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這片土地才剛剛穩定下來。
所有人都忙着休養生息，忙着重建家園，絕大多數人都在爲着溫飽而努力。
富有的人，以前就能接受很好的教育，現在依舊可以。
而那些底層的平民們，連肚腹都尚且不能填飽，哪裏會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
一開始，這間名爲“佑安學堂”的學校，根本招收不到多少學生。
甚至還有人一些自命不凡的“清高文人”在報紙上嘲諷她，說她一個女人，年紀也大了，不好好想着嫁人生子待在家裏，居然還學什麽古人聖賢辦學堂。
李佑安沒有去管他們。
她安撫好那些自己請過來的教師們，開始在平城大街小巷遊說。
那些家裏有适齡孩子的人家，聽說有學校前兩年不要學費，還管一頓中午饅頭，紛紛動了心。
就這樣，佑安學堂招到了第一批學生，開始正式授課。
兩年以後，不再免費供應午餐，有一大半的人離開了。
一小半的人留了下來。
如果你有興趣去圖書館，翻閱一下曾經的佑安學堂，現如今的佑安中學的曆史，就會發現，這幾十個佑安中學的第一批畢業生，往後，大部分都成爲了花國的支柱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間絕大部分人，都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之中表示：論起生命中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毫無疑問就是佑安先生。
花國著名生物學家，朱棠先生晚年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過：“其實我一開始上學的初衷，隻是爲了那每頓兩個饅頭，因爲我家裏太窮啦，在學校裏的午飯，是我唯一能吃飽的一頓。兩年以後，我選擇繼續留在學堂，也不是因爲我愛學習，我隻是是爲了多學東西往後可以找個好工作，多賺錢。我想出人頭地，想過上好日子。”
這個白發蒼蒼的老人說道這裏的時候忍不住笑了起來，笑着笑着，睿智的雙目之中浮現懷念之色：“當時和我一樣想法的同學可不少呀，可是等到我們畢業的時候，佑安先生推薦我們去更高等的學府念書。大家那會兒想的都是：哎我學了這麽多東西，如果不能像先生一樣，爲這個國家，爲我們的同胞做點什麽，那我心中怎麽會不感到羞愧呢？”
“先生她，真的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啊。”
最後的最後，這位幽默的老先生還給大家放了個彩蛋：“其實，朱棠這個名字還是先生爲我取的，我家裏就是個賣豬肉的，能取什麽名兒啊？我進學堂的時候，叫朱蛋。”
另外一位建築學家，張啓珍先生也接受了采訪。
“我很感激佑安先生，她打破了我對女人的認知。”她說道。
張啓珍女士是佑安學堂第一批學子裏面少數的女學生之一，也是難得的，家境富裕的學生。
“我家雖然衣食無憂，對女孩兒的教育卻很簡單。教些女紅算賬，能識幾個字就算可以了。”
張啓珍說道：“我兩個哥哥都有上學，我爸爸卻不讓我去，說我一個女孩子家的，上學了也沒用。”
(本章完)