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一部斷代的曆史小說。第一，它把高文典冊的史書陳壽《三國志》通俗化了，使本來隻有高級知識分子才讀得懂的史書，變成幾乎連半文盲式的一般人都可以勉強看下去，雖有種種原因，而文字通俗最爲主要。
第二，把正史變成小說，爲了把一件事說得娓娓動聽，把一個人說得栩栩如生，容許更多誇張、虛構、無中生有，化不可能爲可能，幾乎可以說是使作者得到解放，從必然王國走到自由王國。我沒有核對《三國志》和《三國演義》之間的異同，但我想像桃園結義、連環計、祭東風、草船借箭、蔣幹盜書，以及以後的單刀赴會、玉泉顯聖、罵死王朗、空城計之類，恐非《三國志》所全有。
第三，反過來說，《三國演義》不隻把通俗化了的高文典冊放在一般人手裏，還把一般人看的通俗讀物放在知識分子乃至高級知識分子手裏，使他們更有興趣地了解了高文典冊，使他們發現：那些典重文字竟還可以寫成這樣奇趣橫生的通俗文字，通俗文字還能如此馳騁于神出鬼沒想象不到的境界。這就使他們的眼界爲之一寬，文風爲之一變，甚至使沒有讀過陳壽《三國志》這樣一部重要史書的人，因爲讀了《三國演義》，實際上沒有什麽重大的遺憾。而讀過《三國志》的人，又會得到更多的啓發。
說話人當他們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者别的什麽的時候，都不過是個微小人物奏獻一點薄藝，以解決自己和家人生計的一種手段。自然，他們力求說得動人、叫座、賽過别人而又能避免官方的幹涉和輿論的非難。不知道自己的一點卑微的欲求和活動，與天下、國家、曆史、文化之類的大事有什麽關系，不知道自己正在幹一種偉大事業，是把高文典冊的内容通俗化了交到略識之無甚至文盲的手裏。他們的粗俗的語言經過一定發展過程之後，終于取代了那些高文典冊裏的文章，成爲正宗的文學語言，乃至一切文章的語言。關于這，似已在别處說過，姑止。
每部小說是不是都有觀點立場，把觀點立場隐蔽起來好還是顯露出來好？這裏都不讨論。隻說《三國演義》是有觀點立場的，擁護什麽，反對什麽，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都是很明确的。那末，它的觀點立場是什麽呢？是天下者漢家之天下也。漢家即使不行，皇帝也該由姓劉的做。别姓人不能問鼎！萬一漢家被别姓所篡，而别有姓劉的起來，則姓劉的是正統，别姓隻是篡竊。第八十回回目“曹丕廢帝篡炎劉，漢王（劉備）正位續大統”就是這意思。
《三國演義》用這觀點立場塑造了三個典型：正面人物關羽和諸葛亮，反面人物曹操。不是說别的人物不夠典型或寫得不好，它寫的庸主獻帝、劉禅，無能之輩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劉璋，器量狹隘的周瑜，長厚的魯肅，勇者張飛、許褚、典韋，下至因行間而贻笑千古的蔣幹，無不各極其态。不過這裏隻說這三個典型。這三個典型，是中國長篇小說中最大也最久的典型，不但讀書時活躍在你眼前，就是抛開書了，他們也充塞天地，深入人心，婦孺皆知，家喻戶曉。
先說關羽。他較簡單。關羽不是人，是神，而且曆代加封，直封到“蓋天古佛”，成爲人與神的極緻。他降漢不降曹、秉燭達旦、千裏走單騎、五關斬六将、古城斬蔡陽，後來又在華容道義釋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戰敗降敵而約好一知故主消息，便不辭千裏萬裏往投。這是忠的一種新形式。這和後來放走曹操是“義”的一種新形式一樣，都是以奇特的方式完成的。大概到了三國時代，封建道德的頭一個字的忠就很難完成，對忠的要求也很難嚴格，雖降了敵，但最後還是回來了，不但仍算忠，還要算難能可貴的忠。義，也是像《三國演義》那種時代所需要的。戰争那麽多，天下那麽分崩離析，一個戰将勢窮力盡，如果既能不死，又不全降或久降，有條件地降敵，是内心所希求的。敵酋不守約，過在敵酋；形勢變了（假如劉備死了），隻怪條件不同。至于敵酋守約，倒真是意外的，這事本身也就是義。應以“義”報之。不報誰還肯對人講義呢？豈不以後有條件投降變爲不可能了麽？這在曆史上恐怕是新人新事。既然這種事在關羽身上出現了，于是關羽就被神化了。這種道德規範，是封建亂世所需要的，也是封建制度所不得不允許的。不允許，以後降了敵誰肯回來呢？（戰國時對降敵極酷，不智。）關羽的典型化，神化，不僅與書本上記載的他的事迹有關，而且，更甚的是，與他進入人們的現實生活時有關。一種人物典型之所以成立、穩固、持久，不隻是一部書、一個人的事，而是作者所塑造的東西和廣大讀者的精神境界是否融洽以及融洽到什麽程度。關羽如此，諸葛亮、曹操也如此。
《三國演義》表現關羽的方法也極簡單：“丹鳳眼，卧蠶眉，面如重棗，青龍偃月刀”，後來加上“赤兔馬”。據說還讀過書，知春秋大義，等等。此外說他不怕疼，刮骨療毒時還在下棋。再就是寫他本來三戰呂布不下的，斬顔良、文醜時似變得天下無敵了。照某舊小說的說法，呂布豈不是第一條好漢，他是第二條？
封建統治需要忠臣，遠過于需要明主。沒有明主，隻有忠臣，江山還是江山；隻有明主而無忠臣，這明主就可能寸步難行。忠臣如此重要，但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不如有熟知天文地理、過去未來無所不知、能文能武、足智多謀、呼風喚雨的忠臣，更不如有兩者相結合掌握全局大權的忠臣。《三國演義》既以蜀爲正統，它就需要蜀國有這樣一個大人物，需要這樣一個典型，而蜀國恰有這樣一個諸葛亮。諸葛亮本身是一生唯謹慎，是鞠躬盡瘁的人物。這不能滿足作者的要求，除此之外，作者還需要一個祭東風、草船借箭、三氣周瑜、智料華容道、巧擺八陣圖、識魏延反骨、智取成都、罵死王朗、空城計、七星燈，死了還以木偶退兵、錦囊殺魏延的諸葛亮。它也就把他寫成這樣了。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說《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正是如此。不是有人謂使徒宣傳耶稣一個餅可以吃飽多少人爲妄嗎？如果這使徒是去宣傳科學，他如是說，當然是妄。但他是宣傳宗教、宣傳教主的神通，那就越妄越好，吃飽的人越多越好。越多聽的人越信，因爲聽者心裏早就希望有這樣一個教主。不是餓麽？不是沒有東西吃、吃也不容易吃飽麽？現在有人能用一個餅吃飽許多人，這世界将有什麽改變啊？趕快收拾鋪蓋跟他走吧！像甄士隐、柳湘蓮跟一僧一道那樣去吧！我覺得《三國演義》寫諸葛近妖，不算失敗，或者反算成功。魯迅先生本來就未言其成敗。
但《三國演義》寫諸葛亮有時卻不一定用什麽漂亮方法。
1.蘇轼《念奴嬌·赤壁懷古》詞：“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舳舻灰飛煙滅。”每一句話都是說周瑜的，《三國演義》把“羽扇綸巾”等等都拿給諸葛亮了，剩下的隻有小喬。先把諸葛亮打扮一番。
2.杜牧《銅雀台懷古》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三國演義》從中悟出了兩點。一點，從二喬與東吳人物的關系，說諸葛亮去東吳遊說，勸周瑜獻“民間之二女”二喬與曹操，曹操自然退兵。激起周瑜破曹決心，好像東吳破曹全由諸葛亮激起。更重要的是東風，曹操在上水，船多；東吳在下水，船少。非有東風，決難取勝，而東風則隻有諸葛亮能祭。于是破曹首功，當然推諸葛亮。但這也是剝奪周瑜的。元曲中有隔江鬥智，于是《三國演義》有三氣周瑜。不但剝奪了周瑜的東西，簡直把他的性命也了結了，使他臨死還說：“既生瑜，何生亮？”
《三國演義》表現諸葛亮的方法還有很多，如劉備棄新野走樊城一路逃走不脫，卻說成諸葛亮率領百姓撤出新野，然後設計火燒占領新野的曹軍，接着說劉備不忍棄百姓，“緩緩而行”，“日行十餘裏”。猇亭兵敗，劉備輸幹賭本，逃到白帝城，卻有諸葛亮早擺好八陣圖，使敵将陸遜迷失其間，若無孔明的嶽老太爺引路，恐怕會死在裏頭。失了街亭，司馬懿兵臨城下，不過爲了表現孔明的“空城計”！最後，孔明被司馬懿拖死了，還用木偶吓司馬退卻一陣，也就挽回了一點面子。幾乎一切壞事都是好事。
現在說曹操。奸雄曹操是篡賊曹丕的兒子。【注】
這是說，曹操之所以被稱爲奸雄，是因爲他的兒子曹丕篡了漢，不用說曹操爲曹丕的篡漢廓清了道路。曹丕做了皇帝，即追稱他的父親爲武帝。在一定場合、一定解釋下兒子産生老子！
前面說過，君主統治需要忠臣，不言而喻最反對篡臣；對于篡臣本身，江山既已篡去，皇帝已做了幾代，誠然對他沒有多大辦法，但他有父母，還可以設法解解憤。秦始皇滅了周和六國，太史公不高興，就把始皇的媽的淫行，誇張到不堪的程度。始皇是十二個月生的，嫪的性器可以“專車”。始皇是什麽樣的皇帝，與在媽肚子裏過了多少時間能有多大關系，與他媽的面首的器官又能有多大關系？如此津津樂道，亦如市井兒童吵架，使對方無法對付，隻好罵聲“丢那媽”之類洩憤。
把曹操和幾個人比比：曹操說劉備與他是并世英雄，就先比劉備。就《三國演義》說，看不出劉備有啥足以與曹操并論的。劉備稱帝之前，早就想做皇帝。兩個兒子，一名封，一名禅，合起來爲封禅，即天子祭天地之禮。可見他念念不忘此類事。曹操卻未見想做皇帝之意。天下英雄何須以帝位自重（自累）？其次曹操覆蔭過劉備，後來又覆蔭過關羽，雖地位使然，然識英雄于未遇時，或成人之美，亦非易事，劉備就連曹操于已顯時也未必知他是天下英雄。又曹操是實幹家，曾行刺董卓，矯诏聚諸侯讨董卓。這類事劉備什麽也沒有幹。末了曹操是大軍事家，劉備卻未見有何軍事才能，最後又敗亡于軍事。
赤壁之戰，曹操敗于周瑜之手。以周瑜比曹操何如？周瑜眼中隻有諸葛亮，與之誓不兩生。他的愛才方法就是“殺”，隻要把天才諸葛亮殺了，東吳的天下就太平了。後來又發現劉備“非池中物”，頂好把劉備殺了，至少羁留在東吳，東吳的天下也太平了。眼光淺短，器量狹小，非英雄也。曹操說他與劉備是并世英雄，說得劉備聽都不敢聽，但是他沒有殺劉備，雖其時劉備正是曹操的甕中之鼈。既然同是英雄，就當惺惺惜惺惺，讓其存在，相與馳騁沙場，決勝千裏，一顯雌雄。若以陰謀詭計或一時機緣毀壞英雄，這事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曹操還有豁達大度之事，均非周瑜所能夢見。如他不殺陳琳，說陳琳檄文可愈頭風之類。
至于同是最大的典型的關羽，盡管是神化了的忠臣，又是勇将，但不像天下英雄，不過是英雄手下一将耳。
諸葛亮自亦不凡，難能可貴，不過小本經營，東支西绌，勉強維持了幾年，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更談不上天下英雄。
《三國演義》第三十回：袁紹謀士許攸夜見曹操，曹操跣迎先拜。
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操挽留曰：“……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
這可算曹操是奸雄的一個鐵證吧。像這樣的例子，在《三國演義》可以找到很多。借糧官之頭，最爲奸詐殘忍，但無論找到多少，湊足起來，都是片面曹操。曹操的另一面的一端，也比這一面大得多。
曹操自己說，如果天下沒有他，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不是空話，稱帝的袁術，就是曹操滅了的。此外終曹操之身，并無稱帝者，他自己更未稱帝。所謂三國是曹操死後才出現的。雖然首先篡位稱帝的是曹操的兒子，但總不是曹操。曹操于所謂“炎劉”實有大功。
又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多年戰争，很像民國時代的軍閥混戰，而軍閥們特别無知，特别是摧殘文化的劊子手，這一點東漢時代的諸侯之類也很相近。前面說過，蘇轼說的一句“橫槊賦詩”，就使曹操壓倒當時一切人物。諸葛亮也好，周瑜也好，兩心相照，甚至共同把曹操的戰船燒了，并因之釀成殺機，但“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類的詩，卻一句也做不出。至于曹操，則父子三人都是爲人熟知的傑出的詩人、文學家。取文姬歸漢，囑銅雀妓分香賣履之類，也很可一提。
但這些事，在《三國演義》中，不是隻字不提，便是潦草塞責。原因不在其他，而在這樣大的事不是說話人的精神世界所能容納的，更不是世俗的精神境界所能夢見的。
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廣，腦子複雜，非封建史家、世俗說話人及一般聽衆所能理解。“曲高和寡”，此一亦證。
總結幾句：1.《三國演義》把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正史《三國志》通俗化爲比較容易看懂的曆史小說，這是曆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是說話人用口頭語言講說出來的，是說給市井文盲、半文盲、小知識者聽的，這通俗化是相當徹底的。這種語言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就取代了典重的文言文而成爲正宗的文學語言以及一切書面語言。這可分兩方面說：一、把曆史知識和非曆史知識從高級知識分子手裏拿來交給一般群衆，改變群衆的精神生活，反轉去影響原來知識界的精神生活。二、取代文言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文，使中國書面語言，将相當長期地通俗下去，功勞都很大。也許不能都歸功于《三國演義》，和《三國演義》同時或先後出現的小說、戲劇或别種形式的通俗文學，也都有功，但《三國演義》是其中的一部，甚至是首先的一部。從這一點說，一部《三國演義》強于多少部《三國志》和别種史書。
2.《三國演義》是封建時代的文學。它所根據的是封建時代的史書《三國志》，它是封建社會的以說話爲職業的人講給那個社會的一般群衆聽的。講者和聽者的知識都不會高出于封建社會的一般水準，不能辨認出曆史的車輪在停滞不前的封建社會中仍在運行的軌迹，不能理解生活的各方面的發展及其輕重緩急……他們所創作的曆史小說，就内容說，其封建性并不因所根據的高文典冊到民間走了一趟而有多大的改變，甚至還更世俗、庸俗、卑下了。這就是它創造的人物典型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别種樣子的道理。更有進者，這種典型離開了書本，和人間、世俗、庸俗、卑下之物結合，越傳越大，遠遠超過在書本上的由書本所創造的典型性。這就是關羽在《聊齋志異》中成爲維護綱常名教的正神，曹操是永在地獄受罪的惡鬼的道理。就這點說，《三國演義》又有它的毒害性。功大罪小還是罪大功小，不易倉卒确定。但功是不會改變的，小說決不回轉去變爲文言、八股、古文、骈文等；至于罪，在新社會裏、在讀者的思想的改變裏，倒是會改變的。郭老爲曹操翻案，不正是此意麽？
朱正同志将《三國演義》重新标點，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庫》，屬餘作序。餘老病，已不堪任此，乃将此舊文，略改數字，聊當前言。
【注】這是作者就曹丕篡漢後追稱其父爲帝，出現“兒子産生老子”這一現象而說的一句俏皮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