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在給米歇爾的信中并沒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有幾條卻是叮囑了，第一，這個瓷瓶不要放在家裏，最好送到銀行保險櫃裏。第二，不要外洩，先收着再說。第三，此物的産權是凱琳娜，辦理相應的法律手續。如此暗示，米歇爾想裝傻都難，當天米歇爾就收到了郵件，光是郵寄費用就花了一千歐元，可見，李凡其實已經知道那是個什麽東西，隻不過爲了照顧今後的行程和照顧愛瑪的情緒，他現在還不想把事情說破，一旦說破了，這次外出淘寶恐怕就“戛然而止”了。
告訴凱琳娜不行嗎？肯定不行，凱琳娜一旦知道真相，那她練啥攻都不成，肯定興奮的不行了。那李凡就這樣把東西寄走了如何向愛瑪和劉道源解釋？這不是欲蓋彌彰嗎？李凡不怕，他有理由啊，“總不能背着那麽個瓶子滿世界逛遊吧？打碎了就後悔莫及了，所以快遞到法國裏爾了，要是好東西，我敢寄嗎？”
其實，在郵寄東西的時候李凡就玩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那一套，他給郵寄的瓷瓶上了10萬歐元的保險，這其實就是在暗示了快遞公司。而快遞公司想到的是能多收錢，你買10萬歐元保險可不便宜，快遞公司自然要認真對待，不僅仔細檢查物品，确保沒有損傷，最後還要雙方鑒證。到了目的地城市還派專人送上門，打開驗貨了才算了事，他們也怕有人利用這高額保險來“碰瓷”啊。
話說，這粉彩瓷器是在明代的鬥彩和西洋的畫琺琅的基礎上拓展和新創結合發展起來，這裏面變化最多的就是使用的釉料裏增加了砷化物，從而形成了新的彩陶風格，而這一創舉起源于康熙時期，成熟于雍正年間，到了乾隆以後，這種粉彩瓷器就在清宮内大行其道了，就是慈禧在位的時候，也有精品燒制，這也是爲什麽到了清末時期，景德鎮工匠還能仿制出康雍乾三朝粉彩瓷的原因。
說起粉彩瓷就不能不說其前身“鬥彩瓷”和從西方傳過來的“琺琅彩”。大多數人甚至是一些藏家都不是很清楚這些稱呼到底是個啥意思，在觀察的時候自然也就是靠“蒙”和靠買家“吹”了。其實，這幾種瓷器都是有聯系的。
先說鬥彩，同樣是宮廷裏養鳥用的“雞缸杯”，明成化年間燒制的叫“鬥彩雞缸杯”，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就變成了“粉彩雞缸杯”了。這裏有什麽差異呢？所謂“鬥彩”，在圈裏也叫“逗彩”，這是一種兩次燒的瓷器，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結合的一種瓷器裝飾手法，因其紋飾中釉下青花色與釉上彩色同時出現，好似争奇鬥豔而得名，故被稱爲“鬥彩”。做法是先用青花在白色瓷胎上勾勒出所繪圖案的輪廓線，罩釉高溫燒成後再在釉上按圖案的不同部位，根據所需填入不同的彩色，最後入彩爐低溫焙燒。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爲了使彩色還原準确，第二次進窯的時候是低溫焙燒的，如果高溫，那原來已經固話的胎釉就會再次融化，會把整個圖案搞的一塌糊塗。這種燒制法就是成化鬥彩瓷。
琺琅的全稱是“畫琺琅”，這東西其實是東西文化相互借鑒的産物。畫琺琅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紀中葉歐洲比利時、法國、荷蘭三國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區，此時，正是文藝複興時代，西方十分的崇拜東方的瓷器，可是在歐洲卻是無法制造，也不知道是偷學還是有人傳播，西方人在無法制作瓷胎的時候，幹脆把釉料和彩釉塗抹在銅器或者其他金屬器皿上，然後送進窯爐裏煅燒，從而形成了外表上看非常像瓷器的器皿。這種東西在16世紀的時候通過海上貿易從廣東進入中國，當時，商人管這種東西叫“洋瓷”。畫琺琅與瓷器之間的差異就是胎體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表面上看很精美，可卻是無法透光的，就像一幅畫那樣，所以就被稱爲“畫琺琅”了。這東西進來後，立即引起了中國匠人的興趣，将新的彩釉和琺琅的畫技移植到瓷胎上，于是，琺琅彩瓷器就産生了。除了滿地塗色西方畫技風格外，區别“畫琺琅”和“琺琅瓷”的區别就是看胎了，這其實很簡單。
華夏文人從北宋時期就強調一個“雅”，所謂的雅就是不玩滿地張狂的那種繪畫藝術，用簡潔和寓意來抒發和表達自己對自然的看法，所以，不管是畫琺琅還是琺琅瓷，都很難入華人高雅人士的法眼，可以拿來看看，也可以用在各個酒樓裏裝酒，可要想進入更高一層就需要“變”，第一變就是琺琅瓷的紋飾和繪畫風格改變，康熙琺琅彩就突出了這個特點，從那以後，琺琅彩也有上貢，不過算不得主流，尤其是自認爲“胸有韬略”的雍正朝，這種改變無法滿足雍正的審美觀，于是，從康熙年開始的“粉彩瓷”到了雍正朝成熟了，那個著名的燒瓷官“唐英”就是在這個時候把“粉彩瓷”給發展到了頂峰。
鬥彩瓷上的畫讓我們看了像是工筆畫，而粉彩瓷上的畫那就是“寫意畫”了。
粉彩瓷的工藝極其複雜，工序繁多，不僅僅是在釉料裏加上砷化物來提高乳蝕作用，而且是從二次窯變成了多次窯。我們經常看到一些電視廣告中，某某瓷器大師正在向瓷胎上作畫，往往看到的是未經焙燒的幹胎，其實，這就露怯了。真正的高端彩瓷，可不是這樣制作出來的，按照傳統工藝，首先要在瓷胎上滿塗白色底釉進窯焙燒，然後在這樣的瓷胎上作畫，如果彩釉焙燒不相容或者相互幹擾，那就要多次進窯，每次塗抹上去若幹顔色。清代的粉彩大多數是這樣燒結出來的，因此，也被稱爲是釉上彩。而粉彩瓷發展到今天，僅僅是釉上彩已經不行了，許多放置年代過于久遠的釉上彩也會出現掉色和脫色，爲了杜絕這個現象，在粉彩上再碰上薄薄的一層無色釉就成了必然，這就是現在流行的釉中彩了。
說這瓷器上的顔色也會掉嗎？會，當然會。在早時年間，北方一般人家嫁女兒都會送上一對“粉彩大瓷瓶”擺在家裏，這些瓷瓶上的彩色如果經過天長日久的擦拭，有些畫的末端，比如樹葉子尖、花瓣梢等就會慢慢的沒了，露出下面泛白或者泛青的底色。産生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在那個年代，彩釉的原料還不夠科學，二次焙燒的溫度也不高，窯變後的色彩也就不是那麽天長日久了，如果擦拭的時候又無意中抹上了酸堿鹽這些東西，那彩瓷上的顔色肯定要出問題，這與包漿不包漿的沒啥關系，掉了色的粉彩瓷也有包漿的。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景德鎮的瓷器大師們在現代釉料的條件下，進一步發明了“釉中彩”的工藝，這才算是徹底的解決了彩瓷掉色的問題。現在許多城市都有賣地攤瓷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但凡便宜的，基本上都是釉上彩，做的差的彩瓷，用細砂紙就能擦掉，可要是釉中彩就沒這可能的，但釉中彩的價格也相應的貴一些了。
凱琳娜起來的時候沒有看到李凡，她以爲李凡是出去鍛煉了，于是，她也摸索着坐在床上開始練吐納功夫。還别說，凱琳娜覺得這吐納功夫還真是不錯，昨晚就睡的特别好，其實，那是她在晚上沖完涼練氣的時候被李凡輕輕的給輸進去一點真氣，讓她很快就入定了，最後是一頭栽在床上，還是李凡幫她蓋好毛毯。
李凡是安頓好凱琳娜後才去認真的看那個粉彩瓶的，這一上手就覺得不對勁了……這哪裏是清末仿制的，根本就是雍正年間的粉彩瓶嘛，無論是從器型還是繪畫風格，都符合雍正年間的粉彩瓶。再仔細的看了瓶底的款識，更是讓李凡驚愕不已，那分明是唐英當年親筆所書……雖然還沒有做熱釋光斷代，可李凡心中已經認定，這個瓷瓶應該是雍正朝時期的真品。
這樣的瓶子是如何流落到了歐洲？還被人當成仿品去當鋪裏典當了？李凡用自己的電腦進入學校資料庫裏開始進行查證，這越查就越是覺得有點意思。
在解放前的曆史研究中，一些史學家提出來的往往是“康乾盛世”，雍正由于時間較短而被忽視了。清王朝整個進關後的時間隻有267年，而康雍乾這祖孫三代統治的時間就長達137年，占了一半還多。而在這祖孫三代中，雍正的作用在以前的曆史中是被忽視甚至無視了的。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研究這首先從經濟學角度上對雍正做了重新評價，随着研究的深入，雍正的形象才算是正名。
那麽爲什麽雍正在過去被否定呢？僅僅是因爲其“暴虐”嗎？其實不然，關鍵是雍正在其當政期間動了傳統士大夫的蛋糕，讓士紳階層的利益受到了侵犯，那曆史和文化在當時可都是士紳階級寫的，他們能爲雍正唱贊歌才怪了。
雍正幹了什麽讓那些士紳痛恨他呢？其實，最主要的就是那幾條，攤丁入畝和士紳一體納糧。這個改革以現在的眼光看似乎很一般很平常，可在雍正那個年代可是不得了啊，這是打破了封建社會裏士紳階層的特權。可以說，沒有雍正的這個改革，清王朝最後的覆滅肯定也是走宋明的老路，可雍正如此改革後，清朝覆滅的原因裏就少了曆史上其他朝代覆滅的共同原因，那就是土地過度集中。清朝的覆滅原因最主要的是“官場腐敗和列強欺淩”，加上其閉關鎖國的狹隘心腸，都已經被完全漢化了民族，還要死抱着“滿大人”的特權，其實，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土地兼并，老百姓不造反才出鬼。但總體來說，清末時期的土地兼并程度根本無法與明末時期相比，不在一個檔次上。
雍正朝隻有13年，可就是這，還被當時的史學家說成是“暴政十三年”，可實際上，縱觀整個清王朝，隻有這個時期是清朝經濟發展最迅猛的。康熙死的時候隻留下了不足800萬兩庫銀，雍正接手後在經濟上捉襟見肘，所以，他開始改革，等到他死後，留下庫銀6000萬兩，可以說給兒子乾隆留下了豐厚的家底。沒有這個家底，乾隆嘚瑟個屁，等到乾隆死的時候，留給兒子嘉慶的是一個國庫虧空的爛攤子，要說曆史上最大的敗家子，非乾隆莫屬了。
正是由于雍正朝時間短，所以，保存下來的官窯瓷器數量并不多，根本無法與康乾兩朝相比，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拍賣行拍賣乾隆朝的瓷器，卻很難看到拍賣雍正朝的瓷器，除了其在位時間短的原因外，雍正也是個節儉的人，他反對搞鋪張和奢華，其在位期間景德鎮官窯出産的瓷器數量很少。正是因爲上面對官窯的壓力小，所以，那個時期出的瓷器幾乎件件精美，少而精嘛，不像乾隆朝時期，甚至都有濫竽充數的，弄的乾隆翻臉，讓唐英自己賠付。
李凡梳理了各種信息後，他慢慢的琢磨着這個粉彩瓷瓶是如何走向歐洲的了。根據史料記載，雍正朝瓷器生産數量不大，即便是清代，也屬收藏的精品。清末，從1868年開始，晚清開始向西方派出公使，隻不過非常搞笑的是，第一任海外公使是美國人蒲安臣，而這個蒲安臣正是美國派駐清朝的第一任公使，是地道的美國人，在任職屆滿回國前，他毛遂自薦，表示願爲中國效勞。于是，滿清那個昏聩的政府就委派蒲安臣爲“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同時，爲了消除英法等國的“疑慮”，還委派英國人柏卓安爲左協理、法國人德善爲右協理。此時的滿清已經是搖搖欲墜了，昏招跌出，而就是在這個時候，大批的精美官窯瓷器被這些人帶了出去，那老妖婆都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幾個破瓶子算個啥？而到了辛亥革命後，宣統還住在皇宮裏，從他開始，自上到下，就沒有不拿宮裏的東西出去變賣的，許多康雍乾時期的瓷器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流失的。
想通了這一層，李凡也就發現了一個新課題，在辛亥革命前後，到底有多少精美的清代官窯被弄出了國外？這與後來的日軍侵華搶劫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是值得細細的去研究的，尤其是當時聚集在天津的那些遺老遺少和洋人買辦。
早飯後，劉家和李家算是正是開始在布達佩斯的淘寶之旅了，李凡瓷瓶的事情一個字都沒說，而劉家的人似乎也把那茬給忘記了。結果，剛出去就又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