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以人物爲載體形象地衍繹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義、禮、智、信、勇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因素。
小說中的劉備就是“仁”的代表，關羽是“義”的代表，張飛是“勇”的代表，諸葛亮是“智”的代表，趙雲是“忠”的代表等等。劉備是小說裏的中心人物，也是中國文化精神中“仁”的體現者。小說第一回介紹劉備時說：此人“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後來又“跨下黃鬃馬，手掣雙股劍”，從而構成小說劉備的整體形象：作品不僅通過大量的具體故事和人物評價刻畫了劉備抱負遠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點，最主要的還是渲染了劉備寬厚仁義的特點：《三國演義》的作者是把劉備這一人物形象作爲一個“仁”的典型來塑造的，“仁”是劉備性格的基凋，而劉備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仁”的化身，是“仁”的人格化。
2.《三國演義》通過魏、蜀、吳三國的故事，揭示了“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曆史發展規律。
小說第1回開篇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爲三國。”第37回劉備“一顧茅廬”時遇到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又談論了漢朝四百年的“治亂”：“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沫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複由亂而入治；至2019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幹戈又複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而小說《三國演義》本身，就是演義了漢末“由亂入治”的天下大勢。
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是爲了總結曆史的興衰規律。或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種曆史循環論或是宿命論的思想。然而，至少從《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周末七國分争”至清代，這一規律還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3.作品自始至終貫穿着“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體現了人民群衆擁護明君、向往和平和憎惡暴君、反對動亂的願望。
小說一直把蜀漢作爲中心來描寫，尤其是通過劉備這位仁君的形象和諸葛亮這位賢相的形象，突出了作品“擁劉反曹”的主題，表達了人民群衆的願望。作爲蜀漢對立面的一個典型形象，就是曹操：小說中的曹操既是奸雄的典型，也是暴君的象征，作品正是通過對這一人物的針砭，體現了人民群衆憎惡暴君的願望。
但是，作品中曹操是一位“奸雄”，而不是奸臣。所以，他雖然時常被對手稱爲“漢賊”，卻仍然是文有謀臣，武有勇将，仍然有不少人死心塌地地捍衛他。與吳、蜀相比，曹魏反而有着不可思議的優勢。正因爲如此，小說最後，被人們擁護的明君劉備卻命喪白帝城，而被人們視爲“漢賊”的曹操卻差一點統一了全國。這是三國的悲劇，也是曆史的必然。這也體現了作品與作者思想上的矛盾性。[14]
4.作品通過“桃園結義”的故事，極力宣揚了劉關張的義氣，從而表現出明顯的“信義”思想。
小說一開篇就是“桃園三結義”，“義”這一思想也就自始至終貫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尤其是通過關羽這一形象，典型地宣揚了“義”的思想。
關羽是小說中的一個主要人物，在民問名聲尤大，小說中的關羽，姓關名羽，字長生，後改字雲長。因其髯長二尺，故人稱之爲“美髯公”。小說第1回中寫他“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卧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後來又加上“跨下赤兔馬，手中青龍偃月刀”，從而構成了《三國演義》中關羽的整體形象。
作品中還多處表現了關羽的忠義性格。實際上，作品中突出表現的正是關羽“義”的一面，關羽在《三國演義》中是作爲一個“義”的典型而出現的，“義”是關羽性格的基調。可以說，《三國演義》中的關羽是“義”的化身，是中華民族精神當中“義”的人格化。
5.作品通過三國之間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事件，生動形象地展現了曆史上各種鬥争的經驗和智慧。
5.作品通過三國之間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事件，生動形象地展現了曆史上各種鬥争的經驗和智慧。
《三國演義》中描寫了一大批智慧型的人物，比如蜀國的諸葛亮、龐統、徐庶、姜維，魏國的曹操、司馬懿、荀彧、鄧艾，吳國的周瑜、魯肅、陸遜……這些智慧型的人物，其實就像胡适所說的包公一樣，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而通過這些智慧型的人物所演義的三國故事，不管是變化多端的戰争，還是複雜多變的外交，抑或治國治民的政治，無不閃耀着中國人民智慧的光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智慧型人物便是諸葛亮。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作者用力最多、傾注感情最深，也是作品中占用篇幅最大的一個人物，因此，有人說諸葛亮才是《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這也明顯體現了作者羅貫中的鄉土觀念。
實際上，作品中的諸葛亮是作爲一個“智”的典型出現的。可以說，諸葛亮是“智”的化身，是中華民族“智慧”的人格化。[14]
藝術特色作品中的諸葛亮是作爲一個“智”的典型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