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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一部)

陳誠 内戰敗将建設台島有方

他“土木系”起家,戰功顯赫,卻在内戰中連連敗北;作爲蔣介石的幹女婿,他既爲蔣介石臨危受命,也在失敗時爲蔣介石所袒護,丢了東北後率先飛台,穩定局勢,爲國民黨遷台保駕護航;他主政台灣,功績卓著,位居一人之下,一生清廉。

小檔案

姓名字号:陳誠,字辭修,别号石叟

籍 貫:浙江青田

生卒年月:1898.1.4—1965.3.5,卒年67歲

畢業院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軍 銜:陸軍一級上将

最高職務:“中華民國”“副總統”、國民黨副總裁

家 世:

先祖——河南人,明朝嘉靖年間遷至浙江青田,明末清初兵亂之中又遷往石蓋、四都等處。

太高祖的父親——茂遠,爲武學諸生,遷至高市。

太高祖——采芹,茂遠的長子。

高祖——國善,成爲當地首富。

曾祖——廷珪,生六子。

祖父——錦芝,廷珪的長子,妻子劉氏,生有二子,長子登遷,次子希文。

父親——希文,終身從事教育事業。妻子洪氏。

兄弟——二弟正修,三弟勉修。

妻子兒女:

發妻吳舜蓮,無子女。

妻子譚祥,生長子陳履安、次子陳履慶、三子陳履碚、四子陳履潔;長女陳幸、次女陳平。

簡 曆

1898年——1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縣。

1918年——入浙江省立體育專科學校。

1919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8期炮兵科。

1920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2年——任浙軍第2師第6團第3連見習官。同年任粵軍第1師第3團副官、連長及大元帥府警衛。

1924年——任黃埔軍校上尉特别官佐,旋任第2期炮兵區隊長,第3、4期炮兵隊長。

1925年——參加兩次東征任炮兵連長,後升任炮兵第2營營長。

1926年——任第21師第63團上校團長。

1927年——任第21師副師長,後升任師長。同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副廳長,後代任廳長。

1928年——任軍事教育處處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司令,兼第1集團軍炮兵集團指揮。

1930年——升任第18軍軍長兼第11師師長。

1932年——與譚祥結婚。

1933年——任贛粵閩邊區“剿匪”中央軍總指揮。

1935年——任廬山軍官訓練團副團長。同年,當選爲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6年——任晉陝綏甯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同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廣州分校主任兼廣州行營參謀長,晉加陸軍上将銜。

1937年——任第3戰區前方總指揮、第15集團軍總司令。

1938年——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9年——晉任陸軍二級上将。

1943年——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

1944年——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總司令。

1946年——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部總司令。

1947年——晉升陸軍一級上将。

1948年——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委員。

1949年——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

1950年——任“行政院”院長。

1952年——當選爲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常務委員。

1954年——當選爲“副總統”。後任“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7年——當選爲中國國民黨副總裁。

1960年——連任“副總統”。

1963年——連任副總裁。

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北去世,終年67歲。

追随蔣公,一路青雲直上

1. 偶遇三位引路人

1919年春,21歲的陳誠手握兩張文憑——省第十一師範學校和體育學校的畢業證,蟄居杭州,遲遲不願返鄉就業。

就在他爲未來前途彷徨不定的時候,得知父親的老朋友、同鄉杜志遠将軍來到杭州。杜志遠剛剛當選爲國會議員,北上就職途經此處,陳誠立即前往杜志遠的住所拜訪。

杜志遠很關心這位老朋友的愛子,見面後即問:

“你對未來有什麽打算?”

“父親想讓我回青田當老師,但我志不在此。”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正在招生,你若願意報考,我可以舉薦你。”

“我願意,可是,我的個頭行嗎?”

陳誠身高不過1.6米,他擔心考軍校有困難。杜志遠說:

“我想應該不是問題,隻是學校要求考生有正規四年制中學文憑……”

陳誠沒有讀過正規中學,一時犯了難,但他很快想到辦法:

“我可以回家借一張文憑。”

于是,陳誠返回家鄉浙江青田縣,将此事告知父母,希望得到他們的同意。

陳誠的父親陳希文是青田縣小學教師,後升任校長。按照父親爲他設計的人生之路,陳誠應該回鄉當老師。而在陳誠1917年師範畢業時,陳希文任校長的青田縣敬業高等小學正好缺少一名教師。但陳希文擔心被指“以權謀私”,放棄了這次機會,使陳誠與小學老師失之交臂。

雖未順利就業,但陳誠經師範同學吳子奇做媒,與其妹吳舜蓮結婚成家,也算完成了人生另一件大事。吳家是青田有名的富戶,陳誠利用吳舜蓮的嫁妝費,在婚後第二年即1918年,攜妻赴杭州,插班考入體育學校,很快拿到體專文憑。

有了體專文憑,陳希文認爲陳誠可以去當中學教師,比小學教師更好一些。但得知杜志遠有意提攜陳誠後,陳希文放棄了初衷。

得到父母同意,陳誠借了本家陳德的處州中學畢業證,返回杭州,跟随杜志遠北上,冒名頂替參加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考試。

三天考試,對陳誠來說仿佛有三年之久,雖盡心應試,但終因成績不佳,身材矮小,名落孫山。經杜志遠疏通,陳誠被列爲備取生第一名,一旦正式錄取發生缺額,陳誠即可替補入學。

偏偏事有巧合,就在陳誠心急如焚、唯恐與軍校擦肩而過時,考試成績第一的考生劉亦琨突然放棄從戎,決定去高等學府深造。陳誠如同做夢般得到了遞補,以“陳德”的名字,進入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

自此,命運的車輪,将陳誠載入他從未想過的戎馬生涯中。

1922年6月,陳誠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被分配到浙軍第2師第6團第3連當見習官。恰在此時,陳誠在保定軍校讀書時的區隊長鄧演達奉孫中山之命,到上海羅緻軍官,在廣州大本營組建新軍。

陳誠得到這一消息後,在請假未被批準的情況下,徑自從紹興駐地跑到上海求見鄧演達,并于12月跟随鄧演達到達廣州。

當時鄧演達任粵軍第1師第3團團長,陳誠被任命爲上尉副官,旋任上尉連長,負責孫中山大元帥府的警衛事宜。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鄧演達兼任該校教練部副主任、入伍生總隊長,陳誠因此被調入黃埔軍校擔任教育副官。

此時的陳誠怎麽也沒有想到,他這個毫不起眼的教育副官能夠得到校長蔣介石的青睐,并從此飛黃騰達。

那是1925年,有一次陳誠跟鄧演達訪友歸來,天将黎明,無法入睡,就拿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閱讀。随後又帶書到操場,見天已微亮,就放下書本練習單杠。

這時,蔣介石來到操場,他素有清晨到操場散步、巡視的習慣,他見操場上有人在鍛煉,就信步走過來,發現了翻開着放在旁邊的《三民主義》,便拿起來翻看,隻見上面畫滿了圈圈點點,顯然讀得很認真。

陳誠看到校長後趕緊停下來行禮。蔣介石問:

“書上的記号都是你做的嗎?”

“報告校長,是的。”

“嗯,很好。你叫什麽名字,在什麽單位?”

陳誠立即口齒清晰地回答了蔣介石的問題。蔣介石又向陳誠提出幾個關于三民主義的問題,陳誠作答如流,令蔣介石十分滿意。最後,蔣介石拍拍陳誠的肩說:

“好的,好的。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你努力吧!”

這次偶然發生的一切,使陳誠在蔣介石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得知陳誠是浙江青田人時,蔣介石對這個小老鄉更是另眼看待。

2. 北伐中出生入死

想要得到蔣介石的青睐,得以升遷發達,僅靠一本《三民主義》和浙江籍、黃埔系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陳誠在大革命洪流中脫穎而出,立下戰功。

1925年元旦,黃埔軍校成立炮兵營,陳誠被任命爲第1連連長。2月參加第一次東征,讨伐陳炯明。

2月15日拂曉,攻擊淡水城的戰鬥打響,蔣介石親自在炮兵陣地上督戰。

陳誠指揮炮兵連猛烈轟擊,摧毀淡水城城牆多處,攻城敢死隊乘機攻入,教導第1團、第2團随即從缺口發起沖擊,至早晨7時便攻克陳炯明部3000多人駐守的淡水城。

東征初戰告捷,爲随後教導團乘勝攻入潮州、汕頭并于3月7日完成預定作戰任務奠定了基礎。陳誠和他的炮連受到蔣介石的好評。

3月12日,事關全局的棉湖戰役打響。教導第1團以千餘之兵力,獨擋陳炯明的林虎部2萬多之敵。林虎部從側翼偷襲第1團,步步逼近,東征軍反擊連連失利,情況十分危急。

陳誠迅速指揮炮兵連占領一個小高地,架起火炮向對面山地敵軍集中處開炮。但由于敵軍據點在4000米以外,不易瞄準,直到炮膛發熱,撞針發軟,炮兵連仍沒有取得什麽成績。炮手紛紛向陳誠報告,撞針失靈不能繼續射擊,陳誠隻好下令停止射擊。

炮火一停,敵軍攻擊更猛烈,在指揮所督戰的蔣介石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和蘇聯顧問鮑羅廷驅車趕到炮兵陣地,沖着陳誠吼道:

“你的幾門山炮都啞了嗎?你這個炮兵連長也不想想辦法,把炮架起來打打看!”

右臂挂了彩的陳誠一咬牙上了炮台,親自瞄準對面敵軍,他知道已經發軟的撞針不一定能打響,因此作好最壞打算。

“轟!”一聲巨響,陳誠射擊成功!炮兵們頓時歡呼起來。陳誠受到鼓舞,有了自信,又連開三炮,炮炮皆中,打得敵軍一退再退。全連炮兵見狀,個個抖擻精神,向敵軍開炮,用猛烈的炮火阻止敵軍的進攻。

回到指揮所的蔣介石從觀察鏡裏看到敵軍被炮火轟散,四處奔逃,高興地對鮑羅廷說:

“這個連長不錯,打得準!打得狠!是個帶兵的料。”

陳誠再次得到蔣介石的贊賞。

後來陳誠回憶當年作戰的情形時說:

“我的炮兵連隻有幾尊舊式七五山炮,炮彈少得可憐,但每發必中,似有神助。”

當别人稱贊他棉湖之戰立下戰功時,陳誠卻謙遜地說:

“我當時并沒有把握,也許是總理(孫中山)在天之靈保佑着我們。”

同年10月,第二次東征打到惠州城下。惠州城是陳炯明的老巢,固若金湯,号稱天險。戰役中,陳誠眼看先鋒隊接近城垛時,受到敵之側防火力點阻擊,死傷慘重,便親率山炮一連,推進到北門外距城樓約400米處,直接瞄準轟擊,将敵側防機槍火力點悉數摧毀,成功打開攻城通道,掩護登城部隊攻克惠州,再立戰功,獲賞銀500元,同時被提升爲炮兵第2營營長。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以蔣介石爲總司令,李濟深爲總參謀長,鄧演達爲總政治部主任,在廣州誓師北伐,陳誠調入第21師師長嚴重部,任第63團上校團長。

陳誠與嚴重在粵軍和黃埔軍校時曾有舊誼,嚴重對陳誠寄予厚望,曾在日記中寫到:

“陳誠來谒,暢談2小時……未來救中國,必此人也。”

足見嚴重對陳誠的器重。

北伐開始後,21師參加東路軍序列,在何應欽、白崇禧的指揮下,随東路軍入浙作戰。1927年1月,第21師進抵浙江衢州,擔任中路作戰任務,在龍遊、蘭溪一帶,與直系軍閥孫傳芳部展開激戰。

桐廬戰役中,陳誠率第63團在桐廬西北浪石埠過江,與敵三師之衆背水苦戰數日,傷亡慘重。陳誠身爲團長,在戰鬥打得最艱苦的時候,與第一線督饬官兵奮勇作戰,并親自率特務隊于深夜突襲敵軍司令部。敵軍不知虛實,自相驚擾,倉皇退走。全師乘勢追擊,克服新登,占領杭州,浙江乃定。陳誠因功擢升第21師少将副師長兼63團團長。

在北伐戰争節節勝利之際,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陳誠一度思想迷惘,他來到師長嚴重官邸打聽時局,請求方略。

嚴重說:“我要解甲歸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

陳誠考慮再三,覺得蔣介石實權在握,且能破格用人,對浙籍青年軍官格外看重,認爲蔣介石“登龍有術”,政變“必有成功之可能”。

因此,當蔣介石召見陳誠時,陳誠表示:

“要與鈞座共進退,堅決擁護總司令的英明決策!”

與此同時,不願追随蔣介石的鄧演達翩然出國,嚴重挂冠而去。嚴重臨行前,推薦陳誠接任師長之職,蔣介石即任命陳誠爲第21師師長。

自北伐以來一年多的時間裏,陳誠完成了營、團、師三級跳。這是黃埔系裏其他人所望塵莫及的。

在三四年的時間裏,陳誠由一個普通的黃埔軍校教育副官升至師長,除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外,多得力于鄧演達和嚴重的關照與提拔,他對二人的知遇之恩始終難忘。抗戰前嚴重隐居廬山,躬耕自食,陳誠曾多次前往看望,并常命部下送去食品、茶葉、煙絲等生活用品。

3. 混戰中劈風斬浪

正當陳誠登上師長的寶座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蔣介石宣布下野,陳誠一下子失去了靠山。

1927年9月,何應欽、白崇禧指揮北伐軍與孫傳芳部在龍潭展開激戰,戰鬥中陳誠胃病發作,隻得坐在轎子上到前線督戰。由于指揮有方,又敢于負責,戰鬥中多次化險爲夷,本應受到嘉獎升遷,沒想到龍潭戰役後,有人向何應欽報告,說陳誠坐轎上陣不成體統,21師副師長孫常鈞也拉攏王敬久等黃埔一期同學倒陳。

10月,陳誠被何應欽免去師長之職。對此,陳誠極不服氣,認爲自己抱病上陣,打了勝仗,無功也就罷了,反倒受過,顯然是何應欽排斥異己,并對人發牢騷說:

“蔣先生下野,也是被何應欽聯絡白崇禧的桂軍逼走的。他們對浙籍軍人是要排擠的。”

從此,陳誠與何應欽結怨。

當時嚴重尚在南京任軍委會軍政廳長,随即代爲周旋,向何應欽解釋誤會,并保薦陳誠任軍政廳副廳長,旋任代廳長。但陳誠自覺與何應欽合不來,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時間在上海、蘇州“養病”。

1928年年初,蔣介石複職,不久即任陳誠爲總司令部中将警備司令兼炮兵指揮官,下轄警衛第1、第2、第3團,憲兵第1、第2團,炮兵第1、第2團,實力比一個軍還雄厚。

同年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蔣介石初步“統一”全國。爲削弱白崇禧、李宗仁以及馮玉祥、閻錫山等新軍閥的實力,蔣介石開始“編遣”全國軍隊。何應欽任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編遣區主任,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歸命中央,同時要求撤銷警備司令部。

爲響應蔣介石的“編遣”主張,陳誠無話可說,将萬元結餘全部上繳。這對當時貪污和侵吞軍饷成風的舊軍隊來說,實屬罕見,蔣介石對此極爲贊賞。

不久,蔣介石将投誠過來的福建周蔭人殘部曹萬順部編爲四個團,加上原南京警備司令部所轄的三個警衛團,編爲第11師。初拟陳誠任師長,何應欽認爲陳誠資曆太淺,與顧祝同、蔣鼎文等師長同起同坐不夠資格,堅持曹萬順爲師長,陳誠任副師長。

陳誠接連受何應欽排擠,一氣之下出走上海。

爲此,蔣介石特地派人到上海請回陳誠,當面與陳誠交底,講明真實用意,即以陳控制11師師長曹萬順,然後取而代之,副師長實爲過渡。同時蔣介石已有意栽培陳誠,在黃埔系内部以少壯派與何應欽相對抗。他對陳誠說:

“我已再三對你講過,隻要你好好幹,你的前途我會逐步安排的。”

經蔣介石一番說明,陳誠才明白蔣介石對他的良苦用心,當即說道:

“蒙鈞座知遇,辭修有生之年,盡是報德之時!”

随後,陳誠就任第11師副師長。由于該師大部分是蔣介石嫡系部隊,其中軍官大多爲陳誠的熟人,如師參謀長羅卓英、旅長林蔚是陳誠的保定軍校同學,旅團級軍官如肖乾、關麟征與陳誠有師生關系。陳誠一到11師便開始整頓軍紀,嚴禁嫖賭,以期改變舊軍隊風氣。

師長曹萬順自知非嫡系不會得到重用,不過是過渡人物,因而對陳誠所爲聽之任之。

1929年春,曹萬順被調入新編第1師任師長,陳誠升任第11師師長。一登上第11師師長之位,陳誠即大刀闊斧整肅,将曹萬順舊部官員全部換爲黃埔學生。

陳誠公開提出的用人标準是:“不貪财,不怕死,會帶兵,能打仗,沒有不良嗜好,服從命令。”在此後的蔣桂戰争、蔣馮戰争、對唐生智的戰争以及由馮、閻及桂系軍閥等聯合發起的中原大戰中,第11師都顯示出較強的戰鬥力,爲蔣介石屢立戰功。

蔣介石稱贊陳誠的第11師爲:

“馬牧集開戰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鄭州結勝利之果。”

與此同時,陳誠兼并了一些雜牌部隊,将兩旅六團制的丙種師擴充爲三旅九團制的甲種師,實力大大增強,成爲了他起家的基本部隊。

中原大戰結束後,陳誠因戰功赫赫,晉升爲第18軍軍長,仍兼第11師師長。時年32歲的陳誠,終于得以與顧祝同、蔣鼎文等戰将平起平坐,成爲後起的少壯派軍人領袖,人以“童子軍”相稱。

當時的第18軍隻是一個架子,隻有11師一個師,陳誠任軍長兼師長,後收編錢大鈞的教導第3師,改編爲18軍所屬第14師,又以武漢要塞攻城營和工兵營改編爲一個攻城旅,所轄兩師一旅,成爲了名副其實的軍。然後又以各種借口和手段收編雜牌部隊,擴充實力,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第18軍擴充爲6個師。

陳誠治軍仿效鄧演達、嚴重,标榜“人事公開”、“經濟公開”、“意見公開”,注重部隊軍事訓練,每戰敢打敢拼,唯蔣介石之命是從,成爲蔣介石嫡系部隊中的嫡系。

爲此,人們稱陳誠系爲“土木系”“土木軍”。

“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第11師和第18軍,爲陳誠軍事集團日後的發達奠定了基礎。

4. “剿共”中配合默契

1932年1月,由蔣介石和宋美齡主婚,陳誠與譚祥在上海結婚。

譚祥是國民黨元老譚延闿的三女兒,蔣介石的幹女兒,宋美齡留美時的同學。成爲翁婿關系後,蔣介石對陳誠更加寵信。但陳誠卻有負蔣介石栽培,吃了一連串敗仗。

1933年2月,蔣介石調集5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大規模“圍剿”。陳誠奉命出任中路軍總指揮。

陳誠鑒于第18軍過于龐大,提出組建第5軍,以羅卓英爲軍長,所轄第52、第59兩師,被蔣介石采納。臨戰易帥,乃兵家之大忌,結果羅卓英的指揮機構尚未建起,兩師便已前進在黃陂的險峻山路上,而且相互遊離,又是大霧天氣,難以分辨方向,被埋伏在此的紅軍一舉殲滅。師長李明自殺、陳時骥被活捉。

陳誠得到第5軍全軍覆沒的消息,捶胸頓足,嚎啕大哭。

當他随後得到空軍報告的消息——紅軍正向廣昌進發時,于焦急之中作出錯誤判斷,立即指揮第18軍進行追擊,而第11師最先到達黃陂附近的草台崗,結果被紅軍包圍,其2/3被殲滅,1/3突圍逃生,師長肖乾負傷。

陳誠聽到命根子11師死傷慘重,心痛得幾乎暈倒。

第5軍和第11師的被殲,導緻第四次“圍剿”慘敗,陳誠因此遭到各方面的攻讦。何應欽大罵陳誠是飯桶,指責其指揮不力,驕兵必敗,逼蔣介石嚴處。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直接電告蔣介石,建議撤銷陳誠本兼各職。顧祝同、楊永泰也趁機向陳誠發難。

蔣介石爲避免國民黨内部離心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便給陳誠降一級、記大過一次處分。

陳誠遭此重創,羞愧至極,不得不打電報給蔣介石請辭,不待回電即躲回南昌寓所不再露面。

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采納了“戰略上以守爲攻,戰術上以攻爲守,碉堡推進,經濟封鎖”的戰略計劃。但環顧手下大将,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蔣鼎文等,不是優柔寡斷,便是暮氣沉沉,都不足以擔當此次“圍剿”重任,唯獨陳誠幹練潑辣,敢于拼死作戰,于是邀請陳誠于私邸相見。

一見面蔣介石便說:

“記得你在攻克鄭州時曾發電報說‘上賴鈞座指揮有方,下靠全體将士用命’,這句話是不錯的。這次圍剿計劃是我親自制訂的,你不過是按照我制訂的作戰方案指揮進剿,你已經盡力實現我的意圖,因此圍剿失利,責任在我,你不必多慮了。”

“鈞座……”陳誠感激地叫了一聲。

蔣介石擺擺手,繼續說:

“我準備擴充18軍,增強其實力,并以你爲總指揮,開始第五次圍剿。”

陳誠一聽要擴充18軍,立刻精神煥發,欣然從命,開始積極獻計獻策,謀劃第五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中,陳誠任第3路軍總指揮兼第5縱隊總指揮。由于當時失敗主義彌漫全軍,陳誠深知此次戰役非同一般,成敗事關重大。他首先下令全軍官兵習讀戚繼光的《風雨同舟篇》,以鼓舞士氣,增強鬥志。同時深入基層,穿草鞋,打腰帶,與部屬一起背着幹糧袋,吃大鍋飯,借以維系軍心。即使連續作戰,晝夜無眠,也絕不在部下面前露出疲憊之态。

當洵口遭遇戰失利,而第6師翁國華團拼命守住了陣地時,陳誠當即給翁國華提升一級,該團營以下軍官均有升遷,并發獎金5000元,對鼓舞士氣起到了一定作用。

陳誠奉行蔣介石的“新戰術”,提出一套“封鎖圍進,配合迫進穩進,乘虛實進”的戰法,對中央蘇區展開進攻,相繼占領廣昌、建甯、石城、甯都、瑞金等地,爲第五次“圍剿”取勝立了大功。

1935年春,蔣介石開始分期整頓全國陸軍,培訓各級軍官。由此,陳誠開始在各種不同場合擔任蔣介石的副手。蔣介石對陳誠的着意培養已逐漸明顯,以至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中,陳誠與蔣介石同時被囚。

陳誠表示将與蔣介石共生死,他對張學良說:

“如果委員長遇害,就早一點兒把我槍斃吧。”

經過西安事變,蔣介石愈發感到陳誠對他的忠心耿耿。

陳誠以效忠蔣介石爲己任,因個子矮小,被外國記者稱爲“大元帥袖珍本”。又因他在各種場合對蔣介石推崇備至,甚至連一些生活習慣也模仿蔣介石,被人稱爲“小委員長”。

抗戰立功,内戰一路敗逃

1. 指揮淞滬抗戰

1937年8月15日,正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的陳誠突然接到蔣介石的電話,要他立即赴京晉見。陳誠放下電話,即刻動身,當日便抵達南京,面見蔣介石。

當他剛要彙報訓練團情況時,蔣介石擺擺手說:

“上海情況危急,給你兩天時間,對淞滬戰事進行考察,拟定一個戰鬥序列,以便統帥部指揮作戰。”

原來,兩天前,日寇對上海發動進攻,淞滬會戰爆發,蔣介石此時召見陳誠,就是要将抗戰重任托付于他。陳誠不敢怠慢,次日趕赴上海,了解上海戰場情況後,即返回南京,向蔣介石報告。

由于上海爲第三戰區,蔣介石任命陳誠爲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15集團軍總司令,并增調部隊赴滬參戰。蔣介石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

陳誠到達上海時,日軍已由獅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張華濱附近強行登陸,正向寶山、羅店、浏河一線進犯。陳誠與朱紹良、張發奎兵分三路,分左中右與敵人展開激戰。但日軍增援不絕。9月中旬,中國軍隊退守北站、江灣、廟行、羅店、浏河口一線,轉入防守。而日軍增兵已達20萬人,火力異常兇猛,中國軍隊被迫陸續撤退。

11月初,日軍在強大炮火配合下從杭州灣登陸,蔣介石電話詢問陳誠如何處置,陳誠提出要調整戰線,但爲時已晚,日軍迅速分路直撲松江,對淞滬守軍實行迂回包抄。

蔣介石命令陳誠再堅持三天,結果淞滬守軍完全陷于腹背受敵狀态。8日晚,第三戰區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淪陷。

淞滬抗戰堅持了3個月之久,使日軍主力轉移到了東戰場,避免了日軍由平津南下,出洛陽以塞潼關之口,趨武漢以斷國民黨軍隊後路的危局,使狂妄的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徹底破産。

此役蔣介石出動了相當數量的嫡系部隊,初步以實際行動表明了抗戰态度。陳誠的嫡系部隊也在此戰役中作出了重大犧牲,其嫡系第6師黃維部在蘇州一帶經過慘烈血戰,有的團已喪失殆盡,後又奉命掩護大軍撤退,再遭巨大犧牲。這一做法頗得各部淞滬守軍的好評。

陳誠本人在曆時3個月之久的滬戰期間,每晚都是和衣而眠,而且至多睡三四個小時,頭發長得像山裏野人。作爲前線最高指揮官,淞滬抗戰陳誠功不可沒。

抗戰初期,陳誠參與指揮的第二次重大戰役,是武漢會戰。

武漢是中國内地水陸交通樞紐,在南京淪陷前,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但黨政軍要員、在野各黨派以及各社會名流大多到了武漢,武漢成爲了抗戰的臨時軍政中心,也成爲了日寇進攻的目标。

1938年1月,陳誠出任武漢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參加武漢保衛戰的指揮工作。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與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抗戰文化的發展。按軍政合一原則,陳誠還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時,日軍已先後攻占徐州、開封、安慶等地,以35萬兵力分五路向西入侵,日本海軍同時溯江而上,直逼武漢。

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陳誠的第九戰區與李宗仁的第五戰區聯合作戰,組織4個作戰兵團共30個師展開保衛戰。在九宮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地區構築陣地,根據蔣介石“戰而不失”的指導方針,以消耗戰術阻擊敵人。在瑞昌、武甯、田家鎮、萬家嶺、大沽等地,先後與日軍展開激烈的戰鬥。

經過四個月節節阻擊抵抗後,同年10月日軍侵占信陽、大冶、鄂城、黃陂等地後,陳誠奉命按原計劃将部隊全部撤出武漢。

2. 堅守抗日前線

武漢淪陷後,陳誠赴渝專任政治部長之職,同時多次擔任欽差大臣,到前線協助指揮作戰、督戰。

1939年9月,日軍會攻長沙。陳誠與副總長白崇禧趕赴長沙,協助薛嶽指揮作戰。出發前,他曾向蔣介石請示長沙“守”與“不守”,蔣回答“不守”。因此一到長沙,陳誠便轉達了蔣介石的旨意。薛嶽卻執意堅守,并說:

“長沙不守,軍人之職責何在?”

陳誠曾一夜之間打了9次電話,命令薛嶽退出長沙,薛嶽不以爲然。

陳誠擔心彼此争論下去贻誤戰機,向薛嶽了解部隊情況後,與白崇禧商議并作出決定,遂命薛嶽反攻。與此同時,将薛嶽反擊的決心及當時情況報告蔣介石。結果,取得了湘北抗戰的第一次勝利。

随後,爲加強湘鄂防務,陳誠兼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次年1月又飛往桂林,協助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指揮桂南會戰,取得昆侖關大捷。6月又先後參與指揮了粵北、宜昌等戰役。1941年9月,爲策應長沙會戰,陳誠發動荊宜攻勢取得成功,再次受到蔣介石嘉獎。

1943年3月,陳誠奉蔣介石之命出任中國遠征軍總司令,飛赴雲南楚雄就任。爲提升遠征軍戰鬥力,陳誠從雲南前線部隊實際情況出發,制訂了“遠征軍作戰部隊整備計劃”,命令各部依計劃實施。同時創辦軍事委員會駐滇幹部培訓團,在美方協助下,有計劃地對各種專業幹部進行培訓,爲全面整訓部隊奠定了基礎。

陳誠同時制訂遠征計劃,準備當年8月底完成一切準備工作,然後與英美盟軍發動攻勢,以恢複中印緬水陸交通及協助英印盟軍恢複緬甸。

然而剛到5月時,日寇對鄂西大舉進攻,直逼四川,第六戰區代司令孫元良一時沒了主張,蔣介石立刻電召陳誠。陳誠隻好放下遠征軍的反攻計劃,直飛恩施指揮阻擊,半個多月後便取得了“鄂西大捷”,殲敵25700多人,炸毀敵機45架、汽車75輛、船艇122艘、倉庫5座,日軍全線崩潰。

返回雲南後,陳誠統一了遠征軍的編制,10月再次制訂遠征軍反攻計劃,但在10月中旬胃病發作,幾度昏迷,已不能堅持正常工作,于11月底赴重慶休養。

1944年6月,日寇兵臨潼關。爲解西北之急,蔣介石決定在漢中設立第一戰區,由陳誠出任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司令,所轄六省區,節制9個集團軍、23個軍,實力爲全國各戰區司令之首。

11月,蔣介石已完成由陳誠取代何應欽的曆史過渡,即任命陳誠接任何應欽的軍政部長一職,不久安排何應欽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

抗戰8年,陳誠作爲主戰派在抗日前線度過了大部分時間,爲中華民族抵禦外侮作出了貢獻。

3. 内戰遭遇滑鐵盧

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國民黨撤銷原軍事委員會及所屬軍令部、軍政部以及何應欽的陸軍總司令部,成立國防部,将軍政大權集中到國防部。經過一番各方勢力平衡,最後由桂系白崇禧任第一任國防部長,陳誠任參謀總長。

從名義上看,國防部長領導參謀總長,但蔣介石将白崇禧放在國防部長的位子上架空,而由陳誠掌握國防部大權,上對蔣介石負責,下直接統領陸、海、空三軍和聯勤四個總司令。

其中除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外,其餘三個總司令——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志柔、聯勤總司令郭忏均爲陳誠的親信,在國防部參謀本部形成了強大的“土木系”勢力。此時的陳誠權勢熏天,已成爲名副其實的國民黨的第二号人物。

到達權力峰巅容易使人陶醉,也容易使人失去理智。陳誠在北平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稱:

“國防部組織健全,各部隊均系美式裝備,實力強大,與共軍決一雌雄,3到5個月便能解決。”

他根據12年前圍剿紅軍的經驗公開宣布:

6月,用48小時消滅中原解放區的武裝;

7月,用兩周占領蘇皖解放區;

8月,用三周打通津浦線和膠濟線;

9月,占領冀熱遼和晉冀魯豫解放區;

然後摧毀其餘解放區,讓解放區成爲曆史名詞。

7月,全面内戰爆發,蔣介石以30萬軍隊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企圖把中原解放軍壓迫到桐柏大别山區一舉殲滅。令陳誠大爲意外的是,中原解放軍不但沒有被殲滅,而且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主動進行了戰略轉移。

緊接着,陳誠在7月調動大軍向蘇中、蘇北解放區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蘇中解放區在粟裕、譚震林的指揮下,以3萬兵力“七戰七捷”,殲滅國民黨6.5個旅和5個交警大隊,共5萬多人。

1946年年底,陳誠調動50萬軍隊在魯南臨沂地區與華東解放軍展開決戰。1947年2月陳誠被晉升爲陸軍一級上将的第三天,魯南戰場便響起了喪鍾,其第73軍、第46軍兩軍主力被全殲,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被俘。

接下來,陳誠又調動60餘萬大軍,對陝甘甯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大舉進攻。但不足4個月,又被殲滅15萬人,兩處進攻均被粉碎。

内戰爆發僅一年,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全部失敗,被解放軍殲滅共110多萬人,解放軍總數增加70多萬人。

戰事失利,在國民黨内部,陳誠成爲了衆矢之的。白崇禧罵他剛愎自用,指揮無能,李宗仁說他“專橫跋扈”,撤掉陳誠的呼聲響成一片。

蔣介石擔心不撤難以服衆,隻好免去陳誠參謀總長的職務,同時撤換、處分了大批軍事将領。

4. 灰溜溜逃離東北

1947年8月末,東北戰場局勢緊急,蔣介石爲挽回敗局,任命陳誠爲東北行轅主任,接替熊式輝。陳誠連遭重創之後,雖不免沮喪,但也急切希望在軍事上挽回敗局,恢複個人聲譽。接到任命後,即寄希望于在東北創造奇迹,認爲隻要整饬軍紀,提高士氣,協同作戰,便有希望改變不利形勢。

陳誠首先任命密友羅卓英爲行轅副主任,起用自我标榜爲“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反共專家朱懷冰爲行轅總參議,并帶上得力幹将車蕃如、石祖黃等人,一行人于9月1日抵達沈陽。

陳誠一到任,便大刀闊斧地整編軍隊,大量撤換原有軍事将領,換上自己的親信,以緻搞得人心惶惶,内部不穩。

與此同時,陳誠大舉擴充軍隊,使東北戰場的國民黨軍隊恢複到10個軍、50餘萬人,也使陳誠軍事集團的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

但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此時早已沒有了北伐時期的蓬勃狀态,他們剛從抗日戰場撤下,已是疲憊不堪,亟待休整、整訓。而他們的對手也不是日薄西山的北洋軍閥,而是抗戰中蓬勃發展此時正蓄勢待發的人民解放軍。

就在陳誠做着力挽狂瀾美夢的時候,解放軍的秋季攻勢開始了。陳誠損兵折将,元氣大傷。還沒來得及喘息,解放軍更爲猛烈的冬季攻勢接踵而來。

爲了争取主動,陳誠調集包括新5軍、新6軍在内的40萬人在沈陽西北的遼河、柳河交彙處,向解放軍發起進攻,結果慘遭失敗。公主屯一戰,号稱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新5軍全部被殲,軍長陳林達被俘。

遭此重創,長春、沈陽、四平、錦州日益孤立,陳誠寝食難安,胃病複發,隻好躺在病床上指揮作戰,表示“決心死在沈陽”。

新5軍全軍覆沒的消息報告給蔣介石後,蔣介石極爲震驚。

1948年1月8日,遼河槍聲未息,蔣介石便帶了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陸軍副總司令範漢傑,由南京直飛沈陽。

陳誠及東北行轅副主任羅卓英早已等候在機場,蔣介石一下飛機,陳誠、羅卓英便率先向蔣介石彙報,将責任一股腦地推到第9兵團廖耀湘與新6軍軍長李濤身上,說他們拒不執行總部命令,拒不增援,緻使新5軍全軍覆沒。

蔣介石聽後,火冒三丈,即宣布召開師長以上高級将領會議,追查責任。

第二天,會議在東北“剿總”司令部的會議廳召開。蔣介石一入座,即對廖耀湘、李濤一通嚴詞指責,并宣布對兩人予以嚴懲,以儆效尤。

不料,廖耀湘與李濤根本不服,當即起身争辯。廖耀湘說:

“報告總裁,我并沒有接到救援新5軍的命令!”

“是的,我也沒有接到命令!”李濤緊跟着說,

“陳林達曾向我部求援,我部也曾突擊救援,但被共軍阻擊,切斷了聯系。”

“我軍也是如此。”

廖耀湘與李濤一人一句,說得蔣介石啞口無言。蔣介石回過頭看看陳誠,陳誠說:

“我部署完畢後,由羅卓英下達的作戰命令。”

羅卓英是陳誠的親信,自然要替陳誠說話,他支支吾吾地說:

“我是電話通知廖司令官和李軍長的。”

“我沒有接到電話!”廖耀湘和李濤異口同聲地反駁。

“指揮作戰爲什麽沒有書面命令?”蔣介石再一次看着陳誠。

陳誠隻好嗫嚅着說是總部參謀業務上的疏忽。

陳誠如此搪塞,使會議陷入僵局,也使蔣介石的徹查問責無以收場。在一片尴尬氣氛中,陳誠隻好站起來,無可奈何地說:

“新5軍被殲,完全是我指揮無方所緻,與衆将領無關,請總裁按黨紀國法懲辦我,以肅軍紀。”

蔣介石見陳誠隐瞞了實情,心裏雖然不滿,但也不願懲罰這位嫡系愛将,隻好說:

“現在撤掉總司令,會影響軍心士氣,待戰争結束,再評功過!”

說完,拂袖而去。

陳誠指揮無方打了敗仗,又在衆将領面前如此丢臉,心情無比憤懑。尤其感到東北前途暗淡,自己已無法脫身,回到官邸後,與妻子譚祥抱頭痛哭,稱恐怕要喪身這片黑土地上了。

事實上,憑着陳誠夫婦與蔣介石夫婦的特殊關系,他們無論如何是死不了的。

由于譚祥是宋美齡的幹女兒,又是在宋美齡撮合下與陳誠結婚,于是,陳誠走了“夫人路線”,讓譚祥回“娘家”,向宋美齡求情。

這一招果然奏效。

經譚祥如此這般一說,宋美齡心疼幹女兒,自然也就愛屋及烏,即對蔣介石說:

“辭修已經病得無法起床,怎能應付東北如此混亂的局面,還是換個人吧。”

蔣介石原本也沒打算讓陳誠在東北久待,如今夫人求情,便當即應允,決定由衛立煌到東北接替陳誠。

1月22日,衛立煌飛抵東北。

2月5日,陳誠在入主東北5個月後,灰溜溜地告别了這片給他帶來慘痛教訓的黑土地,登機返回南京。

東北之行一敗塗地,使原本因連吃敗仗成爲衆矢之的的陳誠日子更加難過,國民黨内對陳誠的攻擊達到了頂點,有的“國大代表”甚至要求“殺陳誠以謝國人”。

在這種情況下,陳誠遵蔣介石之囑,攜全家老小,于當年10月赴台養病,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過了一段平靜而又愁腸百結的歲月。

此時遼沈戰役已經打響,東北國民黨軍隊即将徹底滅亡,蔣介石大局已定,不得不把維持國民黨政權的最後希望寄托于台灣島。

挑選經營台島的人選,關系到國民黨能否順利撤出,是否能在台灣站住腳,蔣介石選來選去,最理想的人選自然又是陳誠。因此,陳誠赴台養病是帶着“重大使命”而來。12月29日,在蔣介石下野之前發布一項重要人事安排,即任命陳誠爲台灣省主席。

執掌台島,危局中革舊立新

1. 兩島督戰穩定軍心

1949年1月5日,陳誠在台北就職視事,提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應以人民的意志爲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爲利益”,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并在記者招待會上稱:

“今日台灣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與人民共患難同生死的精神,使台灣成爲一個複興中華民族的堡壘,來擔負複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陳誠主政台灣兩個月後,便拿出了較爲系統的施政方計,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組織,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經濟方面,增加生産,改革币制,整頓稅收,管制外彙,穩定物價,實行三七五減租;在文化方面,奠定實施計劃教育的基礎,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文化”。

經過不懈的努力,至1949年12月21日将台灣省主席一職交給下任吳國桢,一年中,陳誠一面努力增加生産,一面穩定台灣局勢,初步改變了台灣混亂的政治局面,使台灣的經濟實力和物資供應有了一定好轉,爲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栖息台島奠定了基礎。

1949年8月,廣州政府行政院決定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蘇、浙、閩、台四省,任命陳誠爲東南軍政公署長官,其長官公署設于台北。陳誠雖竭力支撐危局,但于國民黨軍的潰敗已無回天之力,陳誠于8月15日就職,8月17日福州即宣告解放,兩個月後廈門解放。

這時國民黨的殘餘官兵已如驚弓之鳥,精神已瀕臨崩潰。陳誠以台灣、金門防守空虛爲由,經蔣介石批準旋調第12兵團胡琏所轄之一部,由廣州經汕頭開往金門。

10月24日,解放軍攻打金門,陳誠給金門前線下達頑強死守的命令,嚴令“打到最後一人也不許撤退”,并派嫡系部隊第18軍附裝甲部隊增援。經過4天激烈戰鬥,進攻金門的解放軍部隊因指揮失誤,後續部隊跟不上,緻使戰鬥失利。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爲“金門大捷”緻電陳誠并全體守軍,稱贊其“指麾多算”、“壘堅若砺”、“行陣協同”。陳誠專程飛赴金門,召開軍事檢讨會并部署軍事防守。

11月4日,解放軍官兵6000人于舟山群島南端的登步島強行登陸,陳誠竭力督戰,國民黨軍拼死抵抗,雙方激戰二日,解放軍終因後援不繼,造成很大傷亡,緻使登步島登陸失敗,國民黨軍取得勝利。

金門和登步島大捷使國民黨殘餘軍隊士氣大增,陳誠也爲其打氣稱:

“金門及登步島兩次勝利,對于振奮士氣人心,改變國防觀感與确保台灣安全,确有重大的貢獻”,“金門、登步之捷,乃是戡亂軍事失敗的終結”,“實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陳誠花了較大精力對國民黨殘餘部隊進行登記整編。

凡是到台部隊,首先要放下武器,按照指令進行登記,然後方可登陸,使每一支到台部隊都經過準确人數核準,然後按人頭發給薪饷,一改長期以來國民黨部隊“吃空額”的風氣。

随後對駐台部隊進行了三次整編。第一次整編旨在統一編制;第二次整編目的爲減少指揮機構,将各指揮部直接隸屬于長官公署;第三次整編在于擴充部隊,包括步兵、新軍的建立和裝甲部隊的增編。在整軍過程中,加強了對軍官的訓練。經過三次整編和擴建,共編成三個軍團,由胡琏、劉安琪、石覺分任軍團司令。

陳誠對此頗爲自豪,稱:

“現在經過整編的軍隊,戰鬥力增強,一個軍可打共匪三軍,這是有把握的。”

2. 執掌台島穩定危局

蔣介石對陳誠自主政台灣及任東南軍政公署長官所做的工作非常滿意,給予了高度評價。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恢複“總統”職權後,随即提名陳誠任“行政院長”,在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稱:陳誠“去歲受任東南軍政長官兼台灣省政府主席,對于整軍禦敵、政治經濟諸項措施,尤多建樹,深爲台灣人民所愛戴。現值鞏固台灣、策劃反攻大陸之際,陳君揚厲中外,文武兼資,對于剿匪戡亂,深具堅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長,必能勝任愉快。”

陳誠的“行政院長”一職,可以說是就任于風雨飄搖之中,當時台灣形勢十分危急,在陳誠向“立法院”的介紹中可以看出:

軍事方面,大陸上僅存西昌一個據點,解放軍随時可能渡海作戰;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遷台以來,“部署未定,全社會人心充滿了不安和恐懼”;财政經濟方面,“因大陸盡失,收入銳減,軍民集中台灣,消費增加,負擔加重,無論财政經濟均潛伏着極嚴重的危機”。

因此,陳誠提出政府當前的中心任務是“竭盡一切力量,确保以台灣爲中心的基地,準備反攻大陸”。

陳誠将台灣比做一隻救生艇,說“救生艇的任務在救人,但在驚濤駭浪之中,又不能不顧到這隻救生艇本身的安全”。

爲此,陳誠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從政治思想宣導入手,提倡“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而這種精神力量,“就是自立自強的意志與自力更生的信念”;同時提高行政機構辦事效率;加強台灣守備;預防和抵制共産黨的“滲透”活動;大力建設台灣經濟,等等。

在1952年10月召開的台灣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誠當選爲中央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常委。此次大會專門作出稱頌陳誠的決議,決議稱:

“當三十八年革命遭遇空前挫折之際,大局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陳誠同志确能秉承總裁指示,采行确切措施,作中流砥柱,立複興之基礎”;對其“忠貞堅毅,勇敢負責,不辭勞怨,不避險阻之精神,及其對于革命之重大貢獻,深緻嘉許”。

1954年2月,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舉行臨時全體會議,推選國民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16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名義,提名陳誠爲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在3月的“總統”、“副總統”選舉中,陳誠當選“副總統”。“行政院長”由俞鴻鈞繼任。

三年後,即1957年,陳誠被推上宦海生涯的巅峰——當選爲國民黨副總裁。翌年,由于“行政院長”俞鴻鈞遭彈劾而辭職,蔣介石再次請出陳誠“組閣”。這樣,陳誠身兼“副總統”、“副總裁”和“行政院長”三要職,成爲台灣位居蔣介石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二号人物”。

陳誠的一路升遷,既得益于他出身黃埔系、浙江派,更得益于他30多年跟随蔣介石出生入死,無怨無悔,特别是對蔣介石的忠心耿耿,使他早已成爲蔣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親信,正如蔣介石所說:

“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

但蔣介石終究是要把權力移交給兒子的,逃台後政治上的關鍵一步就是培植蔣家第二代。但蔣經國資曆尚淺、年紀尚輕,要想順利過渡,完成權力交接,首先要有“輔政大臣”爲蔣經國保駕護航,蔣介石選中的“首輔”便是陳誠。

與此同時,鏟除蔣經國接班路上的障礙,也是蔣介石的重要部署。蔣介石利用戰敗的機會,借口追究失敗責任,大搞國民黨改造運動,經過一系列的改造、整編,将南京時期的黨國重臣、封疆大吏、政府要員以及其他派系的骨幹統統趕下台去,使一大幫新面孔在台灣黨政軍中崛起。陳誠、蔣經國成爲台灣政壇中炙手可熱的人物。

陳誠很清醒自己的“責任”,盡可能提攜、幫助蔣經國,但有時對蔣氏父子的工作作風很不認同,思想上曾一度與蔣氏父子産生遊離。如1960年公開表示支持反對黨,從而客觀上推動了雷震等人組建“中國民主黨”;對蔣經國建立的“青年救國團”頗有微詞等。

當然,陳誠畢竟爲識時務者,也頗懂蔣介石的心思,偏離軌道之後能盡快調整過來,于是決心辭去“行政院長”之職。

在台灣政權機構中,“行政院長”是僅次于“總統”之後的第二個實權職務,曆來令人矚目。蔣介石見陳誠如此,知道他不會成爲傳位的“障礙”,直到1963年年底鑒于陳誠身體原因,才同意陳誠卸任此職。

3. 整頓改革發展經濟

陳誠受命經營台島之時,正處于兵荒馬亂之中、百廢待興之際。在此情況下,整頓農業是當務之急。而要整頓農業,就必須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農民沉重的地租負擔,提高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爲此,陳誠在初任台省主席之際,便在施政方針中拟定“三七五減租”辦法,很快,行政院便正式頒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其法與陳誠在湖北實行的“二五減租”法相同,規定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産品全年收獲量的37.5%,超過的要降下來,不及者不得增加。

“三七五減租”使佃農的境況得到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但這隻是“土地改革”的初步階段,它并沒有改變土地所有權,僅僅調整了租佃關系。

因而在此基礎上,1951年6月4日,陳誠按蔣介石頒發的《台灣省放領公有土地、扶植自耕農實施方案》,将國民黨的公有土地(主要是從日寇手裏獲得,占台灣耕地面積的21.58%)出售給佃農,地價爲全年正産作物收獲總量的兩倍半,分十年攤還。免交田租,但須交納土地稅。到1954年3月,放領公有土地六萬餘甲,産生12萬多戶自耕農。同時還放租一批公地,大面積的公地一般租給合作農場,零散公地租給私人農戶。這是改革土地制度的第二階段工作。

1952年年底,陳誠又進行了土地制度的第三階段改革,實施“耕者有其田”。按照規定,每戶地主可保留三甲水田,或者六甲旱田,其餘的土地都由政府收購,再出售給無地、少地的農民。

陳誠的“土地改革”是一場資産階級的改良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農民的不滿,緩和了農民和地主以及政府的關系,基本消滅了封建勢力。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也促使地主階級把土地轉變爲資金後,開始投資工商業,爲台灣工業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

陳誠總結了土地改革中的經驗,著有《台灣土地改革紀要》,并被譯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種文字,成爲一些國家實行土地改革的參考。

在金融方面,戰後台灣的金融形勢十分嚴峻,本來台币币值比國民黨政府法币高,後因金圓券急劇貶值,台币在彙兌上蒙受巨大虧損,緻使台灣物價飛漲,引起金融巨大波動。加上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的資金由台省墊付過多,緻使财政金融均受嚴重影響。

爲穩定台灣金融,整頓台灣經濟,陳誠認爲必須進行币制改革。

1949年5月,獲蔣介石批準,陳誠以中央銀行存台的80萬兩黃金作爲币制改革基金,美鈔1000萬元作爲台省對外貿易基金,于6月15日頒布了《 台灣省币制改革方案 》、《 新台币發行辦法 》及《 新台币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新台币開始出台。

此次改革的要點爲:以台灣銀行鈔票爲主币,以美金爲計算單位,以台灣省爲限。自此,舊台币停止使用,新台币正式流通,新台币與大陸貨币不發生任何聯系。

與此同時,陳誠以嚴厲手段,斷然封閉地下錢莊400餘家,禁絕投機買賣,爲新台币的順利發行清除了障礙。

陳誠的币制改革取得了成功,不僅未發生通貨膨脹,而且物價穩定,在利率不斷降低的情況下,儲蓄額仍有大幅度增長,從而穩定了台灣經濟和社會生活,爲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長期立足創造了條件,同時爲台島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經過幾年的恢複整頓,使台灣經濟漸漸穩定後,從1953年開始,台灣政府開始執行爲期4年的“四年經濟建設計劃”。陳誠親自主持制訂了前兩期的四年計劃,并全程執行了第一期四年計劃,程度不等地主持了三個四年計劃的實施。

到1956年,第一期四年計劃的各項指标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産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工業年均增長率達11.7%,超過了11.1%的原定指标;農業年均增産6.2%,比原計劃平均增産4.8%的指标,幾乎提高了30%。

陳誠在台灣還留下了一項傳世之作,那就是和土地改革并稱爲“兩大奇迹”的石門水庫。

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便想在位于桃園縣境内的石門峽谷建造水壩,以便引水灌溉。但考慮到工程浩大,始終未能實施。而陳誠完成了這項浩大的工程建設。

在經過多次考察籌劃後,1954年,陳誠組建了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第二年該委員會便提出了水庫工程的定案計劃報告,在得到蔣介石的批準後,陳誠親自挂帥,出任“行政院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水庫的建設并成功獲取美國的援助,使得石門水庫曆經9年建設,終于完工。

石門水庫竣工後,除了發揮防洪、灌溉、蓄水、發電功能外,還成爲台灣的一個著名旅遊區,每年接待遊客近200萬人。石門水庫不僅是造福台灣人民的一項重要工程,也是台灣人民戰勝大自然的一筆珍貴财富。

陳誠在台17年,還多次主持處理水、風災害,緻力于災區的恢複與重建工作,深受社會各界及台灣人民的贊譽。他在這方面作出的貢獻,在中華兒女同自然界作鬥争的光榮史冊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說,陳誠爲台灣的經濟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爲台灣的繁榮富強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台灣百姓心中,陳誠享有極高的威望。

身居高位,一生爲官清廉

1. 委員長的“幹女婿”

陳誠雖然在台灣居于炙手可熱的地位,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早在1948年于上海施行胃部手術時,陳誠即已發現肝髒有中度硬化現象,此後多年來,不斷對肝髒功能及肝硬化可能導緻的并發症作定期檢查和經常性治療。

進入60年代,陳誠的病情逐漸加重,1963年年底陳誠辭去行政院長一職後,政務有所減輕,對養病有一定幫助。

這段時間,陳誠有了多一些的時間享受家庭生活的溫暖,多年來家庭都是他身心療養的港灣。但這個幸福家庭的由來卻頗有一番波折。

陳誠先後兩次結婚。20歲時與前妻吳舜蓮結婚後,夫妻并非沒有感情。而以陳誠的個頭矮小以及貧寒家境得以與當地富家小姐成婚,則當屬高攀。當時陳誠也正是有了妻子的嫁妝費才得以外出闖世界的。但後來發生的一件事讓陳誠下了休妻的決心。

1925年國民革命軍東征讨伐陳炯明時,陳誠接到父親病逝的電報,趕回家鄉奔喪。陳誠離家十年歸來,妻子便想留他多住些日子,希望這次丈夫回來能讓自己懷上孩子。可是陳誠身上有傷,無論吳舜蓮怎樣溫柔體貼、百依百順,他總是盡力回避,對妻子不冷不熱,還總是責怪吳舜蓮碰痛了自己的傷口。

開始吳舜蓮以爲陳誠因父親過世和傷口疼痛而心情不好,沒有計較丈夫的冷漠,後來陳誠對妻子更加不耐煩,說話粗言粗語,臉色陰沉。

吳舜蓮覺得非常委屈,當得知陳誠馬上就要離開時,更認定陳誠在外邊有了女人。想到自己長年獨守空房,侍奉公婆,換來的卻是如此結果,覺得此生已無希望,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拿起插在竹籬牆上用來割桑葉的刀,朝自己的喉嚨處割去。

幸虧搶救及時,吳舜蓮保住了性命,但吳舜蓮的剛烈決絕讓陳誠心灰意冷。把吳舜蓮送到醫院後,陳誠便立刻趕回部隊,從此下定休妻的決心。後來随着地位的升高,他對吳舜蓮這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更加看不上眼,隻是顧念其多年在陳家操勞,一直沒有辦理離婚手續。

後來蔣介石爲幹女兒譚祥擇婿,陳誠成爲了候選人之一。譚祥的父親是南京國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長譚延闿,譚延闿任行政院長時,和蔣介石關系甚好,是宋美齡的幹哥哥,宋美齡對他十分尊重。

當初蔣介石向宋家求婚時,宋美齡就表示說:

“非譚延闿做媒我不嫁。”

譚延闿因此經常到蔣介石私邸漫談,每去必攜帶三女兒譚祥。

譚祥才貌雙全,又是宋美齡留學美國時的同學。加上譚祥嘴甜招人喜愛,蔣氏夫婦對其更加喜歡,便認了幹女兒。

譚延闿去世後,譚祥更是經常登門看望蔣氏夫婦,稱蔣介石爲爸爸,稱宋美齡爲媽媽,蔣氏夫婦對她視如己出,十分疼愛,便決定在年輕将領中爲幹女兒選擇“乘龍快婿”。

當時,胡宗南和陳誠都是年輕将領中的佼佼者,兩人都在蔣介石夫婦的考慮範圍之内。而胡宗南既比陳誠年輕,又沒有結過婚,蔣氏夫婦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胡宗南。但出于政治的目的,蔣介石夫婦最終選擇了陳誠,因爲考慮到胡宗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是“天子門生”,對蔣介石忠誠不二,可以放心。而陳誠曾經和鄧演達、嚴重關系密切,蔣介石便決定利用這樁婚姻籠絡陳誠。

蔣氏夫婦首先征求譚祥本人的意見,譚祥問陳誠“現居何職”,宋美齡答“軍長”,譚祥又問“哪一軍”,蔣介石忙在旁邊說:“是18軍。”

譚祥早就聽說18軍是一支主力部隊,一聽陳誠是18軍軍長,就低下頭不再說話,表示同意了。

陳誠聽到這個消息,自然是滿心歡喜,但仍像以往在蔣介石面前一樣,表情嚴肅地舉手行禮說:

“一切聽從領袖安排。”

陳誠身高不過1.6米,可謂其貌不揚。但長方形的白面書生臉倒也稱得上清秀,穿上軍裝之後便也有了幾分英武。譚祥見過之後認爲他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十分滿意。

當時陳誠與上海女大學生陳德懿相戀4年之久,爲了和譚祥結婚,陳誠把陳德懿送到美國讀書,從此結束了兩人的關系。

但與原配吳舜蓮離婚卻沒有那麽簡單,吳舜蓮在陳家多年,已是名正言順的陳家媳婦,豈肯輕易同意脫離夫妻關系。

想來想去,陳誠一封電報請來當初的月老、大舅哥吳子奇。吳子奇不但是陳誠的師範同學,而且多年來一直是陳誠的部下,并随着陳誠的升遷而升遷。陳誠任團長時他是軍需主任;陳誠當師長時他是師軍需處長;陳誠當上軍長他是軍軍需處長。

吳子奇從南昌趕到南京,聽陳誠一說,知道這樁婚姻來頭不小,并早已料到,陳誠官越做越大,妹妹一個沒有文化的小腳女人,又沒有子嗣,婚姻遲早會破裂。

吳子奇也考慮到妹妹的工作難做,幹脆替妹妹做主,寫了一張協議離婚書。在吳舜蓮名下聲明,由于舍妹不識字,故由本人代筆,一切由本人負責。

由此,陳誠結束了與吳舜蓮的婚姻,而吳舜蓮決定終身不嫁,并提出一個可憐的要求:“生不能同衾,死後必須同穴。”

2. “副總統”嚴謹治家

陳誠與譚祥結婚後,家庭幸福美滿,宦途一帆風順。陳誠在前線作戰時,每日都要與譚祥通電話。譚祥主持家務,教育子女,偶爾當陳誠人際關系上遇到麻煩時,也會出面到宋美齡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險爲夷。

除了禮儀活動,譚祥從不過問丈夫的公務,隻有一次例外。

那是抗戰期間,陳誠在恩施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曾下令全省文武僚屬一律不準坐轎子。

有位廳長患有痔瘡和腳氣病,不能走路上班,接到陳誠的命令後,隻好每日痛苦地步行上班。廳長太太不忍心,上門求告,請求陳夫人向陳誠說個情,準許她丈夫坐一段時間轎子。陳誠自己就有帶病坐轎子指揮作戰的經曆,深知其中的無奈,所以當譚祥一說,立刻慨然允諾。

譚祥随陳誠度過了“剿共”、抗戰和内戰的戰争歲月,直到赴台之後才開始了安定的生活。陳誠和譚祥婚後生有4男2女:長子履安,次子履慶,三子履碚,四子履潔;長女幸,次女平。

陳誠自己清正廉潔,對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嚴格,要求孩子們勤勞、節儉、守紀律。陳誠的小兒子履潔上小學時,經常第一個到學校,即使不是自己值日,仍要主動把教室打掃幹淨,因爲父親經常教育他:

“辛勞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懶。”

陳誠曆來公私分明,從不用小汽車接送子女上學,他對孩子們說:

“司機是公家雇的,你們上課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車。”

所以他的子女都是坐公共汽車或者步行上學,一位記者得知此事後,作了如下報道:

1949年1月陳誠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此時他有兩個孩子在台北女子師範附屬小學讀書,每天都是走路上學。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學校,弄得滿身泥水。頑皮的同學們就逗他說:“你看,有些當廳長、當經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車上學,你爸爸做這麽大的官,爲什麽不給你坐汽車上學呢?趕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車坐。”孩子天真得很,回家以後,馬上就向爸爸提出這個要求。陳誠聽了以後,就問他的孩子道:“你們有腳沒有?”孩子答:“有兩隻腳。”又問:“腳是幹什麽的?”孩子答:“走路的。”于是陳誠就笑着對他的孩子說:“我坐小汽車就因爲在替國家辦事,是國家給我的一種待遇,你們沒有替國家辦事,怎能享受這種待遇呢?小的時候學着吃苦耐勞,長大了能替國家做事,是嗎?”孩子聽了這番話,點點頭走了,以後再也不要小汽車坐了。

小兒子履潔快小學畢業時,陳誠給他買了一輛舊自行車,履潔非常珍愛,每天放學後都要自己動手擦車,老師問他爲什麽不花3元錢送到車店去擦,履潔說:

“我爸爸說我們還不會賺錢,應該節省每一文錢,能夠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去做,不要假手于人。”

陳誠長子履安去美國留學時,學費完全靠自己打工支付,有時不得不停下學業做一學期工,掙夠了學費再繼續讀書。

陳誠的6個子女,穿着打扮待人接物,看上去都普普通通的,與平常人家子女無異。他們沒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更不會以父親的地位來炫耀自己。

大女兒陳幸在美國讀書時,同學們都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1961年陳誠訪問美國時,報紙上登出了陳幸的照片,同學們才恍然大悟。

次子履慶眼睛高度近視,按規定可以免服兵役,但他仍然主動與同學一樣參加服役。他說:

“如果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說我有近視,隻說我是‘副總統’的兒子,那就不好了。”

孩子們一如乃父清正品格,令陳誠夫婦頗感安慰。

3. 遺囑中沒提“反共”

從1964年9月3日起,陳誠的病情突然惡化,整日腹瀉不止,體重驟減。經台、美名醫會診,于10月下旬爲陳誠作了“肝穿刺”,化驗結果表明,陳誠所患爲肝癌。這是現代醫學技術對陳誠的健康作出的“終審判決”。

常年跟随陳誠作私人醫師的沈彥大夫,将這個結果告訴譚祥之後,譚祥異常驚恐,但她理智地要求醫生暫時不要把真實病情告訴陳誠,隻對陳誠說,他患的是肝硬化。

蔣介石得知陳誠的診斷結果後,即命令“不惜一切代價,來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醫療專家組成“診療小組”,在陳誠的私邸建立了家庭診療病房,日夜照顧陳誠。

譚祥除料理家務外,其餘時間全部陪護在丈夫身邊。她陪着陳誠說笑,照顧他的飲食,用妻子的溫情減輕丈夫的痛苦。晚上陳誠不休息,譚祥便不離開病榻。每天上午9點,譚祥會準時出現在陳誠的病榻邊。

後來,當一切迹象顯示出陳誠的生命已經臨近終點時,譚祥再也不肯離開陳誠半步。她不肯睡覺,不肯吃飯,放了一張半躺半坐的椅子,日夜守在陳誠的病榻旁,唯恐丈夫突然棄她而去。

此時在陳誠身邊陪伴的子女隻有小女兒陳平,爲讓陳誠全家團圓,蔣介石指示給陳誠在海外讀書的子女寄去飛機票,讓他們回台看望父親。

于是,大女兒陳幸帶着幼子從海外歸來;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大兒子履安,與夫人攜帶剛滿1歲的孩子返回台北;在紐約讀書的二子履慶,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物理學的三子履碚,同樣在紐約讀書的四子履潔,也都匆匆來到父親身邊。

這次團聚,是陳誠在生命結束以前,最後一次見到了所有的兒孫。

陳誠在譚祥的精心護理下,又享受到兒孫團聚的滿足,病情一度趨于穩定。有時,他能在花園裏散步,逗弄依偎在膝下的孫子、外孫。但是進入1965年後,陳誠的健康狀況急轉而下。

1965年1月17日,陳誠突然患重感冒并發支氣管炎,病狀持續兩周。後急性症狀雖逐漸消失,但陳誠的體力及精神大不如前,食欲消失,兩腿浮腫,腹水增加,癌腫增大至臍下。

2月27日,陳誠體溫急降至35℃以下,每分鍾僅呼吸8至12次,脈搏達每分鍾100次以上,血壓逐漸降低,終日呈昏睡狀态。當晚,台灣正式發表病情公告,公布陳誠的病狀。

自3月3日起,陳誠已不能飲食。這天早晨8時左右,他屏退醫生、護士,召長子履安攜紙筆來到自己的身邊,口授遺言三條:

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

二、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

三、黨存俱存,務求内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爲。

這66字遺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他對人們提出的要求,也是對自己一生經驗的總結。

然而,與陳誠一貫的思想、言論以及當時台灣的政治氣候相比較,人們不難發現,遺囑中并未出現“反共”或者“反攻”這類詞語。

陳誠曾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爲外國動用台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

陳誠的這種态度,說明他晚年對台灣和大陸的形勢、對共産黨有了新的思考與認識。遺言發表前,有人要在其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内容,譚祥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作修改。

4. “哪堪白首不同歸”

對于陳誠的病,蔣介石非常關切,經常出面探視和詢問病情。3月4日中午,在陳誠去世前一天,蔣介石夫婦前往探望。在蔣介石夫婦到來前,當譚祥把這個消息告訴陳誠時,陳誠堅持下床,坐在椅子上等候。

蔣介石夫婦來到後,陳誠斷斷續續地對蔣介石說:

“總裁,我的病恐怕不行了……”

下午,陳誠斷斷續續吩咐家人:

“别人要來看我的,你們不必再阻止他們,讓他們進來。”

陳誠心知自己命不久矣,最後會見了自己的至交好友與部屬。

陳誠臨終前,宋美齡再次前來探望。她勸譚祥暫時回卧室休息一會兒。日日夜夜的煎熬已使譚祥憔悴不堪,盡管她每每在陳誠面前強顔歡笑,而一離開陳誠便是掩面而泣,她的精神已幾近崩潰。

她被半拖半勸地送到樓上。宋美齡吩咐醫生爲譚祥注射鎮靜藥,讓她睡一會兒。譚祥哭泣着哀求道:

“陳先生要過去的時候,你們一定要叫我!”

譚祥沒有睡多久,就被護士急促的腳步聲驚醒。她被攙扶着下樓,來和共同生活了34年的丈夫訣别。

1965年3月5日7時零5分,陳誠最後停止了呼吸。譚祥撫屍痛哭,口中連呼:

“辭修,你爲什麽不帶我一起走……”

她在獻給丈夫的挽聯上寫道:

“傷心成獨活,哪堪白首不同歸。”

陳誠去世後,台灣各大新聞媒體對此作了連篇累牍的報道,台灣當局更是給予陳誠特殊的哀榮。蔣介石于當天發布“總統令”,特派“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行政院長”嚴家淦、“立法院長”黃國書等台灣政要,以及何應欽、顧祝同、周至柔、薛嶽等國民黨元老耆彥組成治喪委員會,“敬謹治喪,以示優隆,而昭崇報”。

蔣介石還下令,自3月6日起,全體軍政機關、部隊、學校、團體等,一律下半旗緻哀。公祭及殡葬之日,民間一律懸挂半旗,“國防部”下令三軍,爲陳誠服喪。

蔣介石送陳誠親筆挽匾和挽聯各一幅,挽匾手書:“黨國精華”。挽聯手書:“光複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吊此國殇,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

陳誠遺體于10日上午在台北殡儀館入殓,蔣介石、宋美齡前往含淚吊祭。28名國民黨中央常委和治喪委員,包括蔣經國、張群、嚴家淦等,自10日下午6時起,至翌日上午8時,輪流在市立殡儀館陪護陳誠靈柩。

公祭之日,蔣介石親率文武官員,在台北殡儀館和墓葬地泰山鄉兩次向陳誠緻祭;蔣經國則整日守在靈前,茶飯不進,他在墓旁聲淚俱下,對記者說:

“副總統的逝世,對黨國來說,是一件無可比拟的重大損失;對我個人來說,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導師。”

8月30日,陳誠靈柩安葬于台北縣泰山鄉同榮村墓園。

曆史評說

在中華民國曆史上,陳誠是追随蔣介石時間最久、最爲忠誠又最受信任的得力助手,是大陸時期繼何應欽之後的實力派軍事将領,也是台灣時期名副其實的二号人物。

和衆多黃埔系嫡系将領一樣,陳誠在兩次東征中以炮兵連長脫穎而出,在北伐和打擊各種倒蔣勢力的軍閥混戰中屢建戰功,尤以其先後率領的第11師、18軍骁勇善戰而著稱,一步步獲得蔣介石的寵信,第11師、18軍因此成爲陳誠戎馬生涯起家的資本。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陳誠曾一度徘徊,但最終選定了追随蔣介石,并參加了對紅軍的第四、第五次“圍剿”。抗戰時期陳誠積極主戰,直接指揮和參與指揮多個戰役。

解放戰争時期,陳誠以參謀總長身份,越過被架空的國防部長白崇禧,上對蔣介石,下統陸海空三軍,成爲事實上的國民黨第二号人物。盡管此時陳誠羽翼已豐,而且躊躇滿志勢在必得,卻不料指揮連連失誤,直接導緻了國民黨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全部失敗。

陳誠一年後出任東北行轅主任,曾想挽回敗績,不料敗得更慘,國民黨内便有了“殺陳誠以謝天下”的呼聲。

但退台後,陳誠政績卓著,出任省主席僅一年,便創造了一個較爲穩定的政治經濟局面,爲國民黨政權偏居一隅奠定了基礎。随後相繼出任“行政院長”、“副總統”、國民黨副總裁,推行改革,發展經濟,日後台灣經濟蒸蒸日上,成爲世界華人的驕傲,與陳誠的施政是密不可分的。

陳誠的政績,以及清正廉潔的品格,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嚴謹踏實的工作态度,都赢得了台灣人民的贊譽,台灣人發自内心稱他爲“陳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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