殺。可見“湯部”多麽爲百姓憎恨。
1942年到1943年間，河南連續遭受水災、旱災、蝗災，糧食連年顆粒無收，湯恩伯作爲河南實際上的最高軍政長官，置百姓生死于不顧，以“軍事第一”爲借口大興土木，橫征暴斂，同時大力擴軍，全部軍糧出自地方，其手下遊雜部隊還經常四處搜刮錢糧，攪得百姓雞犬不甯。
大災之年，黃泛區以東的青壯婦小幾乎全部外出逃荒，凡是未能出逃的老弱病殘留下的一點維持生命的糧食，都被湯部士兵搶走，以緻餓殍遍野，無人收殓。老百姓視其爲水旱蝗災之後的又一大災害，稱之爲“水、旱、蝗、湯”。
湯恩伯生性嗜殺，平日用人對殘暴者甚爲重視，認爲心慈者不能帶兵，隻适合做幕僚。他認爲自古掌握大權的英雄豪傑，必以殘殺立威。每與人談起他在“剿共”中以機槍殺害被俘紅軍一事，常常津津樂道，眉飛色舞。
湯恩伯有名老部下名叫萬幹民，一次請假回河南老家，因故同當地胡縣長互爲仇隙，互相扯皮。鄉人看不慣，便貼出一副對聯：
“胡縣長糊塗到地，萬幹民萬惡滔天。”
狀告到湯恩伯這裏，他立即派人調查取證，之後将萬幹民押回部隊問斬。
湯恩伯治軍，有時也會遇到難以真下殺手的情況。其嫡系部隊第89師的張志營長，乃浙江東陽人、湯恩伯在浙江體育專科學校的同學、中央軍校第6期畢業生。
然而在一次與日軍作戰時，張志臨陣逃跑，以緻陣地失守。爲平息衆怒，湯恩伯下令将張志槍決，以整軍紀。雖下如此命令，湯恩伯心中終究不忍，又密令呂公良參謀長在半夜秘密釋放張志，讓他返回原籍。
還有一次，有連長、副官和前來找工作的兩名客人一起打牌，被特務隊發現，湯恩伯很快得到消息，傳令召見那名連長。
湯恩伯嚴厲地說：
“我下命令禁賭，你不知道？”
“知道。”連長回答。
“賭博者怎麽處理？”
“槍斃……”連長戰戰兢兢。
“好吧，槍斃！”湯恩伯話一出口，連長便暈厥過去。
待連長被拖出去後，湯恩伯即招來參謀處長李佑武，囑咐道：
“有位平時表現不錯的連長打牌，剛才我已命令拉去槍決。你速去暗中放一空槍，讓他逃走了事。”
李佑武領命後急忙追趕，等追上時，連長已命歸黃泉。李佑武回頭報告湯恩伯時，湯恩伯無奈地搖搖頭，說道：
“以後遇到這類事，又是自己部下的人，我就做惡人，你就做好人，暗中去做了就是，不必我囑咐。”
4. 湯氏大意失中原
1944年4月，日軍爲打通華北到廣州、南甯的“大陸交通線”，發動了以進攻洛陽、鄭州爲目标的中原戰役。湯恩伯将重兵布置在以葉縣爲中心的新月形防線上，對洛陽正面陣地不管不顧，使蔣鼎文大爲光火，兩人矛盾再度激化。
正當兩人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日軍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指揮五個師團、兩個步兵旅和部分特種兵部隊約16萬兵力進攻鄭州、洛陽。打得湯恩伯措手不及。
一個月前，蔣介石曾召見湯恩伯，提醒他：
“要注意防止日軍打通平漢鐵路。”
湯恩伯自信地說：
“幾年來日軍在中原沒有多大活動，我認爲不會有較大戰事，如果有，我一定有辦法對付。”
蔣介石點點頭，表示贊同。
當時，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線已被切斷，在中國的長江補給線也受到中美空軍的監視，爲了挽救敗局，日軍決定孤注一擲，投入50餘萬兵力，做“最後一搏”，開辟一條由中國東北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以維持其本土與南洋各地的聯系，同時摧毀美國在華的空軍基地。
蔣介石和湯恩伯都沒有料到，日軍的“最後一搏”，其規模之大，在侵華戰争期間空前絕後。
美國駐重慶武官也認爲：
“日軍在河南的攻勢不過是春季演習，很快就會退回原防地。”
美國軍方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更是斷言：
“日軍沒有具備在華大舉進攻的能力。”
其實早在1943年冬，日軍便開始了在河南境内黃河北岸的作戰準備。湯恩伯對于日軍修複黃河鐵橋不僅沒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而且對黃河南岸的防務也未提起警惕。他雖然偵知日軍南移，卻不知其戰略意圖，因此并未采取應變措施。
直到此時，日軍突破中牟地區守軍防線，渡過黃河攻占中牟，然後向鄭州大舉進犯，湯恩伯仍沒有提起高度警覺與重視，而是依據過去豫南會戰、鄭州會戰等經驗拟定作戰方案。
對日軍的麻痹輕敵，讓湯恩伯戰前準備不足，不料日軍出動16萬兵力，攻勢極其猛烈，湯恩伯率50萬大軍倉皇上陣，前線一片混亂，一觸即潰，一潰千裏。
4月22日，連接平漢、隴海兩線的戰略要地鄭州被日軍占領；
4月24日，日軍攻克密縣，黃河防線被突破，日軍掌握了河南戰場的主動權；
5月1日，河南中部重鎮許昌被日軍占領；
5月25日，洛陽失陷。至此，日軍打通平漢鐵路。
僅僅近40天，日軍便連占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中原重鎮在内的城市38座，不僅打通平漢線，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内隴漢線大部。
湯恩伯率殘部逃入嵩山，其間，豫西“土皇帝”别廷芳遺留的地方武裝趁機攻打湯部，湯部如同驚弓之鳥，潰不成軍。而在日軍攻克的湯恩伯部倉庫中，僅面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
第一戰區的慘敗，令蔣介石大爲惱火，立将蔣鼎文撤職，将湯恩伯調離，由陳誠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前來收拾殘局。
陳誠在中原戰役檢讨會上，對湯恩伯大加指責，認爲失敗原因爲“四不和”，即将帥不和、軍民不和、軍政不和、官兵不和。陳誠還指使河南黨政要員寫請願控訴書，在會上列舉湯恩伯“十大罪狀”加以控訴，令湯恩伯啞口無言，羞愧得無地自容。
5. 對日以德報怨
中原戰役的失敗，畢竟不是湯恩伯一人的責任，蔣介石對湯恩伯依然信任。在湯部被陳誠接手後不久，湯恩伯便很快重新擁有了軍事實力。
12月，湯恩伯就任黔桂湘邊區總司令。
當時，出任了14年軍政部長的何應欽被解職，其軍政部長一職由陳誠接替，不久又被任命爲陸軍總司令，并于12月25日在昆明成立陸軍總司令部。本來私交不錯又同與陳誠相對立的何、湯二人，便有了同病相憐之感。何應欽于1945年2月任命湯恩伯爲陸軍第3方面軍總司令，所部接受美援，換裝美械，湯恩伯的第3方面軍所轄14個美式裝備的步兵師和若幹特種部隊。
1945年5月到8月，湯恩伯部和張發奎的第2方面軍合作進入廣西，在桂平、柳州、桂林一帶與日寇再次交戰，成功收複桂林等地。
抗戰勝利後，湯恩伯受命解除滬甯地區日軍武裝，主持該地區日軍的投降儀式，于是率第3方面軍到上海、南京等地接收。
9月8日抵達上海後，湯恩伯乘坐敞篷汽車以抗戰名将的姿态作凱旋式巡行，并一連數日大宴賓客，招待酒席上千桌，到處演說，出盡風頭。
在上海接收期間，湯恩伯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對日本侵略者恭敬有加。他在上海華懋公寓接見日本登陸部隊司令官松井中将時，一見面便恭恭敬敬地說：
“對不起，今天要您到這裏來談……”
坐在旁邊的美國顧問立刻警告他說：
“将軍，你要顧及你的地位，你是勝利者，對于投降的人沒有什麽對不起，你應該說我命令你。”
無奈之下，他隻好重新用命令的口吻發言。但事後再次與松井見面時他還是作了道歉。
對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湯恩伯更是嚴加保護。岡村甯次是湯恩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的老師，曾對湯恩伯多有關照。湯恩伯不忘舊情，在岡村被押期間對他關懷備至，屢次向他透露：
“蔣主席内定俟機将您與在中國有關戰犯全部釋放回國。”
在1949年1月岡村即将開庭受審時，蔣介石辭職下野，爲确保岡村被判無罪，湯恩伯在1月26日審判前後，積極活動，大做文章，在湯本人的日記裏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民國37年度岡村甯次大将進行審判時……我從反共的目的出發，主張宣判無罪，并要求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别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并經蔣總統批準。”
然而，上海軍事法庭宣判岡村甯次無罪後不久，代總統李宗仁爲争取與中共和談、以拖延時間，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對于李宗仁的命令，時任上海警備司令的湯恩伯扣押不發，将岡村秘密遣送回國，使這個對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戰犯逃過了中國人民的懲罰。
當時上海是遣返日本士兵和僑民的口岸，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共有85萬日本人通過此處回國。遣送中，湯恩伯對日本侵略者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安撫，他在向日軍第13軍的20名高級軍官所作的告别演說中說：
“中日兩國隔海相處，相互支持，兩國人民同種同文，合則共存，分則共亡。八年血戰，兩國同受重創，回憶過往，我們兄弟抱頭同聲痛哭。今天你們放下武器，又将各位遣送回家，他日我們将手持玉帛歡迎你們重來。”
背叛恩師，至死良心難安
1. 孟良崮戰役失誤
1946年4月，遣送日俘日僑工作告一段落後，湯恩伯奉命出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兼第一綏靖區司令長官，自上海移駐無錫，負責長江南北及京畿地區治安。7月，擢升陸軍副總司令兼南京警備區司令，輔佐蔣介石對抗中共。
1947年3月，國民黨在内戰中屢遭戰敗的情況下，被迫由“全面進攻”轉入“重點進攻”，集中優勢兵力向陝甘甯和山東兩個解放區重點進攻。湯恩伯調任第1兵團司令，與其他兩個兵團爲主力，向山東解放區發動了重點進攻，企圖一舉消滅沂蒙山區的人民解放軍。
在湯恩伯被任命第1兵團司令的同時，他在上海的家中收到一封中共方面署名的信，勸他不要就任向山東解放區進攻的第1兵團司令。收到信後，又眼見國民黨軍隊在解放戰場上節節敗退，湯恩伯猶豫不決，因此，在上海拖延幾日之後才回到南京。
5月，華東野戰軍爲了誘敵深入，決定放棄臨沂，将主力撤至萊蕪、新泰、蒙陰地區。國民黨當局因此作出錯誤判斷，以爲人民解放軍是向東北方向“潰退”，急令湯恩伯率部會攻，企圖将華東野戰軍消滅在沂蒙山區。
湯恩伯也認爲華東野戰軍不堪一擊，于是以第1兵團司令身份，迅速由南京飛到臨沂，準備大舉進攻。
第1兵團中的整編第74師依仗其先進的美械裝備，一馬當先，争搶頭功。行至蒙陰東南孟良崮時，74師突然發現被包圍。湯恩伯自恃該師戰鬥力強，又占據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勢，緻電師長張靈甫：
“匪來犯我，實難得殲匪之良機……貴師爲全局之樞紐，務希激勵全體将士堅強沉毅，固守孟良崮，協同友軍予匪痛擊，以收預期之偉大功績。”
同時急調10個整編師前往增援，但均被解放軍頑強阻擊無法與74師會合，緻使74師孤軍被困孟良崮。
不久解放軍發起總攻，整編第74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被擊斃。此戰的失敗，一方面與張靈甫的驕傲輕敵和援軍行動遲緩有關，另一方面，湯恩伯對解放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又沒有及時阻止張靈甫在孟良崮上山，也負有重大的責任。
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當面大罵湯恩伯“無能”。随即，湯恩伯受到撤職處分。
但很快，湯恩伯被重新起用，于當年7月受命代理陸軍總司令，編組第二線兵團，以補充第一線戰場上日益增加的損耗。
1948年8月，湯恩伯改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躲到江南，解放軍發起的三大戰役再也沒有碰到他。
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已被消滅殆盡。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下野，臨行前，蔣介石再次打出湯恩伯這張“王牌”，任命他爲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命其憑借長江天險，固守京滬杭地區。
爲此，蔣介石特地于1月25日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和湯恩伯，秘密策劃長江布防，決定将長江防線劃分爲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白崇禧指揮，配置兵力約25萬人。湖口以東歸湯恩伯指揮，兵力約45萬人。京滬杭戰區的作戰方針是以長江防線爲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爲重點，以淞滬爲核心，準備持久防禦，進行長期困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2. 面對恩師的策反
是時，國民黨已失去半壁河山，軍心動搖，倒戈反正者日衆。共産黨爲了盡快結束戰争，曾通過多種渠道争取湯恩伯起義。第一個策反湯恩伯起義的，是湯恩伯的恩師陳儀。
陳儀無子嗣，多年來視湯恩伯如己出，兩人情同父子。後來湯恩伯受到蔣介石賞識迅速發迹，地位高出陳儀，但兩人關系未變。蔣介石下野前，深感故鄉浙江的安危事關大局，隻有陳儀這樣的資深老成的人能夠掌控大局，因而親自召見陳儀，并将浙江省政府主席托付于他。
但陳儀見國民黨節節敗退，受身邊工作的共産黨人策動，決心起義，并在蔣介石下野後，派部下3個保安旅進駐餘姚、慈溪、新昌和臨海一帶，對蔣介石的老家溪口形成包圍之勢，準備在必要時生擒蔣介石。
然而，陳儀手下隻有10個保安旅，并且因缺編，實際不足5個保安旅的編制，起義之事必要湯恩伯配合才行，于是動員湯恩伯共同起義。
1949年1月30日，陳儀派他的外甥——地下革命者丁名楠帶着他的親筆信到上海，找到蒲石路湯公館，将陳儀的信交給湯恩伯。
湯恩伯展開信一看，不由得冷汗涔涔，隻見上面寫着：
“恩伯弟台如握：茲丁名楠來滬面陳一切，請與洽談。再舊屬胡邦憲（允恭），拟來晉谒，請予延見。至胡君經曆，囑名楠奉告，并希台洽爲荷。”
在另一張紙上，陳儀開列了起義五要件和起義準備八要款：
“1.釋放政治犯；2.停止修築工事；3.保護一切屬公财第物；4.按照民主主義原則，改編所屬部隊；5.取消戰犯名義，給予相應職位。
“一、軍隊宜緊縮；二、待遇宜提高；三、駐地宜規定；四、軍風紀嚴肅；五、滬防禦攻勢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歸還；六、營房宜多建；七、征兵應減少或停止；八、軍事機關宜緊縮，軍權需統一。”
看完信，湯恩伯沒有說話。見湯恩伯沒有拒絕，丁名楠便根據陳儀的囑咐，将陳儀的意思一一陳述轉達，并特别強調“開放長江渡口，迎接解放軍過江”。
湯恩伯表示同意委任丁名楠爲秘書，随時歡迎胡邦憲，并稱過幾日去杭州拜見陳儀。但對信中條款内容，則稱他的左右蔣介石耳目甚多，時機尚未成熟。
此後，湯恩伯以工作繁忙爲由，遲遲沒有前往杭州。
事實上，陳儀這封信，使湯恩伯陷入兩難境地。對于湯恩伯來說，他一生将三人奉爲恩公：奉蔣介石爲君，侍陳儀爲父，敬張治中爲師。蔣介石和陳儀均有恩于己，無論是哪一方，他都不忍背棄。
此外，湯恩伯還有别的擔憂。當年在河南他留給國人的名聲太臭了，河南省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就曾提議槍斃湯恩伯，而共産黨的各解放區上演的話劇《血淚仇》，就是揭發湯恩伯的。在這種情況下，他更加不能選擇與陳儀共同起義。
因此，起義的猶豫是短暫的，而如何對待陳儀，卻讓湯恩伯陷入痛苦的選擇之中。
經過反複思考，湯恩伯将陳儀決心起義、策反自己之事，告訴了與之關系親密的上海警察局局長毛森。
對此，史料中有兩種說法。一是湯恩伯秘書諸葛容所說的“不慎洩露”：
“陳儀派出外甥丁某持親筆信赴滬動員湯起義，湯接見丁某時，适上海警察局局長、軍統特務頭目毛森亦在座，陳親筆信件被毛森發覺，事機洩露。”
另一種說法則是湯恩伯主動告知毛森，陳儀迫其投共，結果被毛森洩露給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但無論是哪一種，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即蔣介石通過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了解了陳儀所送信件的全部内容，然後打電話向湯恩伯詢問。湯恩伯向蔣介石表示，他絕無異志；至于陳儀，一來是他的大恩人，二來陳儀兵力不足，三來這封信所述及的内容，遠非蔣介石想象的那麽嚴重。他接到這封信後并無異動，足以說明他對蔣介石的效忠。
蔣介石聽完解釋，隻說了一句話：
“好，那陳公洽（陳儀字公洽）一到上海，你就把他扣下來罷！”
說完就挂了電話。
這句話讓湯恩伯魂飛魄散，背叛恩師，他知道要承擔什麽樣的良心譴責以及輿論壓力，但蔣介石的命令他沒有膽量不服從。
此時陳儀已被免去浙江省省長一職，因此前陳儀曾親自赴溪口勸解蔣介石，說：
“時下應順應民心，采取适應時局變化的方針，不改弦易轍是不行了……”
陳儀的态度讓蔣介石頓生疑窦，因而将其撤職。也就是在這之後，蔣介石得知了陳儀策反湯恩伯之事，随即将電話打到了湯恩伯在上海的住所。
蔣介石料到陳儀被解職後，必會回上海居住，由身爲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扣留陳儀，也是順理成章之事。而此舉，起到了一箭雙雕之效。
2月21日，陳儀來到上海，湯恩伯即命令部署将其逮捕，随後押至衙縣監獄看管。杭州解放後，陳儀被轉移到台灣高雄陸軍監獄。
3. 丢下部隊出逃
陳儀失去自由後，中共通過另一渠道争取湯恩伯起義，承擔這項危險任務的是個身份極其特殊的人物——蔣介石的女婿陸久之。
蔣介石曾納側室陳潔如，其膝下無子嗣，收養女兒陳瑤光，因此陳瑤光之夫陸久之被視爲蔣介石的驸馬。陸久之早在20年代就從事地下活動，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非凡才幹，與湯恩伯結爲至交好友。陸久之接受這一任務後，想盡一切辦法規勸湯恩伯選擇光明之路。
此時國共談判破裂，人民解放軍已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江防線全面崩潰，南京、杭州相繼解放。湯恩伯自知國民黨在大陸的末日已經來臨，正在猶豫之時，4月26日，蔣介石忽乘太康号兵艦抵達吳淞口，召顧祝同、湯恩伯開會，親自部署上海作戰。
湯恩伯大爲震驚，趕緊找借口拒絕陸久之再來私宅走動，策反終告失敗，也使湯恩伯失去棄暗投明的最後機會。
5月12日，上海外圍戰打響了。上海防線，是湯恩伯在蔣介石的親自部署下精心構築的，第一道防線即上海外圍一線陣地，分浦西與浦東兩條。二線陣地在浦西，三線核心陣地在市區内的四行倉庫、國際飯店、中央銀行、警察局等處，由國民黨軍隊十幾個軍數萬兵力分别把守，整個上海周圍，戰壕密布，明碉暗堡交錯，被湯恩伯稱之爲“東方的馬其諾”。
除此之外，上海的巨大财富，方便的海上通道，有力的海空軍支援，再加上參謀總長顧祝同、陸軍總司令關麟征、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聯勤總司令郭仟、裝甲兵總司令徐庭瑤與蔣緯國等，赫赫戰将坐鎮滬上。湯恩伯揚言，共軍想攻下上海比登天還難。
但湯恩伯精心布置的碉堡群、地雷陣，組織的密集火力網，卻擋不住解放軍的強大攻勢，第一輪炮火剛過，解放軍就以團爲單位，突破第一、第二道防線，兩天之内便完成了對上海的三面包圍。
到23日，解放軍已把湯恩伯的外圍部隊全部壓迫到市區，動彈不得。湯恩伯吹噓的固若金湯的上海防線在解放軍面前不堪一擊。在此嚴峻形勢下，湯恩伯隻好布置撤退，開始準備逃走。
他将指揮部搬到吳淞口外的一艘兵艦上，命令非嫡系部隊在第一線抵抗，将嫡系部隊從前線撤下悄悄上船。
此前，湯恩伯已奉命與中央銀行行長俞鴻鈞、蔣經國秘密取出中央銀行金庫的全部黃金銀元，裝上登陸艇押至基隆，交台灣銀行接收。據最保守統計，該次運走的中央銀行的黃金高達395萬多兩，白銀1136萬兩，銀元398萬塊。
同日，湯恩伯下達殺害政治犯的命令，各監獄開始殺害政治犯。
也就在這一天，三野司令員陳毅下達了總攻的命令。
僅一天時間，解放軍就攻入了上海市區。在軍艦上指揮作戰的湯恩伯見勢不妙，丢下仍在市區負隅頑抗的部隊，帶着自己的嫡系人馬，乘船逃往舟山、嵊泗列島。
作爲敗軍之将，湯恩伯仍然受到蔣介石的重用，8月6日，湯恩伯到廈門取代朱紹良爲福建省主席，受命在廈門地區再次與人民解放軍決一死戰。但福州迅即被解放軍拿下。就在解放軍揮師南下、在廈門外圍與湯部交火的時候，廈門城未破，湯恩伯便率先逃往金門，蔣介石聞訊後大爲惱火，急令湯恩伯：
“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責必盡職，不能請辭。”
10月24日，解放軍進攻金門，湯部受重創，但此時湯恩伯隻能頑強死守。蔣介石企圖把金門作爲他的前哨基地，派18軍增援。後由于解放軍指揮失誤，後繼部隊跟不上，緻使戰鬥失利。
10月29日，湯恩伯被調回台灣。
4. 恩師陳儀之死
湯恩伯逃到台灣後，被任命爲“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爲陳誠的副手。起初平安無事，但一個人的出現，給湯恩伯帶來了厄運。
上海解放後不多天，湯恩伯遺棄在上海的第37軍軍長羅澤闿，搭乘一艘外國輪船前往香港并轉赴台灣。
原來，準備撤退上海時，37軍接到湯恩伯的命令，命該部在江灣待命，準備撤離。可是等了很久也沒有湯恩伯的消息，軍長羅澤闿派人四處聯絡，終于打聽到湯恩伯等人早已乘軍艦逃離上海。抛棄在江灣的上萬人馬，上天無路，下海無船，隻有成爲解放軍的俘虜。羅澤闿乘亂換上便衣，躲到一個朋友家，等到市區平靜後托朋友買到一張到香港的船票，才設法逃了出來。
羅澤闿死裏逃生來到台灣後，第一件事便是對湯恩伯發起猛烈進攻，抨擊他隻顧自己逃跑，不管部下死活。湯恩伯的親信則反唇相譏，雙方越鬧越大，官司終于打到蔣介石那裏。
雖然上海失守湯恩伯有一定的責任，但連蔣介石都無法扭轉國民黨在大陸的命運，何況一個湯恩伯。而且湯恩伯也完成了蔣介石布置的搶運計劃，最後的撤退命令也是蔣介石下達的。但撤退秩序混亂，以至于将已經集結待命準備撤離的一個軍的人馬遺棄，湯恩伯難辭其咎。蔣介石聞之也對此耿耿于懷，下令召開會議，對上海之戰進行檢讨。
1949年7月2日，檢讨會在台北一所賓館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軍政大員以及參加過上海防衛戰的師級以上軍官，會議由陳誠主持，湯恩伯被邀與會作情況報告。
會上，羅澤闿指責湯恩伯身爲戰場最高指揮官，卻率先逃跑，棄部隊于不顧，此種行爲，何以對“黨國”，應自殺以謝天下。幾句話罵得湯恩伯暴怒起來，指責羅澤闿作戰不力，失去陣地，也應自殺。兩人激烈對罵，以緻别人無法插嘴。
經過一番對罵，湯恩伯仍餘怒未消，回到家大發牢騷說：
“國民黨在大陸打了那麽多敗仗，死傷的人比上海防衛戰要多得多，爲什麽一次檢讨會也沒有開，而獨開上海防衛戰的檢讨會？”
湯恩伯心裏已經很清楚，他以後在台灣的處境肯定不會很好。
後來，羅澤闿見一直未處分湯恩伯，就到軍事法庭告狀。蔣介石覺得不妥，指示陳誠勸羅澤闿撤回狀紙，并私下告訴羅澤闿，開檢讨會其實就是批判湯恩伯，沒必要再糾纏。在這種情況下，羅澤闿隻好就此罷休，這樁官司就這樣不了了之。
羅澤闿的攻擊事件剛剛結束，一樁令湯恩伯更爲難堪的事件接踵而來。
當初蔣介石下令逮捕陳儀時，湯恩伯曾向蔣介石要求保陳儀一條性命，據說蔣介石曾表示同意。國民黨敗逃台灣前，陳儀由毛人鳳押解到台灣，囚禁在吉隆的要塞司令部。湯恩伯到台灣後，自知沒有臉面再見恩師，隻好派親信帶着日用品去看望他。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前夕，台海形勢危急，蔣介石擔心解放軍攻打台灣，便下令組織軍事法庭，對陳儀進行審判。得到這個消息，湯恩伯目瞪口呆。當初湯恩伯出賣恩師，以爲蔣介石會顧念他的一片忠心，對陳儀最多也就是撤銷職務。毛人鳳押解陳儀來台時也曾告訴湯恩伯：
“總裁的意見，送陳先生到台灣更安全，不會對他怎麽樣。”
如今要交軍事法庭審判，則陳儀必死無疑。
湯恩伯立刻去面見蔣介石，但蔣介石已經去了台南，湯恩伯又趕到台南求見。可是一連等了三天，蔣介石均避而不見。第四天，蔣介石的随從告訴他：
“總裁已去台中，臨走時留下話，等陳儀的問題解決了，再見你。”
“解決了”，再見還有什麽意義呢？湯恩伯急得直跺腳，隻能趕回台北，四處找人營救陳儀。他找到了曾在上海共患難的谷正綱、雷震、方治，還拜托原上海市長陳良，希望他們能在蔣介石面前幫忙求情，可是這些人都表示無能爲力，都認爲陳儀必死無疑，已無回旋餘地。
湯恩伯隻好找到毛人鳳，當初也是因爲毛人鳳将陳儀之事告知蔣介石，才導緻湯恩伯出賣恩師的。毛人鳳倒是願意幫忙，沒幾天就帶來了找蔣介石求情的結果：
“我找到總裁，當面求情，總裁将我臭罵一頓。天威難測，我再無辦法。”
此間，湯恩伯還幾次找到“政學系”首領張群，請求面見蔣介石。蔣介石聞知後大怒：
“陳儀犯那麽大的罪，他湯恩伯心裏不清楚嗎？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湯恩伯活堕落了，他要爲陳儀說話，我不見他！”
蔣介石非但不見湯恩伯，還要他親自處決陳儀，以此來檢驗他忠誠與否。湯恩伯自然不願，蔣介石又下令由陳儀的妹夫、“國防部”政務次長袁守謙等人執行陳儀的死刑。
1950年6月18日淩晨，陳儀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陳儀在大步走向刑場的時候，嘴裏一直在說：
“人死，精神不死！”
陳儀死後，湯恩伯痛苦異常，在家中設了靈堂，晨昏祭奠，以求心靈慰藉。不料，第三天，蔣介石召見湯恩伯，一見面便說：
“陳儀已發處置，死有餘辜，你還哭什麽！聽說你在家設了靈堂，回去以後趕快撤掉。”
回家後，湯恩伯隻好撤掉陳儀的靈牌。
陳儀之死使湯恩伯良心備受譴責，加上他在台灣軍政界背上了“賣師求榮”的惡名，從此長期處于外界壓力和内心矛盾之中。他隐居在台北鄉間寓所中，足不出戶，常常精神恍惚，繞室彷徨，不知所以。
妻子王竟白整日不離左右，精心照顧飲食，并盡力勸說開導。
兒女也都懂事孝順，長女湯麗娜，在南京時由宋美齡做媒，與山東東平人趙永昌結婚。二人育有一子。但國民黨敗走台灣時，耽擱在甯波的趙永昌未能及時逃走，一個人留在了大陸，從此夫妻父子分别。
盡管兒孫承歡膝前，卻不能使湯恩伯心情好轉。
5. 日本就醫遭意外
由于長期情緒低落，心情壓抑，導緻湯恩伯身體日漸消瘦。醫生說他肝髒有問題，于是，湯恩伯趁機申請去日本治病，蔣介石說：
“有大過的人，還要到日本去治病！”
随後，在湯恩伯的申請報告上簽了“就地醫治”四個字。
蔣介石之所以不同意湯恩伯去日本，也是有原因的。
早在上海防衛戰時，湯恩伯就在作逃往日本的準備。據谷正綱等人透露，那時，湯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親信王文成、龍佐良偷偷派往日本，爲他尋找避難所。并令親信從上海将50萬美元軍費秘密彙到美國一個朋友的賬戶上，再由這位朋友轉彙給日本的王文成、龍佐良。
王文成初到日本時，未與國民黨當局駐日機構取得聯系。後來，湯恩伯考慮到王文成、龍佐良無處領薪，便建議将兩人吸收到駐日軍事代表團工作，擔任編外顧問。之後，王文成、龍佐良一門心思爲湯恩伯尋找退路，他們花費了3萬美元在日本東京近郊給湯恩伯買了一棟有22間房間的豪宅。可此事不慎走漏風聲，1950年2月2日，路透社從東京發出一條新聞：“湯恩伯透過一個中國高層官員在日本東京近郊購豪宅”。
蔣介石得知後震怒，稱：
“難怪上海和東南沿海敗得那麽快，原來他（湯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準備！”
但湯恩伯仍未放棄赴日的打算。1950年3月，在未經蔣介石同意的情況下，湯恩伯以召募日籍志願軍反攻大陸爲由，私自登機準備去日本，機上驗票人員要他出示赴日證件。湯恩伯聲稱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執行特殊任務，未辦簽證。機上工作人員讓他下飛機，他堅決不下，與工作人員發生激烈争吵。
蔣介石聞報後，判斷湯恩伯是想逃往日本，立即下令阻止。軍警接到命令，強行将湯恩伯拉下了飛機。
基于以上原因，蔣介石更加認定湯恩伯有叛逆之心，對他更是不會輕易放行。
逃日夢想破碎，湯恩伯的情緒更加糟糕。湯恩伯本就患有十二指腸潰瘍，醫生叮囑他，要放松心情才能避免病情惡化。可是來台後，麻煩事一樁接一樁，且權柄盡失，落差太大，他的心情如何放松得起來，特别是陳儀之死對他造成的心理壓力，使他整天淪陷于這種精神重負之中，病情逐漸加重。
1953年10月，雷震勸湯恩伯住院治療，湯恩伯氣憤地表示：
“我的病在台灣治不好，住院也無益。要治病，隻有到國外。我申請到日本治病，總裁又不同意，沒有辦法，隻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湯恩伯突感腹部劇痛，送醫院檢查後，醫生發現他的十二指腸部有一個腫瘤，判斷他的十二指腸潰瘍已演變成癌症，建議他到國外做手術。
湯恩伯的家人立即給“總統府”打報告，這一次蔣介石終于同意了，派湯恩伯去日本擔任駐日本軍事代表，以便在那裏醫治。
在日本住院期間，湯恩伯手頭拮據，隻好寫信向陳誠告貸。
湯恩伯在日本一共做了三次手術，1954年5月在東京慶應大學實施第三次手術，6月29日，因醫療事故死在了手術台上，終年55歲。
關于他的死，有人說他是被日本醫生謀殺的。湯恩伯是“抗日名将”，殺過無數日本人，醫生中有戰死日軍的親屬，該人遷怒于湯恩伯，趁機下手進行報複。
也有人說湯恩伯自感愧對恩師陳儀，此時突然産生了輕生的念頭。手術完畢後，他突然用手撕開腹部的刀口，自殺身亡。
據目擊者稱，湯恩伯在手術時，雖然上了麻藥，但仍十分痛苦，他在手術台上不停地掙紮、哀嚎，幾個日本醫生、護士用力将他按住，他仍然掙紮、哀嚎不止，最終力竭而亡。
湯恩伯去世後，台灣當局追晉他爲“陸軍上将”，蔣介石參加了在台北極樂殡儀館舉行的公祭，顯得極爲悲痛。
可是一個月後，蔣介石在一次國民黨高級幹部培訓班上講話說：
“這幾日來，由于湯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覺革命哲學的重要。本來湯恩伯在我們同志中，是一位極忠誠、極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對他隻有想念、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對大家說我的感想，亦隻是要提醒大家，對生死成敗這一關，總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湯同志之死距離他指揮上海保衛戰的時候，隻有五年光景。這五年時間，還不到2000天，照我個人看法，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将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我想他彌留的時候，回憶前塵，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終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難過，所以是值得我們檢讨痛惜和警惕的。”
透過這番話，可以看到蔣介石對湯恩伯當年丢失上海，一直耿耿于懷。
湯恩伯的老朋友黃傑在挽詩中寫道：
“最憐墓草青還在，風雨年年怆客魂。”
恰似對湯恩伯末路凄清的寫照。
曆史評說
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将領中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傳奇不僅在于他的求學——改變命運的方式，還在于不同于常人的升官方式。在一定的時期内，他成爲蔣介石的嫡系将領中繼陳誠、胡宗南之後的又一張紅牌。
湯恩伯一生将三人奉爲恩公：奉蔣介石爲君，侍陳儀爲父，敬張治中爲師。能夠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得以改變命運，以及歸入蔣介石麾下，都多賴陳儀相助；而能得到蔣介石的注意和青睐，則少不了張治中的提攜。
但對湯恩伯一生影響最大之人，當屬蔣介石。
湯恩伯引起蔣介石注意的方法也很獨特，方法之一就是經常不斷地向蔣介石提供“手本”，獻計獻策，内容以軍事戰争爲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黨務無所不包。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手本”十分重視，若隔段時間不見湯恩伯有“手本”呈上，便會爲此查問。可見湯恩伯受蔣青睐重用，與其“手本”不無關系。
在抗日戰場上，湯恩伯是少數讓日本人畏懼的抗日名将。南口戰役，湯恩伯率部以血肉之軀阻擋日軍機械化部隊，與日軍展開血戰，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嚣張氣焰。台兒莊大捷，湯恩伯以“反手拍”出奇制勝，重創日軍。武漢會戰，湯部外圍作戰造成日軍重大傷亡。日軍對其恨之入骨，将其視爲中國抗戰軍隊中“天字第一号大敵”。
然而，湯恩伯駐守河南時卻是爲害一方，在連年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置百姓生死于不顧，橫征暴斂，被老百姓視爲水旱蝗災之後的又一大災害，稱之爲“水旱蝗湯”。當1944年日寇發動中原戰役時，湯恩伯因麻痹輕敵，無作戰準備，以緻一觸即潰，一潰千裏。但此戰失敗，并非湯恩伯一人之責任，而是受國民黨當局決策之影響。
内戰中，湯恩伯屢戰屢敗，在上海戰役中隻顧自己逃命，丢下待命撤退的一個軍而渾然不知，導緻他逃台後備受譴責和蔣的冷落。
湯恩伯前半生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後因陳儀策反，一度立場動搖，加上陳儀曾有殺蔣之心，并當面頂撞蔣介石，因而無論湯恩伯是否出賣恩師，蔣介石都無法再信任湯恩伯。
而湯恩伯爲師求情，陳儀死後在家設靈堂祭奠，更加招緻蔣介石猜忌。此外，蔣介石對湯丢失上海尤其扔下部隊隻身逃亡耿耿于懷；湯恩伯在日本購置房産使蔣認爲他早生二心。基于這種種原因，湯恩伯赴台後注定了不會有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