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王”的輝煌與沒落
作爲天子門生，胡宗南第一個當軍長，第一個當軍團長、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并身爲複興社領導骨幹，“十三太保”之一。在東征北伐中發迹，卻屢屢成爲共軍手下敗将，号稱“西北王”，卻丢了西北丢西南。敗退台灣後遭彈劾，抑郁而終。
小檔案
姓名字号：胡宗南，字壽山，原名胡琴齋，化名秦東昌
籍貫：浙江鎮海（今甯波市鎮海區）
生卒年月：1896.5.16—1962.2.14，卒年66歲
畢業院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軍銜：陸軍一級上将
最高軍職：戰區司令長官
家世：
父親——胡敷政，字際清，是國學生。娶妻王氏，王氏病逝後續娶吳氏，吳氏去世後再娶章氏。
母親——王氏，鎮海縣小巷人。
兄弟姐妹——二弟胡仲（吳氏所生），三弟胡琴賓（章氏所生）。
妻子——梅秀棠，無子女。
第二任妻子——葉霞翟，生子胡爲真、胡爲善，女胡爲美。
簡曆
1904年——入私塾讀書。
1909年——考入縣立高等小學。
1912年——入湖州公立吳興中學。
1924年——考入廣東黃埔軍校。同年，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團第3營第8連少尉見習官。
1925年——任機槍連連長、第1師第1團第2營營長。
1926年——任第1軍教導師第2團第2營營長、第2團團長。
1927年——任第1軍第1師少将副師長兼第2團團長。同年，任第1軍第22師師長。
1928年——任陸軍第1師第2旅少将旅長。
1929年——任陸軍第1師第1旅少将旅長。
1930年——任陸軍第1師代理師長。
1931年——任陸軍第1師中将師長。
1935年——任“剿匪”第3路第2縱隊司令官、陸軍中将、“西北剿匪”第1路軍第2縱隊司令。同年，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
1936年——任陸軍第1軍軍長。
1937年——任陸軍第17軍團軍團長。
1938年——兼任陸軍第27軍軍長。
1939年——任陸軍第34集團軍總司令。
1942年——任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34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任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
1945年——任第1戰區司令長官。同年，任國民黨第6屆中央執行委員、陸軍上将。
1946年——任鄭州綏靖公署副主任。
1947年——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
1949年——兼任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
1951年——任“江浙人民反共遊擊”總指揮。
1952年——任國民黨第7屆中央評議委員，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53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上将顧問。
1955年——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同年，任陸軍二級上将。
1957年——任國民黨第8屆中央評議委員。
1959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1960年——任國防研究院院務委員。
1962年——因心髒病突發逝世，卒年66歲，追晉爲陸軍一級上将。
天子門生，統率天下第一師
1. 貴人相助入黃埔
胡宗南作爲“天子第一門生”，在黃埔學生中創造了多個第一——第一個當軍長，第一個任軍團長、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也是黃埔學生中最早且唯一一位在去台灣前獲得上将軍銜的将領。
然而，胡宗南早年在報考黃埔軍校時，卻險些被拒絕于軍校大門之外。
那是1924年3月27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胡宗南邁着從容的腳步，來到位于廣州文明路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參加黃埔軍校的複試。
3個月前，胡宗南在上海法租界國民黨辦事處軍校招生點報名，參加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入學考試，輕松通過初試。對于複試，他亦在掌握之中。即便看到與他同場競争的人數多達1200餘人，仍信心十足。
然而，在進行體格檢查時，考官上下打量胡宗南一番後，用不容質疑的口吻說：
“你這個頭，當兵都不夠格，更不用說黃埔軍校的學員了！”
胡宗南身高不足1米6，難怪考官認爲他缺乏做一名革命軍人的體魄。胡宗南自然清楚自己的“生理缺陷”，但也沒想到會因此失去參加黃埔軍校複試的資格。
胡宗南是浙江鎮海人，7歲時随父親遷居浙江省孝豐縣。作爲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胡宗南自幼勤勉好學，8歲入私塾，13歲考入縣立高等小學，16歲升入湖州公立吳興中學，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吳興中學畢業。由于家境的原因，胡宗南中學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而是返回縣立高小做了一名小學教師。憑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他的事業也曾風生水起，但卻在校長競選中，因客籍身份而敗于祖籍孝豐的競争對手。
胡宗南一氣之下出走上海，在一個同學家裏寄人籬下。時值黃埔軍校在上海秘密招生，胡宗南頓覺柳暗花明，當即決定，投筆從戎。
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沒有了“客籍”的歧視，又有了身高的限制，他不服氣，不甘心，向考官據理力争，無奈考官不爲所動，胡宗南頓覺萬念俱灰，一臉沮喪地向外走，差點與一位身着西裝的中年人相撞。
“年輕人，你是來參加複試的吧？”中年人和藹地問。
“是的，可是考官嫌我個子矮，不讓我參加複試。先生您給評評理，難道矮個子就不能革命了嗎？”胡宗南憤憤不平。
“說得好！”
中年人微笑着，拿出筆，寫了一張字條，遞給胡宗南。
“把這個字條交給考官。”
胡宗南接過一看，隻見上面寫着：
“國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隻要成績好，身體健康，個子矮一點是不應該不錄取的。”
字條落款是“廖仲恺”。雖然胡宗南不知道廖仲恺是誰，不知道這個名字意味着什麽，但他相信，這張紙條就是他複試的通行證！
而廖仲恺，正是黃埔軍校黨代表！
胡宗南與考官争辯的時候，廖仲恺正由此經過，聽到胡宗南說話慷慨激昂，極富革命熱情，又通文墨、有文化，便決定幫助他獲得複試資格。
有貴人相助，考官不敢再堅持。須臾之間，胡宗南峰回路轉，被批準參加文化課複試。
4月28日軍校發榜，錄取正取生350名，備取生120名。胡宗南作爲正取生被錄取，編入軍校第二大隊四分隊。
2. 東征兩仗顯神勇
進入黃埔軍校，對胡宗南來說，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亦是他發迹的起點。在這裏，他接觸了國共兩黨許多重要人士，而對他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校長蔣介石。
入校之初，胡宗南就了解到，校長蔣介石是浙江奉化人。得知校長與自己是老鄉，胡宗南心中頓生親近之感。當他了解了蔣介石的革命經曆後，對這位老鄉更是充滿崇拜與敬仰。作爲校長，蔣介石每天早上在學員起床前，便前往操場進行巡視，等候學員操練；平時蔣介石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隻喝白開水，其工作的勤勉、生活的簡樸，令胡宗南深感佩服。
爲了了解學生情況，蔣介石每周都要找十幾名學生單獨談話。入學一個月後，校長談話輪到了胡宗南。胡宗南懷着緊張興奮的心情，來到校長辦公室。
“登高望遠海，立馬定中原”，這幅貼在校長辦公室門口的對聯，表達了軍校師生立足黃埔、北定中原、統一中國的志向與報負。站在對聯下，一種向上的革命鬥争和置身革命團體的榮譽感油然而生。打過“報告”後，胡宗南踏進了校長辦公室。
“你是哪裏人？”蔣介石開門見山。
“回校長，浙江鎮海人。”
“哦？”這個地名引起蔣介石的注意，他仔細打量着胡宗南，親切地說，“鎮海、奉化不過幾小時路程，我們可是真正的同鄉啊。”
“是的，校長。”胡宗南恭恭敬敬地回答。
見胡宗南表現沉穩，蔣介石頗爲滿意，又詢問了胡宗南的年齡、家庭、經曆，并提出幾個問題考察胡宗南的文化知識水準和政治思想水平。胡宗南的老鄉身份和他的從容作答，都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後，對胡宗南這個小老鄉，蔣介石盡量給予關懷和照顧。
1925年春，胡宗南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被分派到教導1團3營8連任見習少尉，旋即随黃埔學生軍參加第一次東征，讨伐陳炯明。其間的棉湖戰役，是胡宗南參加的第一次大規模戰鬥。
當時，蔣介石将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組編爲兩個教導團。由于教導第2團行動緩慢，未能按部署及時趕往敵人側背進行攻擊，緻使第1團孤軍作戰，腹背受敵，情況萬分危急。
3月13日，雙方開始了肉搏戰。教導1團團長何應欽親赴第一線督軍作戰，并在肉搏混戰中身先士卒，校長蔣介石亦手握戰刀，沖鋒在前。
胡宗南見蔣介石不顧個人安危，心中震撼之餘，亦下了破釜沉舟之決心。他端起機關槍，朝着敵人瘋狂掃射，久久不息。一個不足1米6的矮個子軍人，此刻卻顯示出萬夫不當的英雄氣魄。
這個場面，讓蔣介石大爲動容。
戰後，胡宗南以軍功晉升上尉連長，不久又因作戰勇猛晉升第1師第2團第2營副營長。
10月，在第二次東征的河婆戰役中，胡宗南率領第6連李鐵軍部采取靈活機動的戰鬥方針，充分利用小部隊的優勢，急速奪取制高點，接着利用地形優勢打退了敵人一輪又一輪進攻，粉碎了敵人圍殲國民黨東征軍的企圖。
兩仗一打，胡宗南名聲大振，當時的第1師師長何應欽升任他爲第1團第2營營長，蔣介石也開始将他作爲黃埔學生的旗幟來培養。
3. 北伐戰争露智謀
得到校長蔣介石的青睐，令胡宗南感到無比榮幸與自豪，他已将蔣介石作爲自己投身革命的引路人，處處以蔣介石爲榜樣，步步緊跟蔣介石的部署。
早在國共合作之初，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便在國民黨内部産生了極大分歧。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内部更是急劇分化。反映在黃埔軍校中，爲與共産黨組織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相抗争，國民黨右翼勢力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組織了“孫文主義學會”。
胡宗南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站在蔣介石的一邊，在他的駐地汕頭，利用軍務之餘的時間，在所部帶頭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
胡宗南對孫文主義學會的熱衷，向蔣介石傳遞了一個信号，那就是他堅決支持校長的主張，堅持堅決的反共立場，具有反共到底的決心。蔣介石很快注意到胡宗南的效忠，對胡宗南的政治傾向、鐵心反共深感欣慰，從此對他更加信任與重用。
1926年7月，北伐戰争開始後，胡宗南所在部隊集結株洲，擔任中路軍總預備隊。此時，胡宗南已是第1軍第1師第2團上校團長，先後率部參加了武昌、南昌等戰役，又東出浙江，攻占杭州，進駐上海。
其間，南昌城郊牛行車站一仗打得尤爲漂亮。當年10月，北伐軍第二次進攻南昌，胡宗南奉命率部攻打南昌城郊牛行車站。孫傳芳派軍長李彥春率2萬人死守，胡宗南久攻不下。
既然強攻不力，就要設法智取，胡宗南召集連以上軍官商量破敵對策。1營營長趙鐵柱說：
“車站建築工事掩體堅固，易守難攻，不把他們攆出來，恐怕傷不到他們。”
“此話有道理，火車站周圍空曠，一旦敵人從車站裏鑽出來，便再無藏身之地，隻能由我們任殺任打。”另一個營長表示贊同。
“問題是，怎麽讓他們出來？”趙鐵柱急切地說。
胡宗南閉目思考片刻，突然計上心頭，睜開雙眼道：
“火攻！”
火攻，令在場軍官茅塞頓開。
胡宗南命令士兵在牛行車站周圍堆上大量柴草，灑上汽油與辣椒，然後将柴草點燃。刹那，帶着嗆人辣味的濃煙籠罩了整個牛行車站。守軍很快支持不住，紛紛跳出工事，四處亂竄。由于辣椒味刺激眼睛與呼吸道，逃出工事的守軍個個淚流不止，咳嗽不停，不得不捂着眼睛、嘴巴、鼻子，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撞，手中武器已無法發揮作用。
胡宗南抓住時機，指揮機槍對守軍進行掃射，最終以一個團的兵力打敗孫傳芳的一個精銳師，俘虜軍長李彥春及手下官兵8000多人，迫使南昌守軍開門投降。
之後，胡宗南又作爲先鋒，率部追擊殘敵，俘虜敵人近2萬人。
1927年5月，胡宗南升任第1師少将副師長兼第2團團長，成爲黃埔學生中跨入少将行列第一人。從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胡宗南從軍僅僅三年，便成爲當時國民革命軍中爲數不多的高級将領之一。
在此後8月的龍潭戰役中，胡宗南奉命以代師長身份率第1師馳援龍潭，于8月末與其他增援部隊會攻龍潭，使孫傳芳部隊全線崩潰，其所部近6萬人幾乎被全殲。
11月，第1師師長劉峙率部攻打津浦線的蚌埠時，北洋軍采用鐵甲車掩護作戰，使第1師傷亡慘重。
胡宗南此時勇挑重擔，率第2團部分精銳在炮火掩護下迂回到鐵道邊，用鐵鍬、鎬頭刨去鐵軌，導緻敵軍鐵甲車癱瘓，随即擊毀直魯聯軍白俄雇傭兵的裝甲車隊，保證了第1師順利占領軍事要地蚌埠。
此戰後，劉峙升爲第1軍軍長，胡宗南升任第1軍第22師師長。至此，胡宗南成爲黃埔軍校生中第二個師長，第一個是後來擔任過他的副手的範漢傑。但在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中央軍中，胡宗南是升任師長的第一個黃埔學生。
4. 天下第一師師長
作爲黃埔軍校生中第二個師長，胡宗南可謂風光無限。但好景不長，1928年7月，蔣介石突然找胡宗南談話，要他改任第2旅少将旅長。
當時，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已經結束，奉軍已退出關外，張學良率東北三省易幟已在醞釀之中，蔣介石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即将告成，但在國民革命軍内部，各集團軍将帥仍承襲原地方軍閥派别，而且在北伐中都有了發展與壯大，形成新的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爲了将軍權集中于中央，南京國民政府提出“統一軍政”、“實行訓政”的口号，對全國軍隊進行縮編。
既然要縮編，蔣介石的第1集團軍自然要帶頭做出表率。縮編，就意味着将領降級，因此，蔣介石找胡宗南單獨談話，以示安撫。
胡宗南自然理解蔣介石的一片苦心，當即表示：
“能爲校長分憂，是學生的榮幸，學生願意帶頭，絕無怨言。”
随後，第1集團軍取消了軍團與軍的番号，整編爲13個師、2個獨立旅、3個炮兵團。胡宗南的第22師于8月下旬在曲阜縮編爲第1師第2旅，第1師師長爲劉峙，胡宗南任第2旅少将旅長。
9月，胡宗南旅随第1師移駐徐州北部整訓。雖然級别降了，但原班人馬未動，而且所有将領均齊步退一級，胡宗南心裏自然不會有什麽不平衡。這段時間，胡宗南抓緊對部隊進行軍事訓練。
11月10日，蔣介石親莅徐州第1師校閱。第1師爲北伐時的第1軍，是蔣介石起家的部隊，因此蔣介石對這支部隊特别重視。胡宗南的第2旅由于平日訓練有素，在校閱中表現尤爲突出，被蔣介石譽爲“模範旅”；其所屬第3團李鐵軍部受閱成績名列全國陸軍第一。
爲了嘉獎第2旅，蔣介石特令胡宗南率第2旅團長以上軍官赴南京其官邸，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親自接見訓話，與他們一一握手，予以勉勵。
這在當時的國民黨軍隊中，被視爲莫大榮耀。此種榮耀在國民黨軍界僅此一例，可謂空前絕後，第2旅軍官個個深受鼓舞。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全國統一未及數月，國民黨内部軍政派系之間的戰争便拉開了序幕。
首先打響的是蔣桂戰争，蔣桂戰争的導火索是“湘案”的發生。
北伐戰争結束後，桂系的地盤已從廣西擴大到兩湖直至河北的廣大地區，桂系的第4集團軍司令部設在武漢，1929年1月全國編遣會議不久，桂系首領李宗仁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名義，越權罷免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職務，同時從武漢發兵赴長沙，驅逐魯滌平，全面控制了湖南省。
對此，南京國民政府一面令監察院調查“核辦”，一面部署軍事讨伐。
3月初，胡宗南的第2旅作爲第1師的先頭部隊，由徐州南下。
3月下旬，由于蔣介石對桂系将領的策反獲得成功，桂系在湖北的主要将領李明瑞、楊騰輝戰場倒戈，放棄抵抗。3月27日，蔣介石正式發布對桂系的讨伐令。
眼見桂系敗局已定，一直持觀望态度的馮玉祥，立刻出兵“援蔣”，自河南南下，企圖搶占湖北地盤。蔣介石密令胡宗南，加速急行軍，以最快速度進占武漢。
胡宗南的第2旅，作爲第1師的先頭部隊，原本急行軍每日百裏，接到蔣介石的密令後，更是馬不停蹄，日夜兼程，終于趕在馮玉祥的部隊之前，于4月4日進入武漢。此時桂系李宗仁已于倉皇之中率部西撤，胡宗南部兵不血刃，占領武漢，将旅部設于漢口。
蔣介石乘艦赴武漢後，胡宗南在負責維持武漢治安的同時，全面負責蔣介石的保衛工作。
桂系戰敗之後，局勢并未就此穩定，緊接着相繼爆發了兩次蔣馮戰争以及蔣唐戰争，盡管在1929年頻發的内戰中，每一次都是以蔣軍勝利而告終，但内戰并沒有結束，李宗仁、馮玉祥、石友三等，除李宗仁的桂軍受重創外，大多實力猶在。而晉西閻錫山遊移于各派之間，勢力得到發展，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搖身一變俨然成爲了各反蔣派的首領，1930年新春伊始，一場更大的戰争風暴——中原大戰擂響了戰鼓。
3月，胡宗南奉命率部開往徐州，途經浦口時，蔣介石特令胡宗南率全旅連長以上軍官前往拜谒中山陵，同時，蔣介石親自召見訓話，嘉勉備至。胡宗南很清楚，這特殊的榮耀意味着蔣介石對第2旅、對他本人寄予的厚望。
中原大戰開始後，由于第1師師長劉峙兼任第2軍團總指揮，副師長徐庭瑤代理師長，而徐庭瑤在隴海路的野雞崗戰鬥中負傷，胡宗南便有了出任代師長的機會。
7月下旬，第1師奉命乘火車開往津浦線，當大部分部隊開走後，馮玉祥軍孫良誠部突然向油菜坊陣地發起猛烈進攻，第2師等部抵擋不及，連連敗退，孫部先鋒部隊眼看就要攻到蔣介石的總司令指揮列車，相距僅僅不到5公裏，情況萬分危急。當時，胡宗南親率第5團爲第1師轉赴津浦線殿後，聞訊後立即指揮第5團下車，投入狙擊，力戰數小時，終于将孫軍擊退，使蔣介石安然脫險。
在此後津浦線戰場與晉軍的戰役中，以及在河南戰場擊退馮軍“八月攻勢”中，胡宗南的第1師均不負蔣介石厚望，屢建戰功。11月中原大戰結束後，胡宗南晉升第1師中将師長。
第1師在中央軍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地位，它不僅是蔣介石起家的部隊——原國民革命軍第1軍，蔣介石、何應欽曾先後任軍長，且縮編後的第1師師長劉峙，常兼任方面軍總指揮，軍階高于其他師長，而第1師的兵力、官兵素質、武器裝備均遠遠優于其他部隊，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師”。
劉峙原本保薦與他同爲保定系的原第1師副師長徐庭瑤接任師長，無奈胡宗南非第1師師長不幹，尤其蔣介石信任這個“天子門生”，爲此特地将徐庭瑤調任第4師師長。
有蔣介石的支持，胡宗南對第1師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調整，将全師三旅九團主要軍官全部換成黃埔軍校畢業生，原保定系、日本士官系、各講武堂系的軍官，全部被清洗，或調離第1師，或擔任副職。
就這樣，胡宗南以第1師爲基礎，逐步形成黃埔系中的“少壯派集團”。
抗日戰争，關中“養精蓄銳”
1. 河口鎮重挫紅軍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僅一周時間，日軍便占領了遼甯、吉林的30座城市，東北門戶錦州在1932年元月初被日軍占領，東三省很快全面淪陷。
緊接着，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滬戰爆發，中國守軍奮起抵抗，胡宗南部被調往滬甯沿線備戰。5月上旬《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胡宗南奉命率第1師乘船抵達安慶，準備參加即将開始的對紅軍的第四次“圍剿”。
胡宗南深知，将部隊從抗戰前線調入内戰前線，是一般官兵無法接受的，因此他在安慶召開了一次全師軍士大會，親自解釋“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以調動官兵的反共情緒。
接着，胡宗南率部經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兩縣，與紅軍形成對峙。在進攻紅軍的同時，胡宗南根據一貫思想，重視對根據地人民的經濟安撫和思想籠絡。他對親信戴濤說：
“以軍隊剿‘匪’，軍隊去則‘匪’又來。若組織民衆使抗‘匪’，則可省軍隊之力，使民衆安居，知有生之樂，自不願從‘匪’，‘匪’乃無所施其技，而‘匪’患潛消矣。此爲根本要圖，當盡心爲之。”
6月12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确定第四次“圍剿”紅軍的戰略步驟，即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圍剿”鄂豫皖、湘鄂西兩處紅軍根據地，再全力進攻閩贛中央紅軍根據地，實行重點進攻、分區“圍剿”，達到各個擊破、全面消滅各蘇區紅軍的目的。
爲實現戰略步驟第一步，蔣介石在武漢設立“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下轄左、中、右三路軍，胡宗南的第1師被編爲右路軍第3縱隊，進駐皖西。
7月，國民革命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展開全面進攻，中、右兩路軍從東、西兩面向鄂豫皖根據地發起進攻，中路軍相繼占領黃安、新集、商城，緻使紅軍主力東移至皖西，見皖西有胡宗南的部隊，又轉頭南下、西進，于10月上旬返回黃安地區，10月8日進抵黃安西、黃陂北的河口鎮以東地區，其先鋒部隊直驅武漢。
此時，河口鎮防守薄弱，僅有湖北地方保安部隊的一個團，形勢危急，蔣介石急調胡宗南的第1師、總預備隊錢大鈞第88師一個旅、第13師等部，馳赴河口鎮增援。
由于胡宗南師各部駐防分散，爲趕時間，胡宗南令各部分别出發，首先抵達河口的是第2旅袁樸部的羅曆戎團，該團占領陣地後立即對紅軍進行阻擊。
胡宗南亦很快抵達河口，指揮部隊作戰。随後到達的部隊也都在第一時間加入戰鬥。
由于雙方均爲精銳部隊，此戰打得十分激烈，胡宗南乘紅軍兵力分散之機，将紅軍第10師和第12師攔截包圍在河口鎮以東地區，集中優勢兵力将其各個擊破，緻使紅軍傷亡慘重。
河口鎮一戰，是南京國民政府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的第四次“圍剿”之最後一戰，蔣介石對此十分滿意，稱贊第1師“能攻會戰”。
2. 中央軍進駐西北
然而，紅四方面軍在遭受重創的情況下，其主力部隊于10月11日夜向西突圍成功，随即越過平漢鐵路向鄂西北地區轉移。國民革命軍雖控制了鄂豫皖紅軍根據地，但卻未将紅四方面軍主力消滅。
胡宗南立即率部追擊，經老河口、鄖縣、鄖西，在崇山峻嶺之中長途跋涉，到1932年11月，協統其他追擊部隊，再次對紅四方面軍形成三面進逼之勢，将紅軍壓縮至漫川關。
“漫川關，就是紅四方面軍的墳墓。”胡宗南對部下表示。
本以爲紅四方面軍已插翅難飛，殊不料，合圍中，紅四方面軍再次突破防線，沖出重圍，然後翻山越嶺，經漢中盆地進入四川的大巴山地區。
胡宗南率部窮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千裏，到了川陝鄂邊界。正當胡宗南準備穿越大巴山入川“剿共”的時候，四川的大小軍閥作出強烈反應。
四川曆來軍閥林立，各自爲政，相互殘殺。然而在對待中央軍的問題上，卻又出奇的一緻，一緻拒絕中央軍入川，誇口紅軍問題由他們來解決。但他們之間的相互争鬥，恰好爲紅四方面軍提供了生存的機會，紅四方面軍很快又在川西北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
胡宗南則進退兩難，隻好将部隊移駐陝西漢中一帶。
1933年2月，胡宗南接到蔣介石電令，命令他立即率部開往甘肅，與原駐甘肅的陝軍孫蔚如部換防。
原來，楊虎城爲實現其“大西北主義”、控制甘肅，指示孫蔚如部在蘭州等地鼓動學潮，驅走了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的甘肅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力子逃回南京後，國民政府又任命朱紹良接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一職，但若無武力保護，想必很快會重蹈邵力子覆轍，因此，蔣介石調胡宗南進駐甘肅，與孫蔚如換防。
3月3日，胡宗南部抵達甘肅南部的天水，成爲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支進駐西北的中央軍。
西北，古稱用兵之地，古往今來，成就了無數民族英雄與曆史偉人。在從漢中開往甘肅的途中，胡宗南曾在漢代故地紫柏山召集部下訓話，雄心勃勃地稱：
“吾人必須以全力擁護領袖，完成國民革命，或可免于未來之禍患。今過紫柏山下，緬懷張子房、諸葛孔明之功業，彪炳史冊，而其高風亮節，一片真誠，爲國爲民之心尤爲吾人所當效法，願各同志深識其意。”
由此可見，胡宗南對大西北早已心馳神往，如同楊虎城要實現“大西北主義”，胡宗南也早有經營西北之志，更渴望像清末左宗棠那樣，在西北建功立業；像漢代張良、三國諸葛亮那樣，青史留名。
此後，胡宗南一面經營大西北，一面參加對紅四方面軍的圍堵。1934年下半年，紅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打破了川軍六路圍攻，有北上趨向。爲防止紅軍北上，胡宗南奉命由甘入川，在川北廣元、昭化布防，于1935年1月下旬擊退紅軍。
1935年11月，國民黨“五大”在南京召開，胡宗南當選爲中央監察委員，開始進入中央決策機構，亦開始由一個職業軍人，轉變成一位黨政要員、中央實權人物。
3. 西安事變中主和
次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胡宗南部被蔣介石秘密調往湖南，但當胡師抵達湖南後，尚未參戰，兩廣事變即和平解決。
9月，胡宗南第1師擴編爲第1軍，轄第1師、第78師共四旅八團，胡宗南任第1軍軍長兼第1師師長，範漢傑任副軍長。此時的胡宗南，已是中央監察委員兼中将軍長，這個身份與職位對于其他黃埔學生來說，尚是幾年以後的事。
不久，胡宗南回到陝甘繼續“圍剿”紅軍。11月20日，胡宗南部攻占山城堡，不料鑽進了紅軍的伏擊圈。21日，紅一師、紅二師、紅四師對胡部發起猛烈反擊。經過一晝夜激戰，胡宗南的兩個團被全部殲滅。
山城堡一役，是胡宗南圍剿紅軍以來第一次遭受如此慘敗，對他的打擊之沉重，可想而知。
正當胡宗南在甯夏惠安堡，指揮所部再次進攻陝甘甯的紅軍時，“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
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17路總指揮、西北軍首領楊虎城，爲達“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扣留蔣介石！
胡宗南聞變大驚，惱怒道：
“這兩個黨國的叛徒，吃了熊心豹子膽，竟敢以下犯上，扣留領袖！”
說完即抱頭痛哭，既爲張、楊的行爲而憤恨，又擔心蔣介石的安危。
胡宗南很快和南京軍政部、黃埔系将領核心組織力行社、複興社以及陝甘甯地區的中央軍各部隊取得聯系，得知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對于如何處理張、楊産生重大分歧，形成以何應欽爲首的主戰派和以宋美齡、孔祥熙爲首的主和派。
而在南京的黃埔系青年将領亦分成兩派：以鄧文儀、賀衷寒、桂永清爲首的主戰派和以戴笠、鄭介民爲首的主和派。
胡宗南乃黃埔系青年将領的首領、複興社的首要骨幹，又在西北握有重兵，離西安與蘭州較近，因此他的态度得到南京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視。何應欽、宋美齡紛紛對其進行拉攏。
何應欽力求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表面是要給張學良、楊虎城造成心理壓力，更有利于蔣介石的釋放。實際上，何應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良機，取蔣介石而代之，因此是動了真格。胡宗南怎會看不明白，自然站在了宋美齡一邊。
12月14日，胡宗南領銜，聯合黃傑、李默庵、孫元良、李延年、賀衷寒、鄧文儀等275名黃埔青年将領并代表全體七萬餘黃埔同學，發出《忠告張學良電》和《告袍澤書》，稱蔣介石爲“我全國唯一之領袖，亦我國家生存所托命，委座之革命意志及其精神，久己普及于全國愛國同胞之腦筋，尤深刻灌注于吾軍校同學每一個及全體将士之血液，此決非任何惡劣勢力所得而劫持”，同時對張、楊發出武力威脅：
“執事試自審地位力量，究有幾何？”
要求張、楊保證蔣介石的生命安全：
“萬一委座稍有差池，則吾全體同學誓必不顧一切，悉力以赴，決不與執事及與執事有關任何個人共戴天日于此世。”
胡宗南的領銜通電，在當時産生了巨大影響，正如當時著名學者傅斯年所說：
“最有力量安慰的人是青年将領的表示，他們的積極的迅速的有步伐的行動是保持蔣公安全、維護中國全局的主要因素。”
然而，對于軍事行動，胡宗南态度鮮明，即對張、楊隻能給予武力震懾，逼迫其走和平解決之路，決不可實施軍事讨伐。這完全出于對蔣介石安全的考慮。蔣介石在張、楊手中，一旦動武，必将危及其生命安全。
當時，胡宗南曾去電駐軍甯夏中衛和定遠營的第25師師長、黃埔一期同學關麟征，詢問關麟征的态度，希望與之協同行動。關麟征回電表示武力讨伐張、楊，胡宗南自然不會同意，立即發電勸阻關麟征，說明出兵讨伐的危害，并動情地說：
“校長處于危險之中，雨東，雨東（關麟征的别号）！何去何從……”
關麟征讀後大爲惱怒，反唇相譏道：
“校長乃全體同學之校長，非兄一人之校長。弟愛校長，急于拯救校長脫險，并不亞于吾兄。”
關麟征随即開始行動。
胡宗南隻能搖頭歎息，按兵不動。
12月16日晚，胡宗南接到已于當日就任“讨逆軍總司令”的何應欽來電，告知已分别命劉峙、顧祝同爲東、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從東、西兩面發兵夾擊西安。胡宗南隸屬于顧祝同的西路集團軍。
接着，胡宗南又接到顧祝同來電，要他統一指揮第1軍和關麟征的第25師、曾萬鍾的第3軍、毛炳文的第37軍，做出進軍西安姿态，但實際隻在鹹陽、寶雞間監視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
很顯然，顧祝同與胡宗南一樣，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胡宗南欣然領命。
20日上午，宋子文等人抵達西安斡旋，周恩來等人的主導人，在和平解決端倪漸顯。宋美齡又力争延長停止轟炸西安三日，并于22日親赴西安。在宋美齡等人的努力下，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從西安事變爆發到和平解決的13天裏，胡宗南度日如年。如今，蔣介石終于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離開西安，經洛陽抵達南京，胡宗南終于如釋重負。
蔣介石對胡宗南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大加褒揚，更加信任。
4. 苦心經營大西北
早在胡宗南由陝入甘之時，正是日軍侵吞熱河、進犯長城各口之際，胡宗南對日軍行徑激憤難平，幾次緻電蔣介石，請纓抗戰，皆被蔣介石拒絕。
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後，蔣介石調集精銳部隊，雲集淞滬抵抗，胡宗南終于有了對抗日寇的機會。
胡宗南奉命率第1軍增援上海，先後在寶山、楊行、劉行等地與日軍進行血戰，傷亡慘重。9月底，第1軍撤至昆山附近整補，并擴編爲第17軍團，胡宗南升任第17軍團軍團長，再創黃埔學生升官之紀錄。
10月初，第17軍團在蘊藻浜等地與日軍激戰20餘日，全軍傷亡過半。
淞滬抗戰中，中國軍隊投入47個師60餘萬兵力，日軍先後投入兩個集團軍9個師團約30萬兵力。中國軍隊以傷亡25萬餘人的代價，殲敵5萬人。雖然代價慘重且最終戰敗，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被徹底粉碎，同時爲中國沿海工業内遷赢得了時間。
淞滬抗戰失利後，第17軍團退往南京，後又退至安徽、河南，1938年1月撤回關中，蟄伏在黃土高原上，招兵買馬，擴充軍隊。一要扼守黃河河防，阻止河東、山西日寇，保衛大後方；二要積聚勢力，爲抗戰後的内戰作準備。
此後，在國軍的幾個重要戰役中，都能見到胡宗南前往支援的身影，如1938年5月，胡宗南率部參與圍殲土肥原師團的蘭封戰役；8月，開抵信陽、羅山一線，參加武漢保衛戰；1944年5月增援豫西，阻止了數萬日軍的進攻，取得靈寶防守戰的勝利；9月空運增援桂林、重慶；1945年4月參加豫西西峽口之戰等。
其間，胡宗南指揮修築起一條東起黃河，中經陝北、隴東，西達甯夏固原、同心的長達數百裏的封鎖線，包圍和封鎖中共領導的陝甘甯邊區。
胡宗南也因防共有功而平步青雲。1939年1月，胡宗南升任第34集團軍副總司令，8月升任集團軍總司令，又創黃埔第一。
1942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坐鎮西安，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雖爲朱紹良，但遠在蘭州。胡宗南下轄李延年的34集團軍，陶峙嶽的37集團軍，範漢傑的38集團軍，李鐵軍的29集團軍，部隊分布于陝西、甘肅兩省，其勢力向西遠遠滲入新疆、甯夏、青海。“四馬”（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鴻賓）等部隊雖不隸屬于胡宗南，但也受其挾制。
胡宗南指揮的正規部隊約40多個師，連直屬部隊計45萬人左右，且不包括警察、憲兵、地方團隊和配屬他指揮的空軍部隊。此外，歸其領導的多所軍事學校和訓練班，人員也在5萬左右。
蔣介石給予胡宗南許多特權，首先在用人方面，給予胡宗南最大限度的“人事權”。其下轄各集團軍總司令的任免去留，大多由胡宗南作出決定，上報蔣介石，蔣介石幾乎從不會作出否定。軍長、師長一級的任免，胡宗南具有更大的決定權，有時甚至可以先發表任命，再報請加委。團長一級的軍官，則直接由胡宗南任免。
對于非隸屬胡宗南的軍師長調動，隻要胡宗南有提議，蔣介石一般都會批準。胡宗南要求調用的人，蔣介石有求必應。
爲了造就一支“忠實于蔣，聽命于己”的軍隊，胡宗南制定了一套獨特的幹部政策，即“黃、浙、陸、一”用人标準。
“黃”，即黃埔軍校畢業生；“浙”，即浙江人；“陸”，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一”，爲第一師的老幹部。保定系、各講武堂系的軍官均被排除在外。
在胡宗南的隊伍中，連排長大部分是第七分校的畢業生，營團長大多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軍師長則全部爲黃埔軍校畢業生，集團軍司令更全部是黃埔一期生。
在各級司令部的幕僚中，胡宗南安排了不少浙江老鄉，在他的副長官部中，很多處長、科長都是浙江人。
爲了滿足用人需求，使所部有充足的軍官來源，胡宗南還經蔣介石批準，在西北設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以及各種人才訓練班，培養的學員大多分配在胡宗南所屬部隊。國民黨中央主辦的軍事學校畢業生，分配到胡宗南所部的人數也在其他戰區之上。
胡宗南所部的軍需補給，也遠遠優于其他國民黨軍隊。武器彈藥等各種軍事器材，均要優先供應胡宗南的部隊。而胡宗南所領取的經費更是數額龐大，占據了全國軍事支出的1/4。關中盛産小麥、棉花，胡軍糧草、軍服等補給也相當充裕。
蔣介石對于胡宗南的全力扶持，令胡宗南十分感激，他曾對親信說：
“這麽好的先天條件，若還不能在西北幹出一番驚天偉業，我就對不起校長的一番苦心。”
胡宗南坐鎮西北，銳意經營，尤其注意整頓軍紀，籠絡民心。他爲此嚴令官兵在駐地以外一律不準露營，晚上不準随便外出，不許踏入民房一步。
胡宗南還令部隊參與地方建設，幫助西北人民修橋鋪路，極大地改變了西北基礎設施薄弱的面貌。而軍隊所需糧秣雜物，均以現金購買，公平交易，不準低價強買。
胡宗南的做法受到西北民衆的歡迎，當地百姓曆經多年戰亂，遇到如此守規矩的部隊，因而對胡宗南十分擁戴，胡宗南也得以在西北迅速站穩腳跟，以西北地區國民黨最高統治者身份，很快擁有了“西北王”的稱号。
1940年，蔣介石要赴西安王曲參加第七分校16期學生畢業典禮。胡宗南得知後，立即着手爲蔣介石準備一座行宮，購買了大批高檔家具，參加布置之人，多達四五百。
胡宗南還專門派人設計圖樣和尺寸，乘坐飛機飛往迪化，采購了一套特制的地毯。并委托結拜兄弟、軍統特務戴笠在美國購置防彈小汽車，供蔣介石乘坐。
蔣介石飛抵西安後，胡宗南除鞍前馬後地照顧外，更是時時問候、請安，晚上睡覺前會給蔣介石打來電話，關切地詢問：
“校長晚上胃口可好？現在精神如何？有什麽需要的？”
早上則問：
“校長昨晚睡得如何？早餐是否合胃口？”
畢業典禮結束後，胡宗南陪蔣介石參觀王曲鎮市容，走到一家商店門口時，蔣介石被櫥窗裏的博士帽所吸引，随便問了店員一句：
“一頂多少錢？”
“兩元一頂。”店員熱情回應，“我們有很多款式，都是兩元一頂，歡迎選購。”
“兩元？”蔣介石有些吃驚，随即掏錢買了一頂。
對西安物價之低廉，蔣介石感到十分欣慰。卻不知這是胡宗南暗中作假，令王曲鎮所有商店，按戰前價格出售商品，損失由第七分校承擔。
此次蔣介石親赴西安，對胡宗南更加信任，深感将西北交予胡宗南，沒有讓他失望。
5. 險勝對手陳辭修
1944年6月，蔣介石重新劃分戰區，以“西北王”著稱的胡宗南，原以爲可以升任戰區司令長官，殊不料事與願違，不僅職務原地踏步，而且“頂頭上司”換成了他最不願與之合作的一個人——陳誠。
蔣介石任命陳誠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改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
陳誠與胡宗南的原上司朱紹良不同，朱紹良可以做挂名司令長官，胡宗南身爲副職可以掌控全局；陳誠則不會做挂名司令長官，陳誠是蔣介石的大紅人，來了就要掌握實權。
胡宗南一向隻聽命于蔣介石一人，對其他人概不買賬。爲了抵制陳誠，在陳誠赴任之前，便秘密召開軍師長會議，交代關于陳誠的一切命令、電令和調令等，必須呈報胡宗南，經胡宗南同意後才能執行。
安排好一切，胡宗南便以身體不适爲借口，給蔣介石拍了個電報，稱上華山養病去了。然後躲在華山，等着看陳誠到任後上演的好戲。
胡宗南與陳誠，同爲蔣介石的心腹大員，卻是各成一系。陳誠爲準黃埔系，其手握重權，深爲黃埔系軍政人員所不滿。尤其陳誠與宋美齡的幹女兒譚祥結婚後，更受蔣介石的倚重，與黃埔系将領的矛盾日漸加深。黃埔系中胡宗南與戴笠關系密切，兩人對陳誠都有意見，于是聯合賀衷寒、鄧文儀等黃埔系人員，内外夾擊，竭力動搖陳誠的地位。
對于陳誠與黃埔系之間的矛盾與争鬥，蔣介石心知肚明，爲了平衡兩系關系，平息黃埔系憤怒，撤銷了陳誠政治部部長及三青團中央書記長之職，使陳誠在國民黨内的地位受到一次不小的打擊。陳誠一氣之下胃病複發，對胡宗南等“黃袍（黃埔）加身”的人十分惱火。
爲了報複胡宗南，當蔣介石在重慶劃分戰區時，陳誠主動要求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并點名讓胡宗南擔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想借機殺殺胡宗南的威風，壓壓黃埔系的氣焰。
然而，出乎陳誠意料的是，一上任就不見胡宗南身影，而胡宗南的部隊根本不聽他的指揮，特别是胡宗南親任過司令的34集團軍，更是針插不入、水潑不進，氣得陳誠一次次到蔣介石面前告狀。
1944年4月，日軍集中了五六個主力師團共計16萬人，向中原發動大規模進攻。中原守軍蔣鼎文、湯恩伯的部隊一觸即潰，鄭州、偃師、洛陽、渑池相繼失陷，潼關告急，西安震動。
胡宗南聞訊後慌忙下山，趕赴華陰指揮作戰。他調集精銳部隊34集團軍和第1軍，在陝州虢鎮和豫西的靈寶等地阻擊日軍，成功将數萬日軍打退，取得靈寶防守戰的勝利。
對此，胡宗南大肆宣揚，稱自己的部隊挽救了豫西和中原危局，并大張聲勢地爲參戰營以上指揮官記功晉級，傳令嘉獎。蔣介石因此戰功晉升胡宗南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将陳誠調回重慶，升任軍政部長。
内戰戰場，王牌軍一觸即潰
1. 屢戰屢敗誰之過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胡宗南親自到鄭州接受投降。
10月3日，胡宗南晉升上将軍銜，10日被授予勝利勳章，再創黃埔第一——成爲黃埔學生中最早、也是唯一一位在去台灣前就獲得上将軍銜的将領。
1946年6月，全面内戰爆發，胡宗南受命抽調主力部隊，以“高度機動，急速圍殲”的策略，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不料中原解放軍采取“立即突圍，愈快愈好”的策略，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勝利完成了戰略轉移任務。
胡宗南隻能在日記中哀歎：
“此次剿匪計劃完全失敗。”
9月初，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進兵晉東南，打通同蒲路北段，與山西閻錫山部隊配合“肅清”解放軍太嶽兵團。太嶽兵團司令員是胡宗南的黃埔第一期同窗陳赓，爲應對陳赓，胡宗南派出主力部隊整編第1軍。
11日，胡宗南賴以起家的第1師改成的整編第1旅進占臨汾。晚7時，第1旅正待宿營，突然槍聲四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已毫無預兆地被陳赓、謝富治大軍包圍。
由于毫無思想準備，第1旅官兵在匆忙應戰之中，隊伍混亂，士氣大減，未過12時，戰鬥已結束，這支全套美式裝備、具有“天下第一旅”之稱的“王牌勁旅”，竟在5小時内被解放區全殲，被譽爲國民黨“百戰百勝将軍”的第1旅旅長黃正誠被俘。
消息傳到西安，胡宗南大爲震驚，他賴以起家、苦心經營的第1旅，就這樣在頃刻間滅亡！胡宗南如喪考妣，痛心疾首。
在聽完第1旅覆滅始末後，胡宗南沉默片刻，随後喃喃自語：
“解放軍怎麽會知道第1旅進入臨汾，怎麽會如此迅速地完成包圍？……隻有一個可能，他們知道我們要去臨汾，設下這個圈套。……是誰洩的密？”
胡宗南的最後一句，是在問身邊的機要秘書——熊向晖。
熊向晖面不改色地說：
“我們的行動，隻有西安有關人員和參戰部隊師長以上将領知道，若真的有人洩密，透露給了共産黨，就一定要查清楚。”
“怎麽查？”
“應指定專人，将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此次行動之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單，秘密審查。”
胡宗南點點頭，立即指派特務，密查此事，但最終無果。
10月中旬，胡宗南以解放軍有進攻榆林意圖爲名，向蔣介石提出突襲延安、攻占陝北的作戰計劃，請求将整編第1軍從山西調回，會同在陝甘的部隊，在11月初展開行動。
蔣介石沒有同意，令胡宗南繼續打通同蒲路，完成作戰計劃。
1947年2月，蔣介石因“全面進攻”屢遭失敗，便改爲集中兵力，重點進攻陝甘甯和山東兩大解放區，嚴令胡宗南奪取延安。
胡宗南立即召來熊向晖，遞給他一個公文包，要求他根據公文包裏的文件，畫一份草圖。
“中午交給我。”胡宗南說。
“好的。”熊向晖鄭重作答。
“記得倒鎖房門。”胡宗南又叮囑一句。
公文包裏裝的，是兩份絕密文件，一份爲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另一份爲陝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
胡宗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對熊向晖信任有加，卻完全沒有想到，熊向晖的房門一鎖，首先做的，是照抄兩份文件。
3月2日晚，胡宗南有事外出。熊向晖再次倒鎖房門，将之前抄錄的兩份機密文件仔細閱讀，牢記在心，随後将抄件焚毀，餘燼投入抽水馬桶，用水沖走。
3月3日晚，熊向晖悄然離開，不知去了何處。
而胡宗南始終未察覺熊向晖的異常。
3月14日，胡宗南率部兵分兩路，大舉進攻陝北解放區，并向蔣介石保證：
“三日内拿下延安。”
此時，胡宗南已另組“天下第一旅”，并作好充分準備攻打延安。殊不料，此次進攻卻非常順利，19日，第1旅一路暢通進入延安城。然而，占領的卻是一座空城，中共中央早已主動撤出延安。
進入延安空城後，胡宗南組織作戰參謀捏造戰績，上報國防部，電報雲：
“我軍經7晝夜的激戰，第1旅終于于19日晨占領延安，是役俘敵五萬餘人，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
蔣介石收到“捷報”，立即回電祝賀，并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雲麾勳章一枚。
胡宗南進占延安空城後，偵查不出西北解放軍主力動向，派兩個兵團向延安東北方向和西北方向大掃蕩。
3月25日，胡宗南精銳部隊整編第31旅在青化砭被西北野戰軍全殲，旅長李紀雲被俘。
胡宗南随後采取國防部制定的“方形戰術”，将兩個兵團排成數十裏寬的方陣，行則同行，宿則同宿，向延川、清澗掃蕩。
然而，西北野戰軍仿佛洞悉了胡軍行動，将其牽着鼻子走，緻使胡軍“方陣”爬山梁，睡草地，啃幹糧，被拖得筋疲力盡，最終于4月16日在羊馬河遭遇西北野戰軍襲擊，135旅全部被殲，代理旅長麥宗禹被俘。
首敗青化砭，再敗羊馬河，不僅使胡宗南兩月内完成陝北“剿共”任務的計劃破産，而且頹勢一發而不可收。
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龍被全殲，旅長李昆崗被活捉，蟠龍基地的1000多匹騾馬、4萬多套軍服、1.2萬餘袋面粉、無以數計的槍支彈藥統統成爲了解放軍的戰利品。
接二連三的部隊被全殲，将胡宗南的信心一點點打擊殆盡，胡宗南不由對軍隊戰鬥力和自己的指揮能力産生懷疑。
蟠龍戰役失利後，胡宗南作出深刻總結，認爲若部隊能夠抱着決不投降、我在陣地在的信念，就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他号召全體軍官認真總結，痛定思痛，接受教訓。
同時，胡宗南也認識到，國民黨部隊内部派系林立，各部隊之間協同作戰能力不強，彼此之間各自爲戰，加之指揮上的失誤，因此部隊很容易被共産黨逐個殲滅。
胡宗南最終決定“龜縮延安隻守不攻”。
直到此時，胡宗南對熊向晖仍十分信任，爲了培養人才，特地保薦熊向晖去美國留學，此前因奪取延安，身邊缺少得力助手，推延了熊向晖赴美時間。作出據守延安的決定後，5月20日，胡宗南決定放熊向晖赴美。
“這裏已沒什麽事情，你可以赴美深造了。”
雖然萬分地不願離開，熊向晖也不得不表示服從命令。
“明天就走吧。”胡宗南與熊向晖握握手，再沒有多說什麽。
此後，胡宗南再未與熊向晖見面。
2. 可疑的機要秘書
胡宗南在西北戰場屢戰屢敗，雖作了深刻總結，但始終沒有意識到，是他身邊潛伏着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直接導緻了他的接連失敗，熊向晖便是其中之一。
熊向晖曾就讀于清華大學，1936年12月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共産黨。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報名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爲國民黨第1軍胡宗南部“服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1938年年初，胡宗南在武昌接見了服務團人員。當時，胡宗南手執名冊，依次點名，被點名的人，都會按照事先規定的軍禮，答“有”，但當點到熊向晖的名字時，卻聽到一聲“我就是”。
胡宗南擡頭看了熊向晖一眼，隻見熊向晖舉着右手，雙目炯炯。胡宗南沒有多說，像對其他人一樣，對熊向晖進行提問：
“貴庚？”
“再過3個月零4天滿19周歲。”
胡宗南不由得再看一眼熊向晖，繼續問：
“熊先生爲什麽到本軍來？”
“參加革命。”
“熊先生來本軍是爲了參加革命？”胡宗南一怔，反問一句。
“孫中山先生遺囑第一句就是‘餘緻力國民革命凡40年’，貴軍是國民革命軍第1軍，到貴軍來當然是參加革命。”
“怎樣才是革命？”胡宗南被熊向晖一次次與衆不同的回答勾起了興緻。
“孫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務是‘驅逐鞑虜，恢複中華’。現在，‘驅逐鞑虜’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看着熊向晖，滿意地笑了，随後低頭在名單上畫了一個圈，繼續點名。
當晚，胡宗南單獨找熊向晖談話，了解了熊向晖的學曆和經曆，并開始留意熊向晖在服務團裏的工作。
5月，胡宗南再次召見熊向晖，決定讓熊向晖到西安，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學習，并加入國民黨。
次年3月，熊向晖學習期滿，被胡宗南指定在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生緻詞。熊向晖慷慨激昂的緻詞讓胡宗南頗爲賞識。禮成後，胡宗南将熊向晖召到身邊，征詢他的意見：
“我現在需要一名既懂軍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你是否願意擔任我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
“能爲胡長官服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我曾是清華‘民先’隊負責人，若在您身邊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怕會被人說閑話。”
“我一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決定的事情，其他人誰敢說不。”
“既然如此，我定會全力以赴，做好您布置的任務。”
就這樣，熊向晖成爲了胡宗南的親信助手。除了處理文電和日常事務外，熊向晖還要爲胡宗南起草講話稿。
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頗有氣勢，甚合胡宗南的口味。熊向晖的辦事方式，也非常符合胡宗南的習慣。因此，胡宗南對熊向晖越來越信任和重視，卻不想，就是他最信任的人，一次次将他的作戰計劃傳遞給共産黨，緻使他逐步走向滅亡。
3. 胡部千裏大潰退
熊向晖雖然被送去美國，離開了胡宗南的身邊，但胡宗南所部的敗勢，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1948年2月下旬，解放軍重兵包圍關中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劉戡率29軍馳援，卻正中解放軍圍點打援之計。當29軍行至瓦子街時，便遭到解放軍的伏擊，經過兩天激戰，整編第29軍被全殲。中将軍長劉戡見戰無援兵，退無後路，老本已經拼光，即使逃回去也不光彩，遂于絕望之中“自殺成仁”。
此戰失敗，打碎了胡宗南最後的一點心理平衡，從此他再也不敢和解放軍對陣，以緻在以後近兩年間，碰到解放軍便躲來閃去，擺出打的架勢，卻乘機一走了之。
4月21日，胡宗南率部撤出延安，國民黨重點進攻陝北的計劃徹底失敗。
1949年4月，國共和談破裂，解放軍向江南大舉進攻。同月，解放軍攻占太原。胡宗南擔心華北解放軍渡過黃河，與西北野戰軍會師，懾于解放軍的強大攻勢，開始作着逃跑的打算。
5月初，西北野戰軍開始向關中進軍。
5月16日，第1野戰軍1、2兵團直逼鹹陽，第18、19兩個兵團從潼關、韓城處渡過黃河，向西安靠攏。
5月18日，胡宗南被迫撤出盤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躲進秦嶺。爲保存實力，準備将主力部隊第1軍、第38軍等編爲18兵團，集結川北，以掩護國際補給線爲名，開進雲南，其他部隊暫時留駐四川，一旦形勢緊張，便可在18兵團的接應下撤退雲南，在滇緬邊境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國際局勢變化，以圖東山再起。
然而，胡宗南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将主力撤往滇緬邊界以保持實力，均被蔣介石拒絕。
夏秋之際，解放軍先後解放南部諸省，開始向西南進軍。蔣介石親赴重慶指揮，企圖固守四川，作最後一搏。蔣介石沒有料到解放軍進軍如此神速，在解放貴陽後，即西出泸州、畢節，切斷了成都國民黨軍向西康、滇西的逃路。同時又在川東擊潰宋希濂、羅廣文部，直逼重慶。
坐鎮重慶的蔣介石隻能逃往白市驿機場，并電令胡宗南派第1軍前來保駕。
胡宗南還在作着随時将第1軍運往滇西，打通滇緬路，逃脫被解放軍殲滅成都平原的準備。接到蔣介石命令，隻得令第1軍星夜馳援。
11月28日，胡宗南由漢中撤往成都。翌日，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政府一些成員從重慶逃到成都。12月8日，胡宗南被任命爲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代行長官職權，全權負責指揮川西各部同解放軍作戰。
但随着12月9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宣布起義，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也在暗中聯絡起義事宜，蔣介石聞訊後于12月10日飛往台灣，12月11日，劉文輝等即通電宣告起義。
随即，胡宗南部20萬大軍陷入解放軍的包圍之中，胡宗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多次向蔣介石電呈成都突圍計劃，蔣介石均不予批準，胡宗南無計可施，隻好坐以待斃。
直到12月18日，蔣介石才勉強批準了胡宗南的組成兩大兵團、“東打西進”的突圍計劃，并要求胡宗南親自指揮突圍。
但此時情況已萬分危急，胡宗南爲保全性命，已無暇顧及蔣介石的旨意，于23日丢下部隊，私自乘飛機逃離成都，留在四川的三個兵團全部戰場起義。
胡宗南棄師潛逃，原本打算直飛西昌，無奈天氣不好，隻好轉飛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機場。蔣介石對胡宗南曆來偏袒，這次聽到胡宗南獨自逃命，真是動了火氣，要将其查辦。好在顧祝同從中斡旋，蔣介石才同意胡宗南再回西昌，保證堅守三個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戴罪立功。
爲鼓勵胡宗南，使之守住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西昌，12月28日，蔣介石又緻函胡宗南加以撫慰，稱：
“此時大陸局勢系于西昌一點，而此僅存之點，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顧一切，單刀前往，坐鎮其間，挽回頹勢，速行必成，徘徊則革命爲之絕望矣。務望發揚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務，不愧爲吾黨之信徒，是所切盼！”
此時胡宗南手下将領已非降即逃，餘下的殘部也是人心惶惶，兵無鬥志，将無信心。解放軍一旦揮師西進，休說三個月，即使三天亦難以堅持，怕是不等兵臨城下便望風而逃了。胡宗南明知防守無望，蔣介石的命令卻不敢不從，隻好硬着頭皮，于12月30日飛赴西昌。
西昌是西康省東南數十公裏的一個小盆地，四周多深山高谷，爲彜族聚居區。胡宗南飛抵西昌機場時，迎接他的隻有其嫡系第1師團長朱光祖部的零落隊伍。
也許是天不滅胡，胡宗南竟然堅守到了1950年1月底，3個月的期限已滿，國際形勢并未發生什麽明顯變化。但西昌是蔣介石統治大陸的最後一點象征，蔣介石豈肯輕易放棄！爲了給胡宗南打氣，蔣介石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和蔣經國秘密飛往西昌，以親筆信函指示胡宗南：
“雲南情況變化之後，西昌當更艱難，最近如将台北軍火配運西昌爲可能之事，如匪攻台灣，餘必與台灣共存亡，而決不出國。”
胡宗南在回函中表示：
“此間情勢至爲艱危，但如能在2月15日以前空運1個師之武裝、彈藥到西昌，則大陸據點，西昌局勢仍在可爲。”
但蔣介石已無力提供1個師的兵力了。
3月下旬，解放軍兵分兩路，渡過金沙江，向西昌挺進，胡宗南自知力不能敵，開始準備秘密逃跑。
3月26日，解放軍兵臨城下，将西昌團團包圍。胡宗南将剩餘6萬部隊的指揮權交給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羅列，自己偕心腹十餘人，偷偷乘飛機經過海口轉逃台灣，所留殘兵敗将很快被解放軍消滅。
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一張“王牌”，徹底滅亡。
衆矢之的，失意中落幕人生
1. 險上軍事法庭
坐在逃往海口的飛機上，胡宗南憂心忡忡，兩年裏潰敗之神速，令他心中酸澀難忍，深感辜負了校長多年的栽培，心中已在默默歎息：
“此生恐怕不能善終……”
3月27日，即胡宗南從西昌逃到海口的當天，台灣政府宣布，撤銷胡宗南一切職務，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至此，胡宗南已一無所有，地盤沒了，兵馬丢了，隻有這麽一個有名無實的虛銜。
飛抵台北後，胡宗南辦完公事，趕緊灰溜溜跑到台灣東部的花蓮海濱。這裏背山靠海，環境清幽，是修養身心的聖地。胡宗南以爲龜縮在花蓮海濱就可以被世人遺忘，免去敗逃責任的追究。
但事與願違，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港台各大報紙突然刊登了一篇對他的彈劾文章，一時間輿論大嘩，譴責胡宗南的聲音鋪天蓋地地向他襲來。
原來，胡宗南丢了西北丢西南，被台灣政府許多官員憎恨，他們強烈要求追究胡宗南的責任，将其懲辦。“監察院”陝西籍委員、時年72歲的李夢彪，聯合46名監察委員，向“監察院”提出對胡宗南的彈劾。而港台各報刊出的對胡宗南的彈劾文章，便出自李夢彪等人之手。
與此同時，台灣國民黨政府正在開展一場“整肅失職軍政官員”的運動。在胡宗南的第34集團軍任過總司令的胡宗南的黃埔一期同學李延年，因在福州綏署副主任任上失守平潭島，與73軍軍長李天霞一起，以“擅自撤退，有虧職守”之罪名被扣押，交由軍事法庭審判。
在此情況下，胡宗南讀到李夢彪等人的彈劾文，自然膽戰心驚。他慌忙從花蓮海濱休養地趕回台北，悄悄住進錦州街湯恩伯的家中，開始想辦法疏通關系。
胡宗南發動親朋故舊、幕僚下屬，四處托人找關系，爲其消災解難。有人找到李夢彪等提案人，好話說盡，李夢彪非但不買賬，而且因上門求情者太多，不勝其煩，幹脆寫了一張字條貼在門口牆上，曰：
“貴客光臨，如有爲胡宗南作說客者，請緘尊口，以免鄙人開罪。”
胡宗南的親友團見李夢彪這條路行不通，隻好另辟蹊徑，想到以民意代表對民意代表的辦法或許有效，于是說服了一些“立法委員”，由頗有聲譽、律師出身的江一平領銜，聲稱有張鴻烈、劉暨、許紹棣等108人署名，聯合上書蔣介石與陳誠，爲胡宗南“辯誣”，列舉胡宗南一生種種業績和艱難，使胡宗南這個喪師失地的敗軍之将，搖身一變成爲忠勇奮發、功勳卓著的有功之臣，要求“行政院”愛惜人才，免其議處。
在大陸時期，陳誠與胡宗南争寵奪勢，嫌隙甚深，但此時陳誠身居高位，卻并未對胡宗南落井下石，而是與蔣介石商量後，将彈劾案交“國防部”處理。“國防部”根據蔣介石授意，采取“拖”的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後得出四個字結論：應免議處。
至此，胡宗南總算躲過一劫，擔憂已久的心終于放松下來。
胡宗南深知，決定他命運的，既有陳誠的寬容，更有蔣介石的袒護。作爲“天子第一門生”加浙江籍老鄉，蔣介石念及胡宗南大陸時期的頗多戰功及對他的一貫忠誠，在這關鍵時刻選擇了袒護胡宗南，令胡宗南感動不已。
但“天子第一門生”的輝煌，永遠地成爲了曆史。
2. 又風光了一回
逃過一劫之後，胡宗南開始了賦閑在家無所事事的平靜生活，他頗有自知之明，從未妄想會再度出山。
然而，1951年3月17日，胡宗南突然接到蔣介石的命令，任命他爲“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要他去浙江省東南海中的大陳島地區，整理指揮沿海遊擊部隊，組建“江浙反共救國軍”。
大陳島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東部、台州灣東南、台州列島中南部。1949年國民黨軍相繼從蘇南、浙江、福建等地敗逃後，有爲數不少的殘兵敗将與地方部隊逃到了東南沿海的各個島嶼。
對于這些殘兵敗将，國民黨當局起初并沒有重視。朝鮮戰争爆發後，美國情報機關得知中國東南沿海島嶼上尚留有一些國民黨遊擊部隊，認爲可以利用這些遊擊部隊牽制中共力量，遂與台灣當局商定，由美台雙方共同整理東南沿海遊擊部隊。
于是，蔣介石選中胡宗南去大陳島地區整編這些散兵遊勇。
之所以選中胡宗南，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胡宗南作爲高級軍事将領，有整軍經武的經驗；其次，胡宗南是浙江人，熟悉東南沿海的地理地貌及風土人情；其三，胡宗南赴台後，被彈劾受挫折，屢遭打擊，如今賦閑一年，安排一個實際職務，對他既是一種安慰和勉勵，又可最大限度地調動其積極性。
事實正是如此，胡宗南一生戎馬，如今能有機會再度領兵打仗，心中激動不已，對蔣介石更是充滿感激之情。他随即化名秦東昌，火速前往大陳島就任。
抵達大陳島後，胡宗南住進盤踞該島的36縱隊司令王相義家中，其他随行人員住在财神廟，其中兩間廂房草草布置一下，便成了胡宗南的“總指揮部”。
雖然條件簡陋，但胡宗南幹勁十足。他首先對駐守各島的遊擊部隊進行調查摸底，傳見各遊擊司令，又乘艦到各島巡視部隊，申明紀律。
接着，他一面向各部隊供應從台灣運來的糧食、武器、裝備，一面派遣人員到各遊擊部隊中“擔任教官，協助訓練，兼負思想考核之責，授以副署命令之權”，逐步控制了各部隊的指揮權。
整編完部隊，胡宗南開始指揮部隊向大陸沿海地區發動進攻，襲擊占領了南、北麂，并在突襲平陽縣金鎮衛與福建沙埕港中得手。
1952年10月，胡宗南又任命馮龍爲前線指揮官，率部對披山島之南的寨頭、雞冠山、羊嶼等島發動進攻，在各島登陸後，與守島解放軍發生激戰。戰後，胡宗南将繳獲的解放軍槍炮作爲戰利品送到台北，向台灣當局呈報戰績。“國防部”将“戰利品”陳列在台北新公園博物館，作爲“第三屆國軍克難成果”展出。前線指揮官馮龍被授予“五等寶鼎獎章”；另有45名官兵獲選台灣本年度“戰鬥英雄”；1952年年底，胡宗南被任命爲“浙江省政府主席”，1953年1月，又被任命爲浙江省黨務特派員。
胡宗南仿佛又找回了昔日風光，但好景不長，随着朝鮮戰争的即将結束，中共加強了東南沿海的軍事力量，1953年年初，解放軍發兵奪回雞冠山，并在大小麂山設置炮兵陣地，每日炮轟胡部控制的披山島。
胡宗南親自上陣，率部對大小麂山及其北面的羊嶼島解放軍發動進攻，但均以失敗告終。
1953年6月24日，解放軍又占領了積谷山島。由于積谷山島距離大陳島很近，積谷山的失守，直接影響大陳島的防守。蔣介石及台灣當局頓時緊張起來，台島上也議論紛紛，傳言大陳島也即将“陷共”。
7月初，台灣當局撤銷“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改設“大陳防衛司令部”，由剛從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學成歸台的少壯派中将劉廉一出任大陳防衛司令，率正規軍第46師進駐大陳地區各島。
胡宗南的“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因此被自動免職，他本人也結束了在大陳島将近兩年的軍事生涯。胡宗南離開後，國民黨軍隊在大陳地區遭遇了更加慘重的失敗。
返回台北後，胡宗南仍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不久奉命進入國防大學進修。盡管馳騁沙場大半生，忽然坐下來學習很不适應，但胡宗南仍然聽從安排，認真讀書，于1954年2月以優異的成績從“國防大學”畢業，接着在台北家中研究軍政。
1955年8月，蔣介石數次召見胡宗南。胡宗南由于賦閑在家心情郁悶，趁機再三請求“爲國效命”，蔣介石便任命他爲澎湖防守司令官，駐守澎湖。
接到任命，胡宗南十分高興，立刻欣然西渡，到澎湖上任去了。
不久，“國防部”新任參謀總長彭孟緝到澎湖巡視，胡宗南作爲防守司令官親自前往機場迎接。彭孟緝是黃埔第五期生，胡宗南作爲黃埔一期生，“天子第一門生”，曾經不可一世的“西北王”，在大陸時期，何曾将黃埔後期的晚生後輩放在眼裏，如今卻不得不對彭孟緝畢恭畢敬，心中的苦澀可想而知。
1959年10月，胡宗南的澎湖防守司令官任期屆滿，奉命調回台北，仍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不久又奉命進入國防研究院任研究員。
此後，胡宗南再也沒有得到“爲國效命”的機會，每天隻能靠看看報紙、寫寫文章來消磨時光……
3. 婚姻一波三折
如同宦途的挫折，胡宗南的婚姻生活也是一波三折。
胡宗南先後結過兩次婚，第一次結婚在投筆從戎前，當時胡宗南在孝豐小學教書，與孝豐縣城有名的美女梅秀棠結爲夫妻。胡宗南是孝豐有名的才子，兩人可謂是郎才女貌，周圍人無不羨慕。
但胡宗南封建意識濃厚，對梅氏要求苛刻。有次梅氏想出去看戲，胡宗南不同意，梅氏便背着胡宗南與女伴一起去了。胡宗南知道後，認爲梅氏不守婦道，從此對梅氏漸漸冷落。胡宗南投筆從戎後，官越做越大，對梅氏再也不予理睬，以至于多年不曾回家。梅氏後來抑郁而死，隻是她至死不明白，胡宗南對她的冷落，僅僅因爲她看了一場社戲。
梅秀棠去世後，胡宗南很長一段時間孤身一人，國民黨要員以及同僚部屬紛紛表示關心，主動爲他介紹對象，他都以“國難當頭，何以爲家”婉拒，被蔣介石引爲楷模。
胡宗南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之後，國民黨“CC”系領袖陳立夫在一次偶赴西安時，也爲胡宗南介紹了一門親事：
“孔院長（孔祥熙）有位二小姐，名喚孔令偉，是重慶城内數一數二的名媛淑女，深得委員長和夫人喜愛。委員長和夫人對壽山兄一向器重，有意将孔二小姐許配壽山兄，不知壽山兄意下如何？”
盡管胡宗南個頭不高，但當時戰績赫赫，在蔣介石面前大紅大紫，又身居高位，可謂前途無量，因此孔令偉對這樁婚事比較滿意。
而胡宗南也知道，娶了孔二小姐，就多了一份與陳誠抗争的資本，對蔣介石夫婦特别是宋美齡來說，孔令偉這個外甥女要比幹女兒近一層（陳誠娶蔣介石夫婦幹女兒譚祥），因此答應與孔二小姐見面。
胡宗南将此事告知結拜兄弟戴笠，戴笠立即表示反對：
“孔二小姐生性孤傲，行爲放蕩不羁，平日奇裝異服，絕不是你喜歡的類型。”
經戴笠提醒，待孔二小姐親自到西安相親的時候，胡宗南決定事先到下榻之處觀察，果然見這位二小姐相貌醜陋，舉止粗俗，而且短發西裝，雌雄莫辨。又聽屬下說這位二小姐常牽着小狗出遊，品行不端，心中更加反感。
爲了巧妙拒絕這門親事，胡宗南按戴笠的計策，先給孔二小姐打電話，約她一起出去遊玩。胡宗南故意把自己打扮得邋裏邋遢，孔二小姐見到胡宗南後，感覺跟陳立夫的吹噓有很大差距，心中已有些不快。
等兩人到達遊玩地後，胡宗南與孔二小姐步行觀光，大約走了兩個小時的小路，孔二小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腳上都磨出了水泡。胡宗南卻佯裝不知，依然贊美風景，絲毫沒有憐香惜玉的表示。
據說孔二小姐返回上海後，一到家便對胡宗南破口大罵，并發誓說：
“就是他胡宗南當了皇帝，我孔某人對他也毫無興趣！”
盡管是孔二小姐“沒看中”胡宗南，但陳立夫和孔祥熙似乎都明白内中隐情，因此對胡宗南十分不滿。
其實戴笠反對胡宗南和孔二小姐在一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有意撮合胡宗南和他的秘書兼同鄉葉霞翟。在孔二小姐之前，戴笠就已經介紹兩人相識。
葉霞翟比胡宗南小10歲，長得秀麗端莊，畢業于上海光華大學，可謂是才貌雙全。
胡宗南第一次見到她時很是滿意，可是由于當時抗戰爆發，此事也就拖了下來。而不久後，葉霞翟也赴往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不過這期間兩人的聯系沒有中斷。
在斷斷續續聯系了十年之後，胡宗南和葉霞翟終于在1947年3月，結爲百年之好。
婚後因戰事緊急，胡宗南忙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有時間陪伴嬌妻，到台灣後兩人也是聚少離多，但葉霞翟對此沒有絲毫抱怨，隻是默默地在家中操持家務、撫養兒女，閑時便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後來還成了台灣的知名女作家。
胡宗南去世後，葉霞翟寫了一本記述她與胡宗南愛情史的傳記著作《天地悠悠》，稱胡宗南是“夢裏的王子，風流儒雅的将軍”。
胡宗南到台灣後，雖然朋友故舊不少，但家庭中卻很清冷，除了妻子兒女再無他人，父母兄弟親戚等無一人去台。胡宗南身居高位多年，不消說關照家人親戚，他甚至連家人都不肯見。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胡宗南升任第1軍軍長後不久，軍隊駐在徐州，他的父親聞訊後，特地從孝豐老家趕往徐州去看望兒子，在胡宗南的司令部門口被衛兵攔住。他自報家門後，衛兵一聽是軍長的父親，趕緊進去報告。
不料，胡宗南卻面不改色地說：
“這個人我不認識，叫他回去。”
衛兵出來回報其父，其父一聽又驚訝又氣憤，隻好強壓住火氣對衛兵說：
“他是我的兒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麽會不認識我呢？你再去對他講，叫琴齋自己出來見我。”
衛兵不敢怠慢，再次進去報告，不想這次胡宗南直接翻臉，怒斥道：
“哪裏來的鄉間老頭，這般無理，把他攆走!”
但随後，胡宗南又悄悄安排一名心腹副官跟蹤他的父親，等副官回來報告他父親住在哪個旅店後，他才換上便衣去旅店看望父親。走進旅館，胡宗南交給父親300塊錢，說：
“你回家吧，以後不要随便到司令部來找我。”
胡父氣得火冒三丈，大罵兒子不孝，一怒之下，錢也沒拿，找孝豐老鄉借了點盤纏就回了老家。從此，他隻當沒生過這個兒子，一直在孝豐“糧櫃”上做小吏，直到得了不治之病而亡。
4. 病榻上的慰藉
多年的軍旅生活，使胡宗南練就一副好身闆，平時很少生病。然而到了1961年7月，65歲的胡宗南漸漸感到身體不适，經常咳嗽不止，身體也總是疲乏無力。
開始，胡宗南并未在意，仍然像過去一樣讀書，按時作息。後來病情加重，家人隻好爲他延醫診治，請來台灣“陸軍總醫院”的丁農醫生。丁農醫生檢查後，發現胡宗南有高血壓、糖尿病的症狀，在飲食調養上給他作出一些規定，讓他平時注意節食，尤其要忌食糖類、肉類。
多年來，胡宗南一直生活簡樸，飲食上也從不講究，聽了醫生的叮囑，便從此不沾糖類和肉食，每天僅吃一些蔬菜水果和粗糧。幾個月以後，胡宗南的身體漸漸消瘦，但并無不适，而且精神狀态很好。
不料，11月的一天，胡宗南前往參加“戰略顧問委員會”會議，會議地點在台北介壽館四樓，上到二樓的時候，胡宗南忽然感到渾身無力，再也上不去了，隻好托人請假回家。回到家後，胡宗南感到情況好轉，也就未向家人提及此事。
1962年2月初，丁農醫生到胡宗南寓所爲他檢查身體，發現他心髒有些不正常，建議他住院診治。2月7日是農曆正月初三，胡宗南住進了台北“榮民總醫院”。
胡宗南住院後，很快驚動了台北黨政要人與其親朋好友及舊日部屬，來醫院看望他的人絡繹不絕。就在他住院的第二天，蔣經國便來到醫院看望，緊接着，蔣介石也來到“榮總”，走進了胡宗南的病房。
看到蔣介石出現在病房門口，胡宗南激動不已，立即掙紮着要坐起來，蔣介石連忙示意要他躺下，并且快步走到床前，握了握胡宗南的手，還親切地試了下胡宗南的額頭，看看有沒有發熱，這讓胡宗南萬分感動，當場老淚縱橫，哽咽地說道：
“總統，您看我來了……”
蔣介石離開病房後，就到另一個房間，召集主治醫生，詳細詢問病情，并吩咐醫生用心醫治。
蔣介石走後，葉霞翟回到胡宗南的病床前，胡宗南趕緊詢問蔣介石在醫院的情形，葉霞翟一一相告，胡宗南聽後，蒼白的臉上竟泛起紅潤的光澤，可見蔣介石在他心目中是何等重要。
蔣介石的看望，給胡宗南帶來極大的精神安慰，由于心情愉快，病情也大爲好轉。
13日晚，胡宗南很早入睡。這天，葉霞翟因大兒子胡爲真生病發燒，回家照顧，病房裏隻有胡宗南過去的部屬袁學善守在病床前。
14日淩晨3時許，睡夢中的胡宗南突然發出一聲驚叫，一雙手高高舉起。
袁學善連忙詢問，見胡宗南沒有反應，便想将他高舉的手臂按下蓋進被子裏，卻發現胡宗南的手臂僵硬無法彎曲，趕緊按鈴召來醫生，醫生立即進行搶救，爲胡宗南注射強心針并戴上氧氣罩。
此時，葉霞翟已得到消息，急忙帶子女從家中趕來，到醫院時，胡宗南已進入彌留狀态。
3時50分，胡宗南因心髒病突發，經搶救無效離開人世，享年66歲。
2月16日，台灣當局組成了“胡宗南治喪委員會”，以國民黨的兩位軍事元老、“戰略顧問委員會”正、副主任何應欽、顧祝同擔任治喪委員會的正、副主任，以台灣政府軍政大員——胡宗南的好友、同學、部屬共40餘人擔任治喪委員會委員。
次日，胡宗南的悼念會在台北市極樂殡儀館舉行，前來吊唁的有台北各界人士3000多人。
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與“國民政府總統”的身份，爲胡宗南頒賜了“功著旗常”的挽額，又與“行政院長”陳誠，頒發第1458号旌忠狀，以“永垂式範”，并追晉胡宗南爲一級上将。
同年6月9日，胡宗南被安葬于陽明山上的紗帽山麓，依其生前所願，墓廬依山面海而築，以便他的靈魂能夠遠眺家鄉。
曆史評說
胡宗南作爲“天子第一門生”，在黃埔學生中創造了多個第一——第一個當軍長，第一個當軍團長、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第一個獲得上将軍銜，曾被評價爲“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
胡宗南能夠在黃埔生中脫穎而出，得到蔣介石的注意與重用，除了與蔣介石是同鄉，更在于兩次東征和北伐期間的疊建奇功，而胡宗南在所部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則令蔣介石發覺他鐵心反共，因而對他倍加信任和重用。
在對紅軍的“圍剿”中，胡宗南爲蔣介石立下赫赫戰功，正如周恩來所說：“反共戰争的大部分戰果是他取得的。”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胡宗南率第17軍團蟄伏在黃土高原上，招兵買馬，整訓軍隊。一要扼守黃河河防，阻止河東、山西日寇，保衛大後方；二要積聚勢力，爲抗戰後的内戰作準備。曾有國民政府通曉内幕之人說：“胡宗南的軍隊是準備于抗戰以後的，所以決不用于作戰，俾能全力訓練新軍。”但實際上，在國軍的幾個重要戰役中，都能見到胡宗南前往支援的身影，如1938年5月，胡宗南率部參與圍殲土肥原師團的蘭封戰役；8月，開抵信陽、羅山一線，參加武漢保衛戰；1944年5月增援豫西，阻止了數萬日軍的進攻，取得靈寶防守戰的勝利；9月空運增援桂林、重慶；1945年4月參加豫西西峽口之戰等。
但總體來說，胡宗南部因肩負特殊使命，抗戰中主要在關中養精蓄銳。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當胡宗南的部隊派上用場時，卻一觸即潰，屢戰屢敗，丢了西北丢西南。究其直接原因，是其部屬中有三位中共諜報人員，源源不斷地将胡軍情報洩露。由于胡宗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性格，這三人自始至終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被胡送往美國深造。這三位諜報人員便是被周恩來稱爲“後三傑”的熊向晖、陳忠經和申健。
逃台後，胡宗南遭到彈劾，成爲衆矢之的。後在其親友故舊的活動下，終以“應免議處”而躲過一難。但主要還是蔣介石念胡宗南一貫忠誠，決定放過他。
胡宗南的一生，是反共的一生，忠蔣的一生，是敗多勝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